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普惠金融论文第1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论文 ***策性银行改革 农业***策性
一、普惠金融思想利用于农业***策性银行改革方向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由于地域地理特征限制，信息科技技术普及率低，资金流动量较小，基础设施不完善，缺少专业的技术人员，使得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网点设置面临巨大的成本考验，再加上低收入水平者和小微企业支出少、现金使用率高，且信用风险难以识别，抗风险冲击程度低，意味着金融机构为这些行为主体提供服务时需要承担更高的操作成本，小型的纯粹商业区域性金融机构无法长期生存，更无法为这些群体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长此以往，会使这些客户对农业***策性银行失去信心，不利于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中央、***愈发的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策性银行的改革也逐渐展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理念，这给金融领域带来了新的曙光，同时也对有关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府目标，促进社会公平，扶持弱势群体，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概念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府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建立一批***策性金融机构，在软硬件设施上对***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支柱，建立金融体系，同时调来一批专业化操作人员，这一系列援助措施使得***策性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弱势产业、经济落后地区提供包括储蓄、境内外汇兑、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工具等众多基础金融服务在内的产品，提供方便快捷、价格合理、信息透明的金融服务，在追求商业利益，保证可持续提供服务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避免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
二、农业的先天缺陷呼唤***策性金融机构成立与转型
在产业划分中，农业是第一产业，也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根本。农业的发展好坏严重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好坏。我国农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农业的发展极其重要，但是农业本身又是一个天生的“弱势产业”，十分易受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及供需双方力量对比的市场风险的影响，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入大、人力成本高、回报率低、及农业营利能力低等特点，往往难以得到到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在保障全国粮食生产红线，更新生产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更多更为便捷的金融扶持。
我国唯一的一家直属于***领导的农业***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1994年11月正式挂牌成立。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多次的深化改革，农业发展银行也从原来的不成熟，不专业慢慢像现在的标准化，专业化方向迈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直以国家目标为己任，遵守国家的大***方针和法律法规，以***府信用为基础吸纳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策性金融业务，财***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摸索、学习和创新，修正自身的定性定位。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给农民提供便捷的销售市场，打造高效的农产品供应渠道，保障农产品的稳定，维护国家农粮安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负责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和管理，业务范围由资助农业的专项信贷工作转变为只办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储存和调销贷款工作。第二次大的业务调整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进一步调整业务范围，分类管理、分别考核***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为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后开设了农业小企业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生产资料贷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等商业性信贷业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遵循市场机制，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托我国近十年来市场经济的井喷式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商业性业务发展迅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到底是保持如今的混业经营还是往商业化方向经营，这两种转型方式又将会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都亟带讨论。
三、未来农业***策性银行改革路径初探
（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
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由于降低设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和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在市场作用下，使得大量小微型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小额信贷公司的设立、影子银行及一部分非***府性金融机构的产生，又反过来助力农村普惠金融的开展进程，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维持在基准贷款利率水平，但是小型村镇农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水平普遍超过大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这为小微型农业金融机构承接外包业务，拓宽业务渠道，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为高效的抢占农村金融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普惠金融论文第2篇
(一)ICT技术、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在ICT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通过模型1与模型3 -6的回归结果，发现农民移动手机拥有量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较为稳健。根据模型1的结果，当每百户移动手机拥有量增加1%，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0. 122%。这表明，移动手机在农村的普及，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为农民做出正确的生产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其收入增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日寸，移动手机的使用，使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市场信息，拉近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销售农产品时会卖得高价，进而增加农民销售收入。许竹青等在研究ICT技术对农民农产品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时，发现ICT技术对易腐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率为19. 720%，而对耐储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为6. 180%，均高十本研究的结果，这是由十只估算了销售收入的影响，没有扣除掉成本，而本研究中的收入为纯收入，是扣除各种成本之后的收入，从而使得回报率较小。
在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每万人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在模型2一5中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6中影响不显著。尽管如此，其系数仍然为正，说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铺设，一方面，可以方便农民进行金融活动;另一方面，有助十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民宣传金融知识，让农民充分了解金融活动，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这对十发挥金融机构调节配置资金的作用有一定帮助，从而有助十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与李明贤和叶慧敏的研究结论相悖，其原因是在他们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变量间相关性的影响，模型中同时放入了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与从业人员密度，而这两个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影响;对十人均贷款变量，除模型6中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其余模型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模型2的估计，人均贷款每提高1%，农民收入将增加0. 102%。农民获得贷款后，会用十农业生产或非农项目的投资，实现金融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收入增加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研究ICT技术与普惠金融的交互效应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为探究这一影响，在模型3一6中加入了ICT技术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除模型5外，移动手机使用量与人均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负，即移动手机拥有量的提高会弱化银行物理网点的收入增长效应，同理银行物理网点的增加也会弱化移动手机的收入增长效应。