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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眼看书坛（三十九）
【一路向北】李强书画印巡回展（沈阳、长春、哈尔滨）
网站：各大书法网
发帖时间：2012年8月
8月2日至10日，李强的“一路向北”书画篆刻展分别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举办巡回展，展出其作品40余件。聂成文评价：李强先生二十四年前从北方佳木斯一路南下闯北天下，结交天下各路朋友和英雄，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强在北京书画界站稳了脚根，也闯出了一片天地。
【豪有料到】之傅山书画精品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
网站：
帖主：刘敏豪
发帖时间：2012年9月3日
由广东省博物馆和山西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傅山书画展》于2012年8月28日至2012年9月28日展出，是广东省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刘正成：近古书法史的两个转折点与书法不是抽象艺术
网站：
帖主：侯勇
发帖时间：2012年9月10日
刘正成先生在中国书法院的讲座，五大内容：
一、十七世纪书法转折点不是清初与傅山
二、中、晚明书法社会生态的两大变化
三、中、晚明书法生态引起了书法创作的两大变化
四、近古书法史的第二个转折点在清代乾、嘉时期
五、书法不是抽象艺术
刘先生提出：近古书法史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在哪里、是谁？它与我们当代书法史上的关系？在第一点、“十七世纪书法转折点不是清初与傅山”中，他说到：中国17世纪书法史的嬗变不是在清初和傅山，傅山只是中、晚明书风的一个收尾，并不是一个开始。傅山一生虽然有一多半生活在清初，但它实际上是中、晚明书法的殿***。而中、晚明书法即17世纪书法史的关键人物，是徐渭和晚明六家的董其昌、张瑞***、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和傅山。徐渭生活于16世纪后期，但他是17世纪前期晚明书风的引导者，而王铎是集大成者，傅山则是追随者。这个问题我在《中、晚明书风的承袭与流变—以徐渭为为例》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如果要对徐谓与傅山作一个比较文艺学研究的话，傅山在中国近古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更是远远不及徐渭的。徐渭是阳明心学的直系传人，他的“本色文学”的诗歌直斥前、后七子，其剧作《四声猿》及其戏曲研究影响也非傅山可比，再论绘画傅山之画在徐渭面前只能算客串水平。所以论中国十七世纪的文艺发展史，徐渭远比傅山重要得多！
【重庆蒙中】
关于拓片
有次在夏老师家赏古砚，聊天聊到兴头上，他拿出旧藏的东西给我看，其中印象深的是在八十年代徐永年先生进城，两人在陕西路夏宅楼上聊天之余做的一卷拓片，有瓦当、有泉范，杂七杂八，都是些小玩意儿，有的拓片还有徐先生跋文，絮絮叨叨，不外说些所拓物件的来龙去脉之类。徐先生的题跋小字在老一辈人里，写得不算精，却是书生本色，清秀隽永。
夏老师边讲边忆旧。徐耳聋，夏周末颠半天公交去北碚访他，等到了徐家，碰巧只有徐独自在，敲门半天都不应，就这样吃闭门羹回城，如何甘心，急中生智，爬窗户翻窗跃入，咚一下空降徐面前，端坐案头的徐先生瞠目结舌，吓出身汗。于是接下来自然又是开心聊天、赏古、玩拓片的半日清福。
以前文人家这样的静乐之趣，慢悠悠细细把玩手中古物，得益于慢节奏的生活状态。残碑、瓦当，拓几份送朋友，亲手拓来，意思大不相同，自娱又悦人。做拓片是个讲究的手工活儿，心静手敏，好比篆刻家黄笑芸弟子讲当年他老师钤印章，如何晒印油、调朱砂，然后中指轻轻沾泥往印面上扑打，一袋烟功夫才能沾弄好印面，然后细细钤到砑磨光的薄纸上，细朱文纤毫毕现，篆刻之美，始得神完气足。做拓片也是这类细致活，折腾半天，做好一枚，器物铭文***样跃然纸上，纤毫毕现。
