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非完全一致，其差异表现主要有体例不同、书名卷数不同、排序不一、评价不一，本文将其差异按成因进行分类，并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异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纂修的大型丛书，于1772年始修，阅十年而成，先后抄有七阁。馆臣于每书之前撰有提要，称之为阁本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则将这些提要汇集编成一部目录，如《总目》凡例所云：“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1）由此观之，《总目》提要应与阁本提要一致才是，但由于种种原因，两者竟不相同。笔者比勘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与《总目》提要发现有大量的差异，现将二者差异分类简述如下，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对象不同造成的差异
对象不同造成的差异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体例上的不同。《总目》凡例中明确规定：在提要之首，先云某朝某人撰，再详作者爵里生平，后点评文章得失。而阁本提要之首皆云“臣等谨案，某书多少卷”，末尾皆云“乾隆多少年多少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校之《总目》皆无此语。又《总目》凡例规定，如某人已有某书被《总目》著录，则不再详其爵里，仅云其有某书，已著录。校之阁本提要，则与此不同。如《敬乡录》，阁本提要云：“元吴师道辑。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至治元年进士，仕至礼部郎中。”（2）而《总目》仅云：“元吴师道撰。师道有《战国策校注》，已著录。”（3）
第二类：书名的不同。《总目》提要与阁本提要著录书名不一致者颇多。如阁本著录《前汉书》、《前汉纪》、《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外纪》、《纲目分拾遗》、《九朝编年备要》、《资治通鉴前编》、《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钦定平定台湾纪略》、《钦定重订契丹国志》、《钦定重订大金国志》、《萧氏续后汉书》等。《总目》则依次著录为《汉书》、《汉纪》、《大唐创业起居注》、《通鉴外纪》、《纲目分补遗》、《宋九朝编年备要》、《通鉴前编》、《亲征朔漠方略》、《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临清纪略》、《钦定台湾纪略》、《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后汉书》等。通过两提要著录的书名，我们可以发现《总目》著录书名有从朔从省的特点。
之所以产生以上提要体例和书名的不同，应是两书的对象不同所导致。《四库全书》在一部书校对完成后会撰写提要进呈乾隆帝御览批示，提要及书名较为严谨、庄重，而《总目》提要则是将阁本提要汇集成目录，面向大众，并非专供一人，自然要将格式套语删除，也就导致了两者体例和书名上的出入。
二、誊录手误造成的差异
誊录所造成的差异主要是个别字词和卷数的不同。四库馆负责誊抄的“誊录”，前后达数百人之多，其抄录水平自然不一，且“誊录”每日以至少一千字为限，为赶进度，不免有疏略之处。如阁本《新五代史》提要著录为七十四卷，而《总目》提要著录为七十五卷，检校原书实为七十四卷，疑《总目》提要在誊录之时将“四”字误为“五”字。又如阁本《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云：“臣等谨按《平定两金川方略》五十二卷，乾隆……进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于前，臣工《诗文》八卷附于末。”（4）而《总目》云：“臣等谨按《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进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于前，臣工《诗文》八卷附于末。”（5）笔者查原文为一百五十二卷，《总目》提要无误，而阁本提要则脱“一百”二字。
三、编排体系不一造成的差异
《总目》提要排序与阁本排序之间也有些许出入。如阁本《滇考》排在《明史纪事本末》之前，与《总目》提要顺序相反。查《滇考》作者为顺治戊戌（十五）年进士，《明史纪事本末》作者为顺治丁亥（四年）进士，凡例云：“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附本代之末。”（6）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之始，其编排思想是比较朦胧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完整的编排体系。而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在编《总目》时就有了明确的、完整的编排体系，如凡例所云：“至于列朝圣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尊崇昭代。特命个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7）“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8）
四、不同编者导致的差异
《四库全书》前后阅十年乃成，《总目》更是历十七年定稿，前后参与编修人员数不胜数。
首先，编者的不同知识体系会导致提要评价上的差异。如阁本对《文献通考》以“特足千古”为评，称他人续作为狗尾续貂，可见对其书极其重视。而《总目》提要则用了许多纸墨论证书的得失，考察全书，善善恶恶，更加全面。又如阁本评价《唐创业起居注》云：“凡此之类，皆疑此书为得其实，未可与寻常稗史一概而论。”（9）将其与“稗史”相比较。《总目》则云：“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10）与正史相提并论，可见其对该书史料可信性的肯定，两提要决非出自一人之口。
再次，不同的编者对书籍卷数的统计方式不一。如阁本《史记疑问》提要著录为三卷，而《总目》提要著录为一卷。查阁本《史记疑问》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故可著录为三卷，亦可著录为一卷。又如《钦定石堡纪略》原文二十卷，冠有御制诗文。阁本提要著录时将御制诗文作为一卷著录为二十一卷，而《总目》提要未将御制诗文作为一卷仍著录二十卷。
五、修改不同步造成的差异
《四库全书》和《总目》都经过了多次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并非对每本书的版本、卷册、提要都进行校对，导致了两种提要修订不同步，出现差异。如阁本《史记索隐》提要正文中有“弘文馆”（11）三字，弘文馆本为唐时设置的一个官署，后在修改《总目》时避讳乾隆皇帝名，在《总目》中改为“宏文馆”（12），阁本未能与《总目》同步修订，仍为“弘文馆”。
又如阁本《史记集解》提要正文有“官至中郎参***”（13），而《总目》为“官至南中郎参***”（14）。考之于《隋书・经籍志》：“《史记》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参***撰。”（15）同时《宋书》、《南史》本传皆云“南中郎参***”。且宋齐之世，共东西南北四中郎将，皆以皇子为之，可开府置官属。南中郎，所仕府之名，参***则为其职，中郎之上，应当有南字。《总目》后在修改过程中发现此处漏一“南”字，及时更正，而阁本未及时更正。
再如阁本《辽史》提要著录：“臣等谨案《辽史》一百十五卷。元托克托等……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列卷四十五卷。”（16）而《总目》提要著录：“《辽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17）其著录卷数差异在于“《国语解》一卷”，按：《辽史》原附有《国语解》一卷，后删去，作《辽金元国语解》一书，阁本提要及时做了调整，而《总目》提要未及时修订。（其中志十七分为上下两篇，计为两卷，志应该为三十二卷，两书提要均误）。
六、小结
由于对象不同、誊录手误、编排体系不一、多次修订、编者不同等原因，导致了《总目》提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之间在体例、卷数、书名、排序、内容等方面存在有大量的差异。正如余嘉锡先生所云：“古人集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抵牾尚不自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于考成……自不免因陋就简，仓促成篇。”（18）笔者以为，对于如此卷帙浩博的丛书而言，有所抵牾在所难免。虽有差异，但《总目》提要与阁本提要分类体系一致，内容大同小异，思想大体相符。《总目》是在阁本提要基础上进行调整加工，修正阁本提要的些许错误，不涉及主要思想观点。在整个思想体系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仍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对于其中的差异部分，我们在引用两种《四库》提要时需谨慎对待，先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后结合相关的资料，严加考证。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2）《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51册251页。
（3）《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2页。
（4）《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60册1页。
（5）《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1页。
（6）《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7）《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页。
（8）《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9）《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03册955页。
（10）《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页。
（11）《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46册447页。
（12）《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8页。
（13）《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45册1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8页。
（15）《隋书・经籍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39页。
（16）《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89册19页。
（17）《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3页。
（1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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