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国内教材对类型学的定义大多只强调对跨越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作类同性的研究，而忽视对异质性的关注。而苏俄历史类型学是既求同，也求异的，只不过是偏重于求同而已。曹顺庆先生提倡类型学应该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彰显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这是对苏俄历史类型学求同存异的研究思路的回归，但是又与之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重于寻求不同文化的异质性。
关键词：类型学；历史类型学；曹顺庆；类同研究；并质研究
中***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1)02-0066-04
类型学(typology)的研究历来不被重视，以往很多教材不是对此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就是避而不谈。但是，随着国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它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任何比较文学者都不能再对其视而不见，或绕道而行。国内外很多比较文学教材或专著之所以对类型学避之不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资料搜集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类型学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各人的视角与理解不同，因而要对它下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确实很难。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迄今为止对类型学下过定义、将其纳入编写范围的屈指可数。在这些不多的对类型学的定义中，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以卢康华、孙景尧为代表的草创阶段；第二是以孙景尧、陈等人参照苏联的并不断修订的阶段；第三是以曹顺庆领衔的改革阶段。
一、类型学的类同研究
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卢康华、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对类型学下了自己的定义：“对比研究不同国家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等”，并进而介绍，在港台类型学翻译为典型学，而“在苏联比较文学上，‘典型学的’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指的是将文学要素依某种特征分组，例如那些属于同一文学类型或文学‘运动’的作品归为一组”。并进一步阐发，“我们觉得这一术语可用来指类同的作家作品、形象、情节甚至包括技巧、语言、意象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对类型学的定义在主观上一开始就意在与苏联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遥相呼应，因为包括类型学在内的比较文学几乎都属于“舶来品”，国内学者基本上靠借鉴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当然，该书似乎对该定义也没把握，秉着严谨的态度，在一注脚下声明“由于缺乏苏联的资料，这里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也许与其涵义不一”。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类型学的定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者自己也不清楚是否与苏联的类型学相符。
两位编者之一的孙景尧先生在时隔4年后单独出了《简明比较文学》，在获取有关苏联比较文学的有关资料后，对类型学下的定义似乎就要有底气得多了：“这种不求实证、不查影响，而是用对比和分析等方法，并从社会、经济、心理、传统、历史等方面来对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等文学要素或文学运动，依某种标准将其归类所作的比较研究，就是本学科范围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类型学。”接下来把国内的“类型学”与苏联的“类型学”作了区分；“苏联的‘类型学’是包括了广泛的本学科平行研究课题在内的，同我们在此所说的本学科平行研究之一的类型学并非是一码事。我们这儿所说的类型学，是指比较研究文学中的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现象，包括了人物形象、作品、方法、技巧以至创作方法与文学运动等。”。从以上解释中可以看出，该书把苏联的“历史类型学”看做是与平行研究大致相同的一个概念，而国内的“类型学”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只是平行研究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这里仍然没有真正将国内的类型学与苏联的类型学区别清楚，所谓的“人物形象、作品、方法、技巧以至创作方法与文学运动等”，实际上范围依然很大，还是让读者很难分辨。
不过这一定义最大的作用是明确了类型学是属于平行研究范畴，以后教材中提及类型学的，大部分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如刘介民的《比较文学方***》、方汉文主编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陈悖、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等教材，基本上就都承继了孙景尧先生1988年出版的《简明比较文学》中对类型学的界定。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类型学研究限定为寻找不同时空的文学现象的类同，从而得出文学的通律。本文把这种类型学的研究称为类同研究，以区别后面曹顺庆教授提倡的类型学的异质研究。
二、类同研究与苏俄历史类型学的差异
那么，苏俄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寻求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类同呢?答案是肯定的。苏俄的历史类型学研究确实也强调寻找不同时空的文学现象的类同，并把这种类同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文学现象的类同是不同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类似造成的，并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类同”。如日尔蒙斯基在《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的报告中说：“在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其中包括作为对现实的形象认识的文学，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同一阶段，会出现大量的类似。这种类似的特点，不管是普遍的或是特殊的，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相似或者契合。”尼・康拉德也认为：“比较类型学的研究的任务，也可以是从事发现彼此***地兴起的各现象所具有的类型共同性。例如，依我看来，就可以证明西欧文学中的骑士小说和日本文学中的‘***事记’、欧洲启蒙时代的讽刺小说和中国19世纪的暴露小说之间的类型学的相似。”尼・古德济主张：“借助于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对比同类的或相似的文学事实与现象，而不问其是否有同源关系或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往来而产生的借用、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但是，苏俄的历史类型学并不是像国内大多数学者以为的只是一味地强调类型学的类同研究，它也重视不同文学的差异性，也曾呼吁过对异质性的重视。