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作者简介：刘晓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一直以来对于黄哲伦的剧作《蝴蝶君》的解读，大都集中在阐明其如何解构了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式的幻想这一命题上，但同时该剧作通过对性别角色的转换，来解构和颠覆了父权制下的男尊女卑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蝴蝶君；女性主义；两性关系
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动机是驱使着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促使黄哲伦创作戏剧《蝴蝶君》的动机，是对于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解构， “做一个《蝴蝶夫人》的解构者的念头立刻吸引了我……我发现它包含了丰富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再次肯定了我对西方文化的信念。”①正是由于看到了东西方文化间存在偏见色彩的文化模式，让黄哲伦开始想创作一部作品，以此打破这种东方女性沦为西方男性牺牲品的文化模式。
一、站在中心的男性
在这部戏剧中，伽里玛被塑造成一个用西方传统思维和观念看待东方的主人公，他在现实生活中平凡甚至有点平庸，但内心却十分渴望自己能成为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平克顿，“我们这些男人岂不都带着希望而叹息？我们，既不英俊，也不勇敢，又没什么权利，然而就像平克顿，不知打为什么，我们相信自己应该得到一只蝴蝶。她带着自己放在袖子褶皱里的所有的财产，来到我们身边，把它们全部展示出来，任凭她的男人处置。甚至她的生命本身”②平克顿征服美丽的蝴蝶夫人的故事一直是伽里玛心中男权思想地具象表现，他迫切的想要通过征服、占有属于自己的蝴蝶来树立他的男性权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在与白人女性相处时，不能满足他的男性权欲，他无法掌控征服对方，反而总是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强势的白人女性让他感到厌烦、压抑甚至恐惧，在第一次性经验里他就丧失了他的主动权，再后来的婚姻生活中还被妻子怀疑没有生殖能力，这些事都深深地伤害了他的男性尊严，他的男性意识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空间，现实的挤压让他急需找到一个发泄口“他需要一个具有极致女子气的女人来证明他对女人是胜任的，以此建立他作为男人的自信”。③所以，当他第一次遇见在表演歌剧《蝴蝶夫人》的宋丽玲时，尽管宋的嗓音不甚完美他却如获至宝，很快就被宋的女性气质所吸引 。
极端的男权中心思想逐渐占据伽里玛的全部，让他迷失在幻想和真实之间，他痴迷地在宋丽玲身上收获他曾经失去的自信和尊严，这就像是一样让他上瘾不可自拔，丧失了判断能力的他反而被宋丽玲控制，与对方相处了20年依旧没有发现其真实身份，反而沦为对方获取情报的工具。所以当真相裸地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依旧拒绝这个事实，他所有的男性尊严都建立在这个“完美女人”的身上，而他的男性尊严却建筑在一个他自己营造的谎言上。事实上，他爱的并不是宋丽玲，当宋丽玲恢复到男性身份后，就无法再承载伽里玛的幻象“伽利玛花了20年的时间把宋丽玲变成他的蝴蝶夫人，当这一切化成云烟的时候，他把失落的客体、认同于自身”④。所以最后，伽里玛以生命为代价将自己化成“蝴蝶”完成了他的幻想。是极端的男权中心思想破坏了两性之间的和谐，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
二、被塑造的女性
作为对《蝴蝶夫人》的解构，黄哲伦将宋丽玲这个本该是女性的角色设置成男扮女装，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种居间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⑤长期在父权制思想的压制下，女性与男性在身体、气质和智力上先天的差异被放大，进而形成了女性受歧视的根源，父权文化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父权文化后天训导形成的东西，成为剥夺女性各种权利的借口。宋丽玲在生理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男人，但他却深谙这种父权制下的偏见陈规，并巧妙地利用伽里玛这种男权思想，将原本由于偏见所造成的不利地位转化为完美的伪装，使自己不但变成了一个女人，而且还是完全合乎伽里玛幻想中的“完美女人”，让伽里玛为她神魂颠倒从而完全掌控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权。
宋丽玲的完美伪装得以施展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丽玲熟知在父权制下人们对“女性”这个概念是如何划定的，表面上看是因为女性在生理机能方面上不同于男性，并以此来划定性别，但在这种生理性别的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影响更为深刻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是根源于文化原因，是一种具有可塑性的表面现象，男性和女性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性别差异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性别”是后天获得的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建构的。所以，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是后天形成的，而且是要在完全根据男性所设立的标准和要求下形成，正如在第二幕第七场中宋丽玲与秦同志关于京剧里的女角都是男人扮演的对话，宋说只有男人知道应该如何扮演一个女人。⑥宋丽玲一语双关的道破了两性地位的极度不平等状态，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是由男性创造的，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是主动者而女性是被动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女权主义者得了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⑦当然，宋丽玲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他独特的身份背景，使得他同样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和贬抑。而宋丽玲将这些歧视和贬抑转化为他最完美伪装的助力，宋丽玲有意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柔弱、温顺的女性，而他所具有这些女性气质使伽里玛确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蝴蝶”。所以说，宋丽玲能够彻底的伪装成女性，不仅仅因为他的服装打扮或外在行为上的刻意模仿，更多的是因为他在心理气质上对伽里玛男性中心主义的把握和迎合，这种契合父权制文化规定的女性气质，对伽里玛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让他甘心落入宋丽玲编织的爱情陷阱中不可自拔。
三、实现两性的平等
在戏剧的最后一幕，宋丽玲从女性身份回复到原来的男性身份，而伽里玛将自己化为蝴蝶夫人为爱而死，二者性别的转换是作者对男女二元对立这种模式的有意解构。但是，作者的这种解构并不是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黄哲伦在解释自己的创作并不是对某种观念的谴责和反对时说到“恰恰相反，我把它看成是对各方的一个请求，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各自的层层累积的文化和性的误识，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⑻，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扬女性中心主义，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既保有***个体的差异性又不存在相互压迫的阶级性的两性文化，在对待两性关系上，我们不能将二者仅仅局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要以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两性关系，两性双方以自我反省、坦诚相待才能避免偏见和误读所造成的伤害。（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②⑥⑧黄哲伦：《蝴蝶君》，张生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48页，16页，99页，154页。
③④王习：《从毛虫到蝴蝶：中的变形记》，《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04期，第130～131页。
⑤波伏娃：《第二性》，桑竹影、南姗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3页。
⑦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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