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学研究论文篇1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中央和***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府的***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策、货币***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01年6月16—17日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树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教授（***发展研究中心）、王江教授（MIT）、陈志武教授（Yale大学）、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张维迎教授、邹恒甫教授调春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经济研究》副主编郑红亮、王利民、詹小洪和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人员。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80多人。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中央和***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府的***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策、货币***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你就可以学会方***。所以方***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纳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着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策，利率***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2
一、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
法律规范有着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作为体现了法律外在现象和内在精神的法律概念，常以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但是，仅仅只注重概念而不探究概念所蕴含的深义，极有可能导致概念误用，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此尤以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典型。具体而言：（1）由于多词一义，以致不同学说的分歧仅表现为用词争议的热闹，而在含义上则多相同或近似。譬如，在表述、界定国家（***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各家各派的用词令人应接不暇，如“调节”、“调控”、“协调”、“干预”、“规制”、“管制”等，各学说都声称上述关键词之间差别表明了***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程度与具体作用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整个学说体系的构建。其实，上述概念均是字面不同，各学说所阐释的含义却大同小异，皆反映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控制的概念。（注：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2）由于一词多义，以致学者们在未界定同含义的情况下发生多余的争论。关于“经营权”属性之争就是如此。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显然属于物权，民法学者多持此观点。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2章所规定的十多项经营权内容，经营权是指企业依法自主地组织和支配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事产、购、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注：王全兴等：《企业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这显然不能归属于物权，经济法学者多持此观点。如果对这两种观点的含义及其依据进行说明，就根本用不着就经营权是否属于物权而争论不休了。（3）经济立法中有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由于对这种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未能了解清楚，就用法学固有原理和思路来阐释，必然会给法的制定和适用带来麻烦。例如“经营权”是传统法学中不曾有而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关于经营权的上述第二种观点与经济学原理相符，它突破了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传统民法物权思路，其客体外延比第一种观点要宽，内容亦比第一种观点丰富，同企业经营的实践吻合。而立法者在未弄清经营权的经济学含义的情况下把经营权概念借入立法并按传统民法的物权定义模式来对经营权进行立法解释，但又不得不按经营权的经济学理解来规定经营权内容，以致造成立法中的明显矛盾和法适用上的模糊不清。此例给人的启示是：法律和法学如果要引进经济学的某个概念，就更要同时引进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法律和法学对该概念的释义虽然可以在对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但不能背离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如果我们只重视概念引进而轻视含义引进，甚至用与经济学含义不同的传统法律或法学含义来解释从经济学中引进的概念，势必造成有害后果。又如，“产权”在被法学研究者们直接援用时，并未将其法律化，因此，它给物权法乃至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现行立法中采用的产权概念来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由科斯、阿尔钦等西方经济学家所创造，是一个既可用来泛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无形财产权甚至债权等财产权，又可以用来特指某种财产权（如所有权）的概念，使用在不同场合则含义不尽相同。（注：常修泽等：《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经济日报出版1995年版，第1-8页。）然而，法学甚至立法对“产权”这种含义不具有确定性的概念的完全借用并滥用，难免使人对“产权”的真实含义产生疑问：产权到底是什么，是所有权，用益权，抑或使用权？是否能借助于已有的传统法律概念对其进行对应翻译？至今学理上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但在不同学科背景下使用而法学家们没有阐释清楚的产权概念却可以直接进入立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那么实践中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法学其他学科也有重概念轻含义的现象。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法制”一词，本来已有公认的两种含义：一种含义中有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强调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包括立法、***和法律监督，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严、违法必究，核心是依法办事等要点；另一种含义即法律和制度。（注：《法学词典》，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1984年增订版，第6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5页。）但***和法学界的共识是，现代中国的“法制”应当在前一种含义上使用而不应当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
可是，近几年“法治”一词成为时髦，以致有人认为应当用“法治”取代“法制”。其理由是，“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而“法治”含义是“……”（即重述“法制”的前一种含义），所以更科学。如此看来，“法制”的盛行换成了“法治”的时髦，但含义依旧。如此学问，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二、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
纵观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每当国家出台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经济法学界就会诞生一批“流派”繁多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往往缺乏实证分析，缺乏由论证而来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时过境迁，留待这些观点的只是为历史所湮没的命运。可以说，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经济法学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首先必须重视、加强论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论证比观点更为重要。强调论证重要，更要强调论证方法的适当和科学。就通常为法学惯用的案件论证方法而言，某个作为论据的案件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是存在疑问的。如果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对作为论据的这种案件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这种案件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就会有更强的说服力。如果仅仅用某一、两个特殊案件来论证似乎失之片面的观点，的确难以令人信服。我国统一《合同
法》制定历经数年，数易其稿，力***把握世界范围内合同法发展的最新趋势，如把合同书面形式扩及到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但是究竟如何运用“无纸化”的电子手段缔结合同，却缺乏论证与说明，恐怕也难以为实践所认同。
法学论证还存在一种法条论证的倾向。有些学者言必称国外，援用某国某一、两个法条来引证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去考虑制定该法条的历史背景如何以及该法条制定后的实效如何，盲目借鉴。现在还有一种重视法律比较研究的倾向，这当然是有利于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但是，只是进行不同国家的法条比较，而不比较法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比较法条适用的效果，即只进行纯法条比较，那就意义甚微。
三、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
在法学研究中，所谓定性，即对某种现象、事实、制度、概念确定其法律或法学属性，并据此进行归类分析；所谓设计，即基于一定需要、针对一定问题，依据原理和经验，设计出作为法律对策的制度。定性和设计，既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也是法学研究的任务。就理论法学而言，更多、更重要的是定性；而就应用法学而言，而更多、更重要的应当是设计，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的经济法学，更要以制度设计为主要使命。可是，缘于大陆法系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法律传统，我国学者总是习惯于、热衷于定性研究。当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某种新现象或新概念时，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其定性，而不是如何对其进行制度设计，这也可能是“姓资姓社”的争论遗风。例如，我国《公司法》中出现“法人财产权”后，立即在民商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引发了对“法人财产权”定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属于所有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经营权；还一种观点认为既非所有权也非经营权，而是一种独特的产权，三中观点都有许多长篇大论来表述其理由，但至今未有共识。（注：赵中孚等：《1996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文华等：《1996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7年第1期。雷兴虎等：《论股东的股权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更有甚者，似乎不把法人财产权归属于所有权，企业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公司制度就不可能完善。殊不知，国外法学界并没有关于公司产权定性的大讨论，国外公司法中也未规定公司产权是否属于所有权，但国外公司法并未因此而不完善，国外公司也并未因此而影响效益。可见，与其把精力和笔墨集中用于讨论法人财产权的属性，倒不如把智慧和时间倾注于研究法人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边界和结构以及在股东和公司各机构之间的配置，研究完善和落实法人财产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运行规则。我国企业改革急需的是既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又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公司制度设计，而不是给法人财产权定性。其实，各个法律概念都是一定法律制度的概括表述，只有将各个法律概念置于一定法律制度之中才可能正确理解其内涵。例如，企业经营权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规定的概念，法人财产权是《公司法》所规定的概念，如果将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分别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制度、公司制度联系起来理解，就用不着为法人财产权定性而多费口舌。既然法律概念以法律制度为依托，我们在研究新的法律概念时，就不应当急于定性，而应当着重制度设计。
法学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有的定性为经济法（称“经济法说”），有的则定性为经济行***法（称“行***法说”），两种观点至今还在争论。持“经济法说”的学者早就根据这种定性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或者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具有新意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说是经济法学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所作的一种理论贡献。而近年来，持“行***法”说的学者在批评将国家干预经济定性为经济法是如何错误的同时，却也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王克稳：《行***法视野中心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9年第4版。）如此这般，至少可作三点评论：（1）“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肯定是正确的，不然“行***法说”不会照般“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2）既然“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是正确的，那么作为该制度设计之依据的定性就未必错误。（3）即使“行***法说”的定性是正确的，但依据这种定性未能作出新的制度设计，就使得这种定性的价值大为降低。或者说，“行***法说”由于未就国家干预经济作出不同于“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其对“经济法说”的批评就显得多余。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定性虽然制约设计，但定性是为了设计。
四、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也可用来描述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在古代，诸法合体，法学内无法律部门划分之说。在近、现代，诸法分立，且***法律部门呈增多趋势，但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进行法律部门划分。即使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立法和***的许多实践，并未受法律部门划分之拘束，立法者主要是出于实现特定立法目的之需要制定法律条文，***者主要是出于处理特定案件之需要适用法律条文，而不注重于该法律条文属于哪个法律部门。上述现象至少表明了下述几点：（1）法律体系的结构，只是法学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而不是立法的实然状况。就像经济学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影子价格”、“瓦尔拉均衡”、“完全竞争”等一样，法律体系的部门法结构仅是一种理论模型，而不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实在本身。学者们之所以将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往往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对法律进行分类研究，以探求法律整体的内部分工与合作格局以及各类法律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基于法学研究的不同需要，就会有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法律部门划分虽然对立法有影响，但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部门划分，更不是一定要遵循某种法律体系结构，而是为了实现所立之法的任务而选择所需要的各种法律规范。所以，法律体系的不同结构（如民商法是否分立、经济法是否***）之间，不存在谁对谁错之区分，能满足研究的特定需要即可。（2）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同是分化和综合的结果。例如，商法的***，一方面是原民法中以市场为对象的法律规范与以家庭为对象的法律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定领域和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一般规范与特殊规范的综合。又如，劳动法的***，一方面是劳资关系规范与其他民法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劳资关系领域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协调法规范与基准法规范、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的综合。再如，经济法的***，一方面是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意思自治规范的分化，行***法现代化过程中***府经济行为规范与***府非经济行为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府经济行为规范和非***府社会公共干预规范的综合。从这些实例可见，无论是私法公法化，还是公法私法化，都是分化和综合并存的法律体系重组过程。（3）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不是分化而是综合。在诸法分立过程中，将有同类主题或同类职能的法律规范相对集中，形成内容一定有机结构的法律部门
