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新年的作文篇1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1
新学期，新气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们从一年级不懂事的小弟弟小妹妹，变成了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了。在这一学期里，我新的学习计划。下面，我来谈谈这个学期我的语文、数学和英语的计划。
首先是语文，我决定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不和同学交头接耳，要努力把老师课堂上讲的知识全部消化;对于疑难问题，要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然后，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做到一丝不苟。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和家庭作业也要按时***完成。 然后，还要做好语文课的课前预习。对于预习字词，成语，要先查字典把它认会，弄懂意思;还要学会给课文分段，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出每段的段落大意，然后总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对于每篇课文的课后题，要先试着去做;对于课文和课后题不理解和不会做的地方，要先把它在书上划下来或记下来，第二天上课时带着问题去听讲，还可以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
然后是数学，我要做到每天做10道题，复习前面学过的内容，预习后面将要学的内容。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也要在课下完成。
最后是英语。英语就是多听、多练、多写。多听就是多听一些英语磁带，多练就是多做练习题，多写就是多写英语单词。
以上就是我的新学期计划，希望我的计划能给我带来坚持不懈的动力和认真对待学习的端正态度。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2
一个假期要过了，同学们期待的新学期来临了，在新学期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新打算，我的新打算是：我的阅读能力差，体育也很差，这两个习惯，我今年一定要改过来。
我每天，我爸爸都来叫我起来读书，增加我的阅读能力，可我觉得，只有早上的那么一点点时间是不够的，应该还要增加我的阅读时间，我想到，上课时不行，我就用下课的时间来增加我的阅读时间我应该没天读书，预习课文，把生字词语，给积累起来，哪怕是一句，因为积少成多吗，当然积累课文里的词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生活中的一些好词佳句也积累起来，这个坏习惯是我的其中之一。
我还有一个坏习惯是我不爱运动，我爸爸到现在也一直督促我，让我天天跑步锻炼身体，我现在我爸爸叫我小矮子，因为我现在都12岁了，才不到140厘米，所以我爸爸天天叫我跑步半小时，俯卧撑100个，下蹲100个，可我非常不甘愿，因为，做这些运动，我都快累死了，可我现在还是逃不过我爸爸的魔爪，也只有听命了。
这就是我新学期的新打算，希望如愿以偿。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话说得没错，时间就像那无情的流水，流去我在小学里的六年光阴。转眼间寒假又过去了，不知不觉，我已经踏入了六年级下学期的阶段，开始了新学期的生活。新的学期，它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目标、新的开始……一切都变了。我要在小学生活的最后一年里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在这一年里我一定要珍惜每一秒时间，争取不让自己有荒度的一刻。
在这学期，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百科，或其它几门学科，我都得更加刻苦努力，因为我们面临的将是严峻的小升初考试。在语文学习中，我是一个上课不敢发言的胆小鬼，虽然，上学期在班主任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我能将自己的想法在课堂上与同学交流了，但在这个学期，我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积极。数学中，我总是因为粗心的小毛病而扣分，所以在平时，就要培养细心的好习惯。在英语学习中，我的语感还不是很好，所以要多听磁带，营造英语氛围，还有在百科拓展这一学科中，上学期的两次百科竞赛，我都考得不理想，这学期，我要好好珍惜课堂40分钟，因为光靠复习时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必须得靠平时的努力。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2
新年的英语作文(1)
I want to review the New Year, busy in years, I most like make yuan.
Sitting in the car, pass by square, the square was a sea of people, a number sweet laughter. I see the dark sky, a flash of flap "stars", the original is kongmin light. Looked at it, slowly on the ground to fly to the sky, like want to hurry into the arms of mother "sky" in. "I want to buy a kongmin light." Sitting beside me cousin said the words, to be honest, I really want to fly kongmin light, moreover is also the first time to see, so I got off the car, bought a few colorful kongmin light.
In tiantai, I quickly spread out the sky lantern, wow, what a big yo, can be in the sky look so small, early listen to elder sister say write wishes on the kongmin light, it is possible, and now, I took the pen, sweet meimei wrote his own desire, to the uncle, help me to light a candle, just lit the candles for a sky lantern is a bit can't wait, seems a bit "feel good", "wow, fly up! Good high good high..." Brother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fly kongmin light, with my wishes, faded away...
"The Lantern Festival is really good, streets of covered......" TV came a burst of beautiful music, yuanxiao is really busy, but it'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 silently think: if the next Spring Festival can come soon, then.
我想评论一下新年，在年里我最喜欢闹元闹了。
坐在车上，路过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传来一阵阵甜甜的笑声。我看到漆黑的天空，有着闪烁的会飘动的“星星”，原来那就是孔明灯。望着它，在地上缓缓的飞向天空，像是想快点投入“天空妈妈”的怀抱中似的。“真想买一个孔明灯哟。”坐在我身旁的堂弟说了话，说真的，我还真想放放孔明灯，再说也是第一次看见嘛，于是我下了车，买了几个五颜六色的孔明灯。
到了天台，我急忙把孔明灯展开，哇，好大哟，可在天空中看起来好小，早就听姐姐说在孔明灯上写上愿望，有可能实现，现在可好了，我拿了笔，甜甜美美的写上了自己的愿望，找来了叔叔，帮我点亮蜡烛，蜡烛刚点亮了一小会儿，孔明灯就有点迫不及待了，显得有点儿“飘飘然”了，“哇，飞上去了!好高好高……”弟弟大声嚷道，孔明灯飞了，寄托着我的心愿，渐渐消失了……
“元宵佳节真是好，大街小巷乐陶陶……”电视里传来了一阵动听的音乐，元宵真的是很热闹，可这毕竟是春节的最高潮了，我心里默默想着：要是下一个春节能够快点到来，那该多好。
新年的英语作文(2)
New Year is coming, everybody happily preparing for New Year. This time, every family hung red lanterns, my house is no exception. In the New Year everyone talking and laughing there to buy clothes, some through the door to someone's home, and eat in.
When night falls, street by street lamps are lit up, just then, I quickly ran downstairs, holding all kinds of fireworks, so I hurriedly set fire to, see back fire burning fireworks, like a rocket fly into the sky, fireworks in the sky, suddenly blown away, heaven left a colourful word mark, suddenly, my eyes filled with light.
Then I entered into the crowd of happy, I suddenly see, people in happy to play games, a happy smile on his face. Even I also involuntarily went in. Tell jokes to each other, we play games, set off firecrackers and charade, etc. Then, I met a classmate, I say: "happy New Year!" She also said: happy New Year! Then we visit each other. Later, I heard the deafening firecrackers, the voice warm and lasting. I see people in voice shout, yell, I hurry to leave.
Smell of rice fragrance in the home, I will follow the aroma ran back to the home, eat delicious dumplings, ensure that you would went to the big full the luck to eat STH delicious. After dinner, I put on new clothes to go shopping, the man in the street that is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I almost fell down! Not only this, that is, to the street a bargain. People immersed in laughter, that night, chill in approaching, people are not willing to leave, still there and celebrat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Year arrives.
新年到了，大家兴高采烈地做迎新年的准备。这时间，家家户户挂满了火红的灯笼，我家也不例外。在新年里大家说说笑笑，有的去买衣服，有的去别人家闯门，还有的在家里吃饭。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街道旁的路灯都不约而同的亮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我飞快的跑下楼去，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烟花炮竹，于是，我连忙点起火来，只见背火熊熊燃烧的烟花，像火箭一样向天空飞去，天上的烟花，突然间被炸开了，天上留下了五颜六色的道痕，突然，我的眼睛里充满了光明。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3
After lunch, I found the red lanterns are hung from house to house, stick couplets on the Spring Festival, I also can't wait to stick couplets on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he said to mother: "mom, I want to stick couplets on the Spring Festival." Mother agreed. I just went to see my uncle and help put the ladder and take up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Uncle put on the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of double-sided adhesive to off, then carefully stick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on the wall, to look left, look right, did alignment, so just stick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When we eat dinner, have applauded "pa" firecrackers outside. I have to succumb to, can't help to go outside to watch the beautiful fireworks, some like a chrysanthemum, some like a peach blossom, and like a light rain, beautiful! Watch, I also itching, want to set off firecrackers by our own hands. Grandpa let me go to some large firecrackers, I started a little dare not, first looked for a moment, found in adults, are not dangerous, at last I scary, carefully lit firecrackers to lead, I fly back immediately, "crackling crackling......" Good enough!
In the evening, our whole family sit together, eating snacks, watching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 party is wonderful! Crosstalk, sketch, dancing and magic...
New Year is lively, everywhere decorated, every family is permeated with happy New Year. I wish you all a happy New Year!
