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文学社会学第1篇
诚然，文学家只有扣紧时代、社会的脉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独特力量和犀利眼光，方可铸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具有伟大的社会意义，因而脍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脱离人民、现实，只一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或虚情矫态、无病呻吟之作，则早已被历史摈弃。
不仅古文学如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亦如此。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中华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运而起的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叶圣陶等，高举“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为唤醒民众而“首推文艺”，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为黎明前沉沉的黑暗辟开了一道光亮。他们是写作家，更是播火者，用黑夜所给的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播撒火种。
轻轻合上《中华文学三千年》，编者对于自《诗经》而始的历代民歌的评价犹在我耳边回响：“它推动历代文学家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单纯把文学看成是闲情逸致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华文学和文学家之间，一定有什么把它们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这条纽带是什么呢--对，是社会。正是文学家们关心社会，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有笔下生花，才有辉煌的中华文学的创造。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曾经立在汨罗江畔遥望故土的诗人屈原。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怀王听信谗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诗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睁睁地看着故国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却壮志难酬，不由愤而走笔，留下千古绝唱《离骚》，倾吐自己无比坚定的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黑暗的社会现象磨砺、造就着屈原，屈原又以他的作品抨击时弊、抒发爱国热忱。他的作品流传后世，又让后人欣赏到“楚辞体”独特的风格，了解到他所处的时代、区域之风貌。故有诗曰：“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然而我却认为，这里面还包含着许多不为局外人所知的沉痛和无奈。
文学社会学第2篇
(一)教学的社会学基础
师生在教育过程的相互作用中，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从教师的角度看，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和班级教育中的角色是对其教育过程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在学生的角度看，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同辈的文化环境是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1．从教师的角度而言教师的社会地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客观的，一是主观的，客观的影响因素是指教师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素养和经济收入及居住环境等因素;主观的因素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组成分子对该职业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威望，以评价的方式获得。职业威望与社会地位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因素的，一旦形成，不易轻易改变。班级是一个小社会，而教师在这个“社会”里则需维持学生的多种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的价值观取向常常会受到社会价值趋向的影响，呈多元化的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尖锐地表现出其角色运行的困难度。
2．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特性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良性进行。其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地位对学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有显著正相关的作用，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家庭条件差的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次，同辈亚文化对学生的学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是指某一社会团体中成员所形成的特殊行为模式和价值观，通常受不同职业、宗教、种族、低于、社会阶层和年龄团体的影响。亚文化因素对学生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二)班级体系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体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组成的群体，批次间具有稳定的交互作用且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体系。班级作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影响其目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和个人两个方面。制度是规范团体行为的载体，通常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人的身心需求、情感属向受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在社会体系中有各自的角色分配，但他们的期望应是一致的。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维持这个社会体系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师生间存在人格和需求的差异，使得班级社会体系中的师生关系需要经过不断的调试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范畴。
二、对教学社会学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科学已逐步发展成熟。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教学的理论方式进行探讨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如何教学的研究模式成果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推上日程。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向小领域发展，对日益成熟的发展内容加以总结，以社会学为基础教学理论，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使“教学社会学”以一门***的学科为发展方向。在教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学校的社会功能，学校组织和学校文化;社会环境;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对教学社会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就教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来看，早期是运用团体动力学研究教师行为和班级氛围。这种研究方法是以实证和量化的研究方式作为探讨师生交互模式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理论不断充实，社会学者开始将班级作为一种小型的社会，采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探讨班级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而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在教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以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师生关系在教育工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触动了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