这表明移动手机拥有量与银行网点拥有量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替代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基于ICT技术的农村金融创新业务对传统的依靠物理网点进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前者一更能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传统物理网点的增加使得农民更倾向十选择人土服务，毕竟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电子化金融服务对农民而言是新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十先进ICT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如降低智能手机、互联网普及速度等，从而会降低ICT技术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因此，这一结果从侧面证实了ICT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更利十农民增收;mobile与loan的交互项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正，即移动手机拥有量的提高会强化银行贷款的收入增长效应，同理银行人均贷款的增加也会强化移动手机的收入增长效应。ICT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变快，对十银行来说，可以借助ICT技术提高对农民经营活动监督的时效性，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提高了农民贷款服务的可得性。对十农民来说，通过利用ICT技术进行贷款的中请和还款，与传统方式相比，手续更加方便快捷，降低了中贷与还贷过程的交易成本，会对传统的亲友间借贷的模式产生替代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贷款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此外，农民借助ICT技术获得便利的贷款服务的同时，也进一步掌握了相应的ICT技术，并通过连锁反应，向其它未使用过这一创新金融服务的农民进行言传身教，使更多农民参与其中。而借助ICT的贷款服务，需要现代化的ICT技术。从而整体提高了ICT技术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利十ICT技术促进农民增收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为农民凭借ICT技术所获得的生产投资信息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放大了ICT技术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因此，这一结果直接证实了ICT技术与普惠金融交互效应，可以促进农民增收。
普惠金融论文第3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效应
中***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58-05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最初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等方面。随着普惠金融指数测度体系的逐渐完善，许多学者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田杰和陶建平（2012）对我国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徐敏和张小林（2014）根据我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模型对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效果并不显著。李建伟等（2015）根据我国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VEC模型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特别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城乡收入比。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的福利差异。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并根据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测度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文力***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是基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存***性关系，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呈现不同效果，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分析。第二，通过门槛区间的划分，将我国各区段的省份个数变化以及门槛区间的构成进行分析，对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的地区差异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依次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三种门槛模型效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应构建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但第三个门槛估计值位于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之间，因此双重门槛模型即可有效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结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两个门槛值将全国的31个省份划分为3个区段，其中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IFI]≤0.021的省份定义为低区段省份，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0.0210.249的省份定义为高区段省份。
（二）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非线性双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不同区间范围时，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将呈现不同的效果。当普惠金融指数低于0.021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45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0.021―0.249之间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由3.456显著减小为0.535；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9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更小，减小为0.155，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一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正且显著；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位于第二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仍为正，但与第一个区间相比，这种效果较小；当普惠金融位于第三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综合三个阶段来看，从2008―2014年，普惠金融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是这种效应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一个双门槛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整体来看为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这是由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受益较少，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增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会逐渐减小。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所能获取的收益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所获取的收益，因此当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财***支出[gov]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中国***府财***支出的城镇偏向性显著地提高了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作用较小，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经济发展[lnpgdp]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外开放[fdi]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城镇化率[city]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会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和变化