今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今年我在外婆家过年。
吃完午饭后，我发现挨家挨户都挂着红灯笼，贴着春联，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贴春联，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贴春联。”妈妈答应了。我就去请姨父帮忙，把梯子和春联拿了过来。姨父先把贴在春联上的双面胶给撕下来，然后再把春联小心翼翼地贴在墙上，左看看、右看看，对齐了没有，这样春联就贴好了。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外面就有“啪啪啪”的鞭炮声了。我已经按捺不住，情不自禁地跑到外面观赏美丽的烟花，有的像菊花，有的像桃花，还有的像小雨点儿，真美!看着看着，我也蠢蠢欲动了，想自己亲手放鞭炮。外公让我去点大的鞭炮，开始我有点儿不敢，先旁观看了一会，发现有大人在，并不是很危险，最后我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把鞭炮的引线给点燃了，马上我飞似的往回跑，“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好过瘾哦!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4
一、2013年高考作文命题倾向预测
2013年各省市的作文题将是什么，这只有到了开考的那天才能揭晓。然而，综合了近十多年来的作文命题规律，我们认为，2013年全国各省市的作文题应该具有如下特征：
（一）主题倾向：以五大主题作为命题出发点，考查辩证思维
在备考中，作文不可能“复习”，也无法“复习”，因此，不少考生（当然包括不少教师）对作文盲目备考，认为作文备考无规律可循。其实不然，通过对2000年到2012年高考部分作文主题立意进行分析后发现，高考作文命题都离不开或者说倾向于五大主题（感兴趣的考生可查阅本刊2008―2012年往年过刊相关讨论）。这五大主题就是 “理想（责任、爱国）”“道德（公德、品质、思想境界、尊严）”“情感（亲情、幸福、友情、同情、怜悯、尊重、合作、幸福）”“意志”“法纪”。其实，如果逆推到恢复高考初年，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考作文题目，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些规律，只是有的年份主题倾向明显，有的年份相对模糊，有的年份偏重于某主题，有的年份五大主题都可以写。为什么以此立意？要知道，高考作文题从某种程度而言，不只是承担选拔人才的功能，而且还要担负着思想道德教育与文明规范的作用，毕竟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尽管人们也说语文不是***治，不应该承担思想教育的功能）。2001年作文题“诚信”和2002年的作文题“心灵的选择”所引起的社会对诚信的大讨论至今还是没有结束，2011年全国卷再以“诚信”为主题，这就是明证。2012年也不例外，北京卷关于火车巡逻员老计每天在深山里走几十里路守护铁路的事例、山东卷要求理解孙中山关于理想的一段话、广东卷关于出生与生活年代选择的一段话等，都明显地体现了以上五大主题。因此，高考作文立意是“主题先行”， 以此对应考试说明中关于“感情真挚，思想健康”的要求。而以上五大主题，几乎可以成为衡量历年高考作文主题倾向的尺度， 同理，也可预言，2013年高考作文命题主题倾向同样以五大主题作为命题出发点。
怎样才能做到“思想健康”？这就要求文章要建立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上，也就是要求考生要有正确的思辨能力、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历年来考试说明中在“发展等级”中关于“深刻”这一要求都是这样概述的：“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观点具有启发性。”那么，怎样才能“深入本质”？观点的“启发性”表现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告诉人们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话语的得出，其实也就是通过辩证获得。2012年新课程卷关于船工补漏洞的对话、大纲卷关于“挑秧苗”的对话、福建卷“运动中的赛跑”与“人生中的赛跑”、 江苏卷“忧与爱”、 江西卷关于“已拥有与想拥有”、上海卷关于“舍弃”的思考等，都直接考查考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其他省市的试题考查辩证思维的倾向尽管不如以上那么明显，但是在行文中同样需要考生以辩证的观点写作。因此，考生应该熟悉运用“联系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这些基本的辩证方法。
（二）材料倾向：以新材料作文为主调，材料生活化、故事（寓言）化
关于新材料作文，目前也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这一提法有一定的背景。20世纪80到90年代的作文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 在行文上有许多限制，要求考生全面把握材料，写作时不能抛开材料，行文中必须引用材料，在审题上有命题者的主导思想作为“正确思想”（最佳立意），以致考生在审题时往往出现“偏差”而痛失高考。1999年到2005年，全国卷作文试题一直都是话题作文，在审题上又过于宽泛，增加了评卷把握标准的难度。到了2006年，全国卷的甲卷和乙卷的作文题目是材料作文，而又有别于之前的材料作文：形式上与话题作文类似但没有话题作文的宽泛；给定材料但又不像材料作文那样有过多的限定；在立意上可有多个角度。针对2006年全国卷这种作文命题形式，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材料作文。
尽管近几年来作文试题有多种形式，但还是以新材料作文为主。2012年有超过10套试卷的作文试题是新材料作文。可以预见，2013年全国多数省市的作文题仍然会是以新材料作文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新材料作文兼备了话题作文与材料作文的特点，为了让考生“读懂”，“有话可说”，其题材来源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寓言故事、成语故事、历史事件，也可能是 新闻事件、漫画等，不过，2010年以来，材料具有生活化、故事化的趋势。这种倾向一方面降低了作文审题的难度，另一方面与考纲中作文评价关于“有启发意义”的要求相吻合。
因此，可以预言，2013年作文题将更多地取材于现实生活，内容上突出生活化、故事化。
（三）主题来源：反映社会热点问题，但不直接以***治热点为命题材料
一般情况下，高考作文不直接以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命题材料。
尽管说高考作文命题是“主题先行”，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早年一些年份直接以社会或***治热点作为作文题外，几乎没有直接以此作为作文题目（重大事件不等于是***治事件，2009年辽宁卷、江西卷题目属于重大事件类），尤其是近几年更是如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给人以误解，认为语文是***治的直接附庸；二是容易引起猜题押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高考作文不反映社会时代。如果作文不能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不能“与时俱进”，显然是不足的。2008年全国Ⅰ卷、江西卷、辽宁卷、湖北卷，2009年全国Ⅰ卷、全国Ⅱ卷、天津卷、安徽卷、宁夏卷，2010年全国Ⅰ卷、全国Ⅱ卷、新课标卷、江苏卷、浙江卷、北京卷、广东卷，2011年全国Ⅰ卷、新课标卷，2012年江西卷、江苏卷、上海卷等都体现了这一趋向。
所以，考生还应该关心社会时代，围绕五大主题来准备时代典型的新材料。
二、备考对策
影响到高考作文高分、满分的因素很多（请参看本刊的增刊《2013高考高分作文写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决胜于考场之外”，也就是说，必须有针对性地备考。以下是备考冲刺的重要策略之一：
（一）有意识地准备五大主题典型材料
材料新颖、典型是获取高分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陈旧材料并不是不可以运用，但缺乏感染力。考生在备考时应该根据以上分析，有意识地准备涉及这五大主题的材料。在准备材料时还要注意如下问题：
1.正反材料都有，以正面材料为主。当然，在行文时，同一材料也可以正反假设运用。
2.古今事例都收集，以现代材料（新时代）为主，尤其是临近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出现的新材料更具有感染力。
3.中外材料兼备，以中国材料为主。在材料运用上，应该以中国材料为主，外国材料的运用尽可能避免过于偏僻的内容。
在收集材料上，尽可能在权威报刊或网站上查找。各类材料分类集中三到五例，并且压缩到200字左右的篇幅，要求能够熟练运用。
此外，五大主题的材料分类是相对的，有的转换角度就能够运用到另一主题。
（二）注意时代精神关键词
正如上文所言，没有谁敢肯定他猜测的题目一定是准确的，即便猜中也只能说是纯属巧合而不是神奇伟大，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时代关键词，那么，在材料准备与审题立意上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在此特别提醒考生，在以五大主题来准备材料的同时，2013年高考备考同样要特别注意如下几方面关键词， 尤其是要注意与“幸福”“中国梦”“甩开膀子干”（“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责任”“尊严”“文化传统”“民生”“厉行节约”“生态文明”相关的主题。以下相关的关键词在历年高考作文中多次出现，当然，也可作为审题的重要依据：
“责任（使命）”（2009年辽宁卷、2010年全国Ⅰ卷）、“信心（自信）”“奉献”“合作（竞争、活力）”“和谐（包括世界和平问题，2010年广东卷与此主题词相当）”“团结（包括民族团结、睦邻友好）”“理解”“感恩”（2010年浙江卷）、“宽容”“同情”“诚实信任”“***自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改革与发展、改革红利）”“健康（主要是指社会思想健康或文化健康）”“环境（在此，“环境”有两种含义，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或思想环境）”“宽容”（北京卷也已经考过，曾在本刊预言）、“压力（成长、锻炼）”。
在此，首先特别强调，考生要特别注意与“文化传承”或“经典”相关的事或主题。与此相关的试题从2006年以来逐年强化。中国***第十七届六中会议明确提出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等关键词，十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强国的精神，这些相关的决策将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事实上，湖北卷从阅读题到作文题近年来一直保持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特色。总之，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百利无一害。
其次，还要注意与“民生”及“民族凝聚力”“历史观”等相关的话题。2012年，对于中国来说同样是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来自国际的外部压力，南海领土争端、之争等，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挑战。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凝聚民族力量，更需要民族智慧。而这些都与如何正确看待历史观有关。因此，考生要注意与此相关的一些现象。
此外，诚信、道德、帮助、关怀、扶持、尊老爱幼、是非等也是考生要关注的关键词，请积极收集与此相关的现实典型素材。
（三）做好准备，应对五大主题不明显的作文题
2012年各卷的作文题主题倾向都很明显，2013年会不会还保持这种风格？考生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事实上，有的年份的考题没有很明显地反映出五大主题，如“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年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年全国卷）、“语言与沟通”（2004年广东卷）、“出乎意料与情理之中”（2005年全国卷）、“跑的体验”（2005年湖南卷）、“北京的符号”（2006年北京卷）、“人之常情”（ 2008天津卷）、“在自然中生活”（ 2008年重庆卷）、“好奇心”（2008年江苏卷）、“熟悉”（2009年四川卷）、“常识”（2009年广东卷）、“这也是一种 ”（2009年湖北卷）、“早”（2010年湖南卷）、“点线面”（2010年四川卷）、“旧书”（2011年湖北卷）、“一切都会过去”与“一切都不会过去”（2011年上海卷）、“总有一种期待”（2011年四川卷）、“原点”（2011年广东卷）等这些题目，相对而言，其主题倾向不是那么明确的。因此，考生在2013年高考备考中也必须做好应对这类题目的准备：
一是首先保证立意思想健康。如“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把它变成“积极的人生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来确定主题，同理，“好奇心”（2008年江苏卷）则可以变成“健康积极的好奇心”能够促进人才的成长，“好奇心”促使他（她）积极探索等。
二是围绕五大主题来确定文章的灵魂。如“春来草自青”可以直接把“春”理解为“爱心”，或者正确的***策或教育方法，“草自青”则可以直接理解成为人们（老百姓、学生）受到感化或影响，这道作文题就可以变成情感类作文了。同样，还可以理解成为意志类的作文题，如只要不懈努力，只要方法正确，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也即“春来草自青”。
三是不要脱离“联系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这三大辩证思维来构思文章。可以以其中之一为主，其余为辅。如“早”（2010年湖南卷），可以理解为接受新思想新技术要“早”（联系的观点）；没有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早”可能会盲目（一分为二观点）做任何事情；过去要早，现在要早，将来还是要早（发展的观点）。
四是化虚为实。当作文题的主题较虚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化大为小”或“化虚为实”，即在话题或中心词前后依据五大主题增加相关的词语，直到自己认为已经能够行文为止。如“有句话常挂在嘴边”（2007年天津卷），就可以实写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常挂在嘴边，“责任重于泰山”这句话常挂在嘴边等。同理，“早”这一作文题也可以前加“科学发展要‘早’”“思想观念更新要‘早’”，当然也可以化为更具体的人或事，如××成功的秘诀是“早”，以此类推，考生可以对2011年天津卷关于“镜”的材料进行审题训练。
五是化实为虚。当作文题呈现的材料较为具体时，要从具体材料中抽象出道理。如2012年大纲卷中关于“挑秧苗”的材料，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我”怎么可能穿着厚重的衣服去“挑秧苗”等这些表面的评价，更无必要去论述这道作文题是否出得合理，而是需要理解这件事揭示“我”克服困难以及母亲对“我”的鼓励等所反映出来的道理。至于船工补漏洞等作文题，也不能只停留于补漏洞表面上，应该通过这些事件写出一种责任、一种情感。其他依此类推。
（五）给自己的作文“定型”：文体特征明确，观点表述准确，以防误判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5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中***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92?07
