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红星 东非岛国的“中山红星”

也不知是不是受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教诲的影响，从小生长在广东省中山市郊农村的黄红星不声不响地连年考取第一名，被保送进入中山医科大学学习。选择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医学，理由是要照顾好常年生病的母亲；本科毕业时他又放弃了本硕连读的机会，执意选择了做一名外科医生，孙中山先生从医时“当立心做大事，不立心做大官”的名言犹在耳畔，如果不是塞舌尔之行，“说得再多也不如一台好手术”可能成为他终身的行医信条。

“请问，中国是怎样培养医生的？”

2009年7月，刚从中山来到东非印度洋岛国塞舌尔的黄红星，还很不适应一整天没有大手术，更没有人问候的环境转换。在国内，他是中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年轻的副主任医师，是医院“经皮肾镜取石手术”等高难度微创外科手术的技术带头人，是外交部根据塞舌尔提出的标准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可在塞舌尔，下车伊始，没人认识他，更没人认可他这个有着十多年泌尿外科专业工作经验的副主任医师。

对这种可能出现的“适应期”，黄红星曾经做了两手准备。出国之前在中山他收罗了一大堆的中文和英文的专业书，还买了很多日常生活英语学习的书籍，到了塞舌尔，他索性在业余时间都把自己泡在英语书里面。至于交流，反正没人问候，也就能免则免了。说实话，以他轻松过六级的英语水平，还真不敢拿出来和当地人带有浓重塞舌尔口音的临床英语沟通。另外一方面，他是卯足了劲准备做好几台大手术，“用手术来说话”是他一贯的风格。

可一段时间下来，期待中的大手术没轮得上他，不但科室两个年轻的摩洛哥医生开始瞧不起他这个沉默的中国医生，科室的主任也对他表现出些许失望，大家只把一些包皮环切、小儿鞘膜积液等小手术留给黄红星，甚至还开玩笑的说他是“包皮医生”。

原来的两手准备都没发挥作用，黄红星冷静下来。开口，一定要开口，你有塞舌尔口音，我还有广东口音呢，谁也不用抱怨。用日常对话去打扰主任有点不合适，他就壮着胆子和病人、护士对话，一试之下，发现这种交流带来的沟通能力的进步果然比啃书本、背单词快得多。而且因为塞舌尔国立维多利亚医院作为塞国最好的医院，本身就是建立在国际医疗支援基础上的医院，这里的病人和护士对处于语言障碍期的医生普遍比较宽容。有了这个发现，黄红星干脆“得寸进尺”，在手术之余也“厚着脸皮”、手脚并用地跟病人、护士唠家常。没过多长时间，科室里的其他医生发现一向沉默的“中国黄”开口了，虽然有点口音，但表达的清晰、准确。

另一方面，黄红星沉下心来，别人不愿意看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几乎都被他接到手上，虽然只是做着包皮环切、鞘膜积液切除、隐睾下降固定等小手术，他一律认真对待。黄红星发现这里的包皮手术还是使用传统的方法，伤口包扎和术后护理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术后感染和粘连的情况经常发生，他就不厌其烦地在术后给护士和家属示范。护士们惊讶地发现，其他医生做的同样手术包扎得像个粽子似的，这个中国小伙子简单的包扎反而效果更好。为了改进包皮手术方法，黄红星专门从国内邮寄了一批包皮套过来，并手把手地教其他医生用新方法做包皮环切手术。其他医生看到新方法既简单快捷，效果又好，纷纷仿效，新方法很快取代了传统的老方法。

小手术的成功让黄红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有了一定的声誉，很快他有了自己的门诊，也开始收治一些病人了。他开始向人们展示他的功底了，当他经常轻而易举且完美地完成被国际医师们认为难度很大，诸如塞舌尔以前总是送到国外去做的肾切开取石等手术时，他开始经常赢得手术室医护人员的阵阵掌声，很多年轻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医师开始好奇地向他咨询：“请问，你们中国是怎样培养医生的？”