2008―2014年普惠金融三个区间内的省份个数如***1所示。从各区间内省份个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知：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8个下降为2014年的3个；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从2008年到2014年几乎是平稳的变化趋势；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2个增加到2014年的3个。整体来看，2008―2014年普惠金融在三个区段内的省份数量变化不大，普惠金融从2008―2014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从各区段内的省份个数比较来看：位于中区段的省份最多，占比达到了2/3以上；其次是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少。由此可知，我国大多数地区位于低区段和中区段，其中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多，说明我国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为不显著的正影响。以2014年为例，我们观察各区段省份所处的地区，可以发现2014年位于高区段的3个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西部地区的***、青海、内蒙古等地位于低区段，其余省份位于中区段。由此可推断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了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各变量大多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变量过多容易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都可能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在上述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剔除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存在稳健性，在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中，本文发现剔除变量[lnpgdp]和[gov]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双门槛效应，而且门槛值与不剔除控制变量的门槛值相同，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单门槛效应，单一门槛值为0.249。各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在原门槛模型中依次剔除控制变量[lnpgdp]、[gov]后，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估计结果在量上有少许差别，但符号保持了一致性，这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模型同样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上述结论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不会因为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而使估计结果发生本质变化。
四、结论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考察，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初期，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其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第二，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在第一个门槛区间为显著正效应；在第二个门槛区间为正效应，但作用效果与第一个门槛区间相比较低；在第三个门槛区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由以上结论可知，我国现阶段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还是城镇居民，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农村基础建设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可给予减免税等优惠***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本较高。业务散、成本高、利润薄是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长期我国金融机构在城镇覆盖率比较高、而在农村覆盖率较低的重要原因。给予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减免税等优惠***策以及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营业利润，从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农村。二是降低农村普惠金融准入门槛，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小贷、网贷等，使普惠金融能够真正“普之城乡，惠之于民”。
参考文献：
[1]Hansen B E.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Boston Colle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volume 93（2）.
[2]莫开伟.为银监会首设普惠金融部点赞[N].上海金融报，2015-01-30.
[3]田杰，陶建平.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中国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1877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2，（2）.
[4]徐敏，张小林.普惠制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4，（9）.
[5]李建伟，李树生，胡斌.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失衡调整――基于VEC模型的实证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1）.
普惠金融论文第4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 指标体系 层次分析 聚类分析
一、引言
“普惠金融”来源于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组织很多专家共同编写的一本有关普惠金融体系的蓝皮书[1]，该概念的提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2011年亚洲博鳌论坛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学者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尽管研究出发点、侧重点不同，但公平、协调均成为学者强调的核心与关键。普惠金融实际上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金融领域进行破题，其目的在于将“无法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人群纳入正规金融系统，使其有机会获取储蓄、支付、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从而与其他客户一样，拥有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2]。普惠金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定量化的研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普惠金融使现代金融服务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本文定量化的分析浙江省各县域金融普惠程度的差e，在此基础上分析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外已有经验和实证分析结果，倡导从不同层面推进金融普惠发展。浙江省“十三五”提出，构建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科技金融体系和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
由文献[2-3]可知，浙江省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性的区域差异，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金融发展的特点、浙江省县域的实际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从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共选取9个变量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从金融需求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收入水平（Income），普惠金融首先是收入的函数，国外相关文献表明，是否接受收入援助这一变量对普惠金融具有加大的解释力（Kempson和Whyley，1999），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收入对普惠金融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对县域地区居民纯收入（取对数）可以作为普惠金融的解释变量之一。（2）年龄结构（Age），表示各省份非市辖区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采用少年儿童（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来反映。一般假定老人和儿童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接纳能力有限，因此儿童和老人人口所占比重越高，金融普惠程度就越低。
从金融供给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信息化水平（Tec），其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存在争论，如Geach N（2007）指出，手机技术在农村和城市贫民区的普及，将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且便利于居民采用主流金融服务。Kempson和whyley（2000）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大部分被排斥家庭并不拥有网络和电话，因此以电话和网络为介质的金融服务将降低金融包容。本文采用县域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电脑普及率及农户上网比率反映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及金融基础设施供给状况。
从普惠金融的社会因素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Hersi（2009）指出，人口统计的变化、收入差距及劳动力的结构变动等社会要素会对某类社会群体的金融包容水平产生影响；因而本文采用（1）Emplo（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2）Dif（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反映农业人口性别结构、劳动力结构变化及城乡社会差异。（3）Growth（农村GDP增长率）反映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4）urban（城镇化水平）为地区城镇人曰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能使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得农民收入有多元化的来源，增加农民的实质性收入，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5）Agr-p（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该指标反应国家在农业发展上的支持力度。
如县域消费水平、学历水平、电脑普及率及上网比率等指标也是国内恩爱学者研究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但鉴于数据获取的不便利性，本文不做相关研究。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5年浙江省的5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上述9个因素来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关数据来源于2016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等，从整体上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表示IFI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的计算结果见文献[4].
