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2014年第一期
1东方七宿
角宿汝阴侯墓圆盘度数缺失,可据《开元占经》和放马滩简补为“十二”。角宿一是一颗一等亮星,以此星为距星无争议。亢宿亢宿的度数,放马滩简为十二,汝阴侯墓圆盘为十一。《开元占经》缺亢宿古度,王健民、刘金沂据周天度数减其余二十七宿度数,推定为九度[14]。按常理,笔者似乎应以十一度或十二度为亢宿距度。但潘鼐指出,据《开元占经》推知东方七宿度数之和为七十六度左右[13],而据三份古度表笔者可知东方其余六宿相加为六十六到六十七度。而且,根据天文软件还可算出角、亢、氐三宿的距度之和最大不会超过三十九度。因此,亢宿不可能大于十度。亢宿一和氐宿一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距星,以此二星测算,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年两星相距一直在九度左右。如果改用其他恒星作为距星以满足亢宿接近十一度,则会造成氐宿距度远远不足十七度。值得注意的是,《开元占经》收录了二十七个星宿的古距度,唯独不载亢宿度数。许多天文研究者都根据其他二十七宿距度之和推知亢宿应该是九度(如参考文献[11]、[12]、[14]等),这个数值与实测数据是吻合的。会不会是《开元占经》编订时,发现流传下来的亢宿古距度误差较大,因此才没有收入呢?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此,笔者倾向于将亢宿距度取为九度,距星定为亢宿一。氐宿汝阴侯墓圆盘氐宿度数缺个位数字,王健民、刘金沂和潘鼐均补为“十七”[13、14]。氐宿距星可取氐宿一,详见上文讨论亢宿距度部分。房宿三份距度表房宿皆为七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房宿一,潘鼐定为房宿三[13、14]。房宿四星赤经度数相去不大,房宿一、三、四三星亮度也相差不大,星等分别为2.85、2.35、2.60。笔者认为不如取房宿四为距星。因为无论以哪颗星作为距星,公元前500年左右氐宿的距度均不足十六度。以房宿四为距星,可使氐房两宿度数误差不致过大。心宿汝阴侯墓圆盘度数为十一,《开元占经》为十二,放马滩简为十一十二。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心宿二,潘鼐定为心宿三[13、14]。心宿二是一颗一等亮星,而心宿三星等则只有2.80,无疑取心宿二为距星要合理得多。公元前500年前后心宿二至尾宿八恰为十二度左右。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年,心宿二和尾宿八的距度逐渐变大,从十一度多逐渐增大到十二度多。放马滩简中有三个星宿以两个数值表示距度,除心宿外,还有“斗廿三廿二”、“胃十四十三”。如果仅仅表示度数在这两个数值之间,斗宿、胃宿完全可以写作“斗廿二廿三”和“胃十三十四”,不必把数值大小顺序颠倒。笔者认为出现出现两个距度值,有可能是不同时期测得的。放马滩简的“十一十二”等三处特殊数值,应该是度数有所变化的反映。尾宿三份距度表尾宿皆为九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尾宿八,潘鼐定为尾宿七[13、14]。笔者倾向王健民、刘金沂的意见,详见上文讨论心宿距度部分。箕宿三份距度表箕宿皆为十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箕宿一,潘鼐定为箕宿三,而将箕宿四作为参考距星[13、14]。笔者取箕宿三说,主要是考虑到箕宿三是箕宿诸星中最亮的一颗。不过,以箕宿三为距星,尾宿的距度就大大超过了九度,误差达到三度多,是二十八宿中误差最大的。所以以箕宿一或箕宿四为距星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2北方七宿