，？尽管这有利于充分实现法律的特定主题或特定职能，但目的不在于构建***法律部门本身，而在于优化法律体系的结构，重组法律部门的相互关系，综合实现法律整体的各种主题和各种职能。简言之，综合需要以分化为条件，分化是为了更好地综合；分化必要与否和适当与否，关键看分化是否更有利于综合。
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强调对综合的重视，比民法学和行***法学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经济法的综合性尤为浓厚，只有遵循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综合，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综合，市场主体与***府和社会中间层主体（注：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存在于***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为***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商业银行、***策银行、资产评估机构、交易中介机构、质量检验机构等。）综合，经济与社会和生态综合，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综合，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综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综合的思路，才可能对经济法的诸多理论问题有完整和全面的认识。例如，在研究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以及经济法体系中不同经济法律制度的关系时，不能只着眼于研究它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的联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相容、互补和配合的方式和过程。
五、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
传统民法以抽象的平等人格假设为基础，视一切民事主体为“匀质人”，淡化现实生活中主体经济地位和力量的差别，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法律调整模式与调整方法。立足于市场秩序守护者地位，民法视野中的***府（国家）与社会生活泾渭分明，强调的仅是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背景，并未突出对民事关系中某些属性的特别调节，亦没有对某类主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可以说，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在传统民法学中最为突出。随着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多维化，传统民法亦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单纯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愈来愈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现实需要。而着重于结构的研究方法已在民法学研究中初见端倪，如民法如何实现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如何保证个案公平等命题就较为典型。
但是晚近发展起来、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学，自诞生之初即以结构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为主。由于经济法是***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之法，要实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府必须考虑市场的不同时空因素和不同供需状况，分别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企业予以不同力度、不同方式的干预，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不只是总体上结合，而更是结合性结合。所以，结构性分析对于经济法学比对民法学更为重要。例如，“本位”问题。总体而论，法律本位的变迁是与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义务本位时代进入权利本位时代；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权利本位时代进入社会责任本位时代。但是具体到法律各部门各领域时，则不可一概而论。如民法无论是在何种社会类型中，基本上都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其底蕴所在；作为束权法的行***法是以义务为本位；而经济法则以社会责任为本位。同样的，经济法要注重总体之下各结构层面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特征，注重对于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与保护。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是权利本位，对经营者则是义务本位；《产品质量法》对消费者和用户是权利本位，对生产商和销售商则是义务本位；《劳动法》对劳动者是权利本位；对用人单位则是义务本位；同样是《公司法》的保护对象，对大股东是义务本位，对中小股东则是权利本位；同样为竞争法的有机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保护名牌企业或大型企业的利益，而《反垄断法》则偏重保护中小企业或新入市企业的利益。又如，我国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总体上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对于不同法律部门或同一法律部门内不同制度来说，二者关系可能有所不同。民商法较之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效率；社会法较之民商法和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公平。在税法中，社会保障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商品消费税、居民蓄储利息税等显然是公平优先，而其他税种则多是效率优先；在劳动法中，工资分配坚持效率优先，社会保险分配则坚持公平优先；在市场规制法中，竞争法是公平和效率并重，产品质量法是效率优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是公平优先。因此，只有既注重总体又更注重总体之中的结构，注重共性同时更注重个性的把握，才能改变以往研究中静态且过于笼统的分析模式和方法，使经济法学研究不断趋于深化，不断迈向新阶段。
六、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
如果说民法以维护个体利益为要旨，经济法则是对它的***。民法因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而以个体为单位，即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元-个体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分别存在的个体作为支架而建立其体系。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和创造性。在民法学者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只要充分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就可以促成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民法着眼于保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与终点，着重于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学者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构成体，个体利益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也相应增加，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人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的均衡与和谐。因此，以整体利益至上作为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的基点，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质所在。（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法律各部门对于主体的认识与假设就反映了个体利益向整体利益的发展过程。立法史昭示，传统民法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以经济人为其主体假设。按照经济人假设，每一主体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依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之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由此，经济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即民商法鼓励经济人仅为自己利益而奔忙，不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历史进入现代，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超越和弥补而诞生，其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哲学基础的法律，亦即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法律由承认经济人转变为要求社会人，是以整体利益为基础所作出的现实选择。经济法并不是不关心个体利益，而是试***限制、禁止与整体利益冲突的个体利益，鼓励、支持与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体利益，以追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
同理，经济法对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态度也是如此。为了整体和谐，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就需要限制部分市场主体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的自由。
七、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多维化，使得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有可能超越传统法学的平面思维，尝试从多角度立体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方面，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学说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由最初的“板块说”-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其作用领域且互
不兼融，发展到“渗透说”-认为计划与市场能够互相包容和配合，随后又出现了“层次说”-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计划调节则是高层次的调节，二者都覆盖全社会。（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中国财***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482页；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0页。）可以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由平面到立体层层不断演进，认识亦不断趋于深化。相较之下，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一直停留在平面分析的水平，其最集中的反映即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此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特别是集中在经济法应否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盛行的“大经济法”观点与后来得势的“大民法”观点之间以及现今经济法学界多种观点之间，尽管观点对立，但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在同一个平面上给经济法与民法分界，亦即归民法调整者就不能归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这与经济学界丢弃了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板块”之争如出一辙。其实，调整对象之争至今之所以未能定论，咎在平面分析法之弊。如果换用立体分析法，依据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层次说”，经济法应否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之争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作用范围都覆盖全社会，横向经济关系由于受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呈现出双重属性，民法和经济法都只是分别就横向经济关系的某种属性进行规范，民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并不排斥经济法也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注：王全兴、张宏森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第10页；王全兴：《关于制定〈经济法典〉的若干问题的探讨》，1990年中国经济法规体系研讨会交流论文。）正是由于民法遵循市场调节的要求调节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遵循国家干预的要求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才使得横向经济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法律调整。所以，运用立体思维来研究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结合、民法与经济法的结合，就用不着对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得你死我活。
同理，立体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实践问题亦很有帮助。例如，时下我国经济运行最伤脑筋的问题为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即成为各学科学者所着力解决的任务。经济法学者用立体分析的眼光来看，制约国内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内需扩大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应当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一是从市场主体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确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进行淡化所有制的企业立法，就会促进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通过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增强企业适应市场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二是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营造公平交易的环境，重构诚实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决当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机的问题；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三是从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完善产业***策和财***、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规则，实现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就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四是从社会保障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保障预期而调动消费欲望。总之，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应当同时从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对策，而不应当只从宏观调控方面来思考。