如日尔蒙斯基在其被国内学者广为引用的文章《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中开篇就说：“比较并不取消所研究现象(个人的，民族的，历史的)的特性，相反，只有借助于比较，也就是判明异同，才能正确判明其特性之所在。”“同时，正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由历史过程的地域特点和由这些特点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所引起。对这些特点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在社会制约中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确定作为比较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对于任何历史比较的研究文学讲，有关差异和它们的历史制约性的特点问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类似的问题。”马尔科夫在《文学比较研究的方***和理论问题》中也说：“文学的比较研究，要求判明被比较的现象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民族的独特性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并没有失去它所包含的普遍的特征。在分析相似的现象时，经常
地和必然地要去考虑到民族的独特性。”
赫拉普钦科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一书中明确表示：“认为类型的共同性包含着一些同样的现象，这种共同性‘剥去，并排除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的每一个文学思潮内部的这些流派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是千差万别的。这一点也牵涉到这一或那一民族文学中文学思潮内部的各个流派。”“遗憾的是，人们对各种不同文学思潮的内在差异的研究很不够。例如在浪漫主义中，通常认为有两种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我认为，这种划分把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式化了，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可以看到更加复杂得多的内在差异。”
很明显，日尔蒙斯基、马尔科夫和赫拉普钦科等人对不同文学间的差异性是很重视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苏俄学派的历史类型学的理论接受，大多数只注意到其对类型学相似研究的追求，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对不同文化之间异质性的强调，导致国内相当多学者误以为类型学只研究类型的相似，从而在用其指导实践中只研究中西文学中的类似，而不重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国内有些学者即使注意到苏俄学派类型学对差异性的呼吁，但是也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梁工、卢永茂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观》说：“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相异，加上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一，文学现象之间除了存在着类型学的相似之外，必然存在着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书中虽然也认识到日尔蒙斯基对差异性的关注，但并未深入探讨。所以在给类型学下定义时虽然提到了“平行比较不同文学类型的异同”，但并未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
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也提到：“类型学并不以追求对文学的共同性的解释为其惟一的目标。各民族文化之间虽然有其阶段性的相似特征，但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经历，常常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所经历的封建阶段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要反映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反映在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中。对不同民族文化、文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的理解同样是类型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类型研究还面临如何处理同一类型的文学现象之间的相同、相似与差别、相异的问题。”但是，该教材也认为，“同一类型内部的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明显没有对这种差异性的重要意义表示出应有的重视。
三、类型学的异质研究及与苏俄历史类型学的差异
面对此种现状，正如有些学者所警告的，“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就很可能使异质性相互遮蔽，而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而这种忽视中西文学异质性给中国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带来的弊端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一度颇为流行的被称为‘X+Y式’的东西文学的浅度比附”，二是“把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或文学理论中一些特定的类型学术语牵强生硬的套用来阐发中国文学”。
而这些弊端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给一些西方的学者以怀疑和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口实。韦斯坦因认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企***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他还表明自己“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犹疑不决”。这种看法代表了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普遍态度。以此态度来审视中国当下比较文学界所开展的类型学的类同研究，大多数是类似《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王熙凤和福斯泰夫》之类的发生在中西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而这些正好是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所不认可的。如果不直面韦斯坦因的这种质疑、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很多类型学研究实践都是“不合法”的，都是没有学理依据的。