三、结束语
文学社会学第3篇
首先，我想指出，当前的文学学术生产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倘使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学术活动为参照，那么，以下转变值得深思。变化之一，文学学术的总体性正在消失。越加专业化和细致分工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各种专门的话语特权领地，流行的是种种局部话语和局部知识。变化之二，当代文学学术从过去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和变革，而日益转向从中退却撤离，退缩到自律的狭小话语空间，割裂了文学学术话语和公共领域原有的广泛联系。于是，文学话语和宏大目标（民族国家、历史、社会关注、道德判断等）的关系，似乎显得不如与学者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关系更为密切。变化之三，由于上述撤离，文学学术越加技术化和小叙事，非***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规范性、可操作性和方***等方面日趋完善，但有创见、有思想震撼力的观念和论著却日渐稀少。
从功能主义社会学观点看，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有四个基本要素。不同时代和文化，这四个要素的关系有所不同，因而使得文学学术知识的特性和功能有所不同。第一要素是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如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评奖制度、晋升制度等等；第二个要素是生产的主体，亦即文学思考的主体--各类研究者、学者和写作者，他们承担了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功能；第三个要素是被生产出来的学术知识本身，或者说是知识的产品，它包括各种学术著作、期刊、论文、课堂教授的东西、会议上交流的话语等种种形态，甚至包括许多尚未物化却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价值和理念；第四，知识的消费者，以及这些观念和价值的接受者，各种文学知识物化形态的消费者（从读者到观众等）。这四个要素的基本关系可以简要归纳为：制度形式是知识生产的语境和空间，研究者则是主体或行动者，产品是文学学术活动的观念上和物质上的结果，而消费者所规定的行为正是对这些产品价值的接纳和认可。四种关系恰如戏剧表演："舞台"是制度形式，"演员"是研究者，"剧本"是知识，"观众"是消费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如今文学知识生产的戏剧与过去的戏剧有何不同呢？这么问也就等于说这出戏剧的四要素与以往有何差异。以下我们将以四要素为核心来展开四个论题。
文学社会学第4篇
这种刻意规避辩证探讨，使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停留于简单的事实陈述和归纳，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完全不带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考察，最后成为一种毫无内在关联的科学知识的罗列。“过分强调经验实践之观察和证实的维度，实证主义的推进严重地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经验概括的努力愈来愈停留在简单关联陈述的水平上，而且对于卷入‘思辨’的恐惧禁锢了那些本可以帮助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的诸连接环节的形成”。③意识到经验实证主义研究存在的困境，有些学者就试***沟通马克思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这两种文学研究，为这一问题寻找出路。如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豪泽尔（ArnoldHaus－er），在研究中较为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考察。戈德曼在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方法中也同样非常注重对经验事实以及历史事实的查考，也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正是在卢卡奇纯思辨的小说发生学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当时法国较为流行的经验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以及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优秀成果，形成了戈德曼独特的综合的文学社会学研究。
当然，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侧重点。在具有悠久的思辨传统的德国，辩证研究或许能得到更多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处于经验主义传统氛围中的英国对待纯思辨哲学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的文学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特征，正如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所述，“文学观念最早是描述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不是一种审美事实”。④其实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美国学派强调审美特征的平行研究，与法国学派对强调不同文化间关联的“历史社会事实”的影响研究的偏执，也是出于不同文化传统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差异造成的。正如威廉斯对英国经验实证研究与欧陆研究的区别的解析：“把这些物质社会过程从物质社会总过程中排除出去同样是错误的，正如把所有的物质社会过程简化为仅仅是其它抽象的‘生活’的技术手段。”⑤在威廉斯看来，对经验事实及社会过程的关注之所以区别于法国和德国，关键在于“科学”这一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的不同内涵。自19世纪早期以来，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与法语的“sci－ence”一样，具有“系统的知识”或“有条理的学问”等较为宽泛的含义；而“在英语中，‘science’很大程度上专指那些建立在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基础上的知识，以及建立在对原来可以互换的‘experience’和‘experiment’两词的重要区分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后者生发出‘经验的’（empirical）和‘实证的’（positive）之新的意义。那么，对任何英语读者来说，很难超脱这种专门含义来理解这些翻译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汇‘真正实证科学’（real,positive,science）”。⑥可见，不同的学术传统在概念的理解上表现也很明显，英国对“科学”的狭义理解使其文学社会学研究往往建立在“经验”和“实证”的基础上。因此，在德国和法国这些崇尚思辨哲学的学术氛围中，辩证法的文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得益于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滋养。而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环境，造就了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的较好基础，而对辩证法向度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却不太感兴趣，瓦特的《小说的兴起》正是如此。
当前的小说社会学研究
作为近几百年来文学家族的核心成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相对于其它文类，小说似乎取得了支配权，但是它从来没有得到经典批评层级结构给予的很多关注和地位”。⑦事实的确如此，小说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和赢得的关注远远超过在其理论上的建树。在今天学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时代，寻求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多样化互补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小说同样必然要进入多维的研究视野。如果按照时间维度来划分的话，小说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在当今国内外小说理论界，比较热门的是对小说的心理学研究和小说本体的语言学研究。很明显，这些探讨当属共时研究，如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研究等。但是，任何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永远不能同历史过程相分离，它展示的永远是发展方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⑧当前的小说研究中，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展流变，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关联以及小说生产的具体环节，如作者、读者、出版、社会功能、各时期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情感、读者的接受批评等关注不多。韦勒克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曾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诸如象征和格律等传统的文学手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性的”，“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因此，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⑨即使是最纯粹的文学作品也是语言创造物，而语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社会性。事实上，小说这一文类与史诗、戏剧一样，“本身都与一定的社会命运相联系。个人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的乐观主义或绝望情绪、对心理内省的兴趣或对价值的客观标准的坚持……都有助于人们根据社会情境重新探讨文学形式”。⑩