对鲁迅与周作人（以下简称“二周”）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自他们兄弟步入文坛以来，就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一般说来，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大都会提及其胞弟周作人，而在研究周作人时，亦会提及鲁迅，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研究“二周”的惯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因人废文”，对周作人持有偏见。这不仅导致昔日并驾齐驱的周氏兄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地位悬殊，而且也决定了人们对周作人作品所持的批判态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和***治领域一些观念的拨乱反正，学界对周作人这个曾经“颇有争议”的人物逐渐放下偏见，开始认可并发掘其人、其作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更是彰显了学界对周作人价值的肯定。
一、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
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二周”等为检索词，以文章的主题为检索范围，以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为检索时间段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文献利用Note Express软件进行筛选，最后通过人工逐一进行内容考辨，得到论文194篇①。下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和梳理。
（一）“二周”比较研究的论文年度分布
从表1来看，自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中，关
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呈逐步繁荣的态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8年和1990年除外）论文年发表量均未超过5篇（30年的年均值为6.5篇），而进入21世纪，情况有了改观，年均发文量达10.6篇②，其中2009年达到峰值，为18篇。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无论从论文的数量还是从研究角度的开掘面来看，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形成了一个研究的高潮。笔者认为，该年度之所以形成“二周”比较研究的高潮，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1987年10月召开了“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②。其二，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掘。如张菊香《鲁迅、周作人文化心态异同 论》[1]（29?39）、汤山土美子《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2]（75?80）、黄乔生《域外世外——鲁迅、周作人与斯威夫特比较研究》[3]（65?72）。关于“二周”的文化心态、文化思想的比较，以及“二周”的儿童观与国外作家的比较，这些都是此前研究中未出现过的研究新视角。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受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治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余绪影响，对周作人的研究仍少有人涉足，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而非反面陪衬）进行比较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良好***治语境和学术氛围的形成，以及学术研究的长期积淀，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成果自然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二）“二周”比较研究论文的选题分布
从表2来看，1982—1991年间关于“二周”的比
较研究论文共34篇，讨论的热点问题是文艺观念（如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异同）、兄弟关系（如兄弟失和的原因）、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该时期的研究属宏观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探讨他们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际，如周作人的附逆、“二周”失和的原因分析等。1992—2001年间共37篇，讨论热点除上述诸点外，新关注点是“二周”的散文创作研究，包括散文风格的分析和以具体作品或以相同题材为例进行的对比。2002—2011年间共123篇，该时期新的特点是：其一，文化研究兴起。对“二周”的比较研究视野也愈加开阔，此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越文化）、异域文化（主要是日本文化）、民俗等文化因素对“二周”的影响研究呈异***突起之势。其二，“二周”的翻译成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三，“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女性***的思想等也受到了重视。
（三）“二周”比较研究期刊及核心作者统计
作为刊发鲁迅研究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以前为《鲁迅研究动态》）在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承担了主阵地的作用，共刊***文49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26%。其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共12篇，占论文总数的0.62%。此外，《***史纵横》、《齐鲁学刊》和《文艺争鸣》等期刊也是该项研究的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按照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统计，学界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核心学者依次是：钱理群、舒芜、孙郁、李景彬、张铁荣、黄开发、肖向明、肖剑南和王风，这9位学者的发文量均在3篇及以上，其中钱理群为7篇，舒芜和孙郁为5篇，李景彬和张铁荣为4篇③，其余为3篇。从统计数据来看，前6位学者均为鲁迅与周作人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研究起步时间早，而且在该领域的研究用功颇深、成果丰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还有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总体数量不多，其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有：张华《鲁迅、周作人散文文体综论》；郭洪蔚《鲁迅周作人对现代杂文文体的创造》，基本上都是从文体的角度切入研究的。
二、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著作
及学术会议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二周”比较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也陆续问世。
（一） 研究著作
1986年4月，李景彬出版了《周作人评析》，这是中国大陆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本论著。尽管它并非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其中不少章节都涉及“二周”的比较问题。作为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和“二周”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景彬于1987年出版了另一部著作《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该书12万字，辑有《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等7篇论文。李何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像这样用一组系列论文的方式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可喜的创新。”[4]（2）
这两部著作所采录的资料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据彭小燕调查，“当时周作人的作品及相关文献除他 生前自定出版的外，大都尚未整理出版”。而李作史料与理论阐述并重，史料部分包括“周作人未出版的部分日记”，以及通过“南京档案馆、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相关调查，又得到香港、台湾方面相关信息的剪报”[5]（35）。在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基础上对周作人的一生进行评价实属不易，因而李景彬的研究堪称20世纪80年代前期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极其饱满的开局。
钱理群关于“二周”的研究著作有：《周作人传》，该书以时间为序，梳理了周作人一生的行为、心理、情感与思想。如周作人少年求学，追求个人***与自由，成为学者之后启蒙救国，追求人格***与思想自由，后来由“士”入“仕”，成为日本人的走狗与帮凶，并出任汪伪***府的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开始“紧跟形势”，写了许多赞美平民化的文章。可以说周作人的思想轨迹，钱先生研究得透彻、明了，在边叙边议、边梳理边总结中把一个性格复杂、思想多变、才华出众且勤于读书写文的周作人展现在读者面前。《周作人论》从“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三个章节论述周作人的思想、文学创作历程。该书与钱先生之前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论文内容大体一致，但又不乏新的创获。这两部著作虽不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部分章节都涉及了与鲁迅的比较。如，《周作人传》中的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第二章“发现新大陆——在南京”，第三章“在第二故乡——在日本”等都有兼论兄弟二人的内容。
1999年9月，钱理群出版了《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该书是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开设“鲁迅、周作人的思想研究”课程的讲稿结集。在书中，钱先生以“二周”的“立人”思想、妇女观与儿童观、外来文化观、传统文化观、改造国民性等问题为切入点，在讲述鲁迅的思想真谛后，又讲述了周作人对鲁迅的补充以及与他的差异，对兄弟二人，都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其目的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述：“本书有不少内容是对周围的现实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5）
20世纪90年代，孙郁出版了《鲁迅与周作人》，该书曾在学界引起过重大反响。该书执着于周氏兄弟的参照与互证，集中探讨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俩因秉性、人生道路、交往圈子等的不同，而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一个张扬着生命的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的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1]（3）作者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也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钱理群曾对该书给予充分肯定：“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阅读鲁迅、周作人原著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一本敢于说出真相，有着真性情的真实的书。”“作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读者从书中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相克相生中的融合，感受到了生命（与学术）的活力，感召力，与启示力量。”[8]（62）此外，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舒芜集》（第三卷），收录了舒芜先生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4篇论文：《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和《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
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而成的，共分四章，主要对周氏兄弟散文风格作了比较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雍容疏放与从容恣肆——周氏兄弟记叙抒情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之二；在“深识”与“博识”之间——周氏兄弟杂文随笔风格比较研究之一；“非凡的天才”别致的“诗美”追求；古源与新源交汇——“鲁迅风”与“启明风”的民族性与异域性等。
（二） 学术会议
如果说研究论文及专著还只是研究者自发的个体行为的话，那么学术研讨会则属于一种群体行为，它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汇聚一堂，集体探讨某些问题，这既能集思广益，亦能互通信息，而且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的话语和态度。
1987年10月14日至16日，由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发起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周氏兄弟的思想、创作、译介、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功过是非，分别从社会、文化、伦理、***治、文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会上，钱理群、李景彬、张菊香、赵京华、陈福康等学者分别从人生哲学、生活道路、文化心态等不同角度比较了周氏兄弟的异同[9]（172）。此次会议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作为讨论的主题，标志着学界对待周作人的态度已由“解冻”步入了“春暖花开”，它极大地推动了对“二周”的比较研究。
2003年11月5日，河南大学出版社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黄乔生指出：“研究鲁迅不能回避周作人，同样，研究周作人也不能回避鲁迅……周作人不但本人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对深化鲁迅研究有帮助。”[10]（7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舒芜指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平常心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周作人研究，《鲁 迅研究月刊》刊发的研究周作人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是可喜的现象。”[10]（76）
