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的嬉皮士生活
１９８２年秋，我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我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我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那时，究意还是孩子，不谙世事。我们简单地学习嬉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我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麦角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过上海。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我是随我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ｂｅａｔｓ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我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我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难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我一点提示。我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练。我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我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我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油・加瑟瑞，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一长串人物与我们形影相随。我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我又开始捡起我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之间，这段日子我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牍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被一场风波打断。因为１９８５年底写了大字报，我被卷入学运风波。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我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我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我一呆就是三年。
我的监狱生涯
在市公安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我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我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
我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那里四面环水，是个绝好的天然放逐地：北面是苏北灌溉总渠，南面是天险长江，西面是大运河，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黄海，很少有人从那里逃跑成功。这个改造农场建于***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我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她们一般对新去的劳教分子都有同情心。记得有一次，我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惚，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对我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我的一些关照，使我挺过了危险期。
我们被押解去农场是１９８６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我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我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我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我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我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我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为了准备早餐，她往往凌晨四点就要起床，五点必须赶到工厂，寒冬腊月，用彻骨冰冷的水洗菜。另外，我们家定时还要来农场探视。因为，如果家里人来得少，在农场就被人看不起，会受欺负。为了不让我受欺负，母亲和妹妹总是尽一切可能往我那儿送东西。去大丰没有火车，惟有在沪西坐长途车，而且发车时间在凌晨，从市中心到长途汽车站只好摸黑步行。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我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我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像躲瘟***一样躲避我们家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我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我的心。很多问题，我一时想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我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博尔赫斯，布莱希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代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我还搞来一部老式雷明顿牌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我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丝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我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使他们缺乏，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我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我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一年冬天，农场开围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我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我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嗪，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我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我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我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我做了一碗面条。我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我就吃了。吃完后，我郑重叮嘱他把我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我，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我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掸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塌实，又不好当面问我。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我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我和《切・格瓦拉》在上海
《格瓦拉带我回上海》，这是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０日《新民晚报》对我们上海演出的报道标题。的确，从１９８９年我最后一次在交通大学演唱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的舞台上亮相。而上海，是我的家。
我提前１０天来到上海，为预先解决装台材料和乐队排练等问题。“太阳同伴”时期的老同伴叶亏夫，率领他的“同步音乐制作”全体，加入到格瓦拉的中国支队，我们的力量又壮大了。
演出地点在蓝馨剧场，以前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淮海路后面，锦江饭店附近。这个地带正是我中学成长的地方，我读书的长乐中学就在不远处，很多少年时期的同学、玩伴都住在这一片。
我看见《切・格瓦拉》的演出预告早早地贴在剧院门口，而上面赫然就写着我的名字。我心里很害怕，怕被同学或故旧认出来，进进出出总是低头遮颜。一个人在外乡，自然可以壮着胆气说三道四，而回到家里，总不免有些心虚。所谓“近乡情更怯”。
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一个家伙盯上了。一天，我正在剧场指导走台，某工作人员来找我，说有声称是我的“战友”者“求见”。我一阵发晕，腿下虚软，心里猜测，这会是谁呢？
我上楼来到票务处，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战友”。他叫卢国生，那年，在殷皋路收容站等候发配时，我和他同处一监。票务处的同志转告我，卢国生现在是一个票务大腕，大小演出都得靠他经营，我们《切》剧还没演，３场的戏票已经售罄，这和卢国生的运作是密不可分的。
当着人面，我和卢国生自然只好说些寒暄话，也没机会叙旧。我送他走的时候，在楼下僻静处，他说了一句：“广天，好样的，努力干！”
回到剧场，我顿感神清气爽，嗓门也大了，腰杆也硬了。
紧接着，我的亲朋故友以各种支援的形式纷纷出现：有帮找舞台材料的，有排印宣传单的，有免费借给我们设备的，有热心组织演后交流的，有献花的，有到后台致意的……
上海的运输工人也对我们特别关照，为了装台，连夜出车奔走，连一口点心都没吃；
复旦大学的学生更是热情，分别与我和纪苏进行过多次讨论，为这轮演出自豪、兴奋，奔走相告，四方张罗。
有时候，我竟觉得有点梦幻，这是上海吗？是那个谨小慎微、功利市侩的上海吗？是那个“美女作家”笔下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吗？
我不知道。
３０００多上海观众看到了演出，更多的市民了解到这个文化活动，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了热烈报道，电视广告也滚动播出――显然，我们在上海的演出成功了。
为了庆祝成功，剧组夜里去了复兴公园的酒吧。回去的路上，三个女演员和个别男演员决意步行，而其他人打车先走。
谁知这几个步行的，走着走着，来了状态，竟借着路灯，在马路上演起了剧中片段。上海人哪见过这架势，稀奇得不得了，紧随着后面看热闹。先是出租司机用车灯帮着照明，再是街两边的居民开窗探头。演员们发了人来疯，你越稀奇，他们就越来劲。走一段，演一段，正剧演完再反串，只见后面长龙般的队伍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出租司机，演员们步行，他们就缓驶护驾，互相推波助澜，气氛很是壮烈。不觉，天色将晓，队伍已经走到旅店门口。
这是《切》剧演出史上不见经传的第６１场演出，真正的广场剧，马路戏台，淋漓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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