即使是完全的审美活动也具有审美标准的历史性和社会风尚的倾向。正如洛文塔尔所论，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呈现，作为文学材料的社会和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作者和读者的影响，社会控制领域，科技变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等等，对作品及作品的成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随着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当代文学社会学家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把文学作为一种事物，一种现象，或曰研究对象进行考查而基本忽略其文学内容，如菲根和西尔伯曼等人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小说社会学作为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小说生产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社会发展的外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社会学的共时研究，即把小说作为一种产品，注重研究它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商品的制造者，即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书馆、书展等）也进行积极研究；研究作品的消费，谁消费？消费什么？为什么？这与接受美学颇具相似之处，但较注重消费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影响等问题，这也是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毫无疑问，无论是辩证的方法还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在20世纪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小说理论在其技巧方法与文本内部分析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然而对于小说本身的发展流变及其特质的探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中，主要是对小说社会学的横向研究，即小说各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剖析，如国内学者徐启华的《小说社会学初探》等。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追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生原理，缺乏对其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关系，小说的心灵救赎本质以及小说在***像时代的未来可能路向的历史流变的整体关照。西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有瓦特《小说的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小说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依托于“精神科学”的哲学探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论小说的社会学》、《文学社会学方***》等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的宏大结构，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剖析小说经典化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维持的关系等，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等也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对小说社会学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小说社会学研究举隅
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小说发生学可作为小说社会学辩证法方向的代表；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以社会学方法考察小说兴起诸因素的研究，可作为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的代表；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可作为综合两种路向的代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在海德堡新康德主义“精神科学”的影响中开始走向黑格尔的思想产品。他从历史哲学层面考察了小说与史诗兴替关系的根源在于其“总体性”文化的存在与否。卢卡奇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卢卡奇认为，在史诗的世界中，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心灵与形式，都是主客一体的“完整”存在。“星光朗照”下的道路是清晰可依的。史诗后时代的人所栖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无限、陌生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在无神的世界里，小说的出现正是孤独的、“有问题的”个体对自我的找寻，是一种对“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卢卡奇根据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小说划分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幻灭的浪漫主义、综合二者倾向的教育小说和趋向史诗形式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难以命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卢卡奇的唯心主义的悲观论调相对的，是对小说的经验实证研究。瓦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的名作《小说的兴起》汲取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观点，并接受了Q.D.利维斯夫人的《小说与读者大众》中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小说领域运用了这一带有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瓦特认为正是在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小说这一文类开始具有“形式现实主义”的特征。
在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哲学背景下，区别于以往对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偏爱，这一时期的“小说（novel）”本身具有“新颖”的内涵，它不再以历史或传说为基础，转而关注个人经验、关注世俗生活，真正开始与之前的“虚构故事”（fiction）相区别。瓦特还分析了与18世纪读者队伍有关的经济、文化普及程度、流通***书馆的成功、经济发展带来的闲暇时间以及恩主制度的衰微带来的出版商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因素，都促进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形成和读者队伍的扩大。被称为“早期卢卡奇门徒”的戈德曼主要生活在法国。与卢卡奇不同的是，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带有更多的经验实证成分。其发生结构主义方法的核心，指向在大环境中对一个行为的解释，即对行为发生的根源的追溯，要把它置入一个更大的结构背景，从而部分的、***的事件或行为在一个整体中得到了说明和阐释。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则存在于作品所透露的“世界观”，即从“文本”到“世界观”到“群体的意识和精神生活”以至于再扩展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层层递进的解释过程。