2009年4月19日，中国鲁迅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就鲁 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展望等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会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分为四辑，大致依照“鲁迅与五四”、“鲁迅思想”、“鲁迅与文艺”、“鲁迅研究史”等主题编排而成，其中有不少论文都涉及“二周”的比较研究。
三、有关“二周”比较研究的热点
归纳及特色述评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已涉及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道路的选择、思想和文艺观的差别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关注热点和呈现的特色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热点
1. 关于“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
考察“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民族英雄，另一个是民族罪人——这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中较为多见。如上文统计有8篇，其中以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 论》[11]（24?31）、《潮汐有信 沉浮无情——续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最具代表性[12]（20?28），均以“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一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把握和细致的比较分析。其他学者对此亦有深入研究，如钱理群指出：“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而“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 庸”[13]（250）。其他如廖超慧《鲁迅周作人异同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14]（30?36）、《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15]（47?51）。
2. 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共有论文30篇，占总论文数的15.46%。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两个口号的细致比较，指出“虽然在字面上相差不多，但前者总的看来属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16]（38）有的从“人道主义理想”、“人道主义实现方式”和“人性观”等角度对比了“二周”人道主义思想，指出鲁迅的人道主义多呈利他性、包容性、真实性、现实性，注重抗争战斗，而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则多呈利己性、局限性、虚幻性、空想性，倾向平和中庸[17]（26）。还有的指出，反映在作品中的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既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基督教式的近代现世主义精神和执着现实、迷醉人生、向外扩张、表现自我的西方审美意识，又有以东方佛道为基础，充满出世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物我，以虚幻无为的方式把握世界万物的东方传统审美意识，二者的并存、综合、同化作用，使他的创作能够在充分接受希腊、日本等文化的同时，仍不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真精神。[9]（173）
3. 对“二周”兄弟关系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周”兄弟失和历程的叙述与原因的分析。从表2的统计数据来看，此论题一直颇受研究者青睐，共有25篇文章，占总论文数量的12.89%。其中，赵英的《鲁迅与周作人关系始末》（上篇）是此类研究中较早也是较全面考察“二周”兄弟情谊的代表作[18]（73?80）。该文从“二周”少年时期、在南京、在日本、从日本归国、北京—绍兴、北京的合作、决裂、分道扬镳、鲁迅逝世以后、“诗与真”的回忆这十个阶段来分析他们兄弟情谊的变化历程。其他如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19]（10?18），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 击》[20]（45?53）、《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 系》[21]（45?48）。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的档案、书札等新材料的发现，关于“二周”失和原因的研究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4. 本土、异域文化对“二周”的影响
包括浙东文化、“鬼民俗”、“二周”作品的乡土气息、日本文学经验等，这类研究从地域文化、乡土民俗以及异域文化等角度考察“二周”作品，进而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如张钊贻《鲁迅、周作人与东***林》[22]（58?5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23]（31?34）；刘伟，柴红梅《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24]（107?109）；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25]（25?38）；郝庆***《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 突》[26]（1?26）；肖向明《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27]（86?90）；张佳佳，邹菊兰《中庸与周氏兄弟》[28]（281?282）；傅祖栋《“剑气”和“书气”——从散文看鲁迅与周作人对浙东文化精神的不同传 承》[29]（47?50）。这些研究是新时期文化研究兴起后的产物，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5. 关于某类文体或文学创作风格、技巧等的比较
前者如杂文、新诗、儿童文学、同题散文等，后者如文学语言、讽刺艺术等。这类研究以某类文体，或从文学创作中的风格、技巧等某一个问题切入，对“二周”作品及其文学思想进行比较，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如宋其蕤《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30]（47?52），李平《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鲁迅与周作人同题忆人散文比较》[31]（53?56），章永林《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32]（29?31）。此外，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忽视将“二周”与时人的比较。如叙述“二周”与章太炎、蔡元培、、***、胡适、茅盾、梁实秋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并将“二周”与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亦有不少。
（二）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特色
从上文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梳理来看，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具有以下方面的特色。
1. 由总体上的宏观研究转入局部细致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学界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其总的趋势是：其一，研究者的视角由总体把握而转变为局部的深入开掘，研究的论题也日益细致和具体化。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即由宏观论述转为微观剖析。其二，旧话题时常翻新意，新研究领域不断被发掘。一些关于周氏兄弟的“老话题”，如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与兄弟失和等，依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周作人的附逆和“二周”失和，这两个容易引起争论（甚至是疑案）的论题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时常会因新的材料被发现而出新论断，抑或因新的研究方法、新理论的引入而出现颇有新意的一家之言。如林分份《“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该文“避开以往研究侧重对兄弟失和之因的直接探讨，转而关注决裂前后周作人在伦理身份、文化主张及个人姿态方面与鲁迅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考察周作人‘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特点，揭示其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33]（20）。新研究领域的开掘，如文化研究、“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等都是近十年来学界不断开掘出的新研究领域。从表2的统计来看，关于“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文章有9篇，从文学翻译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有9篇，而关于女性思想***的文章也有3篇。
2. 逐步褪去附着在“二周”身上的光环与魅影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身后的评价，尤其是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已经由用学术化的科学分析代替了***义愤和道德谴责。20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思想上的禁锢习俗和思维惰性”[34]（73），一些研究文章仍带有较浓的***治和道德评判色彩，如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廖子东《***擎天的红桧与摇摆弯腰的杨柳——鲁迅与周作人思想文学比较论》[35]（40?49）。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现象消失殆尽。这是学术研究的正态走势，它有利于研究者抛却固有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从而***思想、实事求是地“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用客观、学术化的眼光和立场，去发掘、评价“二周”的实际价值。
3. 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开掘
任何学术研究要想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都必须不断开阔视野、拓宽思维，或发现新材料、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纵观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在各种观点的砥砺中去伪存真逐步繁荣的过程。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晚明思想的濡染，还是浙东文化、“鬼民俗”、日本文学等的影响，都无疑是“二周”比较研究中难得的新视角。这些新视角连同“二周”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创作、女性思想***、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新研究领域，必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促进“二周”比较研究的兴盛。
四、结语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二周”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开掘度尚待进一步加强。这需要研究者在“回归鲁迅”、“回归周作人”的过程中，也要回归经典，深入研读和发掘它们对中国传统士人灵魂的深刻影响，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世界，以便能真正与“二周”进行对话。二是受近年来文化研究和学科交叉泛滥等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急功近利，将某些所谓的文化符号、新研究方法随意比附周氏兄弟，或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生搬硬套到“二周”身上，生吞活剥，进而制造出所谓的新研究成果——这是不可取的研究歧途。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当是指导当下的社会生活，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应该重在发掘其对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探讨其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7）随着“二周”文集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入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发掘、新研究视角的提出，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一定会继续推陈出新。
注释：
① 此数据不包含硕、博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此类论文数量不多，详见下文）。另因条件所限，本文对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只依据《鲁迅研究月刊》刊发的论文进行统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但相信遗漏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不会对论文的统计结果和讨论产生实质影响。
② 统计主要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未及纸质或其他媒介刊发而未被录入以上二库的研究文章。
③ 1988年刊发的10篇比较研究论文中，有2篇与1987年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直接相关。即：舒芜《参加“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学习心得》（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高远东《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④ 由于受本论题统计时限的制约，李景彬先生的另2篇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尚未统计进来，它们是：《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两个寻路的人——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参考文献：
张菊香. 鲁迅、周作人文化心态异同论[J]. 鲁迅研究动态， 1988（1）： 29?39.