通过SPSS22.0软件对数据建模，采用进入的回归方法，发现城市化水平被踢出，进一步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回归模型的整体是显著的。从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表3-1显示：从整体上收入水平0.194（t=3.752）、年龄结构0.378（t=3.238）、信息化水平0.305（t=1.782）、农村GDP增长率0.120（t=1.952）是对各地区普惠金融水平呈明显的正效应，且4个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GDP增长率四个因素对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0.237（t=-1.069）对普惠金融水平呈负相关，这个应该和我国国情有关系。城乡收入差距0.184（t=1.267）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0.018（t=0.113）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农村GDP增长率。
四、结论
文章从需求、供给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共8个指标初步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在回归过程中先用进入的回归分析法剔除了城市化水平这一因素，虽然这一点已有文献结论不一致，但最终回归模型中大部分指标通过了1%和5%水平下的检验，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得出了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农村GDP增长率的这一结论。关于城市化指标的剔除与已有研究成果的不同，后续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杨琳，虞斌.普惠金融文献综述[J].金融实务，2014（2）： 85-89.
[2]田霖.我国农村金融包容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要素解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11）：39-48.
普惠金融论文第5篇
摘要：文章基于甘肃省2005~2015年的年鉴数据，计算各指标权重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综合评价了甘肃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并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对减贫有促进作用。最后针对发展普惠金融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减贫；普惠金融指数；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它以贫民、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为他们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国内正式引入这一概念是2006年焦瑾璞在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自我国正式引入这一概念以来，***中央及***府部门都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央行行长***提出，金融服务行业需要向普惠金融方向更多涉及。普惠金融概念的引入及发展，为我国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减贫提供了解决方法，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布局，更好的发挥普惠金融在减贫上的作用，逐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在今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甘肃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许多制约因素，部分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脱贫户返贫率较其他省也居于前列、小微企业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等弱势群体资金紧张。甘肃省的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促进农村地区贫困减缓、改善农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甘肃省人民***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4~2018年）》中提出了以增加广大群众对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当前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何，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的减贫效应等问题仍需进行综合评价及实证探究。
二、文献综述
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实证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指标的分类和测度方面，Sarma围绕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渗透度以及使用状况三个方面选择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模型来衡量不同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Arora将指标划分为银行服务范围、便利性及成本等几个方面，从而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差异进行比较。Gupte则将上述两类指标体系进行了综合分析，较为全面地比较了印度不同年份的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情况。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Beck在实证分析中得出交易成本、投资决策、技术创新等因素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Priyadarshee等在分析印度普惠金融发展中，认为普惠金融策略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府的公共***策、社会保障项目等的支持。Claessens&Feijen认为，增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即通过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等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使穷人直接参与更多的金融活动，将提高其预期收入，减少贫困。我国学者在普惠金融方面也有许多研究。在指标的选取和指数构建方面，肖翔、洪欣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划分了普惠金融的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中国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翟帅从6个维度选取指标，运用江苏省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将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马彧菲、杜朝运从服务范围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考察28个国家与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近况。在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王婧、胡国晖运用实证分析考察了普惠金融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宏观经济、收入差距、接触便利和金融调控占主导作用。在普惠金融减贫问题上，罗斯丹、陈晓、姚悦欣认为普惠金融减贫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减贫效应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强。张小林、徐敏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进而发挥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普惠金融减贫问题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然而，从已有实证分析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指标选取、指数构建、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等方面，而且多集中于线性关系研究。鲜有研究在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客观衡量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检验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减贫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利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甘肃省普惠金融与减贫的关系。
