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殷玮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曾主持发掘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著有《百年考古之谜》、《青铜器史话》（合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合著）等
专家点评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一件不大的铜器，以它不多的文字，为破解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作出贡献，足见其弥足珍贵。利簋无疑是一件国宝重器！
殷玮璋先生说：“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记述当时的史事，是商周两代史官的一项工作。在一万余件商周有铭铜器中，像利簋这样明确记述武王征伐商纣、使商周王朝交替的史事实属罕见。铭文虽未记述商王之士兵出现‘前徒倒戈’的内容，但可清楚地看出战事进展十分顺利。此器的造型为侈口、圆鼓腹、圈足下附方座，两侧兽首耳垂珥。以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蝉纹。它具备周初器的特征，是考古断代的标准器。所以，无论是铭文的内容还是铜器本身，均体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利簋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是迄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牧野之战文献不详
在一个甲子日的黎明时分，周武王率领***队来到商国都城郊外的牧野，在那里举行盛大的誓师。武王左手持黄色的大斧，右手拿着系有牦牛尾巴的白色旗帜指挥全***。面对行***多日的将士，他的开场白是：“多么遥远啊，我们这些从西方来伐纣的人！”
武王说：“哦！我们友邦的国君们和执事的大臣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们，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立起你们的长矛，我要宣布誓词了。”
武王说：“古人说：‘母鸡是不在清晨报晓的；若母鸡报晓，说明这户人家就要衰败。’现在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推崇尊敬、信任任用，以他们为大夫、卿士。这些人施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现在，我姬发奉天命进行惩讨。今天的决战，我们在战斗中行进不得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伍。奋勇向前啊，将士们！在交战中刺杀不超过四五回合，六七回合，就要停下来整顿阵容。奋勇向前啊，将士们！希望你们个个威武雄壮，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向商都的郊外前进！在战斗中，不要拒绝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来加强我们自己。奋勇前进啊，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奋力向前自身就会遭到杀戮。”
这是《尚书·牧誓》对牧野之战的记载，也是后人了解这次大战最早的传世文献。武王伐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像王国维就认为，商亡周兴，让殷商的文化基本上没有流传到后世，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周。
然而，《牧誓》只记载了甲子日，却没有记载年份，到了千年后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只能把纪年上溯到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给后人留下一个千古悬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凭借的都是文献资料，而没有直接的实物见证。虽然说传世文献的记载还比较丰富，但毕竟不是出自当事人之手。有的真伪难辨，有的互相抵牾。
利簋出土提供实证
最早对武王伐纣的年份进行推算的是西汉晚期学术大师、王莽新朝国师刘歆，他利用古代天象天文学推算的结果换算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公元纪年，应该是公元前1122年。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日本的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1066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说法。
要是只有三种说法事情还好办点，胡厚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还不包括梁启超的前1027年说，唐兰的前1075年说，丁山的前1029年说，章鸿钊的前1055年说。在这16种说法的基础上，还有人根据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不断地添立新说。导致最终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 年，前后相差112年。外行要是稍稍接触此问题，直接抓狂。
1976年3月，陕西临潼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挖到一个窖藏，出土了青铜制品151件，其中就有震动学术界的一件青铜簋。簋是一种古代食器，用来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犹如现在的饭盆。在祭祀或宴享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鼎配套使用，供奉在神坛上祭祀祖先上帝。按周代礼制中用鼎制度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九鼎八簋”组合的最高礼仪，此簋的主人名利，所以被称为利簋。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该器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铸的铭文，共4行32个字。铭文开头即讲“王武（二字合写，指周武王姬发）征商，惟甲子朝，”这与文献中周武王在甲子日早上出兵伐纣的记载完全一致。铭文还讲述武王灭商七天后的“辛未”日，在“阑师”赏赐有功人员，官居“右史”的“利”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的金（商周时指铜为金），为纪念这一荣耀，铸造了这件簋。
利簋的发现，使人们首次看到武王克商的实物证据，尤其是其铭文的内容同历史文献能相互印证，自然提高了相关历史文献的可信度，所以意义非常重大。有人觉得“利簋”之名不足以表明它的重要价值，索性叫它“武王征商簋”。
青铜器入选宝物
利簋（guǐ）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为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簋腹和方座饰有饕餮纹、夔纹，圈足饰有夔纹、云雷纹。腹内底部有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
商代作品，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公斤，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此鼎是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原称“司母戊鼎”，后改现名。其铸造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公斤，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神树
商代作品，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可能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现藏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代表东方的神树“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无论如何在经过数千年漫长的湮没之后，青铜神树寓含的信息已变得非常遥远和模糊了。
太保罍（léi）、盉（hé）
太保罍口径14厘米，通高32.7厘米；太保盉通高23.8厘米，口径14厘米，两件器物上铭文相同，均为43字，1986年出土于北京房山县琉璃河遗址，现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铭文解决了周召公受封后是否到燕就封这一千年疑案。而且为推定北京琉璃河遗址是燕国早期都邑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从八百多年前的金代推到了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
何尊
西周作品，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体侧并有四道扉棱。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与古代文献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毛公鼎
1851年出土于陕西岐县，口径47.9厘米，高53.8厘米，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现藏博物院。铭文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逨（lái）盘
西周作品，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周王征战、理***、管治林泽的历史，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所载的西周王系和史事，与文献、金文的记述基本吻合，如文王、武王的克殷，成王、康王巩固开拓疆土等等。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时作品，架长748厘米，宽335厘米，高273厘米，重4400公斤，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铜车马
秦代作品，1980年出土于中国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坟丘西侧，现藏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车马的一半。二号车由大小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逼真地再现了秦始皇御用马车的原貌，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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