八、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经济法学界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同时，不同学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识和方法已不可能给予现实满意的解释。因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重视经济因素，符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潮流。强调经济因素对经济法学的重要性，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放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性，亦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着意探求经济运行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普遍规律而上升为理论，否则经济法学有沦为纯“***策注释学”的危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则，经济法学界许多理论观点、学说和主张处于短命、易变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学派对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
经济需要由法律来规范，但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一般说来，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常态性问题而非短暂性、临时性问题，是由常见性原因、深层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浅层次原因引起的问题。经济法学只应当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依据以这类经济问题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则不同，无论何种经济问题，也无论其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策建议。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鉴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等量化分析优势，经济学日益向相关社会科学渗透、扩张，显露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法律经济学即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者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即立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视界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必然促进整个法学的变革和重构。在传统法学看来，秩序、正义、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创设或维护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律应该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正义”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整个法学概念体系完全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为不同的法律领域提供了一种传统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诚然，法律经济学的适用有失之片面和过于强调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为一种“范式”的***，其对整个法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作为与经济学更有亲缘性的经济法学，当然能更好地借鉴、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我国现阶段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状
况而言，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1）不宜过分提高效益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益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再者，效益目标对法律影响主要有立法和***两个环节。效益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标对***的影响只宜限于***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和***必严、违法必究是***的最高原则，***者追求效益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益目标而***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可见，效益目标对法律的影响应当以影响立法为重点。（2）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像的来源（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还是授引他人的），（注：陈正云：《刑罚效益成本资源有效配置论》，《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3页、第441-442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学者们要想获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数据，还相当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就限制了法律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
九、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型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在此背景下的经济法，不仅要保障***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规范***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与限度，使***府行为及其所控制的市场行为对后代的负面影响得以限缩，做到当代的发展不损害后代的发展，当代的利益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种使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更加显现和紧迫。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干预和相应的经济法来弥补。所以，考虑、顾及和保护后代利益，对经济法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全新发展模式，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实践表明，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显著变化。例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论的影响。经济立法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目标价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此价值目标。传统的经济立法、经济***策只注意到现时利益的调节与分配，只调整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类利益的基础和人类代际关系的领域，以致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经济法实施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性***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经济***策，就是要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的重点和实施手段、***策后果的评价以及***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强调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技术、制度和观念等。本土化则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同、接轨、引进都应当符合国情。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动迎接挑战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来作出因应的对策。知识界在努力认识、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有些丧失自我的倾向。于法学研究而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借鉴、移植国外立法例并使之与本土法律资源、本国经济发展相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与移植，而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注：王全兴：《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总而言之，经济法中的诸多理念与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无论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上的***府，抑或不同发育程度和供求状况的市场，还是***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法与力度，都表明经济法的内容难以趋向统一。例如，中国经济法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独特发展历程，***府经济行为的运作与规范，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对经济性垄断、行***性垄断规制等命题莫不反映出经济法的国情差异。因此，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得以创立，而应当从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现今灌输的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归根结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质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终是为解决本国问题服务的。现时出现的“全球本土化”一词，是耐人寻味的。经济法在全球化的趋
势中，应立足于对我国***府与市场的研究，探索***府对市场运行有效和适度的干预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十一、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
作为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现代社会有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的特性，其本身发展也可谓是日新月异，经济法应当充分考虑现代的实情。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带来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新整合，给法律的内容、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的运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法学应当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思潮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与要求，着重研究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对策。例如，竞争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农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知识。竞争方式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变迁即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差别，这种差别则必须为法律所认识、包含。又如，劳动关系在早期被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但实践证明，由民法调整劳动关系已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并且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国家干预、以保护劳动者为主旨的劳动法，并脱离民法而成为***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食古不化，意***让劳动关系回归到民法体系之中。（注：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过程中，曾出现把劳动合同纳入《合同法》体系的主张。）此种思维方法即是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旧有观念上。再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学思考时，应应当着重从现代经济学中汲收理论营养，而不必崇拜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如，在设计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时，许多学者一直把法律体系的传统框架即“六法全书”框架（注：依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印行的《最新六法全书》，“六法”指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法。）奉为样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论依据来思考，经济法当然无立足之地。殊不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调整的方式和技术，都在变动，法律体系的框架当然会随之重构，并且呈现由混沌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六法全书”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经济法是现代法，（注：关于近代法、现代法的界定，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时空维度描述》，《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在“六法全书”框架中当然无法理解经济法的***地位。然而用“六法全书”框架来概括近代法尽管是适当的，但用“六法全书”框架来硬套现代法则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已出现了许多近代不曾有的经济、社会、***治和法律现象。现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重组，经济法就是这种法律框架重组的产物。所以，只有把经济法置于现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经济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科学意***与世界学术规范相接轨。在早期“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两种人还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创造力：一种是外语功底深厚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动态，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上述两种人似乎代表了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原创的两个方向。两者相比，原创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中国经济法学要求研究者根据内在的本土资源，以批评的态度，独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维，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原创性问题，并谋求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经济法的知识内容源于两方面：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法学说。但是经济法学者在接受上述两方面知识来源的时候，未能重视结合我国实践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工作。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现代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推论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弥补“双重缺陷”。（注：廖华、姚欣：《双重缺陷与经济法的双重使命》，《法商研究》1999年增刊。）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现实国情。借用“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分析框架来给经济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定位，这当然有意义。但不应当只转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而应当着力分析我国的“双重缺陷”有何特点，弥补“双重缺陷”的对策有何特殊性。这样的研究才有原创性。
