学文网《饮泉亭记》原文及翻译
上学的时候，许多人都对一些经典的文言文非常熟悉吧？文言文就是白话文的提炼跟升华。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文言文，以下是收集整理的《饮泉亭记》原文及翻译文言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原文：
①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②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而讥之哉？
③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非我能夺也，而容有*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④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诚意伯文集》卷六）
译文：
从前西晋有一个廉洁的官员，名叫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经过贪泉饮水，赋诗说：“古人说此水，饮一杯值千金。如果让伯夷、叔齐来饮，应当是始终不变心的。”后来吴隐之最终以其廉洁自律而终其一生。后人称道廉洁之士时，也一定会称（他）为“吴刺史”。元代宪副吴君任职广西时，把（贪泉边）的亭子命名为“饮泉”，是钦慕吴刺史的（缘故）；而宪副的廉洁，最终可与吴刺史相提并论。
至正十四年，宪副的孙子吴以时，拿着以前的征士京兆杜伯原所写的“饮泉亭”三个字，来征求我的意见（向我求取文章）。我过去看过前人谈论吴刺史饮泉的事，有人指责他矫情（或“故作姿态”,“掩饰真心”），很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的。君子用自身的行为来树立榜样，能用来培植正道，遏制邪说，匡正人心，弘扬公道的，（大家）都应当看到并且学习，又怎么可以指责并讥讽他呢？
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是上天决定的，不可以凭借人力争取就能得到的。然而做恶事或善事，却是由自己决定的。人心的贪婪与清廉，是从自己内心产生的，难道是身外之物（或“外在的事物”）所能改变的吗？假如那里有（一口）泉水，说是喝了的人会*，我却奋发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冒*饮用，*亡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怀抱必*的念头而勉强饮用，这就是矫情，这是没有好处而是沽名钓誉，那么君子就会指责并且不去做这样的事。大丈夫的心胸，要用仁义充实，要用礼仪确立，用刀剑逼迫却不被不义之行所屈服，面对如汤似火一样的险境而不被不义之行所撼动，那难道是一勺水所能惑乱和改变的吗？
人们喜好名利，都是被外物所蛊惑，（好名与好利）只要有一样，那么（他）的操守就不能稳固，因而外物就能够改变他了。像吴刺史这样的人，我知道他决不是矫情来沽名钓誉的人，只因为他深知道义，明智而自信，忠心实意，所以（他）饮了泉水来昭示世人，让人知道贪婪与廉洁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借助外物的（力量）的，让那些表面上追求名声然而内心贪婪污浊的人，不能用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过，这就是所说的扶植正道，遏制邪说，匡正人心，弘扬公道，真的是能够使愚顽的人开启心智，使懦弱的人变得自立，他的功绩不在伯夷、叔齐之下啊。
拓展：刘基简介
刘基（1311年-1375年），字伯温，世称“刘青田”“刘诚意”“刘文成”“文成公”，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文成县）人。元末明初***事家、***治家、文学家，明朝***元勋，“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
刘基自幼博览经史及天文、历法、兵法、性理诸书，尤精象纬之学。元至顺四年（1333年），举进士。授江西高安县氶。后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郎中等职。因遭排挤愤而辞官，回乡隐居著述。至正二十年（1360年），应朱元璋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参与机要决策。针对当时形势，提出时务十八策，被采纳，后又陆续陈策。朱元璋称帝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参与制定历法、奏立***卫法。洪武四年（1371年），因与左丞相胡惟庸交恶，被胡所谮，赐归乡里，洪武八年，忧愤而*。
刘基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师诸葛亮，后朝***师刘伯温的说法。刘基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在明初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基从儒家“诗教”思想出发，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既可以对下移风易俗，也可以对上讽谕劝谏。其次，贬斥元代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师古”，力主恢复汉唐时期的文学传统，对于明初文风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其著作较多，有《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等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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