做拓片，工具材料很有讲究。纸薄韧匀洁，以旧的连史纸为上，尤其现在是薄而韧的连史纸稀罕难求，即便今日最好的红星宣纸扎花蝉衣也嫌松乱不够紧结。墨需用上等油烟墨加清水细细研。熬成的白芨水略觉粘手就足够，偶尔也可以用轻薄的浆糊代替。纸刷紧，使纸张和器物细节紧密服贴，细节丝丝入扣而没有空起，是最关键的地方，后面效果如何基本取决于此，所以有一把柔韧的鬃刷十分重要，还可以用小橡皮补救细节。纸张有帘纹，顺逆取决于各自习惯，以顺应物体的质地和造型为准，纸张上墨前最好再用指甲细细砑磨一遍。
最早学做拓片是因缘小学时候我在嘉陵江边偶然拾到一截明代残碑，书刻皆精美，搬回家，为了看到碑帖的效果，就试着学做拓片。后来刻篆刻，拓制边款，自己摸索，又经人指点，慢慢有些进步，所以这个兴趣一直保留着。前些日子给范老师示范做拓片，他第一次干这活儿，不小心将打湿的纸张弄破，连说自己心不细，拓不了这个，老韩在旁边看着笑。可两家都藏有好东西，偶尔带一两件来玩，做个拓片，旧时风雅事，其实也就简常如喝茶一般。
清代山东藏家陈介祺古物多，姨太太也多，据说女人们为争宠，个个精通做拓片，如此这样很能讨老爷喜欢。拍卖会上碰到陈家流出的拓片，果然大多精美。民国做拓片高手有傅大卣，出版的《西清砚台谱》里收录的砚拓片据说出自他手。去年台湾黄玄龙出版《金石癖》一书，里面万育仁先生拓片也做得漂亮。好拓片必定是帘纹细腻清晰，蝉翼拓匀洁柔美，乌金拓精光内含，纸、墨与手中拓包做到虚实相生，亲和无间，任随纸薄如蝉翼，无多次上墨，墨色却不染纸背，细节质感，比原物更耐看。以前曾见民国人周季木精拓的家藏残碑小品数种，清代罗纹纸，乾隆御墨，墨光厚实莹润，质地真不输于宋拓。
书法刻绘小器物，一经拓墨，精神焕发。可拓墨表现需有古意，过则不及，做拓片太刻意强调绘画的表现就显得花俏，比如王世襄《自珍集》里几个竹刻扇骨臂阁的拓片，用拓包犹如拿画笔，添足搔首，古意顿失，伤于过巧，想必不是王老的亲手。
拓片还有做全形拓一种，钟鼎彝尊，立体器物使之具象呈现在纸上，照相术没发明前，这是中国古人给器物留影写真的智慧。身边朋友吴谁堂能做，瓦缶残砖之类拓来再加画，这是晚清民国间比较流行的玩法。
玩拓片的乐趣，也包含了题跋，尤其是老拓片旁边写满的题跋。清代民国翁方纲，黄小松、赵之谦、罗振玉、吴湖帆之类，旧时文人几乎都是在碑帖拓本旁边题跋的内行，书写的位置大小，钤印用印泥，谨守规矩，加上考证研究，学问根底，文人气息的字，风流隽雅自不必说。几年前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出过一批饮冰室藏的碑帖，请当代某名家在每册后面题跋，相比之下，字写来慌里慌张，印章瞎盖，读这批精美拓本，每翻至此页，总觉堵心。类似的还有今年见到的绫本王觉斯题跋小镜片，裱边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台静农等人题跋写来都合规矩，唯独近时海上某名家题写了两字，类似领导题词，佛头着粪，此为实例。题跋的文人传统，基本从徐先生这一辈起就断掉了。
【山东李樯】
《陶浚墓志》志疑
此墓志最早见于《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为开卷第一件墓志，出土时间、地点均不详，颇吸引读者眼球。志文如下：
大魏故银青光禄大夫、司徒并录尚书事、都督荆湘等州诸***事陶公墓志。
公讳浚，字彩云，浔阳柴桑人也。公壮观奇伟，异人非常。少有高志，博学不群，不为斗米曲膝，岂为下士之流以曲其志！祖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晋臣。辞不就职，即日解去印绶，咏归去来辞以自乐，天下安危不闻，［耿介］自矢，碌碌终身于山林。
公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其胸［臆］所怀，乃过于兵甲，天下安危，一言决定。献文皇帝曰栋梁之臣。贵戚澼涬者，孰敢道其非？不幸春秋不永，五十有七遘疾，于太和十六年壬申朔，四日。越太和十八年甲戌，冬十月乙亥中旬，六日丙辰，窆葬于雒阳郡型仁里之原陵。谥曰文也。
青州刺史、持节***车骑将***杜坦敬撰书。
据《志》文，墓主陶浚，字彩云，浔阳柴桑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司徒并录尚书事”、“都督荆湘等州诸***事”，卒于太和十六年（492），寿五十七，计其生年当在公元436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或北朝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十月六日。
