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去当了两年“县太爷”,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很好玩、多少还带点传奇色彩的经历。
我去的是湘南腹地的永兴县,疆域广阔,人口稠密,但是很穷。因为是挂职锻炼,又有作家的身份,书记和县长都很关照,问我分管文教卫工作愿意不愿意。我从旁打听了一些情况,又找26个乡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到县里听了两天汇报,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我管不好。于是让我分管***法和乡镇企业。20年前,我也就是30岁出头,正是生命力旺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觉得这件事很新鲜,很刺激,很富于想象力,大概也很锻炼人,就满口答应下来。
走马上任时的感觉当然是很好的。我坐在接我赴任的专车上,一开进永兴地界,心里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进到县***府办公室,里面已经等了很多人,满眼是奉迎而友好的笑脸,灿若桃花,如沐春风。晚上,书记和县长给我接风,在酒桌上同***、县长们见了面,然后,和科局长们见面。我们下去之前,已经有通知规定,锻炼两年就返回省里,这样,我与同僚们绝无利害冲突;况且我不是当地人,与那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历史渊源素无瓜葛,所以,大家都很欢迎我,见了面都很热烈地跟我握手。这样好,对于官场,不可太深入,亦不可隔太远。太深入了会让一颗过于仁厚的心灵承受不起,太隔远了又容易因为神秘因为不平而生发一种莫名的激愤。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该看的都能看到,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伸屈自如,是最好的一种态势。
初当“县太爷”,类似闲客。我只是到处走一走,参加一些会议,听一听汇报,时常被请去坐***台,也时常被叫去陪客。没有会议,我就下乡。我打算用很短的时间把全县各个乡镇都跑一遍。我虽然做了副县长,在县里也算个人物,但不事修饰,依旧头发蓬乱,好多天都不剃胡子,一张娃娃脸上稚气未脱,随我同去的干事、科长,甚至司机,似乎谁都比我更像“县太爷”,到了不熟悉的乡镇,常常闹出笑话。下到乡里,名曰调研,其实是走马看花。先听一通汇报,汇报都是程式化的,套话官话加数字,接着又是数字加套话官话,枯燥烦琐,了无生气,听着让人心烦,却还得忍着性子听,边听边频频点头。我后来的好忍性,大约就是那时候加强的。然后由书记乡长一大堆人簇拥着,去实地察看。再然后,吃饭。
不下乡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是陪客。
县里的来客真多,地区的、省里的、北京的、兄弟县的,官员、商人、记者、侨胞、老板,哪路神仙来了都得热情接待。热情的标准两条:一、县级领导陪同;二、上白酒、红烧甲鱼。客人来了,吃、住都在***府招待所。湘南人好客,主要表现在酒桌上。尚未入酒席,满桌的菜就已经摆齐了,大盘大碗,堆得溜尖。尚未动筷,先举酒杯。往往一顿酒下来,总要醉翻一两个,还有几个身上领子上都是湿漉漉的,少有幸免。我第一次陪客,不知深浅,一轮酒还没有敬到头,自己已经醉倒在椅子上起不来了。第二天又陪客,又醉。醉过七八场,我的酒量也被锻炼出来了。
没有会议,也不用陪客的时候,是最轻松快活的时候。早早地吃过晚饭,就去打球。***府大院是一座大山包,篮球场在山半腰的***楼旁边,地面平整,篮圈上常年挂着崭新的红白相间的篮网,十分醒目。我每次去篮球场,总是打得很投入。球场边上,散散淡淡地围了一些人观看。
后来有一天,一件事情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湘阴乡的马家煤矿出大事故了。塌方。有四个工人被漏顶压在窿口里头了。是头天晚上五六点钟出的事,第二天上午下一班工人去接班时才发现,里面的人生死不明。事故的消息传到县***府时,已经是11点钟。若依常例,这种大事故需要老到点的、有点经验的领导去处理。可是那天不巧,县长们都出去了。我从乡下刚回到办公室,接到消息,县长立即抓了我的差,要我火速赶到出事现场。
我跳上汽车,让司机掉头往湘阴乡赶。坐在车上,我才想到,我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故,该从哪里下手呢?我心里很紧张,很乱,双手紧紧地抓住车门上面的扶手,一言不发。司机老罗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边稳稳地开着车,一边说: “肖县长,你不要急。我以前也跟别的县长去处理过这种事情。出了这样大的事故,湘阴乡附近的国营煤矿肯定要派矿领导和抢救队去抢救的。他们是内行,有经验,你只要抓住他们,会有办法的。”罗司机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的心稍稍定了点。
