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她从八十年代开始跟外国人打交道，开始以为能打败外国人，后来发现，打不败。为什么？请看这个从不服输的女发动机专家的口述历史
编者按
当看到办公桌上的退休通知单时，她二话不说，走到人事部门，一天之内办完手续，收走了所有的个人用品。她叫胡复，汽车行业内传说，她为奇瑞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
胡复，祖籍上海，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拖拉机及发动机专业。同年，赴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发动机科工作。1967年，怀着能够“从无到有设计一个发动机”的热情，她报名参加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工作。
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的热潮之中。到达湖北后不久，胡复即被安排进了襄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随后两年半的日子里，她变成种菜的农民，度过了人生中“最考验人的旅程”。1972年回到十堰后，胡复被分到轴瓦厂产品组，主攻活塞、活塞环和轴瓦的设计。1980年，二汽上马6110柴油机，她调到技术中心工作。
改革开放后，二汽逐渐开始接触国外汽车行业。凭借着娴熟的英语，胡复参与了英国里卡***公司的技术咨询项目；随后，又为康明斯发动机引进做了大量工作。正当胡复全力以赴投入到东风与康明斯成立合资公司的筹备之中时，一纸退休通知让她做出决定：离开工作了28年的东风。
1998年10月，胡复来到了当时只有200多名员工的奇瑞，7个月后，奇瑞的第一台发动机下线。2002年起，奇瑞委托奥地利AVL公司研发三大系列，18款发动机。身为副总工程师的胡复带领着年轻的技术人员在格拉茨前后待了四年时间，全程参与了发动机的设计工作，为奇瑞培养了一批发动机人才。
2011年12月4日，安徽芜湖，胡复用2个小时有条不紊地向《汽车商业评论》回顾了她的汽车生涯。当记者提及业内关于她为奇瑞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的传闻时，胡复予以了坚决地否认，她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完善***纸而已。
胡复此前并不愿意接受本刊“口述历史”栏目采访，她觉得自己不过是整个中国汽车工业中的一个小人物，没有居高位，也没有大成就，但是《汽车商业评论》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前进的使命感最终还是打动了她。
作为中国汽车业内屈指可数的女性发动机专家，胡复既有着科研工作者的严谨与务实，又有着老一辈知识女性的清高与风骨，而面对困难时她特有的“不服输”精神更是让人慨叹不已。她无疑是一个能够称得上中国汽车人脊梁的代表人物。（感谢ABR记者贾可、孟为对本文的采访贡献！）
1939年我出生在上海，1957年考到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拖拉机及发动机专业。我家兄弟姐妹7人，基本都是在外地上的大学。我姐姐比我早两年考到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搞原子能反应堆研究，后来我哥哥也到了农大，这样我家就有三个人在北京了。
1957年大学的招生数量是最少的，当时正在“反右”，我们班就招了30个人，而且还有一些同学是从留苏预备班回来的。我记得那年从上海考到北京的有200多人，有一趟专门的火车来运输。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修建，我们分三次在南京乘轮渡摆渡到浦口，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用了50个小时。
大学期间，我曾经参加过合唱团和***乐队，但后来都退出了。毕业时，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一汽，第二志愿是上海内燃机所。我们专业分到了三个去上海的名额，内燃机所两个，上海柴油机厂一个。
其实，我当时是有机会回上海的，我们班导师还问我：你想好了吗？第一志愿是要去长春吗？我回答：是的。我确实很想去长春，班里那么多同学一起去多好啊！
梦想自己设计
我没来一汽的时候，***牌卡车1956年已经出第一台车了，所以从设计上说，我们不会再做设计工作，只是维护和解决售后的问题。
1963年1月大学毕业，2月，我们班一共7名同学一起到了长春。报到后，全被分到了设计处。设计处就是搞产品开发的，我和闵佟、饶如麟分到了发动机科。发动机科科长张曰骞也是清华毕业的，后来也到了二汽，现在已经90岁了，在行业里非常有名。他当时说：他们两个去搞发动机试验，你是女的，就搞发动机设计吧。
当时一汽的发动机人员构成还是挺健全的，有很多1953年、1957年毕业的大学生，以及1955年长春汽校毕业的学生。刚开始，厂里让我搞V型发动机的进气歧管设计，我想那是一个考试吧，但考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就把我分到了冷却组，让我去配合现生产。
那时候分到一汽的大学生首先要劳动锻炼，因为当时工作比较紧张，张科长就说，你先别去了，所以我是9个月后才下去的。
我先是在水泵壳体加工线干了三个月，开六角车床K36。这个车床是苏联的，带离合器，特别大。车水泵壳体毛坯时，冷却液也没有，就到处都是渣子。而且定岗位，一天必须加工完多少，非常严格。