[日]汤山土美子. 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J]. 鲁迅研究动态， 1988（1）： 75?80.
黄乔生. 域外世外——鲁迅、周作人与斯威夫特比较研究[J].鲁迅研究动态， 1988（1）： 65?72.
李景彬. 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彭小燕.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9）： 35.
钱理群. 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孙郁. 鲁迅与周作人[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钱理群. 有意味的参照——读孙郁： 《鲁迅与周作人》[J]. 鲁迅研究月刊， 1999（7）： 62.
高远东. 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J]. 文学评论， 1988（1）： 172?173.
葛涛. “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纪要[J].鲁迅研究月刊， 2003（11）： 76.
李景彬. 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J]. 河北师院学报， 1982（4）： 24?31.
李景彬. 潮汐有信沉浮无情——续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J]. 鲁迅研究动态， 1988（1）： 20?28.
钱理群. 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1（4）： 250.
廖超慧. 鲁迅周作人异同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1（2）： 30?36.
廖超慧. 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J]. 江汉大学学报， 1991（4）： 47?51.
陈福康. 略论“人的文学”与“为人生的文学”——鲁迅与周作人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札记[J]. 鲁迅研究动态， 1988（6）： 38.
古大勇. 鲁迅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比较论[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1（4）： 26.
赵英. 鲁迅与周作人关系始末（上）[J]. 齐鲁学刊， 1982（5）： 73?80.
陈漱渝.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J].鲁迅研究动态， 1985（5）： 10?18.
舒芜. 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J]. 鲁迅研究动态， 1989（10）： 45?53.
舒芜. 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J]. 鲁迅研究月刊， 1990（3）： 45?48.
张钊贻. 鲁迅、周作人与东***林[J]. 鲁迅研究月刊， 1990（6）： 58?59.
刘彦顺.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 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2）： 31?34.
刘伟， 柴红梅. 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6）： 107?109.
黄乔生. 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J]. 鲁迅研究月刊， 2004（10）： 25?38.
郝庆***. 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突[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6）： 1?26.
肖向明. 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J].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8（6）： 86?90.
张佳佳， 邹菊兰. 中庸与周氏兄弟[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281?282.
傅祖栋. “剑气”和“书气”——从散文看鲁迅与周作人对浙东文化精神的不同传承[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2009（1）： 47?50.
宋其蕤.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J]. 广州大学学报， 2005（5）： 47?52.
李平.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鲁迅与周作人同题忆人散文比较[J].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6）： 53?56.
章永林. 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7（7）： 29?31.
林分份. “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4）： 20.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6
【关键词】谷建芬；新学堂歌；精神；少年儿童
“新学堂歌”是谷建芬以我国古代经典的诗词为载体，通过对李白、孟浩然、王维、白居易、曹植等古代伟大诗人的经典诗作进行改编、作曲、再创作的富有古典诗词音韵美、意境美、形式美的儿童启智乐曲。“新学堂歌”的传唱不仅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儿童的音乐审美能力，而且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创了儿童音乐的新时代。
一、“新学堂歌”的创作精神来源
（一）***和***的大力倡导。***是敲开“新学堂歌”大门的第一人，***与谷建芬在200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时无意间谈起音乐。谈论中，***向谷建芬传达了这样的意思：中央《若干意见》精神文件强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未成年人口众多，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建设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立足和发展。正是在***和***的大力倡导之下，谷建芬才下定决心，一心一意创作“新学堂歌”，从此开创了儿童歌曲的新声。
（二）时代精神的需要。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指出：“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营造有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导。” i面对时代的精神需要，国家精神文化大局建设的迫切要求等因素推动了谷建芬创作“新学堂歌”的进程。同时，少年儿童确实急切需要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和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基础。
（三）作者的高度觉悟。一直以来，在儿童歌曲领域中适合孩子唱的歌曲屈指可数，而且歌曲内容十分空洞，歌曲体载大多为欢快、活泼的舞蹈风格，创作手法过于单一。谷建芬毅然选择了古诗词，古诗词歌曲具备有高度的文学性，音乐力求韵味以及赋有人文内涵，还要求作曲家谱曲的旋律具有声律美。这种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对少年儿童进行文化基础的渲染，同时不知不觉中他们的价值观得到了教育。
二、谷建芬创作“新学堂歌”的精神动力
（一）合适少年儿童唱的歌曲太少。首先，少年儿童歌曲的特点是歌词内容文化内涵不高，旋律过于单一，创作手法显得简单；其次，合适少年儿童演唱的歌曲还要按年龄阶段、先天条件、学习背景以及理解能力来分类，这样给作曲者带来了极大的技术困难；少年儿童歌曲市场本来就是一片惨淡，创作这类型的作品面临着很尴尬的局面，出版社极少为其出版。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谷建芬毅然怀揣着万分的热情投入到了“新学堂歌”的创作中去。
（二）谷建芬迫切的晚年愿望。谷建芬是当代著名女作曲家，早期主要创作流行歌曲，晚年专心为少年儿童写歌。***的话点亮了她为孩子们写歌的欲望，她曾多次感叹自己为孩子们写歌动笔太晚。在少年儿童歌曲作品创作上，她融入了一生的感悟，用尽了一生的经验，不会因为创作对象是孩子而将作品过多“儿化”，丰富旋律的写作以及把握歌曲的感情色彩是作品创作的重点之一，对待每首歌冥思苦想、多次吟唱、反复修改再敲定，她在这个过程倾注太多的灵感和经验；就是为了找到与孩子们纯真童心的切合点，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成为祖国新一代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接班人。
（三）******的关心。2009年元宵晚会上，******赞扬了谷建芬所创作的儿童古诗词歌曲，认为她撰写的儿童古诗词歌曲很有意义。***的关心极大地鼓舞了谷建芬的创作热情，让她变得心潮澎湃并且一心一意，排除干扰，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了儿童古诗词歌曲的创作中。最终，谷建芬创作了30首儿童古诗词歌曲，也就是所谓的“新学堂歌”。
三、“新学堂歌”的传唱给儿童带来的精神粮食
古诗词本身就是诗、乐一体化。这种中国古典诗词具有声律
和意境美。它有利于少年儿童积累传统的民族语言，提高民族精神和增加民族意志；它有利于陶冶少年儿童的情操，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以及拓展他们的想象力；它有利于少年儿童完善人格以及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这种诗与乐的结合方式，让孩子们穿越时间、空间与古代诗人贤臣对话，间接地让孩子们从中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吸收古诗词的人文内涵化为己有。“新学堂歌”吸收各种元素融合着民族文化，较好的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建设者打下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增强了民族意志。
四、“新学堂歌”扬起了古诗词的时代风帆，唱响了民族精神
近年来很多人关心语文教育的现状，把关注的目光投放在国学的继承与发展上。儿童古诗词歌曲开始普及于中小学音乐课堂，有的已经建立唱诗课。儿童古诗词歌曲的传唱间接地使古诗词在纵向和横向上得到较好地发展。电子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家长在家应该多为孩子播放儿童古诗词歌曲；学校老师利用广播在课间、课后为孩子们播放儿童古诗词歌曲；少年儿童们要努力学习，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只要不断地为孩子们营造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古诗词的时代风帆就会扬帆起航。
“新学堂歌”地出现，掀起了一阵古风韵律的传唱，净化了一代少年儿童对古诗词的重新认识与热爱。古诗词是在经过古代诗人千锤百炼后存留下来的，凝聚了多少世纪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具有永恒艺术美和丰厚文化底蕴的古诗词在谷建芬的旋律中融入了新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有利于培养我国新一代少年儿童淳朴善良的性格，有助于未来社会建设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自谷建芬《新学堂歌》第一张专辑发行，儿童古诗词歌曲与孩子们见面后，十分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并广泛传唱。“新学堂歌”为台湾与大陆的少年儿童架起了一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桥梁，有利于台湾儿童深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良好平台，为孩子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民族意识，培养自身的民族意志，早日实现海峡两岸民族统一、民族团结。
注释：
i 《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23日第1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参考文献】
[1]张国文.儿童故事歌曲创作于教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7
【关键词】《申报》《自由谈》研究综述
在中国新闻史上，《申报》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样，它的副刊《自由谈》也是影响深远，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文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研究概况
本文梳理的是2002-2011年这十年内国内关于《申报・自由谈》的文献资料，经过笔者在文献期刊网站上的检索，近十年来关于《自由谈》的文献资料数量远不及有关于《申报》广告、新闻报道等文献数量多，所以，相对来说，关于《自由谈》的专门性研究在《申报》总的研究体系中显得较为薄弱。此外，笔者发现，就算是在专门的《自由谈》研究中，研究视角也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倚。
二、《申报・自由谈》的不同研究视角
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
1、关于周瘦鹃是否只是一个“风月”作家的研究
作为担任《自由谈》主编时间最长的人，同时又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学界目前对于周瘦鹃是否只是一个“风月”作家的研究还存在争议。