《志》文还称，其人“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其胸臆所怀，乃过于兵甲。”是典型的文官。至于后文所述“天下安危，一言决定，献文皇帝曰栋梁之臣，贵戚澼涬（当为‘嬖倖’，受宠幸之意）者，孰敢道其非！”则是腴墓溢美之辞，不必认真了。
此《志》称：“祖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晋臣。”据此，则《志》主是陶渊明之孙，但没有提他父亲的名字，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空白。
按陶渊明生有五个儿子，在其《责子》诗中，称名为舒、宣、雍、端、通；在其《与子俨等疏》文中，称名为俨、俟、份、佚、佟。前者为小名，后者为学名。其《责子》诗中说：“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则其时大儿十六岁，小儿八岁。陶渊明死于公元427年，死后九年而生此孙，在时间上是可能的，我们只好这样认定，不必怀疑。
但是，有以下几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司徒，为三公之一，汉哀帝时丞相改称大司徒，东汉时改称司徒；录尚书事，宰辅之官，是尚书之最高职位。陶浚官至“司徒并录尚书事”，按例是应入国史的，可遍寻史书，查无此人。
按陶浚生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其30岁时，正值献文帝天安元年（466），陶浚死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这期间陶浚经历了献文和孝文二帝，计26年。其间宰辅之官清晰如下：
献文朝：乙浑、和其奴、拓跋目辰、叔孙邻、拓跋丕、慕容白曜。
孝文朝：拓跋目辰、拓跋丕、陈建、穆亮、陆睿、李冲、陆俊、赵黑、张祐、元忠、王袭、元羽、元赞、元澄、尉元、楼毅、穆太、元详、元嘉。
哪有陶氏踪影？
二、《志》文称，陶浚“都督荆、湘等州诸***事”，此职也有疑问。按陶浚生于武帝太延二年（436），则文成帝兴安元年（452），陶浚十七岁，至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陶浚死，这期间经历了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三位皇帝。其置州情况如下：
文成朝除沿袭太武朝如江州、东青州、泰州、雍州、泾州、秦州、益州、交州、徐州、荆州、朔州、东雍州、营州、肆州之外，又置南雍州、青州。没有“湘州”。
献文朝共置十个州：怀州、安州、徐州、东兖州、青州、齐州、光州、南豫州、东徐州、华州，也没有“湘州”。
孝文朝迁洛以前置有：南徐州、东荆州、岐州、华州、东秦州、夏州、汾州、陕州、梁州、凉州、河州、瀛洲、郢州、燕州、河州、宁州等，迁都洛阳以后，因州治所改移等原因，对行***设置进行了部分调整，但无论是更改还是增设，未见有“湘州”。
陶浚有生期间，北魏没有“湘州”，怎么会“都督荆、湘等州诸***事”？
三、作为位至三公的宰辅之官，总得有些内容在墓志上彰扬，可墓志十分简短，除了叙述了陶浚职衔之外，几乎无事迹可说，只好拿其祖父说话。
既述其祖，为何不述其父？陶浚的父亲是谁？儿子是谁？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怎么可能代系缺失！另外，陶渊明是南朝人，其后代是怎样北迁，并做了北朝的大官？陶浚投靠北朝后，这个像他祖父一样，“不为斗米曲膝，岂为下士之流以曲其志”的人，这个“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的人，是怎样一步步地升到宰辅之官，位至三公的？
四、魏晋南北朝墓志极少有人署撰文、书写者的姓名，为数不多的如南朝梁《萧融墓志》，“囗囗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据《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八岁能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后来任昉为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当时琅邪王融有才俊，自认为无人能此，当读到他的文章时，则自叹弗如，怅然若失。任昉是南朝梁名重一时的文学家。又如北周《宇文显墓志》，“开府新野庾信字子山撰”。庾信，《周书》《北史》均有传，是南北朝时期的大文学家。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开府仪同三司。文风萧瑟哀戚，又兼雄浑豪迈之气，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宇文显和墓志》写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有概述，有细节，又有生动的对话。