三、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及结果分析
（一）普惠金融指标选取
从普惠金融的概念来看，它旨在为社会所有阶层公平地提供金融服务，为此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将直接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供需两个方面出发，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测度。其中，以地理维度的服务渗透性和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评价其供给效率；以存款和贷款的使用率评价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状况。就地理维度而言，其服务渗透性方面分为“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数”和“每万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指标；对于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则分为“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数”和“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而关于存款和贷款的使用率，本文选择了金融机构人均存款和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本文主要通过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其中用于计算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甘肃金融年鉴》、《甘肃发展年鉴》等统计资料。
（二）指数构建
由于所选取指标的单位、量纲等属性不同，且不同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主次之分，因此“等权重”赋值法不能适用于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在对各种赋权方法进行熟悉了解后，本文将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变异系数法即通过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上的赋权，通过计算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即为变异系数，由此达到消除指标间单位和平均数影响的作用。
（三）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05~2011年期间其指数处于低位震荡状态，在2012年快速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省在普惠金融成长的阶段属于初期，决定普惠金融指数升高的关键因素是金融服务范围，其关于地理和人口两个维度的扩大。从各项指标来看，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人均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四个指标逐年上升，每万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指标波动不大且整体程度较低，这主要与甘肃省大部分市县面积大、人口少有关。人均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在2008年下降后逐年增长，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制定了“四万亿计划”，贷款利率下调，贷款增加。总的来看，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指标最高，说明金融服务人员的增加有助于甘肃省贫困人民更好的享有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服务于“最后一公里”的意义重大。
四、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在前文构建的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章主要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测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应。在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选取上文测算的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作为自变量，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科学性，本文用甘肃省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同时，影响贫困减缓的因素较多，仅选取普惠金融指数与贫困程度作为指标来建立回归模型很难避免会出现误差，而出现不符合经济学假设的类似于异方差现象和虚假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财***支农力度、居民受教育水平4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增加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的指标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出现估计偏差，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说明甘肃省在2005~2015年期间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的趋势，从各个指标来看，甘肃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金融服务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也随之不断提升。同时，本文在构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证明了普惠金融发展发挥了很好的减贫效应。当然，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地区金融资源薄弱、金融服务的创新性不够、地方***府的***策性补贴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不足等。基于以上对甘肃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探究，本文将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推进农村地区金融的发展，加大***策倾斜的力度，让金融资源更好的惠及弱势地区的农民。实行差异化的存贷利率***策，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的***策支持，此外还加强了此类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让更多的贫困群体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第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大农村金融网点的建设力度。设立以村为单位的金融机构网点，提高金融机构下乡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此外加快省内特别是贫困地区宽带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率，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方式高效率的参与金融活动。第三，解决小微企业及贫困农民融资难问题，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到小微企业及“三农”等资金严重短缺环节。支持小微企业及贫困农民运用多种渠道进行资本市场融资，推动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同时，应加强个人和企业信用征信系统的建设，建立开放式信用信息平台并完善客户信息保护机制。另外***府应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5]肖翔,洪欣.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研究[J].金融论坛,2014(09).
[6]翟帅.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月刊,2015(12).[7]马彧菲,杜朝运.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及国际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16(01).
[8]王婧,胡国晖.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论坛,2013(06).
[9]罗斯丹,陈晓,姚悦欣.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6(12).