又如，许多学者在其经济法著作中都把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都不够成功，给人的感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直接套用。虽然应当承认，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及其法律事实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这只适宜于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则显得不适应，以致用这种分析框架来描述经济法律关系，往往给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不便适用，即使适用也没有多大意义。这就需要寻求经济法学的新型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经济法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在总结、抽象、归纳经济法分论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即是说，应当原创而不是借鉴。完全可以说，经济法总论的独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之时。
十三、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
法律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规则的固定，具有稳定性，因而有必要对法律及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仅限于一定时空进行研究；但是，法律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总是显得僵化，甚至难免于滞后，这就需要将法律置于动态过程中进行阐释和分析，弥补静态法律条文与动态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由于以法典化为其重要特征，故与静态研究更吻合；而英美法系以非法典化、判例法为其重要特征，故与动态研究更适宜，曾有学者将判例比喻为珊瑚生长，由几世纪审判记录的缓慢沉积演化而成，凝聚着人类的无穷智慧。相对于具有更多立法者人为设计色彩的静态成文法，判例法具有坚韧的柔弱性，更能适应现实需要，更具有理性的力量，保证了英美法系独特的创造性与开放性。正因为如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交融，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得益彰。而我国法学界受大陆法影响深于受英美法影响，这在民商法领域更明显。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出现了对判例法重新审视乃至肯定的
呼吁，司法界也出现了运用判例指导司法实践的迹象。这实际上反映了对动态性的追求。
不同的法律部门，由于其开放程度不同，对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需求就会不一样。例如，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部门法，我国新刑法取消旧刑法的类推制度而实行罪刑法定主义以后，封闭性更甚。一方面，按罪刑法定主义的本来要求，适宜静态研究，对动态研究多有限制；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刑法由于取消类推制度而对罪刑难免遗漏的缺陷，需要运用解释（尤其是扩张性解释）来增强刑法的适应性，这就必定强调动态研究的地位，但由于动态研究受到罪刑法定主义的桎梏而难以施展手脚。
又如，民法相对于经济法来说，亦是如此。就这两个法律部门相比较，无论是基本原理，还是基本制度和法律体系，民法都比经济法成熟，正因为成熟而强化了自身的封闭性，传统私法原则的不可逾越，传统私法体系的不可重组，就加剧了民法现代化的艰难。尽管出现了民法社会化的迹象，但无论如何社会化，其程度是极为有限的。如果社会化程度强烈，则为传统私法原则所不容忍，只得冲出民法体系而另立门户，劳动法从民法中***出来就是如此。换言之，传统私法原则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社会化的民法规范保留在其体系之中。所以，民法学一直承受着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矛盾，动态研究需求与抑制相冲突的痛苦。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3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经济出版社，2004.10.
［3］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经济日报，2005，（4）.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4
一
以下的经典数学结果依照阿罗、德布鲁五十年代的定义和证明,本文只对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间R是l维Euclid空间。
经济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费者i的消费集；是生产者j的生产集；≥i是消费者i的偏好关系；w是经济的总禀赋。满足：
（1）Xi凸，闭且下有界；
（2）≥i连续，凸；
（3）
（4）凸，闭；
（5）
（6）。
可行状态(,）满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优）状态（）是可行状态，且不存在可行状态()满足有,并有。
瓦尔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经济下的一个均衡，其中消费者i以股份θij拥有企业j，满足：
（A）在i的预算集{}上使偏好≥i极大，
其中。
(B)使j的利润极大；
(C)，是i的初始禀赋。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经济（条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消费束，且在其消费集内部都有一个初始禀赋，那么上述定义的瓦尔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竞争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个说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错误的模型。
[模型S]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B；厂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数
B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B各自完全拥有企业X,Y。
A初始拥有xA=0.5,,B初始拥有vB=1。
以上的假设均满足Arrow-Debreu模型条件。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为“*”。
论证：如果本模型存在瓦尔拉斯均衡，根据是否为0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先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显然有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Y的生产和B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二)再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此时
，
因当事人均为“价格领受者”，=0意味着y不被生产，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X的生产和A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综合以上情况，说明本模型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结论]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标准假设的情况下，瓦尔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们把上述论证翻译成关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个寓言：
鲁宾逊A、鲁宾逊B分别生活于两个孤岛A、B。
假定：
（1）岛A上有1个单位的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x），如该岛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x生产面包（y）或黄油（z），其生产函数为;
A初始拥有1个单位的黄油（z）
对A而言，黄油和面包是补充品，A的效用函数为
（2）岛B上有1个单位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v），如该岛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产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v生产面包y或奶酪（w），其生产函数为;
B初始拥有为0；
对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数
（3）产品的运输和交易是完全无成本的；
（4）存在一个完全无成本并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定价者P。
该经济可以按照两种模式运行，即
（甲）“鲁宾逊模式”，即A、B各自以封闭的方式生产消费而不理会P所的价格。
（乙）“瓦尔拉斯模式”，即A、B作为价格领受者，完全依据P的价格信号生产，并试***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况。
显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并与初始拥有1个单位黄油同时消费；B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不为0，B将生产1单位的面包；A将生产少于1单位的面包，但其生产的一小部分黄油，却无法交换出去，A比模式（甲）的满足程度为低。“瓦尔拉斯模式”将劣于“鲁滨逊模式”。
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为0，A的满足同于模式（甲）；但B将生产1单位的奶酪，这时B的满足又将低于模式（甲）。
这样，完全市场方式的“瓦尔拉斯模式”劣于“鲁宾逊模式”，经济退回至鲁宾逊的自足经济中。这当然也构成了对Arrow-Debreu模型的一个反例。
进一步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虑模型S中消费者直接生产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批评认为：由于消费者分别完全拥有厂商，故厂商的生产决策由消费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该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利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所以消费者都应该在自己的禀赋及生产集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实上，根据Arrow-DebreuModel的标准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是分离的，厂商和消费者一样是完全***的当事人，它的行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论消费者是否完全拥有企业，他绝对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来确定厂商的行为，厂商的行为必须也只能按利润最大化来决定。除非批评认为反例中的厂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设而加以取消。但这批评只需将模型S稍作变形便可化解。
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把原经济放大N倍，A和B各变成N个孪生兄弟（但不是复制经济，厂商仍只有两个），他们各拥有1/N的股份，其余不变。
[模型N]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i，Bj,其中i,j=1,2,…，N；厂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数
Bj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i，Bj分别拥有企业X,Y各1/N的股份。
每个Ai初始拥有xA=0.5N,,Bj初始拥有vB=1。
论证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必须服从利润最大化，特别是N极大时厂商的生产决策直接由消费者作出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讨论模型假设的现实性。
对于大多数把理论作为预言和解释工具的现代学者而言，假设的现实性不值得加以考虑。但在模型构造过程中，现实性的考虑有助于模型不被当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论，两种商品成为补充品是普通的。一种商品为某消费者必需却被另一消费者视作无价值可以因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类食品），也可以因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则几乎是古代一直到现在制造业的共性。
最后我们考虑凸性。
在严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补充品造成某种商品（y）价格为0。B作为价格领受者，依据价格信号生产并试***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可能的设想是让w的价格为0，但这很容易造成价格系统的崩溃。可设想位于孤岛C上的鲁宾逊C可利用岛上的资源v’生产w和w’:v’=w+w’,但C更偏好w’，这又使w’的价格为0。设定一串“岛链”后以此类推，价格体系则不再能成为指导生产和消费的信号系统。三
现代经济科学的核心无疑是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研究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罗－德布鲁理论（Arrow-DebreuModel）则在寻求其数学阐述方面取得了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进展，就形式的优美、表述的简洁、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逻辑上的严谨而言，被誉为经济理论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反映新古典主义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现代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它在获得“边际***”（特别是瓦尔拉斯）的推动和现代数学工具的有力帮助后迅速发展。整个学说发展史与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也肯定是最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其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者，象萨缪尔森、希克斯、阿来、纳什、阿罗和德布鲁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数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条：
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即新古典的假设范围内，指个人理性、完全竞争、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业、规模不经济等）可数学证明竞争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与私有经济的帕累托效率（又称帕累托最优）状态一致。在恰当的形式化后，竞争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为几个数学定理。瓦尔拉斯均衡的意义就在于：市场价格体系充当“看不见的手”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本文构造的数理模型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数学证明有错误，两个定理不能同时成立。这个结果显然对于微观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它意味着Arrow-DebreuModel应当进行重大改造，而这种改造无疑会在一般均衡经济学领域中引发一场重大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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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德鲁.斯-科莱尔，迈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微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府行***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思想是先导。***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实践证明，***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府职能转变和行***管理体制改革、***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6
1.1参与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研究型教学模式是以问题为导向，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丰富的研究体验和科学的文化知识，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收集、分析、判断大量的信息材料，进行积极探索和体验。研究型教学的整个过程离不开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探索实践。
1.2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
放松、愉快的课堂环境是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引导学生善于思考问题，勇于探索是其主要目标所在。师生关系平等能让课堂气氛融洽，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使学生成为自我开发创造力的主体。
1.3创造性与潜在性的统一
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宗旨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它是一个能动、创造性地教学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各学科相关知识，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寻求“主观能动性”的解答。