文学社会学第5篇
关键词:刘勰;伊格尔顿;文学观;文学发展观;社会;***治
中***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6A-0068-02
刘勰与伊格尔顿时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一千五百年以前,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包容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体大思精,卓立千古,其文学批评理论,以今日眼光来审视,仍卓具价值。鲁迅先生曾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1]可见《文心雕龙》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伊格尔顿则是当代英国具有国际声誉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文学批评、美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而富有创建的学术成果。笔者以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切入点,比较他们的文学观与文学发展观,相互阐发,以知相隔千余年之文理相通之妙。
一、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
刘勰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大动荡,但思想艺术大***的时代。南北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繁荣,三教与玄学互相激荡。由于***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人们思想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的趋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多彩,成就卓著,空前繁荣,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等。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勰总结了前人的文论成果,概括了历史各种文学现象,写成了《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我国古代的“艺苑之秘宝”。全书近四万字,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其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千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民族***斗争风云变幻的动荡的世纪,一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纪,一个展示了人类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的世纪,一个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世纪。整个社会的***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使二十世纪的文学格局“三足鼎立”: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原则和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蜂拥而起,异彩纷呈。文学理论与批评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接受美学,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所以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伊格尔顿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论由此应用而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颇丰,如《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来分析与评价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并用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文学批评流派。
由此可知,刘勰与伊格尔顿所处的时代背景尽管时差千余年,但其背景十分相似:他们的文学理论都产生于经济发达,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时代,并呼应了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需要,以至能形成某些相似的文学批评理论。
二、不同的文学观
文学是什么?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导言中有个著名的论断:“如果把文学看做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是不行的。因为这类价值判断完全没有任何随心所欲之处:它们植根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于是,至此为止,我们不仅提示了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提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2]他在对虚构、形式主义以及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等诸种关于文学定义的辩析后,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文学是极不稳定的实体,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所以他说:“当我再在本书中使用‘文学的’或‘文学’这些字眼时,我将给他们画上隐形的叉号,以表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只不过我们此刻还没有更好的代替者而已。”[3]
而刘勰的文学观则很明白,所谓文学必须具有情感性、美感性和想象性的特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是刘勰文学论的总纲。在《原道》中,刘勰提出“文”原于“自然之道”。他认为有天、地、万物、即有“天文”和“万物之文”,还认为具有灵性心思的人有“人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原道》)。他多次提到文学的情感性,如“五情发而为辞章”,“《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情采》)。“谈欢则字与美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关于美感性,他认为“人文”要“郁然有彩”(《原道》),要“雕琢性情,组织辞令”(《原道》),“信,辞欲巧”(《征圣》)。《章句》《声律》、《丽辞》、《丰类》等篇都阐述了修辞技巧。对文学的想象性,《神思》所说的:“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以及“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即指此。
综上,刘勰与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的阐述是不一样的。其实, “文学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试***以‘诗性’来把握文学的本质,另一种倾向则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4]这如同人们看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就会导致事物属性描述的不同。再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审美意识,思维模式,社会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价值观念往往呈现不同的形态。
三、相似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与伊格尔顿,一古一今,思想观念绝然不同,可在文学发展观上确有共性。刘勰比较明确地阐明了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时序》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十代九变。”接着,他在论述了夏商周等各个时期文学的不同特点之后,得出“故知歌文理,与世稚移”的结论。他还列举文学史上的事实,阐明了文学的变化与***治的***、风俗的盛衰、人民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他认为“建安风骨”是由当时社会“世积乱离”与“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形成的。从文学史实的回顾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这么精到的见解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的发展进行过批判式的探讨。他说,18世纪的英国文学要符合“优雅文章”的某些标准,即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要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和“趣味”。19世纪的文学变成了“一种***治力量”,它的任务是“改造社会” ,“浪漫人本主义服务于工人阶级运动”。文学还“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的英国文学又是最富于教化作用的事业,是社会形成的基本精神。可见伊格尔顿文论思想有着浓厚的***治色彩,他的核心论题是“文学与***治、意识形态”。