普惠金融论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普惠金融；金融实践
一、引言
金融就是价值的流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交易频繁程度反映着经济的繁荣程度。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问题。和国际情况一样，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失衡，“二元”结构使得贫富差距加大，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金融沙漠化。经济落后的地区往往金融的发展滞后，同时金融发展的滞后又使得地方发展缺乏充裕的资金的支持，限制了其缩小发展差距，二者形成正反馈效应，恶化形势，形成恶性循环。随着G20的召开，立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普惠金融再次被提上议程，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系统地分析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首先剖析了普惠金融产生的背景，接着阐述了普惠金融的概念，然后概括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最后揭示了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的对策。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掌握着世界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的权利。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这种地位给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优势。美国既可以通过加印美元使美元贬值变相减轻举债压力、刺激出口，又可以通过增加流通中的美元来弥补财***赤字，转嫁通货膨胀的风险。借此，美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可以轻易地从全球范围内吸取资金、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小，很难获得大量外界金融支持，在加上本国内的金融体系本来就不完善，阻碍其发展建设。
2.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企业资金来源包括所有者权益和负债。在大型企业中，由于初始资本的庞大和企业自身累积盈余，所有者权益中的资金一般就比中小企业多得多。另外，在负债方面，企业融资的渠道更为广泛，既可以像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又有上市和证券融资渠道，同时还有国家地区***策上的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商业银行为了风险规避对其的贷款审核严格得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再加上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较低，无法获得大量金融支持。原来***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一直不够，近年来鼓励创业、创新，才开始有了一些***策倾斜。
3.城市和农村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进行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而农村依旧进行中传统的农业生产，生产结构单一，更不用说完善的金融体系了。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发展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这种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关系也是二元结构的。首先，金融市场方面，农村的金融市场由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交易规模较小，对借贷的限制性较高，正处于金融需求旺盛时期却不能满足供给。而城市以及形成了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拥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市的发展建设。而且国家金融制度也无法弥补城乡金融割裂的现状。城市金融的发展犹如滚雪球效应，发展越来越好，而由于资金的趋利性，农村金融的差距被放大。同理，大城市的金融发展也比中小城市的发展好，东部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比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好。
二、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一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这一概念是联合国于2005年“小额信贷年”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了普惠金融联盟（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AFI）的成立。在2009年12月G20成立了普惠金融专家组，加强全球合作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等，在2010年6月通过了“创新性普惠金融的九项原则”。
而在我国，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在2016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中，讨论了三个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的文件，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
普惠金融，是指能适当地、有效地、全方位地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农民、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与帮助，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服务对象上，多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人群提供针对；在服务产品上，除了基础的支付结算、储蓄等金融服务外，提供合理的贷款、风险管理工具等产品；在服务特征上，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为弱势群体提供可负担成本的金融服务。
三、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
从理论和时间方面来讲，发展普惠金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1.理论意义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市场能自动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策、信息不对称、二元结构等问题，使得市场不能完全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发达国家、地区和富人往往处于金融市场的中心，拥有优势地位，更利于运用资金资源，攫取利益，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失衡。普惠金融理论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完善传统金融学的理论体系，为金融市场的平衡发展提供平理论支持。
2.实践意义
（1）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金融资源的失衡问题严重，弱势群体能享受到的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不仅加重了弱势群体的融资负担，也制约了区域均衡发展。普惠金融立足于使各阶层、各地区能共享金融服务，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2）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
在金融危机、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中暴露出了现代金融体系还是有待完善，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普惠金融有利于弥补金融沙漠化，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体系。
（3）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
二元结构使得金融发展两极分化，会形成断层，特别是基层不稳定，不利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而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底层建设解决这一问题，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将金融服务惠及全民，促进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理论的创新实践。
（4）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普惠金融，使得公民都拥有这种发展权利，有利于脱贫致富，缩小贫富差距。而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有利于促进经济多层次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这将有利于调动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普惠金融发展实践
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晚，但是由于普惠金融切合我国金融发展的需要，在面对小微企业扶持、城乡一体化、西部开发战略的巨大金融产品、服务需求的背景下，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迅速。从2013年被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以来，迎来了巨大的发展。
1.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1）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普惠金融的法律体系，缺少对普惠金融的规范。就以民间借贷为例，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是还是存在很多法律上的争议。还有近年来火热的P2P，也还没有建立法律体系，规范其发展。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持。
（2）征信体系有待健全
在征信体系方面，从信用信息搜集范围来看，不管是金融体系趋于成熟的城市，还是相对较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信用信息已经全面覆盖到每个人。但是就信用信息丰裕度来说，征信体系以银行间的信用信息为主，较为单一，不能完整描述个人的信用特征、准确划分信用等级。
2.金融机构体系覆盖密集
以国有商业银行、邮***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辅的银行金融机构已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密集覆盖，发挥各自在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建设农村金融网点，对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除了传统的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外，民间金融机构也积极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等新型金融机构，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完善了金融机构体系。