“我相信黄医生，我再也不能带着这种痛苦生活下去了”

“中国是怎样培养医生的？”黄红星也头一次这样问自己。

别人的情况他不了解，黄红星觉得，自己的成长至少有两个要素，好领导和责任心。

本科刚毕业时，中山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李志坚一眼就发现平实沉默寡言的黄红星手术“活细”，为人踏实肯吃苦，就不断地给了黄红星以进修、学习的机会。这很对黄红星的脾气，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匹被伯乐发现了的千里马，大小手术都精益求精，撒开了使劲向前跑。

但很快，他发现要做一名好医生，光有出色的个人能力是不够的。在黄红星当住院医的时候，接诊过一个离休的老红***，老人家的一条腿是被截肢的。手术台上，黄红星完全是按规程做的，但术后出现了并发症。当时黄红星很紧张，但这个病人对他非常理解，非但没有埋怨他，还在每次检查时安慰他。护士给老人家换药，他也表现得很客气，很感激。最终老人家走了，却留下无限的思索：“一个那么好的人，医生为什么不能救活他。我为什么不能对术后并发症想得多一点、细一点？”认真总结之后，黄红星从心里要求自己，不论手术多么“完美”，工作都要做得更认真一些，更细致一些。想到做到，果然术后的意外、并发症就少了很多。黄红星也收获了对医生责任心的深层次的理解：与病人的换位思考。

在塞舌尔，正是这样的责任心使他在国际医生的团队中又一次脱颖而出。

当黄红星在塞舌尔的名声逐渐打响时，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妒忌。有一次，一个83岁的病人慕名到专家门诊来找他，病人一年前开始总觉得下腹痛，排尿困难，当时检查发现是膀胱巨大憩室，但是随诊的医生认为他年纪太大了不能手术，简单给一些止痛药对症***，病人后来经过其他人的介绍来找黄红星看。在了解完病情之后，黄红星认为病人的症状是因为膀胱憩室引起的，虽然病人年龄大，但是一般情况还好，手术是可以进行的，很快他就给老人家安排了手术。在手术之前，那个原来随诊的医生很不理解，甚至带有敌意，直接在主任和病人面前质问黄红星为什么抢了他的病人，而且这个病人年纪这么大，不能承受这个手术的！黄红星解释说，他是在门诊看到这个病人的，而且认为有充分的手术指征，也有信心会做好这个手术。病人自己也说：“是我自己找黄医生给我做手术的，以前我求你帮我做手术，你总是推诿，我相信黄医生，我再也不能带着这种痛苦生活下去了，即使手术有什么意外，我也不会埋怨医生的。”看到病人的态度那么坚决，主任也同意了手术。后来手术非常成功，病人的症状好了，出院前再三道谢，称黄红星是他的救命恩人。之后黄红星和其他医生还有几次技术上的较量，旁观者清楚，还是这个年轻的中国医生出色：方案更细，创口更小，术后恢复更周全，时时刻刻都能为病人着想！挑剔的女麻醉师DR.Sarka为他竖起了大拇指，连泌尿科的主任DR Reginale也亲自介绍自己的朋友来找他做手术，自己出差时就让黄红星负责科室的工作，用DR Reginale的话说就是因为“中山红星”做的更好！

“当医生能够这样也不错”

手术之余，黄红星总觉得在塞舌尔做一个医生很惬意，这并不是指那些外出游玩，接到电话才打出租往医院赶的“国际医疗方式”，而是这里的病患和病人家属总有一种宽容、谦和的心态。一开始，黄红星甚至有些不适应，以为是民众对塞舌尔全民免费医疗体制的反馈。后来他发现，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心态。

黄红星曾经接诊过的一个塞舌尔病人，说自己是前列腺癌，当病情恶化时，黄红星建议他转入ICU（重症监护室），当地的随诊医生却说没有必要了：这是一个肿瘤的病人，早晚都会死的，不要增加他的痛苦了。而这个病人的家属居然也同意了保守***的方案，只是要求医院在病人死了以后通知他们，好让他们知道病人已经上了天堂。这样的文化差异，让黄红星反应了很久，也反思了很多。从前他曾经长期困惑于自己的努力工作为什么没有得到所有国内患者的理解，他曾经把这归咎于极个别医生的违规行为。