在大多数研究1932年改革后的《自由谈》变化的文献中，学者们都将周瘦鹃作为革新代表人物黎烈文的反面来引用，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的以黎烈文的“进步”来反衬周瘦鹃的“落后”，似乎二人就是“新”与“旧”的代表。周慧斌在他的《黎烈文改版“自由谈”》一文中指出，周瘦鹃主编的《自由谈》只顾一味地去追求趣味性以及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章来迎合受众，这与新文学以及后期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环境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即使他也有关心时事的一面，但是这种“关心”都是温和的，并没有触动时局，更谈不上针砭时弊。
与此相对的则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新闻从业者，文学界和新闻界以往对于周瘦鹃的评价都不够客观甚至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觉得，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尽管在黎烈文主编期间，《自由谈》的思想性和***治性确实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这也不能就此掩盖前任主编周瘦鹃12年的努力；同时，在文学界，后来的学者们又因为其属于“鸳鸯蝴蝶派”这一事实而往往忽视了这一时期自由谈的文学性。他们认为周瘦鹃事实上并不只是一名“风月”作家，他同样有着作为社会良心和市民喉舌的一面。这一时期的《自由谈》不仅仅只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它同样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有对生活的关注，有对家庭变革的讨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还指出，之所以一直以来学界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周瘦鹃，是因为过去的学者一直没有关注他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的众多时评杂感。为了证明，他们还从周瘦鹃10年主编生涯的1043篇时评杂感中找出一些经典时评作为论据。
除了为周瘦鹃辩驳外，还有学者极力为“鸳鸯蝴蝶派”时期的其他主编证明，比如陈碟仙。于鸿斌就在他的《陈碟仙时期的风格研究》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陈碟仙关注时事、对时事有一定的分析评论这一事实的认可。
2、关于黎烈文改革《自由谈》的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于黎烈文改革的原因、意义以及经验的分析上，而在这些问题上，学界也基本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黎烈新《自由谈》的客观原因，他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析：首先在***治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日益明显，民族主义热情日益高涨，基调平和的“颓废”文学已不合时宜；经济上，外国资本不断入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上，随着符合潮流的左翼文学的兴起，日渐落伍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除却以上的客观条件，黄亮还在《黎烈文副刊思想探析》一文中从主观的角度对于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黎烈文对于副刊报道方式的创新和内容的扩充以及广纳各方面优秀人才为《自由谈》撰稿的行动，为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康化夷则在《黎烈文与〈申报・自由报〉的革新》中对于改革的宝贵经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办刊需要坚忍耐劳的意志品质、以稿件质量为重的选稿标准和依靠中坚、培养青年、团结广泛的精神等等。
3、关于《自由谈》构建“公共领域”的研究
学界关于《自由谈》构建“公共领域”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探讨《自由谈》在构建中国“公共领域”方面的实践。二是《自由谈》所创造的公共舆论和***治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
学者们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一般都是先以《自由谈》作为切入点，然后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再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其中，以探讨《自由谈》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实践。
而在唐小兵《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的文章中，作者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为例详细论述了公共舆论与***治权力的关系。他先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公共舆论的异同，并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公共领域基本上都是外在于权力的，无论是《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还是《申报》的“自由谈”都非公开的某一个******的***论论坛，这两份报纸都是相对比较***和去***派化的，这两个栏目所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建立在理性的公共讨论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公共舆论有别于西方之处则在于，中国式的舆论背后并无一个类似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做支撑，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再生产中的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治权力，但是他们却都有着浓厚的***治关怀。正由于这个原因，随后，作者又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以及《申报》的“自由谈”二者不同的***治倾向来说明公共舆论和权力网络的关系。
4、关于《自由谈》文学性的研究
因为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文学视角切入的较多，因而总是会牵涉到文学与新闻学的交叉研究。对于《自由谈》文学性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对“鸳鸯蝴蝶派”时期《自由谈》的小说研究；二是对黎烈文时期《自由谈》上鲁迅杂文的研究。
关于“鸳鸯蝴蝶派”时期《自由谈》文学性研究的文献资料种类繁多，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对《自由谈》上所刊载的小说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共同发现了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尽管那一时期的小说内容十分丰富，对民国生活的描写更是面面俱到，但是小说的作者们无不透露出一种既接受新思想而又难忘旧道德的矛盾的创作思路，而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既有对自由恋爱的赞扬，也有对自由恋爱的反思；既有对旧式的家庭道德的眷恋，也有对旧式家庭制度的批判；既有对新式小家庭制度的向往，也有对新式小家庭制度的反思；既有对达官贵人、当权阶级的揭露，也有对下层人民苦难的同情。正是沿着这样复杂的创作思路，学者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在这一创作思路下所衍生出的文学作品。
除此之外，学界对于黎烈文时期鲁迅杂文的研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首先，苏虹在《鲁迅的“自由谈”文体及其影响》一文中对这一时期鲁迅杂文的特点进行了一番研究，她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杂文迫于***治环境的压力，写作手法多以“曲笔”为主，即委婉暗示性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在题材上，鲁迅还非常擅长于先从大处着眼、但是却从小处写起的方法，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除了对于鲁迅杂文本身的文学性研究之外，还有学者从鲁迅杂文与《自由谈》二者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有关于《自由谈》对现代杂文的文体特征有哪些深远影响。
结语
纵观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相当可观。从文献数量上来看，虽然不及《申报》广告、新闻报道的研究数量多，但是《申报・自由谈》的相关研究文献相比于国内其他报纸副刊的数量还是要多的；从研究视角上看，虽然尚有研究“盲区”有待深挖，但是相对来说也是较为完备的，尤其是近年来对于《自由谈》文学性的关注更是将研究视角由单一扩展到文学与新闻学综合的二元视角。
除此之外，对于后来的新闻史研究学者来说，及时发现目前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尚存缺陷的地方显得更为重要。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目前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重点大多是集中在1932年12月黎烈文接任主编之后的这段时期。经笔者调查，目前国内拥有的《自由谈》专门的影印本和文选本都是集中在黎烈文主编时期的，而学界关于《自由谈》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这一时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关于革新之前的《自由谈》的研究论文数量非常少，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论文中，大多数还是以文化研究为主。
二是目前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大多数都没有能够推陈出新，只做了一些简单的剖析，缺少深度挖掘，如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还需要积极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参考文献
①故垒，《〈自由谈〉：由“风月场”到时代先锋》[N].《中华新闻报》，2005
②于鸿斌，《陈碟仙时期〈自由谈〉的研究风格》[J].《新闻传播》，2010（6）
③黄诚，《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时评杂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④黄亮，《黎烈文副刊思想探析》[J].《新闻世界》，2011（8）
⑤周慧斌，《黎烈文改版〈自由谈〉》[J].《档案春秋》，2008（2）
⑥康化夷，《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的革新》[J].《书屋》，2008（3）
⑦唐小兵，《印刷上海与公共空间之拓展――以1930年代〈申报〉为中心的讨论》[J].《新闻大学》，2012（1）
⑧李春雨，《〈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J].《鲁迅研究月刊》，2006（4）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8
关键词：老舍；1941年；回归；抗战；论争
中***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100-06
我曾经撰文《论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兼及（四世同堂>的写作准备》论述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的问题。老舍的回归为什么从1941年前后开始，这是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我认为，大西南抗战文艺界关于文艺问题的几次论争为老舍的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最终促成了老舍的自省和回归。
蔡仪先生认为，抗战中大后方的文学论战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指1937年‘七七’事变起到1940年中期”，包括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关于“暴露和讽刺”问题、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四次大的论争；而“后期的时限大致是1940年中期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主要包括关于“战国”派问题和关于“主观论”及“生活态度论”问题的两次论争。这个划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抗战中老舍的前后期与整个文学界论争走向中的前后期有所重叠，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老舍积极思考并主动回应抗战前期的几次论争的必然结果。对于抗战后期的论争，老舍的反应远不如前期那么敏捷和强烈，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老舍已将主要精力于他回归后的文学创作上，同时也同这些问题和***派、团体的瓜葛过于密切有关。