综上,两者相比,叫人豁然感到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有着质地的近似。借用索绪尔语言术语来说,他们都是在对文学进行历时性考察后,才得出相似的结论。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十分强调“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以语言为工具,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他还强调文学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他说:“人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作为一个普遍意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具有历史的特点性。”[5]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唯有“文化批判”才能更有力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的改造和克服人的全面异化从而走向自我本质的复归。确实,文学不能一味地强调所谓的‘自律’,它与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紧密相关,纯文学终究只是一种神话。刘勰与伊格尔顿共同启示我们:社会现实影响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治的嬗变必然要反映在文学中,并影响着文学的盛衰。
参考文献:
[1]鲁迅:《诗论题记》,《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J].1974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3] [5]同上书,第10页,第9页
[4][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宋占海,罗文敏.《西方文论史纲》[M],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7]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8]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文学社会学第6篇
1.1档案社会学的内涵研究
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1.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
（四）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保自澄强调的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陈智为指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表现。二、档案来源的社会性。社区档案、家庭与个人档案．以及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三、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的提供利用与开放，档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档案面向社会的窗口—档案馆；档案馆与***书馆、博物馆的关系。五、档案事业的公共关系。六、档案工作与社会意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七、档案社会舆论。八、档案立法。九、国际档案社会。”陈智为强调的是档案学与社会学的交界处。笔者更加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社会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文字、和国家之后而必然出现的社会产物。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也无论是通用文书档案，还是专业档案（包括科技档案）的出现也都是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治活动的产物，后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我们可从上述言论中得出，档案的来源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档案的形成。总体上说，研究档案来源的社会性，除了要了解社会这个宏观因素外，还要研究立档单位、档案员等微观因素的社会属性。二是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人类保存和利用档案正说明档案具备特有的社会作用和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密不可分。档案越齐全完整，就越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也就越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还与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编研能力以及对档案宣传的能力直接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编研能力越强，就越能拓宽档案工作的服务渠道。三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档案的社会功能来看,档案能够折射出***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诸多现象。档案工作不仅能为***治、历史、文化等领域服务，还能够为***治、历史、文化等领域保存档案，留下史料。研究档案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也是研究档案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四是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研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别从两个层面去研究。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档案工作者队伍整体的社会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达程度中，去研究档案工作者的构成、层次及影响力。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别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当代，一批优秀的档案工作者涌现出来。如：***旅档案人刘义权“、最美”基层档案人周珍、优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刘珍娥等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扩大了档案工作的影响力。通过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析出档案工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1.3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档案学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档案学借鉴的是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传统的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外，还应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研究档案社会学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一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定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10]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又侧重于事物的含义和特征。二是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的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此种方法对于研究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可以从利用者、社会人士的角度去了解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利用问卷、访问的方式直接地了解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
2结语
文学社会学第7篇
英文名称：Diges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9-3923
国内刊号：31-1813/C
邮发代号：4-28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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