经过塞舌尔的经历，黄红星知道自己医疗以外的文化上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

他想起曾经接诊过一个澳门的病人，病人的膀胱癌被黄红星所在的团队成功切除了。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澳门人每年过年过节都要专程从澳门过来看望当年的医护团队。起先黄红星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医生应当做的事，并不值得别人当救命恩人一样对待，但随着年复一年地收到那些精美的小礼物，听到那不多的几句寒暄，目送那人匆匆赶回澳门的背影，黄红星渐渐被感动了，忽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医生能够这样也不错，在做个好医生的同时也不妨做个好人，把这些美好的回忆都记清楚，把这种甜蜜的重担真正背在身上”。

这样的想法让他对病人的种种心态又多了一份理解，现在的黄红星觉得，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医生都要明白患者想从自己那里得到什么，宽容的病人会站在更高的角度看自己的生死，而自己身上的担子并不会因此有所轻减。

临行前护士长专门打车到使馆送礼物

黄红星除了做好泌尿专科的工作之外，还热心参与维多利亚医院的活动，他帮忙组织血库的动员献血的街头活动，这让他收获了很多意外的友谊。有一天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特意走过来问他是不是泌尿外科的黄医生，并告诉黄红星他听说了很多他的事迹。黄红星听了，心里感慨:“塞舌尔实在太小了，随便都会碰到一个认识你的人，还好我没有干什么坏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低调的干事，默默地为塞舌尔奉献着。不光群众的眼光，领导的眼光也是雪亮的，DR Reginale主任也从开始的怀疑到后来的肯定，并开始重用他，有什么大手术总不忘拉上这个“年轻的”中国医生。从2010年4月份开始，他已经把他提升为科室的二线医生了，到国外开会，就暂时把管理科室的重任交给黄红星。黄红星开始还是有点犹豫，但是大家都鼓励他，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也是一个展示中国医生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好机会!主任还几次三番劝说黄红星再留在塞舌尔工作一年，但是黄红星还是宛然拒绝了他的好意。听说还有下一批志愿者要来，DR Reginale就说：“‘中山红星’好啊，这次我们要申请两个中国的泌尿外科的专科医生!”中国医疗队回国前，维多利亚医院的护士长还专门打车到使馆送礼物，为他们送行。

回到驻地，在中国医疗队的队务工作中黄红星也不自觉地担起了“老大哥”的担子，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各位“弟弟妹妹”。护士经常上夜班，他总是积极的管接管送。刚到塞舌尔的时候，中山人民医院的三个医生住在最远的地方，门窗都关不严，周围都是一些嗜酒或者***的闲杂人员，黄红星观察之后觉得不安全，马上跟队委商量，让三个医生搬到大院和其他队员住在一起。就在搬迁后的那个星期，住在远处的一位中国翻译就被人入屋扫荡了一番！再后来，队里另外两个队员的住房也被人破窗而进，偷走了电脑，相机和现金，大伙都很害怕，在人心惶惶的时候黄红星又马上把大家聚集起来商量如何安顿被盗的队员，发动大家一起帮助她们更好更快地度过难关，还反复检查门锁，规定出行纪律。私下里，黄红星帮被盗的队员从国内购置了电脑等生活用品，平常他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做饭，聊天。很快所有的队员都恢复了积极心态，投入到异国的工作与生活中。对那一批的中国队员来说，塞舌尔最美好的记忆，莫过于周末黄红星带他们一起去海滩或者爬山，他那件常穿常新的黄色T恤，总是像火焰一样活跃在团队中。

一次远行让黄红星几乎变了一个人，但大家对这个能积极与人沟通又踏实做事的黄红星也同样认同。同是儒学宗师的荀子不是也说过吗：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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