以上列举的抗战前期的四次论争，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文学自由度的论争，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中“暴露和讽刺”问题涉及的是文学创作的题材选取，讨论的是如何避免和是否应当避免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以免为***敌利用；“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绵延不绝的新旧形式之争在抗战时期的两次极具深度的探讨，而它们之间，由于牵涉的根本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无法截然区分开；关于所谓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以及继起的施蛰存、沈从文、朱光潜等的“文学自由论”的论争则又关涉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个绵延不绝的论战中心，即文学本位还是***治本位之争，而这一论争主题又是笼罩于上述三次论争之上的。
以下试结合老舍对这些论争的回应解索老舍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一、老舍和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
“暴露和讽刺”问题的发轫，大致上是起自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1938年11月被译介到日本，于是有人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译载《差半车麦秸》呢？”并且提出：“‘华威先生’这种可鄙的人物……他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符合着***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一句话：我们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了。”同一时期，又有人发现“黄药眠的《陈国瑞的一群》（原载《抗战文艺》第三十四、三十五期合刊），和巴金的《公式主义》（原载《见闻》第？期）被***报纸巧妙地转载。”一场以文学创作题材性质为关切点的论争就此展开，并前后持续一年多。这里所谓的题材性质是从***治立场出发作的判断。它关心的固然不是选取或避免何种题材有利于或有害于创作本身，却甚至也不是选取或避免何种题材有利于或有害于创作所负荷的社会意义、***治价值，而是作品的***治效果，即作品已经***于作家时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由于老舍选取题材的尖锐性，他的作品很快被点了名：“老舍的剧本《残雾》上演的时候，听说观众之中颇有几位先生大摇其头，以为其中所暴露的会摇动人们的抗战信心，甚至认为破坏抗战。这是当场的一位朋友亲闻亲见的。”老舍事后坦言：“……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并且不无负气地说，“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
无端卷入这场论争，使老舍得以更为清醒也更为从容地审视这一场抗战文艺运动，上引老舍对构陷者的揶揄即是基于清明思考基础上的一次聪明的应对。在写《张自忠》的过程中，老舍又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人人都能成圣成贤，不准说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点缺欠”；“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衬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但是，正如老舍自白的，他以中庸“混含”的方式避免了暴露过多“不准说”的问题，《张自忠》因此把批评焦点完全集中到虚拟人物墨子庄的身上，也正是这种策略的写法使得作品的质感大打折扣。这种妥协固然损害了作品的完善，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老舍对“暴露和讽刺”问题的深入反思。这两篇文章，《没有“戏”》和《写给导演者——“声明在案”：为剧本（张自忠将***>》就是老舍在事后的一次刻意的检讨和申诉。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以明白地读出老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对“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批评态度的大不以为然。
二、老舍和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随着抗战爆发引发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再次提出，即关于“旧瓶装新酒”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大致上始于1937年7月，终于1939年4月）和继起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大致上始于1939年4月，终于1941年1月），也许是抗战文坛最值得关注和警惕的两场论争，也一定是与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关联最为密切的两场论争。这两场论争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前后衔接，指向一致，都同样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在抗战时期的旧话重提而已；也就是说，虽然它们在文学史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但究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前因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后延新中国时期以“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取得考验”为宗旨的文艺***策，并且通过论争对许多问题的廓清告白了中国现代作家群对“文艺大众化”与“五四”新文学方向的消长问题的真实倾向，因而格外值得关切。具体到老舍，这方面的论争至少是帮助他完善了对自己通俗文艺创作的反思，而且也确实导向了1941年前后老舍在文学风格、题材、体裁选择上的回归自我。
1930年老舍从新加坡回国之后，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之前的7年时间，尽管中国文学界硝烟不断，纷争不断，老舍却除了为数极少的表态——关于幽默文学的发言——之外，一直坚持着***不倚的原则，从不介入任何一次论争。尽管抗战的爆发转瞬之间拉近了他与文坛的距离，但是对于文坛的论争老舍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超越态度。对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老舍几次声明：“我忙，所以没有参战～；“一年以来，我始终没有表示过个人的意见”，就是出于这种态度。持这种关心但不参与的态度对待文坛的论争，使老舍在一些关键问题和根本问题上时刻保持了一种清醒和警觉。这也是曾经率先垂范以“民族形式”，即“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激励抗战情绪的老舍在“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甚嚣尘上的时刻及时折返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流之于“空”的讨论态势，老舍在论争后期的适时发言显得实切了许多，因而也具有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说服力。老舍自己明确地表示：“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实情。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老舍并未在理论界的争执热点如“中心源泉论”、“喜闻乐见”还是“习闻常见”这样的问题上纠缠甚至停留，而是直奔主题，以“是”抑或“否”的判断来表明态度：“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老舍除了继续陈述三年来以“民族形式”取代新形式的创作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经验”和“像找替身似的女鬼”般的“民族形式”使自己“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的苦恼之外，老舍把这一次反思的着眼点落实在建设上。即“破”了“民族形式”的“圈套”之后，应当“立”什么和怎样“立”上。
关于应当“立”什么的问题，老舍的回答非常明确，而这也确是老舍经历了抗战前期百转千回的尝试、思考、反复之后得出的结论：“我是赞成仍沿用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走去，只要多注意自然，不太欧化，理智不要妨碍感情，这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在深入大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的同情他们，这比只知道一点民间文艺的技巧，更为确实可靠。”至此，老舍作为一个“捍卫新文艺的战士”才真正以对新文艺的择取排解了自抗战以来缠绕不去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关于怎样“立”的问题，老舍认为首要应当解决的还是通俗文艺的定位问题。只有为通俗文艺正名，才能进一步论及走新文艺之路。老舍1942年在演讲《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辟节段陈述了来自苏联的“民族的形式，***的内容”的口号如何取代了“旧瓶装新酒”的口号，同时“民族形式”又如何因为国情的差异转为“民间形式”同义语的过程。这一节辨析固然掺入了老舍的个人理解，但也确实是老舍在各种概念混杂莫辨的实际情势下作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老舍所理解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讨论的焦点正在于“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如何应用”之上。由于“民族形式”即“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也即现成的固定的和程式化的通俗文艺形式，它与“必须是创作的，决不能模仿的，要顾到言语美，描写的特色”的新文艺在本质上势同水火。但是，抗战宣传的客观需要既然使得通俗文艺即“民族形式”在众多的文艺形式中一枝独秀，成为最经济、最实用、最受民众喜爱和最易为民众接受的文艺形式，身为抗战文坛领袖的老舍对之就不能不有所顾虑。正是鉴于这方面的考虑，老舍聪明地提出了“分工论”。这可能是需要通俗文艺更需要“创作的”文学作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个方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用，那么，就由专家和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这是老舍对当时文艺界分工情况的描述，从语气上看，也是他认为的最为适切的解决办法。确切地说，老舍在1938年底已经提出过这一思路：“有人写大鼓就让他写大鼓，有人写诗就让他写诗，方向不同，精神上却可以联系合作。”但老舍明确了这一思路的时间还是在1941年前后。与上引老舍发言相呼应的，还有老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所说的：“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老舍此后以自己自觉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了这一思路，并且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贯彻了这一思路。例如新中国时期老舍任编委或主编的《说说唱唱》等刊物的存在即是对这种“分工论”思路的一种贯彻方式。但是老舍在建国初期和“”时期对通俗文艺作品制作的再次投入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思路。新中国时期，老舍由自觉地重拾通俗之笔，到最后不得不以一段宣传性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这样的经历与1941年前后老舍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归形成了过于鲜明的反差，也同1937年到1938年老舍向通俗文艺不计代价的投入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呼应。
