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春节刚过我就知道郑惠同志的病情开始恶化，但23日那天在打给满红的电话中得知她爸爸已于当天凌晨去世时我还是感到异常震惊，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多好的人，就这么走了!多年来像兄长那样关怀、爱护我，我能毫无顾忌地向他诉说一切的老朋友离我而去了，再也见不着他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我和郑惠相识、相知已有50多年。
1950年冬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不久即认识了郑惠。由于他和我都被选为团支部委员，业余一起做团的工作，彼此经常接触，便成了好朋友。那时我很幼稚，思想基本上还处于“唯上、唯书”状态，而郑惠比我稍大几岁，是大学生，到过***区，在文化、***治、资历等各个方面都比我强，比我懂得多，我常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帮助，但我从未有他高我一筹的感觉，也从未见过他对求教、求助于他的人指指点点，以教育人的人自居。每有议论，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商量的口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同时细心听取我的意见，使我不感到丝毫拘束。他关心我的生活和进步，为我的任何一点成绩而高兴。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同住在一间宿舍里，紧挨着他的办公室。当时他和王笑、张从丽等同志负责编辑《宣传通讯》，几乎天天加夜班，夜餐是街上买来的又热又香的馅饼。每当吃夜餐时他(还有王笑)总是不忘记送几个馅饼到宿舍来要我吃，结果我差不多天天都要躺在床上吃罢馅饼，才带着一种温馨的感觉睡去。我是南方人，初到北方，在北京举目无亲，又置身于这样组织纪律性很严的机关，却毫无寂寞之感，反而生活得愉快自如，原因自然很多，而得到像郑惠这样的真挚友情不能不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关心同志，乐于助人，而又谆谆善诱，这可以说是郑惠的本性，是一种很好的品性。正因为如此，当年在，年轻人不论男女，都喜欢找郑惠谈心，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从他那里得到思想上的启示或实际的帮助。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很烦神而又难有圆满效果的事，而老郑乐此不疲。他的这一特性终生未变。向郑惠遗体告别那天，一位受到老郑扶助的年轻人对我说：“凡是能帮助人的地方，郑先生都尽力去帮!”
郑惠为人和善可亲，却并不缺少原则性；他勤于思考，敢于求真，讨厌人云亦云随风倒。
1957年。我和他同在中央***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反运动来了，我因在***小组整风学习会上讲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困惑，涉及***内和国家生活中的某些主观主义和不民主的现象，被定为“分子”。郑惠对此想不通，认为我根本不是，并且跑去问领导为什么要定徐为?当时郑惠是预备***员，即将转正，正是需要谨言慎行的时候，而他竟出此举。此举当然改变不了我的命运，而郑的看法也并不因此而改变，仍然表示想不通，以致被视为“***”，受到延长***员预备期的处罚。此后我被逐出北京，不见老郑达20年。1978年夏，黎澍同志将我借调到北京，那时关于几十万“”的“改正”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还意见不一，因而在一般人眼里我依然是“”，只不过不戴“帽子”而已，个别老熟人见到我甚至故作不认识。而郑惠、呼玉镜夫妇却一如既往，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为我回到北京而高兴。老郑还积极支持为我的“”错案。在1979年春由黎澍策动召开的讨论原中央***研室错划的“分子”及“中右分子”(文件上叫“改正”)问题的会议上，郑惠(还有丁伟志)是发言最充分、有力，主张最坚决、彻底的人。
1989年那场初起时，郑惠曾与别的同志一起，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正常的组织手续，向中央如实反映某些实际情况。这本属***员的权利，也表现了一个***员干部应有的***治责任心。不料因此竟遭到严厉的审查和批评，甚至被无端加上吓人的罪名。对此，郑惠当然不会接受，他据理申辩，将不实之词一一驳倒。当时他说到此事时十分气愤，但对自己所做的事毫不后悔。自此之后，他仍然不改本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求实。他主持下的《百年潮》敢讲真话，敢于揭示历史的真相，深为广大读者称道。
这里，我还想说一点，老郑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爱与憎都很鲜明，但重感情并没有妨碍他对人与事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仅举一例：他对胡绳同志感情很深，对胡老的思想、著作也有很高的评价，并自居为“长期受胡老教诲、栽培的弟子”(见《程门立雪忆胡绳》)。尽管如此，老郑对胡老的学术观点也并非全都赞同。胡老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点和主张在近20年中曾受到一些后辈史学家的质疑。郑惠是***史专家，不治“五四”以前的近代史，但我发现，他对有关胡老某些学术观点的争议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对一些学者不同于胡老的观点也有较多的认同。在其他个别问题上，他与胡老的看法也有不同，并能向胡老直陈己见，以供其借鉴。这使我想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郑惠同志是一个毕生坚持实事求是的老实人，是一个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好人，也是一个外柔内刚，“和而不同”的智者。斯人己逝，风范长存。他给予我的诚挚、深厚的友情将永远永远地激励、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