2中国区域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地位和实践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分享，但其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果差等问题也受到学界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学科自身发展不足，教学方式不科学，教学效果不佳等。
2.1学科自身发展不足
近年来,区域经济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探索均得到了迅速发展,大部分高校开设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博士点，为我国培养高水平经济学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教师资源紧张、教材建设和课程大纲建设滞后、课程设置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框架等自身发展不足的问题。区域经济学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大多是针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而其理论体系建设相对较落后。
2.2教学方式不科学
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大多教师习惯于“灌输”式的课堂讲授，多年来一直沿用一种教案和教学模式，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去创新和探索。老师把学生看成接纳知识的容器，要求全盘记录和死记硬背所教内容，缺乏课堂沟通与实践教学环节。
2.3教学效果不佳
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学生真正学到的内容不多。课程学时普遍过短及课堂教学内容过多致使学生不能全部消化现象较为突出，还有些课程内容不能进行详细讲述等问题十分突出。其二，学生缺乏实际转化能力。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过分强调知识的获取，而往往忽略实际转化应用能力的培养。现实当中大多学生无法运用所学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学习和应用脱钩现象十分突出。
3基于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区域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思路
3.1更新教学理念
区域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必须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更新教学理念。由于长期以来过于强调理论而缺乏对区域经济学的应用实践应用，学生对区域经济理论没有深刻的理解，只停留在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例如，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时，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而忽略现实区域问题与区域经济理论相结合等问题。与区域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研究型教学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学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学生知晓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理论产生的背景、发展脉络、适用条件、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使学生能够理解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通过定量化方法的传授，提高学生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通过调查研究、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课程论文等方式，提升学生应用区域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要紧紧抓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热点”与“难点”问题，把抽象化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使学生加深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理解，提高其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区域经济问题的能力。
3.2改革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的能力。
区域经济学作为偏重实践的一门课程，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效果。
（2）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同样的实验现象、实验结果，思维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4）培养学生的素质。
素质是保证人们成功进行实践活动的稳固的心理特征的综合，严谨的作风、开拓进取的精神、辩证唯物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的品格、节约勤俭的品质都是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培养的。
3.3转换师生角色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跟着老师走，老师跟着考试走，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长此以往，教师和学生都失去了活力，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更是陷入了单一化。教师的角色是教材的执行者，任务是传授知识。在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指导下，教师将从传统的、一包到底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尽快转换教师角色，树立新的教学观念，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关系。
3.4改变考核评价
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改变单一的考试方式，重点考察学生在平时研究学习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及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分析应用能力，考核方法可以是调查报告、论文写作、科技制作，等等。
4结束语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7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8
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学
（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符合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国别化趋势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不是要创立一门***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之外的特殊学科。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的“个案”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寻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研究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探索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这门学科之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现实状况却不能让人满意。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首先起步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界，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50至60年代兴旺发达的情景之后，不仅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走向成熟，反而出现了停滞的趋势，甚至面临着所谓生存危机。这种情况暴露出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存在着欠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应一概而论。实际上，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或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或长期专注于某些国家的研究，对某些不发达地区的现实和历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一些理论模式，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作为支撑的。我们认为，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式，只是从相对狭窄的区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他们往往从这种理论模式出发，去建立一套旨在说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时，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致表现为这种理论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显得无用或用处不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有某些共同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各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特征的某些相似性，意味着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存在。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是不妥的。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环境极不相同，其历史起点，历史传统、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治制度、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对个别的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起能反映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的。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建立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目标，仍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成功。恩格斯在1877年写《反杜林论》中的***治经济学部分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①］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发展经济学也是适用的，只是范围限于发展中国家罢了。
发展经济学的命运取决于其社会功用。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两大类发展中大国开展研究，给发展经济学奠定扎实的基础与增添新的活力。8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走势之一，是从一般理论研究转向“类型学”研究，即从普遍规律的探讨，转而注重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在此方面，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库滋涅茨、钱纳里、拉尼斯、克鲁格、石川滋等，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或国别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他们只研究了一类即前者，而将另一类即后者舍弃在视野之外；在后一类中，又对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甚了解。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由着力于建立一般发展模式转为着力于国别或类型研究，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积极趋势，也是发展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理当成为这种国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担心注重国别研究会使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归于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而逐渐走向消亡。在我们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国别研究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仅没有改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能使我们从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律和各种特殊的理论模式，这正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与丰富有赖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能通过中国的经济事实，检验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得失，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成果，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按照一般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分析思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及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作了较为深刻的概括和描述（如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生活中的非均衡状态，市场体系不完全等），但他们的理论模式和***策建议，却存在着过于强调依靠计划化、国有化、资本积累和进口替代以开展工业化建设，而忽视市场机制、农业进步、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的作用的严重缺陷。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价格机制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赞赏自由竞争而批评垄断控制，主张发展中国家***府的作用应限制在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方面。从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持这种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论述是较为深刻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不少启发作用。但是，这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组织制度上的特殊性却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环境往往导致“市场失效”。他们虽提出应使市场经济完善起来，但对影响这一问题的经济制度和产权关系，又缺乏分析和论证。这样，他们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问题的论述，往往有脱离实际之嫌。另外，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视为渐进的、和谐的过程，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也相距较远。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利害冲突，提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关系。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他们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材料，对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同样能给予很好的说明。总之，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对各种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检验，有助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能使我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各种理论成果。但是，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模式进行细致的检验，有待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和发展。