依陶浚的身份，后人为其刻造墓志请一位名家应当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位杜坦（或称“杜坦敬”），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请看他的文章是怎样写的：“祖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晋臣。辞不就职，即日解去印绶，咏归去来辞以自乐，天下安危不闻，耿介自矢，碌碌终身于山林。”这几句话明显不合古法，像文学作品的白描手法，有江湖气，不像墓志语言。如“辞不就职”，何职？“即日解去印绶”，何日？说得不明不白。志文前述陶浚“壮观奇伟，异人非常。”后又说他“公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岂不自相矛盾？
任昉、庾信均为高官，又是文章大家。而杜坦，仅仅是个刺史，且文章平庸，不知为何请他作墓志？
另外，该墓志书法也与北魏殊异，线条零碎，气息塞滞，刻工生硬，撇画尤其失控，给人以拙劣狼藉之感，不像古人手笔。作者还把“光禄大夫”之“禄”字，写成“”。把“澼涬”假借为“嬖倖”，殊不可解。还把“太和十六年壬申朔，四日。”之月份漏掉。
此墓志当为伪志，应是今人为鬻志石或拓本杜撰而成。官职之误，代系缺失，文章、书法之拙是因作伪者学力不逮所致。错字的出现、月份的失漏或是作者有意为之，布下迷局，可想而知。
不知这件“出土时间、地点均不详”的墓志，是怎样混入《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的。
【上海万君超】
晋唐法书赏读札记
我在多年研习书法史的过程中，一直想购藏一套中国法书全集，以此作为参考书和工具书。但书店中有多种版本的中国法书全集或中国书法全集，均各有优点和不尽人意之处。我的设想和要求是：首先，此套全集能够尽可能涵盖历代不同时期的法书全貌；第二，***片质量要高，即所收入的绝大多数作品应是原作拍摄制版，而不是从已有的***片再翻拍。第三，还应有作品以外的题跋、题签和鉴藏印等附件***片，以及每件作品的相关信息。
通过比较之后，我最终选择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此书虽然某些***片的质量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但绝大多数均符合我的上述三点要求。最主要一点，《中国法书全集》中所收入的重要名迹，比如唐摹各种《兰亭序》，以及《快雪时晴》、陆机《平复帖》、传晋人《曹娥诔辞卷》、怀素《小草千字文》等等，上面所有的题跋和鉴藏印均刊印出来，有些还局部放大，对研究书法鉴藏史极具参考价值。另外，《中国法书全集》以中国大陆各博物馆、大学和文博机构的藏品为主，所以它还可以与中国书画鉴定组编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录》、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等书配套阅读。它还收入了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欧洲、美国、日本的公私博物馆收藏的著名法书作品和绘画上的法书题跋等。
以我个人的肤浅之见，一个人无论是做学问、读书、写作、鉴藏和创作，或从事其他有益于心智的活动，但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只有自己的心能够真正的静下来，远离世俗玩好和奢侈浮华。或许才能做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或许能超越一般人而达到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味。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人之所以为人，所以有其尊严，乃在于他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尚有精神生活。他固然不断地在谋取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他同时也在无所为而为地求真、求善和求美。”