面对这种挑战，面对类型学的类同性研究的左支右绌的困境，一些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学者经过认真思索，决定另辟蹊径，探寻另一条通向目标之路。曹顺庆先生从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高度出发，提倡类型学异质研究。以往的类型学类同研究关注的是不同国家文学现象的类同之处，这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能揭示、概括出一定规律性的问题。但是类同研究找出这些相似之处后往往就此结束。然而，这只是类型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异质研究，探求类同现象下有何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曹顺庆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对类型学进行了具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色的定义与阐释：“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这一定义与以往的诸多定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最后的那句话，即类型学研究的目标既要寻求文学通律，但是也要发掘不同文化的差异，即彰显不同文化的异质性。
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是指不同于以往的只重视类型学的类同、追求文学的通律，而是更加重视类型学相似表象下的深层的异质性，以彰显各民族文学的特性，达到对世界文学和文学规律的丰富性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是在曹顺庆先生提出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背景下而得以突显的，它其实是属于中国学派所提倡的异质性研究大背景下的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所以有必要先回到对异质性的重要性的探讨。
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体系初探》一文中，曹顺庆先生认为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大厦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中西“异同比较法”。而“异同比较法”在进行“‘异’与‘同’的比较辨析”时，“它更注重‘异’的探讨”。之所以要强调异质研究，是因为，“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因此曹顺庆先生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东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所谓的异质性，就是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学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学则是生长于同根的文明)。”“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多元文化的视野，从既成的文化形态出发，把异质文化各自的基本价值范式作为评价自身文化现象的基础，强调辨‘异’的重要性。”
当然，这一定义包含的研究范畴，与苏俄的类型学也是有差别的。曹顺庆先生提倡类型学应该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
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彰显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这是对苏俄历史类型学求同存异的研究思路的回归，但是又与之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重于寻求不同文化的异质性。苏俄历史类型学是既求同，也求异的，但是，相对来讲，更偏重于求同，而对异质性不是那么重视。如日尔蒙斯基在论及文学思潮的差异性时，就说过：“文学思潮之间虽有某些差异，但我认为并不重要，它们的这种发展序列已为欧洲文学史家不同程度地公认，只要他们不执著于唯名主义的观点看待一般历史的和文学史的概念(封建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并倾向于区分个别事实之后不再注意联结这些事实的共同规律和思想。”
四、结语
对异质研究，许多学者表示了认同与赞赏，如孟昭毅编著的《比较文学通论》就认为，中国学派“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融会之中提倡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尽管它显得有些保守和狭隘，但矫枉过正，可以用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其实，这些评价并不太确切。诚然，异质研究理论确实能为以往被排挤在外的中国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争取入场券，驳斥对中西之间类型学研究的怀疑和否定，取得理论的合法性。但是，异质性研究并非是曹顺庆先生的心血来潮，或者说是故意要特立独行，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和诉求，异质性研究其实也是历史类型学理论中的应有之义。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既是还原对历史类型学的认识，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跨文明语境下开展类型学类同研究陷入困境时的一种努力，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做出的睿智的选择。类型学异质研究不仅有利于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话语，而且对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维护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3]刘介民.比较文学方***[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558.
[4]方汉文.比较文学基本原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74.
[5]陈悖,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05.
[6]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M].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9:68.
[7]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8]赫拉普钦秤.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M].满涛,岳麟,扬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9]粱工,卢永茂.比较文学概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10]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16.
[12]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乌尔里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恿,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6.
[14]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体系初探[J].中国比较文学,1995(1):18-40.
[15]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9.
[16]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J].中国比较文学,2001(3):1-17.
[17]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2.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略论类型学与历史类型学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