斗宿放马滩简斗宿度数为“廿三廿二”,如前心宿部分所述,廿三是初测度数,廿二是修正的度数。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斗宿四,潘鼐定为斗宿六[13、14]。按,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是根据《新唐书•历志》“古历以斗魁首为距,至牵牛为二十二度”而定距星。王健民、刘金沂在引《新唐书》时将“斗魁首”的“首”漏掉。虽然斗宿四、斗宿六皆在斗魁之列,但“斗魁首”似当确指斗宿六。公元前500年前后斗宿六至牛宿二度数为二十三度左右,至公元200年前后缩小至二十二度多,恰与三份距度表所列度数吻合。牛宿放马滩简度数残,当据其他二表补为九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据《新唐书•历志》“古以牵牛上星为距”将距星定位牛宿二[13、14],正确可从。女宿放马滩简度数残,当据其他二表补为十度。女宿一是女宿最亮星,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以之为距星[13、14],可从。虚宿三份距度表虚宿皆为十四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以虚宿二为距星[13、14]。经计算,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年,虚宿二至危宿二距度皆在十四度左右,以虚宿二为距星当无问题。危宿放马滩简、《开元占经》危宿度数皆为九,汝阴侯墓圆盘度数为六。与危宿类似的是井宿度数,放马滩简、《开元占经》皆作廿九,汝阴侯墓圆盘作廿六。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指出两处“六”当是“九”之误[13、14]。按此说可从,任攀曾指出放马滩简释文中存在“六”误释作“九”的情况[9],可见“六”、“九”在某些情况下字形的确容易混淆从而导致辗转误抄。很有可能制作漆器的工匠所据的星度底本已经产生了讹误。不过,经计算笔者可以知道危宿的度数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九度,因为危宿和室宿相距最近的两颗星也相去十一度左右。这究竟反映了早期测量的误差还是其他情况,只能存疑待考。笔者暂定危宿二为距星。室宿三份距度表室宿皆为二十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离宫四,潘鼐定为室宿一或室宿二[13、14]。按,若以室宿一或室宿二为距星,则室宿距度远不足二十度,因此还是取离宫四合理些。壁宿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取壁宿二为距星[13、14]。壁宿两星赤经差距极小,壁宿二星等2.05,壁宿一星等2.80,取亮星壁宿二为距星当无问题。放马滩简壁宿为十三度,汝阴侯墓圆盘、《开元占经》皆为十五度。放马滩简壁、奎、娄、胃四宿距度较为特殊,笔者将在后文集中讨论。
3西方七宿
奎宿汝阴侯墓圆盘奎宿距度为十一,《开元占经》为十二。奎宿九是奎宿最亮星,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以之为距星[13、14]。公元前500年前后奎宿九至娄宿三恰为十一度。娄宿汝阴侯墓圆盘、《开元占经》娄宿皆为十五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以娄宿一为距星[13、14]。其实,娄宿三星等为2.0,较之星等为2.6的娄宿一更亮,而且以娄宿三为距星,测得公元前500年前后奎宿、娄宿距度恰好分别为十一度、十五度,因此取娄宿三为距星更为合理。胃宿汝阴侯墓圆盘、《开元占经》胃宿皆为十一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大陵五,潘鼐定为胃宿三[13、14]。若以大陵五为距星,恰能满足公元前500年前后娄宿十五度、胃宿十一度,因此取大陵五为距星更为合理。昴宿三份距度表昴宿皆为十五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昴宿一,潘鼐定为昴宿六[13、14]。按昴宿各星靠得很近,形成星团,取任一星为距星对距度影响不大。笔者暂取昴宿一为距星。毕宿三份距度表毕宿皆为十五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以毕宿五为距星[13、14]。毕宿五为星等0.85的亮星,以之为距星当无问题。觜宿三份距度表觜宿皆为六度。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觜宿一,潘鼐定为觜宿二[13、14]。按觜宿三星相距很近,取任一星为距星,对距度影响不大。暂取更亮的觜宿一为距星。参宿放马滩简、汝阴侯墓圆盘参宿为九度。《开元占经》参宿今度为十度,并注“古度同”。然而王健民、刘金沂指出,古度西方七宿共八十三度,因此推知参宿当是九度而非十度[14]。如此三份距度表参宿皆为九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据《新唐书•历志》“古历参右肩为距”,定距星为参宿四[13、14],正确可从。
