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有一段短短数十年的历史特别引人注目,直至今天,依然被整个大东亚文化圈的人们所广泛研究和再发掘。正如费正清教授所言:某段历史在生活中被无数次放大……必因其观念或现象有纵贯整个历史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很容易在任何阶段找到某种心灵以及方法上的共鸣……凯撒的罗马帝国如是,中国的三国时代亦如是。
正其如此,七朝古都之成都,古迹无数,却唯有武侯祠蜚声海内外,为所有熟悉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人们所共知。此基数之庞大,打破了年龄、职业、学历乃至国籍的界限:而本身影响之深远,更被各种泛文化事物所吸纳和溶解,形成千奇百怪的抽象认知。虽琐屑却罕有,不可不谓有趣。
成都武侯祠实则蜀汉昭烈帝刘备与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合祀之址,单以“武侯”为名,不但符合中国人习惯的音节标准,更是该址聪明之处。钱穆先生曾感慨:三国实乃曹、诸葛之三国。而聂弩绀先生则在评价《三国演义》时将关羽、诸葛亮和曹操指为三大典型。换句话说。刘备虽然为君,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找到价值要领,且刘之道德表率,仅有廉价的种姓意义,而其本人性格,无论是史书上的厚黑忍峻还是《演义》中的优柔伪厚都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逻辑,更不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
诸葛亮则不同,他虽是臣,但经过千百年口口传说,无论道德上还是才能上,他都已成为帝国股肱良臣之典范,为历代君主引为臣属楷模;而他作为一位臣僚,所享受到的尊崇待遇又令之后所有的知识分子所艳羡:同时,诸葛亮清楚明晰的理念,富有效率的工作,勤勉、清廉、公正的做事态度也让饱受贪官庸吏戕害的中国百姓向往不已。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何种社会阶层,诸葛亮都能被绝大多数人从各个角度所欣赏和接受,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种具备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现象了。
成都武侯祠如同其他祭祀庙宇一样,坐南朝北,主体建筑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五重建筑,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走进大门,两侧各有一碑廊,西侧碑廊内明碑全称为《诸葛武侯祠堂碑记》。为明代嘉靖年间四川巡抚张时彻撰文;东侧碑廊里则矗立着镇祠之宝“三绝碑”,所谓三绝,即:唐宰相裴度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不仅为蜀中之仅见,放诸天下也堪称珍品。
“三绝碑”碑文云:刑***达于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这是古代***治家的绝高理想,裴度将此考语用于诸葛亮身上,可见诸葛亮的行***方略不但在道德上严重契合儒教所强调的周文王,以人心维持***府,达到“财用足而不日浚我以生,干戈动而不日残人以逞”这样的美好效能,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在行***技术方面亦有重要建树,在他治下的蜀国,并不仅仅依靠礼仪代替制度而进行。联吴抗魏,分兵屯田等枝节因为关联到战争因素,历来备受注目,而依据益州实际,制定的“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利用行***强制性平抑物价,完善集资、监管制度等经济方略,以及关注***策必须能够更好地应对***策承受方――民众的可能作为等,却遭受到历代史家和***治家的习惯性忽略。
黄仁宇先生做过分析,中国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原因,在***治上超时代的过为早熟,造成“***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即吴思所谓之‘潜规则’),其程度超过实际行***能力……种种流弊,到20世纪不止”。而在诸葛亮那里,由于蜀汉僻处西南一州,且立国目的异常明确(用诸葛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无需以商业组织的精神落实实情,而是切实执行了当年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这也为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重大***事事件提供了经济上的可执行力。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裴度的碑文抒发了胸臆,却因为时代原因,遮蔽了诸葛亮伟大的组织执行力这一面。
在刘备殿,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陪祭者乃“哭庙杀家”的孙子刘谌,而非刘禅;二,两侧偏殿为关羽父子外加周仓和张飞祖孙三代。周仓这位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堂皇享祀,可见武侯祠民间化的立场,这也并不难理解庞统和赵云分别领衔文武廊坊了。
刘备殿至诸葛亮殿的过厅,有***所对杜甫诗句并亲书的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这“一番晤对”四字由董老亲手撰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诸葛亮殿悬“名垂宇宙”匾额,两侧为清人赵藩撰书“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发散寓意,并非特指诸葛亮而言。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虽未摆脱传统祠堂的格局,但顶梁上书写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表明了接受祭祀的主人与他人之不同。
杜少陵《怀咏古迹》诗写成都武侯祠云: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已是对诸葛亮这位古今罕有的天下奇才最好的褒评。后人凭吊之牢骚,心到处,便算是意到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