之后我到了运输部的修理厂去搞发动机大修，然后又到试验室待了三个月，这样在下面干了9个月后我就上来了。但是，我们还要“干部参加劳动”，每个礼拜必须有一天到下边锻炼，夜班也得干。当时很辛苦，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回家后把锅都砸了，因为手干得太累了。但厂里并不管这些，男女都一样。不过这确实是让我们很好地跟实践相结合，一汽很重视这一点。
1966年前后，一汽在搞后来CA141的原型车，我负责冷却系，就把我派到了黑龙江拜泉，那里的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里有卡车部门，我们的试验车在那里做测试。一汽总共去了三个人，一个是搞变速箱的，一个是搞整车的，再加上我是搞发动机的。
那个年代的车子没有防冻液，每天早晨我要帮着司机把热水灌进去，发动机才能启动。那时我们跟车，一天两次往返拜泉、克山，运送粮食。我在那里待了半年时间，最远到过嫩江地区。
当时戴着闵佟借我的狗皮帽，穿着公司借的皮大衣，脚上是一双大头鞋。不是冷吗，就在腰里系一根草绳。人家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是不是大庆来的？还以为我们是石油工人。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两个男同事住一个房间；我一个女的，就跟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住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我在脖子上一抓，一个虱子就出来了，我回来拼命洗，一定要洗干净了。结果晚上我发现，虱子就排着队往我的铺里跑，所以洗了也没用。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觉得那段时间锻炼得非常好。我们每天都跟踪、记录。搞发动机的人要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记录下来，搞变速箱的要把他的问题记下来，搞整车的要把整车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哪些东西损坏了？发动机出了什么问题？整车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一起总结、修理。必须承认，我们的新车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我觉得，这半年还真的挺管用。通过了解使用的情况，就能知道自己的设计有什么问题。一汽在培养人和教育人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虽然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但领导是有目的的，有意识地让你干那些东西。而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一样，现在把他放到车间去，他会觉得是在***他，我们那个时代真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
除了在东北，一汽还有一个团队在西南测试这个车，我爱人是搞发动机试验的，就在那边待了十个月左右。
1967年9月，厂里来了通知，说要支援二汽，每个部门都要去三分之一的人。一天，造反派把我们召集起来，介绍了一下二汽的情况，然后说：愿意到二汽去的举手。我就举手了。最后，凡是举手的人都去了，这大概是调动工作最容易的一次了。
我当时也是很天真。我没来一汽的时候，***牌卡车1956年已经出第一台车了，所以从设计上说，我们不会再做设计工作，只是维护和解决售后的问题。二汽从设计到制造都是一个全新的工厂，我就想能够自己重新开发一个发动机，把它投到生产里面去，这样挺好的。
还有，我也有一个私人的小打算。东北实在太冷，南方人在那里受不了，而且差不多半年时间都是冰天雪地，我个头高，稳定性差，弄不好就要摔跤。所以我觉得到南方去可能相对生活条件会好些。
9月27日，调令正式下达，我们这帮要去二汽的人就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主要工作就是***治学习。
期间，二汽还组织了一个20人的发动机全国考察队伍，这里面有搞设计的、搞铸造的，好像还有搞加工的，由张科长带队，先后到了重庆、昆明、贵州、江苏、浙江等好多地方。我们一路问了很多修理厂，调查各种发动机的情况，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最后确定，二汽搞直列发动机，不搞V型发动机。
后来，湖北的***代表说要进基地闹***，办学习班，就让我们凡是举手的人在1968年12月1日离开长春，到十堰去。但是我当时正准备生孩子，就没走。12月6日，我儿子出生。
等到1969年5月，二汽下了通令，要我们必须全都过去。1967年9月我举手的时候还没有对象，我是之后才结的婚。所以，我爱人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二汽。这样，我就把5个多月的孩子断了奶，全托到一汽锻造厂一个工人的家里，自己跑到了十堰的学习班。
农民
说真的，我对当时的情形是非常失望的。我一腔热血想去搞设计，结果却当了两年半的农民。
那时候十堰的条件是非常糟糕的，学习班有食堂，但要我们轮流来烧锅炉、烧水。每天没有别的内容，就是学“毛选”。那时学习班里有所谓***学术权威，还要对他们进行批斗。但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逍遥派，在***治上非常不积极，也不敏感，跟在后面走走过场就完了。
