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当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时，清末商人伍秉鉴榜上有名。
在他所在的时代，伍秉鉴“富甲天下”。根据美国商人亨特的《广州番鬼录》，那时“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商人称其“善于理财，聪明过人”。
他出生在一个严格“抑商”的国度，在夹缝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少数几个人。他富可敌国，也屡次为清廷捐资，但他一生恪守的商道到头来令他难以洗清“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污名，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他的名字也像一张细小的纸片飞进尘土。
慷慨的“浩官”
1686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1783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一个曾在另一行商首领潘家做账房的安海人，创立了元顺行，后更名怡和行。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也继承了“浩官”的商名，走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台。但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要成为一代富豪，伍秉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805年，外国商号按约运到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不肯碰，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有人因此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伍秉鉴则凭借这样的手段与许多洋商建立起彼此信赖的私人友谊，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尤为关键。
伍秉鉴不苟言笑。在一些日记、笔记中，熟悉他的外商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但 “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伍秉鉴工于心计。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于是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
伍秉鉴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朝廷规定要被充***伊犁，而伍秉鉴捐助了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在夹缝中强大
按照大清朝廷的设计，洋商与中国商人不能直接接触，十三行的行商就是在贸易双方中间的“中介”。官员也不能与洋商直接接触，行商就被授权收缴税饷，代办各类***事务。每年经手数百万元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质一半是***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广州口岸算计货物差价、抽取“规例”、“行用”的“牙商”。
伍秉鉴却不仅做商，还凭借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业网络。
哈佛大学贝克尔***书馆保存有这样一张保险赔偿申请单，申请方是两艘美国船只的船主，这两艘船在1810年开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掠，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的申请单上写明，货物中有属于大清行商伍秉鉴价值58000美元的茶叶。
这件事与亨特所言曾帮伍秉鉴贩运生丝一样，证明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商。怡和行还把投资延伸到海外。英国公司每年结束广州贸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会将货款交给伍秉鉴代管。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也向伍家借贷。以美国旗昌洋行为例，伍秉鉴不仅把它作为茶叶等外销产品的商，还对其注资附股，施加影响。此外，伍秉鉴还曾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证券业，其子伍绍荣甚至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长线投资。
据说伍家在美投资，每年可收利息银20多万两。
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
据伍家自己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堪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媲美，仅大厅就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
伍秉鉴对怡和行的经营如此成功，以至于1842年，已经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为借助怡和行的声望，更名为怡和洋行。
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不完全一致。“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的。熟谙此道的伍秉鉴行事从并不张扬，生活节俭低调，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清***府和地方官员都把十三行作为取之不尽的宝库，除了关税之外，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帝和权贵们的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向上级讨好，十三行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赠，
从1773年到1835年他们的捐款就达508.5万两白银。
清***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拖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伍秉鉴多次申请退休，却都得不到官府的许可。自1801年至1843年，伍家以各种名义捐款160万两，“捐输为海内之冠”。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826年他以50万两的代价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但***府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他甚至表示愿意把80%的财产捐给***府，只求***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20%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
与硝烟一同淹没
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无法使他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鸦片战争将他的宿命推至极点。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
比如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因此，十三行行商们都对鸦片避之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
1839年当禁烟的林则徐到达广州，伍秉鉴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外国商人，但他们以他们对中国官场的了解判断林则徐也会雷声大雨点小。加上与广州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耳中。
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但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
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同一天，林则徐将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扬言如若颠地拒绝前往，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但颠地拒绝前往。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纵令颠地逃跑，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林则徐于是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外国商馆中的不少商人与鸦片贸易无关，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这成了伍家是***的罪证。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
伍秉鉴清楚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一旦英国获胜，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
1841年5月，英***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最终签订了《广州和约》――清***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英***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110万元。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赔款中，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被摊派66万元。
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以购买新式战舰，巩固海防。但无论伍秉鉴捐献多少银两，也难以抹去“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恶名。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
1843年9月，心灰意冷的伍秉鉴去世，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问津。
（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