老舍是出身于北京市井的满族人，对通俗文艺作品尤其是京剧和曲艺的爱好几乎出自天然本性，在漫长的创作之旅中向这些通俗形式偶有回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在时代的压力下竟遭逢了这样的曲折，这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事情。舒乙先生回忆说，1964年之后，“有一次市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这是“实用”的文艺***策扼杀作家创造力发展到极端的证明。起始于1930年，历经数次争论，又因巩固新***权的时代需要被定于一尊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学还是宣传、自由主义还是功利主义的问题。老舍在60年代终于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不能不说与他抗战时期在通俗文艺或者说“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问题上的反复思考密切相关。他陷入并终于走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的经历为他新中国时期再次陷入却再也走不出更深彻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三、老舍和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梁实秋《编者的话》（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惹起的公案中，确有许多值得分析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几乎所有站出来批驳梁实秋《编者的话》和《“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6日《中央日报·平明》）的文章，对梁实秋的本意，都有程度不等的曲解或误解。这之间尤须引起注意的是最早的驳论者罗荪，正是他的《“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5日《大公报》）引出了生性原本好斗的梁实秋的同名文章，并且又由他迅即再作驳论《再论“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9日《大公报》），就此引发了这一场争论。不过分地说，正是这两篇驳论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批驳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联合动作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如文中所称“某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尽可以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这里“尽可以找”“硬要找”之谓，显然与梁实秋“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固的原话相去甚远。这样的以己意度人，曲解原意正是这场论争的症结所在。而罗荪的这两篇驳论为此后的驳论开的一个更为不好的例是由梁实秋的“半句话”作由头，对梁实秋进行人格攻击。例如说：“梁实秋抹杀了今日抗战的伟大力量的影响，抹杀了今日中国的抗战这个真实的存在，抹杀了今日全国爱国的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抗战的文艺。他却要作者到人生中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他的读者读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要人们忘掉抗战这个现实的斗争。”这种扣帽子的作风至少是非常不严肃的，尽管作者的用意本在于严肃地支持抗战文艺的进程。而此后林予展的《正告梁实秋先生》（1938年12月12日《新蜀报》）这样的文章，其用语之尖刻与恶劣，又是罗荪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总起来说，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是抗战文艺界最不理性的一场论争，由于内中掺杂了过多的意气、想象、人身攻击，论争中本应包含的关于“抗战八股”问题的探讨几乎无从谈起。反之，这样的感情用事又导致了不久之后抗战文艺界对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等人对文学功利化问题的理性批评的缺乏理性的围攻和谩骂。这围攻不仅持续到了抗战之后，而且与同时在***区文艺界也存在的同样的以人身攻击代替理性分析的不良文风一起，严重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坛风气。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9
关键词：创新网络文献概念辨析
随着对创新网络的不断深入研究，对于不同类型特征的创新网络的概念和功能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迅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只有深化创新网络理论的研究，寻找其内在规律，与实践结合起来，更加科学系统的运用其功能，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
一、文献概况评述
在同方中国知网资源数据库中以“创新网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有关创新网络理论的文献总数为718篇。根据历年来文献数量作出折线***，说明，国内学者对于创新网络的研究关注度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
国内关于创新网络的研究始于1999年北京大学的王缉慈、盖文启教授在《中国软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区域创新网络对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一文。该文认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有着许多优势，如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易于获得范围经济等等。 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筹资困难、企业间合作网络薄弱、市场环境不公平等问题。
在2005年以前，大部分的理论研究侧重于探讨创新网络对于区域经济或企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而关于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等的研究比较缺乏。
二、创新网络概念辨析
创新网络的概念起源于1991年的期刊《Research Policy》中Freeman发表的论文“Networks of innovators：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 ” 。Freeman认为，创新网络是为了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架构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 并进一步把创新网络的类型分为：合资企业和研究公司、合作R&D协议、技术交流协议、直接投资、许可证协议、分包、生产分工和供应商网络、研究协会、***府资助的联合研究项目等[9]。
创新网络理论出现后，国内外学者以不同视角，不同范围，不同条件对创新网络进行了研究。关于创新网络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本文认为创新网络是一个依附于创新环境存在的以焦点企业为中心或者以一定的区域或国家为范围的复杂的资源共享互补网络系统。根据文献整理，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新网络概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
1、关于区域创新网络
Cooke（1996）最早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定义，他认为区域创新网络主要是由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17]。区域创新网络的完整概念自20 世纪80 年代末出现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Freeman、Cooke 曾经对此作过概要性论述，我国学者1992年将之引入国内，对区域创新网络开始了初步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系统性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创新主体赖以创新的有效载体; 创新主体相互依存的集体学习环境。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分别揭示了创新的方向(系统性创新)、载体(区域网络)和动力源泉(互动学习)，因此，从创新视角考察，区域创新网络就是各行为主体在区域基础上以互动学习为动力、以创新为目标指向而结成的密切的、相互交织的网络联系。
2、关于企业创新网络
企业创新网络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的总体结构”，以核心企业作为研究出发点，是基于企业层次的研究视角。（2004）国内学者朱嘉红与邬爱其从焦点企业成长新视角出发，研究了***府模仿成功集群的举措大多以失败告终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19]。（2005）刘友金与罗发友以长沙工程机械集群为例，对基于焦点企业成长的集群演进机理进行了研究[20]。
企业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网络的差异在于研究的核心角度不同。企业创新网络从一个焦点企业出发，研究围绕这个焦点企业的创新网络中各个结点之间的关系和运作机理。如***1所示
四、总结
纵观对于创新网络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从文献所反映的理论来源来看，原创性不够，相当一部分是对国外同时期研究成果的追踪研究。近期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用定量或模型的方法研究创新网络构建及演化机制，但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迄今为止，关于创新网络结构的概念内涵和整体研究框架是含糊的、片段的，仍未构建起一个阐释充分且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二是对广义创新网络结构的形成及演进机理研究缺乏；三是注意到产业集群结构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对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内在规律性的探索相对不足。而这些正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盖文启 王缉慈 论区域创新网络对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J］中国软科学 1999
[2] 王大洲 企业创新网络的进化与治理：一个文献综述［J］科研管理 2001 96-103
[3] 魏江 小企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J］科研管理2003
[4] 沈必扬 池仁勇 企业创新网络： 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范式［J］科研管理2005 26 (3) ： 84―91
[5] 邬爱其 企业创新网络构建与演进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科学学研究 2006 141-149
[6] *** 孙东川 创新网络的演化模型。科学学研究 2006 135-140
[7] 薛太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创新网络演进分析 商场现代化。2007(9)：17一18
关于新年的作文篇10
2012年，中日争端持续升温。特别是9月以来，日本野田***府一厢情愿地将“收归国有”，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世纪》杂志9月号“世纪特稿”推出由潜心研究东亚史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撰写的《井上清：钓鱼列岛属于中国》一文，讲述已故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40年前即撰文论证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事实。文章一经刊发，被沪上多家报刊报道和转载，人民网、搜狐文化频道等网络媒体也转载了相关文章，社会反响热烈，为杂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世纪》杂志精心策划的关于问题的力作引起沪上媒体的强烈关注，多家主流媒体刊布了相关新闻报道，如《***日报》9月5日第10版刊发新闻“《世纪》9月号兼具史料性与可读性”；《新民晚报》2012年9月12日A19文娱新闻刊发《井上清：“钓鱼列岛属于中国”——《世纪》9月号推介日本历史学家剖析问题的力作》；《东方早报》2012年9月15日刊发“《世纪》推介井上清剖析力作”；《联合时报》2012年9月21日第7版刊发《井上清：剖析问题》；中新网上海新闻网9月13日推出“上海学者撰文追忆日历史学家40年前是中国领土之往事”。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文汇报》继在2012年9月10日“文汇学人”版以2/3版面转载《井上清：钓鱼列岛属于中国》一文后，又于 2012年9月22日7版笔会《悦读》栏目以《日本学者井上清41年前著书表明——钓鱼列岛属于中国》为题，再次转载谢俊美教授一文，并加编者按——京都大学井上清教授1971年出版《历史与问题的剖析》，以特有的***治敏感大声疾呼：反对侵占中国钓鱼列岛是当前日本“反***国主义的焦点”，同一天的《新民晚报》也在阅读版整版全文转载《钓鱼列岛属于中国》一文。
《井上清：钓鱼列岛属于中国》一文之所以广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契合当前社会热点，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世纪》杂志编辑部近年来一直坚持的重大选题专题策划理念。作为一份文史类双月刊，要抓住读者感兴趣的选题，做深做透，这就要求在选题策划的过程中，视角要新，既要能够抓人眼球，同时还要兼顾史料性和可读性。问题这一选题的整个策划过程可以说正是凸现了这一想法：谢俊美教授去年出版新著《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书中辟专章论述日本窃夺中国钓鱼列岛的来龙去脉，其中提及井上清教授曾于1971年出版《历史与问题的剖析》一书，力证钓鱼列岛属于中国。鉴于40年前井上清教授直面日本国内***治浊流，亲赴琉球对问题详尽调查，详尽列举中、日、琉三国史料论证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史学家，敢于尊重事实，坚持钓鱼列岛属于中国，在日本属凤毛麟角，这种精神即便在中国都属难能可贵。因此编辑部年初就约请谢教授撰文介绍井上清教授的这本书。此前其他刊物也刊发过介绍井上清这部作品的相关文章，如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挖掘出新意，也是编辑部考虑的重点。因此编辑部在和作者沟通后，建议谢教授以自己赴日寻访井上清关于问题的论著的经历着手，从叙事角度层层推进，娓娓道来，讲述井上清教授的故事。文章完成后，恰逢日本“购岛”闹剧发生，编辑部适时刊出此文。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关于新年的作文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