4南方七宿
井宿放马滩简和《开元占经》井宿距度为廿九,而汝阴侯墓圆盘作“廿六”。“六”当是“九”之讹,详见前文讨论危宿距度部分。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定井宿三为距星[13、14],可从。鬼宿放马滩简鬼宿距度残,可据汝阴侯墓圆盘及《开元占经》补为五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定鬼宿一为距星[13、14],可从。柳宿放马滩简柳宿距度残,可据汝阴侯墓圆盘及《开元占经》补为十八。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定柳宿一为距星[13、14],可从。星宿放马滩简和《开元占经》星宿距度为十三,汝阴侯墓圆盘作“十二”。王健民、刘金沂认为“二”原当作“三”,系因漆盘残损泐去一横[14]。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定星宿四为距星[13、14],可从。张宿汝阴侯墓圆盘张宿距度残缺,放马滩简仅能看见“十”字,《开元占经》为十三度。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定张宿三为距星[13、14]。按,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年,张宿三与翼宿七相去恰为十三度左右。翼宿汝阴侯墓圆盘翼宿距度残缺,可据放马滩简和《开元占经》补为十三。王健民、刘金沂定距星为翼宿二,潘鼐定为翼宿七[13、14]。按,此二星亮度相近,赤经值相差2度左右,似以翼宿七为距星误差更小。轸宿放马滩简轸宿距度为十五,《开元占经》为十六,汝阴侯墓圆盘残缺。王健民、刘金沂、潘鼐皆以轸宿一为距星[13、14]。按,轸宿一与角宿一相去十六度多,似取十六度更为合理。
5放马滩简壁奎娄胃四宿
放马滩简壁奎娄胃四宿距度颇为特殊,与汝阴侯墓圆盘及《开元占经》差异较大。这种不一致有可能是个别星宿改换距星的缘故。放马滩简胃宿距星很可能未取大陵五,而改用了胃宿三。胃宿三在大陵五西约二度,选用胃宿三作为距星,恰可将娄宿从十五度缩为十三度,而将胃宿的距度扩至十三十四度。胃宿三是胃宿星组中的最亮星,将此星作为胃宿的距星也是合适的。奎宿的距星奎宿九是奎宿中的最亮星,以之为距星本来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但如果以奎宿九为定点的话,完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恒星使之符合壁宿十三、奎宿十五的数值。笔者怀疑放马滩简的奎宿可能选择了奎宿八作为距星。奎宿八在奎宿九西二到三度,恰能符合放马滩简的距度。只是奎宿八是一颗较暗的星,星等只有3.85,而且也找不到将之作为距星的文献证据。笔者的推测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当然,放马滩简此四宿的距度不同,也完全有可能仅仅是抄写的讹误,与距星选择没有关系。笔者将上文讨论得出的28颗距星,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年每整百年份取一组赤经值进行验算,结果在13组数据中,以平均方差比较,公元前500年这组算得的度数平均误差最小。潘鼐曾根据古度系统的牛宿在冬至点附近这一条件,算出二十八宿古度测定年代下限在公元前六世纪初([13],41页)。据笔者验算的结果可知潘鼐观点正确可从,这套二十八宿古度的最初测量年代应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笔者将选定的距度和推测的距星列表如下(该表未反映放马滩简壁、奎、娄、胃四宿的特殊距度):由于三份星表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使得笔者选定的距度和推测的距星并非尽善尽美,其中亢、尾、危三宿尚存较大疑问,所论放马滩简壁、奎、娄、胃四宿问题亦非定论。笔者对天文学了解不够,文中所论恐有谬误,欢迎学者们批评指正。
作者:程少轩单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