12点钟到了马家煤矿的煤窑口,乡长村长等一干人接住了我。果然附近高亭司煤矿的谢副矿长带着救护队已经到了。现场一片混乱,有哭的,有叫的,人来人往。我的头一下又大了。我问谢副矿长怎么办?他说,先成立抢救指挥部。我们几个简单商量了几句,就宣布由我担任指挥长,谢副矿长和乡长任副指挥长。谢副矿长指挥四支抢救队下煤窿掘进救人,乡长负责后勤供应。分派一定,立即各自行动。
谢副矿长把救护队员集中到一起,请我过去给大家说几句话,动员动员。我到了他们跟前,一时怎么也找不到话说,只好跟大家拱一拱手,说:“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啊!拜托你们了!”我觉得没有说得慷慨激昂,心里很惭愧,便陪着第一批救护队员一直走到了窿口里面。
接着我就叫乡长把工人家属和闲人都轰走,离得越远越好。乡干部们张着双手,像轰鸡一样,几下就把人都轰走了。只有煤窿口上跪着一个老婆婆,任你轰,任你拉,就是不肯起来。我走过去,看到了一幅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情景:这是位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的老婆婆,她的面前是一尊泥塑的拳头大小的直鼻阔嘴的土地公公神像,神像前面有一个湿泥巴团成的香案,香案上插着三炷香。老婆婆的头耷拉着,不知跪了多长时间了。我心里一冲一冲地发热,过去扶起老婆婆,说:“老人家,你先回家里去等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里头的兄弟救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就用了“兄弟”这个词。
老婆婆走了。场子里安静下来。这时,罗司机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我以前跟县里领导下来处理这种事故,都是安排一下就回去了,这里的事情让他们去处理。”他看我不懂,就又说:“这种事情,里头的人救出来了就好,救不出来,你脱身都难得脱。”
我心里很震了一下,犹疑了。踌躇间,忽然抬头,看到刚刚离去的老婆婆在对面半里路之外的小土堆上坐了下来,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想起了老婆婆那双被皱纹密密包围着的充满凄切的眼睛,想起了对老人家的承诺。
我说:“我不能走!一定要守到把人救出来!”
乡长让人搬来几条长凳,陪我在窿口前面坐了下来。一切安排妥帖,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少事了。挖掘的工作,自有谢副矿长指挥,我们只需随时问问进度。我还多了一件事情:每隔一阵,便到土地菩萨跟前去续上一炷香。
天黑了,黑得结结实实,这个夜真长啊!这辈子熬的夜多矣,但哪一次都没有这个夜晚这么长。
天终于亮了。这里的天亮不是从天空开始的,是由下而上一层一层亮起来的。似乎大地被黑夜包裹了一晚,终于承受不了,便努力地一点一点挣脱出来。那天还出了太阳,阳光强烈,灼人肌肤。乡长找了顶草帽扣到我的头上,在我的身下遮出一方阴影。我受不了那方阴影的重量,摘下草帽又甩回给了他。
我的头上一直冒着汗,大汗不止。
中午12点钟,谢副矿长过来报告,洞子打通了,里头的人可能都还活着。我起身,直扑煤窿口。不一会儿,就有四个人抬着一个人上来了。那人被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看不见头脸。又一阵,又抬上来一个。到下午2点40分,四个矿工都被救了出来。被救出来的人停放在矿部的砖房里,打了针,灌了药。我进去挨个看了一遍。四个人都活得好好的,脸有淤肿,但眼神灵泛,气息调匀。
出了砖房,煤坪里站了一坪的人。头发全白了的老婆婆捧了一炷香,正在跟乡长激烈地说着什么。她说的是本地话,我听不懂。乡长过来,笑眯眯地跟我说:老人家讲啊,这次是有“县太爷”在这里镇守,阳气大盛,阎王老子的讨命鬼拢不得边,才得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保住了她细崽的命。老人家要给你磕三个头哩!
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要给我磕头,我敢当么?! 我很感动,也更明白了一些事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生活、工作,总是应该常常念着一点什么,恪守一点什么,敬畏着一点什么,才能活得有分寸。
(摘自《静水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