3.普惠金融认识薄弱
普惠金融是一个新兴概念，虽然现在已经在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人们对于普惠金融的认识不够充分。原本在普惠金融就是针对于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弱势群体的，但是这部分人往往不具备专业的金融基础知识，更不要提对普惠金融的认识了，因此，普惠金融在推广中还是具有难度。
4.普惠金融仍存在风险
虽然普惠金融力***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缩小发展差距，但是普惠今天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普惠金融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使得低收入人群过度负债。
五、普惠金融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对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丰富支付清算体系、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1.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1）完善普惠金融法律体系
***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规划进一步指出需加快建立发展普惠金融基本制度，确立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法律规范，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制定和完善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框架，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
（2）健全征信体系
从信用信息收集深度来看，不仅是基本的银行信用信息，而且有互联网、单位等多渠道的信息，有利于对个人建立全面深入的信用档案。扩充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降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征信成本。
2.丰富支付清算体系
首先要完善传统的支付清算手段，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丰富支付手段。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迎来了移动互联时代，移动支付手段方便、快捷，使得在原有的线下或者计算机客户端的基础上，对支付清算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动支付目前已经成为了最具潜力的支付清算手段，再加上其便捷、成本低的特点，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助力。
3.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加大对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通过互联网、电视、报刊等渠道，充分普及普惠金融基本知识。特别是针对农民、贫困人口等人群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通过进线上宣传与深入农村、社区等实地讲解等方式进行专项教育，确保普惠金融***策的传达，帮助其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重点加强对惠及人群的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产品风险特征理性投资与消费，在遇到金融案件时要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银娥，孙琼，徐文S.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与空间趋同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06：72-81.
[2]张晓燕.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6，17：94-97.
[3]董昀，李鑫.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基于文献的探究[J].金融评论，2014，05：16-40+123.
[4]潘美丽.普惠金融视角下的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5，25：64-65.
[5]周孟亮，王琛.普惠金融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目标重构[J].农村经济，2014，10：54-59.
普惠金融论文第7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减贫绩效
中***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3-0076-08
引言
金融扶贫是重要的扶贫攻坚***策措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十三五规划提出“发挥***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让农民、小微企业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
金融扶贫的工作重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1]。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亦称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自2005年被联合国提出以来，普惠金融一直被视为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社会的一种重要机制[2]。中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多，扶贫开发任务十分艰巨：在2014年全国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河南和湖南的贫困人口数量均超过500万（全国超过500万贫困人口的省份仅有6个）；在2012年***扶贫办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中部地区占据了151个，占比达到25.5%。因此，厘清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科学认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评估其减贫绩效，对推动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HJ68x〗
理论界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争议。权利贫困理论认为金融服务等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贫困的重要原因[3]，提出将信贷干预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4]，并将穷人的信贷权提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5]。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认为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会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未享受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6]，而基于信贷约束理论的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为贫困地区农民带来财富增长从而达到脱贫[7]。Burgess 和Pande以印度农村地区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发现当地农村地区开户量每增加1%可以减少农村贫困率0.34%[8]；Beck等采用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发现，具有较发达金融系统的经济体能够更快地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降低贫困水平[9]；Manji研究发现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频率与贫困率负相关[10]。崔艳娟和孙刚分别以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国内债券余额、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三者之和与GDP之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了1978-2007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与金融包容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降低贫困水平[11]。但Navajas [12]，Mallick[13]，Brau [14]，Roodman[15]等对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提出了质疑，认为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服务只限于在穷人中进行宣传而没有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不能显著降低贫困率，贫困村互助资金并没有瞄准贫困农户[16]，有劳动能力但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互助资金的贷款服务[17]。
国内外研究丰富发展了普惠金融减贫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指导，但也存在着以下不足：（1）主要从信贷约束的视角阐述银行信贷的减贫效应，鲜有系统分析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的文献；（2）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减贫绩效的国内文献较少，仅有的个别研究中，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较为单一；（3）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观点上的分歧，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创新点是从金融功能的视角较系统阐释了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内在机理；并从普惠金融广度（即普）和普惠金融深度（即惠）两个维度构建了由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等14个指标组成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了中部地区2005年以来各年度、各省域的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维度指数；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维度指数与农村贫困率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