（一）陆机《平复帖》（《全集》第2册）。拖尾纸上有末代恭亲王溥伟两段题跋。其中一段云：“伟所藏晋唐以来名迹百二十种，以此帖为最。谨以锡晋名斋用志古。”锡与赐是通假字。二段题跋后钤有四印：恭亲王（朱白印）、溥伟（白文）、恭亲王（白文）、锡晋斋（朱文）。另在董其昌和张伯驹题跋之间，还钤有白文“锡晋斋印”一方。溥伟旧藏书画约三分之一后归溥儒所有，其他绝大多数均下落不明。所以他的两段题跋墨迹和五方印鉴，也为将来追寻和鉴定恭王府旧藏书画提供了参考。溥伟和恭王府是清末民初除紫禁城之外，最大的皇族收藏世家，它犹如明代的晋王府。也是一部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的辛酸史和满清“复国”***治史。溥伟晚年和临终时异常凄凉，颇令人唏嘘。
（二）王羲之《行穰帖》（《全集》第2册）。此帖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最后一位华人藏家或为张大千，于1957年（丁酉）冬由旅日收藏家程伯奋（字可庵）中介，从定居香港的合肥李经迈（斋号小画禅室、望云草堂）后人处购得。卷末有张大千两段题跋。方闻先生评价此帖：“是一件稀见的初唐勾摹本。”此帖为美国收藏中国古代法书第一名迹。董其昌在题跋中有云：“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颇有些故弄玄乎之感。《全集》所用应是日本珂罗版黑白***片。
（三）黄绢本《褚遂良摹〈兰亭序〉》（《全集》第2册）。本书***版说明中说“湖南省博物馆藏”，误也。此帖今藏博物院，林柏寿兰千山馆寄存。“黄绢本《兰亭》”今已被学界公认为赝物，拖尾纸上米芾题跋墨迹亦伪。在“《兰亭》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史实，即“领字从山本”始出现在南宋初期，“黄绢本《兰亭》”乃是“领字从山本”。但此帖书法拙劣，故翁方纲就曾怀疑是晚明年间之物。又梁章钜旧藏绢本《褚遂良摹〈兰亭序〉》（《全集》第2册），今藏湖南省博物馆，属于“领字不从山本”，亦或是清宫《兰亭八柱第二》的同一摹本谱系，但它们的年代均不会超过宋代。在“《兰亭》学”中，唐摹墨迹本的谱系还不算最复杂，而“定武《兰亭》”的摹刻谱系才是其中最复杂的。
（四）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全集》第2册），今藏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此帖引首有八枚、拖尾上有四枚明代关防印和官印：比如湖北湖南总督关防、湖南巡抚关防、福建盐运使司盐法道关防、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抚管史印、陕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抚管史印、贵州等处承宣布***使司之印、福建等处承宣布***使司之印、湖南长沙等处承宣布***使司之印等。均为一半朱文，一半回文，有些印已无法辨识。印中“等处”即为元代“行省”之义，明初沿用之。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使司”；行省又设“提刑按察使司”，为一省最高司法机构。但如此多的关防印或官印钤于同一件书画作品上，则极为罕见。我的推测，《新妇地黄汤帖》在明初一直为某个官员或某支***队所拥用和保管。由于官员和***队的调动或换防，所以也随之在各地的官署中递传。也有可能在经费出现紧张或空缺时，还将此帖向有钱大户人家进行质押借款，随质随赎。约在弘治年间为文徵明的先祖购得（参见帖中文彭题跋）。《新妇地黄汤帖》从南宋贾似道之后至明代以前的流传情况不详。另还有一种可能，帖中十二枚明代官印，或是从他处移套而来（俗称“转山头”），而并非是原配原钤。但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官署印无法与皇家鉴藏印相比，它几乎没有什么人文附加值，反而为绝大多数的鉴藏家所厌恶。王壮弘定此帖“实明人临仿本”（见《碑帖鉴别常识》）。愚以为，《新妇地黄汤帖》的上限或可到元代，它有较明显的赵孟頫书风。