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模式，从而丰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它们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有对中国这样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抽象出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和起飞条件，才有可能克服发展经济学中视野狭窄和理论不全面的缺陷，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二、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长期***发展，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仍处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之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上述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一类的典型代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究竟应以什么样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较多地从国外搬来理论。或者是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经济理论，或者是从“西方”某些国家搬来它们现成的经济学说。无论是东方国家的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的一些概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关于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可资借鉴的。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别国经济运行过程的抽象和经济工作的总结，其研究的对象，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搬用别国的经济理论，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从中国经济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又是在相似的国际环境中谋求经济发展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但是，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外资利用、外贸发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予以审视。而且，如前所说，目前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只是在相对狭窄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般来说，并不带有普遍意义，何况这些理论的概括范围，并不包括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外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必须着力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建立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只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才能解释和说明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才能用于直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养料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从固有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出发，而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状况出发。这样，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学科，也就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
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在新的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②］在新的条件下，经济理论学家力***从全部经济史中寻求新的经济观念，并给经济史实以新的解释；经济史学家则力***将经济史实的研究成果升华为理论，并建立或重构新的经济理论。这种结合促使经济学中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学派和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考察，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定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经济——中这种结合的结晶，或者说，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的理论结晶。顺便指出，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如刘大钧、王亚南等在30～4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历史变迁过程中，就得出过关于工业化、都市化、城乡关系、劳动就业、国民收入、资本形成、资金流向等一系列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中国学者特有的贡献。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济学”条目中，用了下述一句话来描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上述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派生领域，它类似经济史，企***解释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③］发展经济学“类似经济史”，这表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值得补充的是，一方面，经济史学萌生很早，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一门***的学科，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科，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却不是二战以后才有的事实，或远非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经济发展，就其狭义或发展经济学上的含义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取代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的过程。上个世纪中期，已经或接近完成工业***的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使中国由一个***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与向西方先进事物学习的过程中，建立了机器生产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形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清***府举办了一系列现代***工、民用企业，私人资本也逐渐涉足现代化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历程。中国经济现代化虽起步较早，但其步伐却很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机器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加上工场手工业，也只有23．2％。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但从本质上说，在此以后中国的经济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一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实际上正是一部经济发展，即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历史。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材料，而不应将经济发展的时限仅仅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以从中英鸦片战争直至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中既包括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演进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史，又包括以中国特定的经济部门、行业、企业、地区、家族的经济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各种专门经济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进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建立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只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离开了经济史，即离开了对经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不可能抽象出正确表述经济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4）］马克思如果不作这番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包括我国张培刚教授在内的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与发展者，他们提出的并为经济发展证实的正确理论或观点，无一不是从经济发展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不研究经济史而能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发展经济学家。同样，如果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可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建立起中国经济发展学。
其次，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有助于弄清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发展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发展过程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涉及到许多非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时，为了说明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必然要考察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战争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与***象，使我们了解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可以说，不掌握历史事实，不了解历史经验，就难以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就难以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理论模式。
再次，只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才能在较深的层次上认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重要因素，从而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策奠定基础。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经济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速的***景，显示了许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以国家资本压制私人资本的方针***策，强调机船矿路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战略，以及重视国富而轻视民富的思想观念等，导致中国丧失了几次现代化的机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也有一系列相关的经验教训。只有深入研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才能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及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得到启示，但根本的途径却是从本国经济实践的历史中寻求答案。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少走弯路，健康地发展。应指出的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就这个方面而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条件已逐渐趋于成熟。
四、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现历史唯物主义，与他们在这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学科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从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但成果的性质和大小，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是这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我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体相似的境地。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的分析有关，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形成了完整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新古典主义理论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着重研究了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理论便于精确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其中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是，这种理论把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如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并不研究这些背景条件变化的原因、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又使它难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总量分析，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也是如此。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经济问题，并着重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各种背景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是作为内生变量而存在的。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出发，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矛盾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各种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和建设中和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以及关于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速度、发展战略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的重要依据。
中国经济发展学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基本特点。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的国情。认识国情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解剖横断面的方法，或静态分析法；另一种是解剖纵向发展过程的方法，或动态分析法，从运动过程中认识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相对而言，前一种方法简单、容易，后一种方法复杂、难度大。从中国当前对国情研究的情况看，大多使用前一种方法，使用后一种方法的少。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长期起作用的。只有从对它长期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它。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诸问题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点，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演进过程，以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西方发展经济学界作过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力方面的要素，如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等方面来进行的，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等，却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忽视。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一方面要利用国外的有关成果，联系中国实际，分析中国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利用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分析中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上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是否适用，国外资源应如何有效地加以使用，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分歧。只有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在理论上作系统的总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自刘易斯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的结构转换理论取得了重大发展。但这些理论仍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在对传统经济的看法上。如把传统经济等同于传统农业，忽视了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否定传统农业中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等等。盲目搬用西方的理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开展，农业进步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应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系统的探讨。中国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发展乡镇企业等，也应进行认真的总结。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机制。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是正确地发挥***府的经济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第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改革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什么样的改革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学所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第七，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往往片面强调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经济效益不理想，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新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转变，应在中国经济发展学中作深入的探讨。
第八，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治和社会环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也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九，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学不仅要研究各种理论问题，还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部门发展的优先顺序、地区发展的优先顺序、进口替代与出口鼓励的关系，以及人口、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应从战略的高度加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发展学的社会功用。
在上列九项之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应该研究的。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我们实事求是，艰苦探索，这种研究一定能取得成效，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186～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参见赵德馨、***斌：《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的有机结合——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之一》，载《经济学情报》，1995（2），51～56页。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9
管理心理学从管理出发，将心理学的原理和成果与其他相关的学科成果应用到管理活动中，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研究组织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及个体、群体、领导、组织的具体活动的规律性。它包括丰富的内容，涉及组织管理中的各种心理问题，探索激励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各种途径和技巧，提高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引导和控制，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与建立组织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注意不断满足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发挥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组织效能为目的的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是各门科学***的标志，管理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心理学是建立在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基础之上，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心理现象的一门学科，因而也是一门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边缘性学科，是一门应用心理学科J。概括地说，管理心理学要义是以组织中的人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问。
2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应用价值
(1)学科特色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又都是离不开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体是人，而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个体、群体、领导、组织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发展。这就表现出这一学科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涵盖性、维度和宽广的应用空间。管理心理学重视组织中个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中群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领导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心理与管理的关系。可以说，它的发展是所有组织成员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现代化的组织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无时不在与其他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学注重与外部组织的联系，注重与外部组织人的联系，使组织在社会复杂系统中达到自适应。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就没有发展。管理心理学可以说具备了特色、基础和应用几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点，正是对“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一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个体、群体、组织等亟须解决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呼唤新的研究成果为之服务。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管理心理学发展和应用空间广阔，特色和魅力彰显。
(2)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医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在于把称之为‘自然”’的领域和称之为‘精神“的领域相区分，而是从‘物质一精神’的整体上把握人。”‘‘人，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成为历代心理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需要开发。对于每个人来说，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是创造积极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创造力是人类巨大潜能的表现。据研究表明，用来进行心理活动的大脑容量有100亿个比特，可以装下全世界***书馆的藏书内容。《美国心理学会年度报告》载，任何一个大脑健康的人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差别是用脑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这个鸿沟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为从理论上讲，人脑的潜能几乎是无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行为管理学》中得出如下的结论：按时计酬的员工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发挥至8O％～9O％。可见，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会有效地发现和开发员工的替能，提升员工的创造力，进而使组织中的人往和合作达到1+1>2的效能。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管理，为开发组织中人的潜能，进而提高组织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3)提升管理现代化效应。顺应经济全球化
现代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现代化的管理，科学的管理，它同单凭个人主观臆断的管理、经验主义的管理，单纯依靠行***手段进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生产的社会化已超越了国界，分工协作也从组织内部、国内组织之间向跨国之间发展。跨国公司作为与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是必须面对的。了解民族差异的管理者在与其他国家的人共同工作时，可以适时地调整管理风格，使组织中的人为实现组织目标和自身目标而努力工作。例如，他们知道英国人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所以会避免问英国人个人问题；而希腊人对个人问题却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你对他感兴趣。管理心理学在发展中关注了这些新课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被抽象为劳动力，并被作为与资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产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学中，人性假设理论是基础儿n叭。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假定。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心理学强调推行“顺乎人性“的管理，强调尊重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增进与组织员工的感情联系；强调各种激励机制，满足职工的各种合理需要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调根据人的个性差异有效配置人力资源，人尽其才；强调民主管理，提倡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强调管理是种服务。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对于顺应全球经济化，提升各类组织的管理现代化效应，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都是彰显的。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从2O世纪9O年代苏联解体，到计算机网络风靡全球，从亚洲经济危机和复苏，到欧洲统一货币，跨国集团、跨国组织的跨国经营，促使全球经济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和配置的加速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主要表现形式为跨国经营模式。一个大的企业公司往往在其他国家、地区开设子公司，如可口可乐要在4O多个国家和地区行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异的。跨国组织中的跨文化差异对组织中个体、群体及组织自身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科研究要为时展服务。管理心理学在这场变革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呈现出新的研究特点。我国学者凌文辁、郑晓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管理心理学的研究从个体理论向整体组织理论扩展；在理论发展上，重视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学科体系上，更强调组织的动力学和人力资源的系统开发；在研究领域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框架，管理培训与发展、工作业绩评估、管理决策、组织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为热门领域，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出现新的研究视野：
其一，重视精神和物质激励有机结合的研究。激励问题是管理心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最多的领域，曾产生了内容学派、过程学派及行为学派等诸多理论。进入2O世纪8O年代以后，虽然很少有新的激励理论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激励研究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励是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使员工意识到自己也是组织管理者，进而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其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激荡》一书中所说，“人类正从一种饱肚子的经济走向心理经济。”当代管理思想家、英国商学院教授韩迪(C．Handy)特别提出“企业会员(membership)的概念，强调建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心理契约。他认为，如果员工被视为企业的“工具”，无论再怎么赋予员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进效率，而无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贡献。只有将员工看成企业的会员，给予他们决定企业未来的权利，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连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马斯洛等认为的那样，追求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员工进入组织工作，为的就是组织能够提供机会满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励的。唯有受到激励，人才有干劲，尽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员工在组织所受到的激励，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外附激励如公司的***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内滋激励如工作的认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个人的能力与兴趣和发展等J。提供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也即是物质激励一精神激励相结合。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更加重视人在组织中的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需求。