（五）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全集》第3册），上海博物馆藏。帖末“丁亥朔十六日”下有一朱文方印“弘文之印”，上海***书馆藏《宝晋斋法帖》卷三王羲之《裹鮓帖》中亦镌刻有此印。帖中北宋薛绍彭在赞铭中有“开元珍藏，洪文秘奥”八字，即明确指出“弘文之印”是唐开元（713—741）皇府之印。为何将“弘文”写为“洪文”？因宋太祖父亲宣祖名“弘殷”，故薛氏避讳而书“洪文”。故仅“弘文之印”，即可定《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的下限至少在唐开元朝。故文徵明、王世贞疑此帖为米芾所临摹，文嘉鉴“弘文之印”为薛绍彭之印，皆误。
（六）怀素《小草千字文》（《全集》第3册），博物院藏，林柏寿兰千山馆寄藏。此卷真伪争议历来颇多。卷末有两方“宣和”印，一印仅存“和”字；及“内府***书之印”，当是宣和内府之印。接缝纸上端均钤白文“***司马印”，传此印为三国吕蒙之印，怀素于浚井时所得。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言此帖“盖晚年书也”，故与《自叙帖》风格窘异。晚明安世凤《墨林快事》中云：“而以之当素师醇古明淡，渐近自然之制，则绝不相似。当是后人妙迹，可爱可传。”此帖卷首既有“沙门怀素字藏真书”，为何卷末还再写“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年六十有三”？而且“贞元”二字左侧有明显挖刮痕迹，或是挖去临摹者姓名。故此款当非怀素署款。愚以为：应定《小草千字文》为唐或北宋人临摹本，非怀素真笔也。元代著名鉴藏家张晏在题怀素《论书帖》（《全集》第3册）中有云：“藏真书，多见（四）五十幅，亦皆唐僧所临，而罕见真迹一二。”
（七）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全集》第3册），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神仙起居法》有摹本，徐邦达认为：“曾见影印本，书法低劣，系旧临仿本，不足齿论。今在日本。”（《古书画过眼要录》）但陈振濂在《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说：“清末已杳然不见踪迹。”还说：“《神仙起居法》销声匿迹之后，据说现已东渡，成为日本收藏的至宝名品。神仙来去无踪，中土游历之后，忽有雅兴东渡扶桑，想来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算不得特别奇怪之事。但不知下一个游历地何在？亦不知杨疯子以作者之尊，是否也得忝神籍？一笑。”（见该书《中唐—元》册第12页）陈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史学者和书法家，竟在书中出现如此“戏说”，真的不忍再多说什么，也唯有掩卷“一笑”。
（八）今多公认杨凝式《韭花帖》真迹原为罗振玉所藏，曾影印在罗氏《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日本出版）上册。1945年失之于罗氏长春寓所中，今已不知所在。参见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和《古书画伪讹考辨》。存世《韭花帖》有多种临摹本，其中高士奇旧藏本今在台湾，为林柏寿兰千山馆藏。清宫内府旧藏本，今藏无锡市博物馆（《全集》第3册）。《韭花帖》真迹原藏清宫内府，传高士奇冒灭门之险以摹本（即无博藏本）将真本换出，后密不示人。清末民初遂辗转归罗振玉购藏（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学稿》）。像此类演绎故事几乎无法考证其真伪，只得姑妄听之。但如仅按《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的影印***片就鉴其为真迹，则难以令人信服。另外，有时赝作可能比真迹还要“精彩”。《韭花帖》是当今书法鉴定界的一个著名谜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吴湖帆《丑簃日记》中亦记有一卷《韭花帖》，吴审为宋人张即之所书。卷后仅有元人张晏观款一行，另有晚清祁隽藻、崇恩等人六七跋。显然是摹仿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