其二，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个性，是组织的核心价值。培育充满创新精神的组织文化离不开组织人员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为了有利于创建一个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具备更多的能力。传统的企业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而新型管理还同时强调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企业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正在全面影响着现代组织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组织效能的发挥。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组织文化中，全球经济化带来的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摩擦等问题，已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使现代组织更加重视对知识和人才的管理，终身学习的理念已蔚然成风。在管理心理学的新视野中，把现代组织看成是学习型组织，要求员工不断获取新知，发挥知识或团队的整合效能。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高度柔性、符合人性发展的组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看作是学习型组织的技能。传统组织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学习型组织则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体，又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学习人”。美国排名前25家的企业中，几乎全部是按照学习型组织的模式改造的。
其三，重视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研究。传统工业管理，往往“管理过度”而忽视对人的关注。现代组织管理需要领导方式转型，关注组织中人的发展，让每个成员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美国学者布莱克和穆顿在《管理方格理论》中描述了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五种风格，证明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最高的9．9型管理方式，是现代组织管理最有效的。现代组织与个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呼唤一种心理默契。这种心理默契，无疑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的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乃管理行为之本质，文化激荡、管理创新、激励行为，乃世界进化之动力¨。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应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人是有情感的，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敬重。无论是领导给员工过生日，送蛋糕，还是节假日到员工家中慰问；无论是领导的一句夸奖，还是领导轻拍一下员工的肩膀，都会给员工一种情感上的慰籍。对员工表示私下的人文关怀，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专程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公司推销员的妻子的案例，已被收人多本教科书。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10
与此同时，西方的行为经济学家把心理学纳入以证券投资为代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对理论研究与观察实践进行对比，他们对主流金融学的投资者“理性”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其代表性的“期望理论”：通过坐标轴内建立的s线，将投资者在面对风险与收益时的实际行动所表现出的凹函数与凸函数进行分析，把投资者的“感受”与“情绪”纳入到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基础。
因此，虚拟经济中的“观念”与行为金融学中的“感受与情绪”都是经济行为人“心理”要素的反映。虚拟资本的发散价格波动体系与行为金融学对金融产品的研究中引入“从众心理”等命题所得出的定价结果有相通之处，所以，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的与之结合是有空间的，二者有共同作用的平台。
一、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简介
遵循虚拟经济的研究线索，其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以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作为突破重点，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研究；广义地看，利用虚拟资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交易活动（如信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房地产市场、邮票、收藏品市场无形资产等）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形态，以及经济中的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差距（如货币）等内容均可被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中。可以这样讲，整个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沿着“资本化定价”的经济范式。凡具有这一特点的经济活动均可视为虚拟经济的具体表现。我们将经济发展中这些虚拟的部分统称为“虚拟经济”而将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现象称为“经济的虚拟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虚拟化与价值增殖的虚拟化。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既对立又密切联系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形态，而各种形态都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从二者的关系上看，虚拟经济脱生于实体经济，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提供融资支持；虚拟经济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揭示和传递实体经济的信息，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出现经济泡沫，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行不稳定性和投机风险等。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评述
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为传统金融学在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所遇到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他的研究对象集中体现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中，这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领域有重合之处。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
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可能既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如果这种反馈机制受到市场其他因素的激励或强化，就会形成一种不断放大的效应，形成泡沫或者破裂。下***描述了这一过程：（***略）
在相应的金融理论中，典型的投资者应被称为“行为投资者”——而非“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的效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行为投资者的“效用”则反映在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中，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横轴的正半轴表示盈利，负半轴表示损失）——在盈利范围内通常是凹的、在损失范围内通常是凸的，且曲线的斜度在损失范围内比在盈利范围内要陡。
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由于风险投资者的个性差异，经历的不同等原因。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在行为金融学的分析中，由于证券市场中噪音交易者，因此bapm的证券预期收益中存在行为β，即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的贝塔。这与市场组合是有区别的，因为存在着噪音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行为β比传统的β值估计更为困难。原因是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就好比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变化一样，这一期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到了下一期可能微乎其微，在精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价值特性在内的价值特性的诸多因素，例如，人们的观念中对具有较好声誉的公司有明显的偏好，在进行投资选择中，他们的这种观念中的“偏爱”已经明显超越了理性预期回报的解释能力。所以，经过事实证明：受“观念”支撑的价值感受理应成为与理性趋利的假设一样，应该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三、虚拟经济的理念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互动效应分析
虚拟经济的研究与行为金融学一样，都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重新地审视。二者都对传统的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信息的充分性”、“理性的经济人”等前提假设发起了挑战。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观念”定价被视为资本化定价的基础；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中，假定了投资者对资产有不同的“期望”，存在信息交易者与噪音交易者，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定价时存在差异。“观念”与“期望”是同一出发点的不同表述。“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投资者不同的“行为规范”，即投资者意向的“规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研究中投资者的“避害心理”、“从众心理”、“减少后悔”等心理因素都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心理特征都被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二字所涵化。
在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市场中，旧有的“理性价格”是指风险与收益对称时的价格，主要由预期收益模型确定。但是，一直以来的各种预期收益模型均无法验证其完全的有效性。在资本化定价中，不是仅对投资者所耗成本进行定价，关键是对所有者的投入的赢利能力定价，这种赢利能力的定价是资本化定价的关键。在虚拟资产的定价过程中，这种赢利能力体现在虚拟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集中了各种影响要素，直接内化于人的“观念”与“心理”之中，影响着经济主体对可选择项目的主观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资产的价格与收益。但是，在目前对虚拟资本的各相关领域，定价模型还缺乏行为金融学所提出的“偏好”、“认知偏差”、等有限理性的解释变量。所以在行为金融学中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价格。
以股票市场为例，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账面价值，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学者对股市的暴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股票的价格会由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价值。”给予经验的观察，凯恩斯更是提出了投资的需求受“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影响；“股票的价格是代表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而这种“预期”就由人们的“心理”因素的所决定。在他看来：股票价格=资本的边际效率+风险补偿。随后的各种资产定价模型都试***对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因素作出准确预测，从而正确定价啊，以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但事实证明，这些将现时条件进行简化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而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往往是非线形的，实际的虚拟资产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反映在人的“心理”上，促使投资者以“观念”要素对投资品进行定价，这使虚拟资产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定价关系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本质。
再看货币。在传统的经济学中，货币只是为了简化交易，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是至关重要，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与资本构成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在实体经济的研究中是重点，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更是重中之重。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货币的虚拟化伴随着黄金的非货币化与货币的非金属化过程，货币的符号化最终实现。货币的出现主要解决了资源的跨期配置的问题，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由于货币的供应与货币的需求经常性地不相一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经常性地发生。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心理因素就会对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凯恩斯将人们对货币持有的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与“投资性需求”，从而使货币的需求直接受货币持有者“投资需求”的影响，而投资需求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的需求直接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股票、期货等虚拟资产投资的研究中，人们“观念”中的预期利率至关重要，由于以货币供应量为重点的货币***策密切关注货币需求，所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也会通过“集群”效应影响对资产的“投资性需求”进而影响货币需求。从现实看，许多***府中的专家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供应量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将稳定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作为重要的***策目标之一。以持币者手中的货币流向为基础，在货币***策的制定中，其关注的目标不仅有实际资本，而且必须关注虚拟资产，例如将股票价格等作为重要参数引入货币***策的目标函数，这首先要考虑股票等虚拟资产价格的评估，虚拟资产的价格受“观念”定价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策中考虑虚拟资产对货币流的吸收效应时，必须注意对投资主体“心理”因素的关注，正如格林斯潘的观点：货币***策必须迎接大量的“观念资产”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发展为我们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呈现斑驳的繁荣。在每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习惯性因袭的力量需要破坏与重建，新生的未加控制的力量需要质疑与纠正。通过对虚拟经济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共生性进行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而言，其理念的提出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扫清了理论的障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价值系统”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以资产“观念”定价为研究范式的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加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许多固有的经济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与解释。在具体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研究资产定价过程中对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视无疑与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理论框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也对我们相应的微观投资行为，中观生产计划，以及宏观的***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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