说真的，我对当时的情形是非常失望的。我一腔热血想去搞设计，结果却当了两年半的农民。
1969年冬天，***治局势非常紧张，我急了，就把儿子从东北接到了身边。我们学习班解散后，有分配到十堰搞设计的，也有到农场改造的，因为我的家庭问题我去了襄北农场，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襄北农场原来是关押劳改犯的，因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要去，就把劳改犯迁到了湖南。
1970年2月，我背着孩子到了农场。当时的劳动分配有养牛、种菜等几种。一般带着孩子的都安排在厨房，就是炊事班。也许人家觉得我家庭条件太差，而且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得拍马屁，跟学习班***代表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于是就把我分到了菜班，下地干活、翻地、挑大粪等等。
我父亲的叔叔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毕业，回来后搞银行业，曾经做过交通银行的襄理，这就被定成了所谓的官僚买办资本家。我父亲以前是中央银行的，后来到人民银行，最后又调到了粮食局。我母亲从小是被资本家舅舅带大的，***后在文化局下面的鲁迅纪念馆当打字员。所以说，我的出身不怎么样，他们就抓住这点折腾。
湖北的夏天很热，我白天干活的时候，我儿子就穿一双鞋、戴一顶草帽，自己坐在地头待着。为了给孩子洗澡，我常常是一手抱着他，一手拎一桶热水，这么走回宿舍。宿舍的床四周连沿都没有，儿子有一次发脾气，一下就从床上翻下去了，好在那个床是砖垫起来的，不是特别高。
那时候的五七干校分两种：一种是短期的，一年来一次；像我这种是无期的，没人告诉我要待到什么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技术也抛掉了，就是带儿子、下地两件事情。我以前的俄文是非常好的，苏联的汽车杂志我都看得懂。但那个时候我真是心灰意懒，俄文也就放弃了。现在你让我看俄文杂志，我一个字都不识。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心理都非常不平衡。
我的一个同事当时在怀孕，照顾她没让她下地，我就请她帮忙带带孩子。我们连长原来是管劳改犯的干部，他家也有一个孩子，想请我的同事帮忙带，但我同事就没有答应。结果，这位连长就说：叫那个怀孕的人给我下地干活去！
我和那位连长的老婆是一个菜班的，她在干活的时候就说：臭老九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也不能跟她吵，我们就这么积了怨。结果“十一”放假，我丈夫从一汽过来探亲。3号刚过，我们菜班的班长就出面说：你应该叫你爱人回家了，回去抓***，促生产，就这么硬生生把他给赶走了。
后来我明白了，看样子要学会拍马屁。之后我回上海，就专门买点糖果、小玩意儿什么的，往连长家里送。等我丈夫下次再来的时候，人家还专门给找了一间房间，给他的待遇完全不一样了。
我在农场一共呆了两年零三个月。后来我爱人的问题解决了，他可以调到二汽，我也就回到十堰了。这在我人生中，算是最最考验人的一段旅程。
三个零件
我主要是搞三个零部件：活塞、活塞环和轴瓦，从设计到试验全部都是自己来，搞得非常专。
1972年5月，我回到了二汽。当时二汽的产品设计部门叫产品口，跟各个分厂的设计不在一起，比如发动机厂有发动机的设计人员，化油器厂有化油器的设计人员，等等。
二汽各个分厂都比较分散，轴瓦厂和化油器厂都在花果片。我们领导说：你们俩一起都去花果片吧。这样我爱人到了化油器厂，我到了轴瓦厂，两个厂的距离走路就是十几分钟。
我在轴瓦厂成立了产品组。从我到那里，直到1980年被借调为止，我们总共三个设计人员把产品的***纸、现生产从无到有地搞了起来，实验室也建立了起来。
因为我们在专业厂，所以会对工艺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在一汽是搞冷却系和系的，到二汽后，我提出想搞曲柄连杆机构。曲柄连杆机构主要包括曲轴、连杆、活塞、活塞环、轴瓦，我主要是搞三个零部件：活塞、活塞环和轴瓦，从设计到试验全部都是自己来，搞得非常专。
我回到二汽后，6100汽油机基本已经搞完了，但是在***代表指挥下搞的，做了很多叫人不可理解的事情。他认为，你能造一座大桥，你就可以缩小比例造一座小桥，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思维。所以，我们的产品有很多质量问题。
我们那时主要搞***车，领导说要抓工艺纪律，下大狠心，从整车到发动机搞了64项产品攻关。
我主要做那三个零部件，因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们还做了一个六百小时的耐久性试验。孟少农厂长看了我写的那个报告，指出来说对发动机方面写得太少。我当时心里还想，我就管三个零件，还管你发动机干嘛？
在这段时间里，二汽有一点非常好，和一汽一样，组织大家到试验地点去，与实际相结合。襄樊和保山的运输公司里都有我们的试验车，我们常常是在汽车跑了比如三万公里或六万公里后，到现场去拆检。各个零件的设计人员带着卡尺什么的，去测量零件的磨损量是多少，再跟车看使用情况等等。
在6100之后，我们就搞6105。1978年对外开放后，二汽请了英国里卡***公司为6105进行咨询。发动机公司这时就派了一些人到英国去，陆续带回了大量外国的资料。里卡***的人过来，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讨论。
我那时的英文差极了。你想想看，我中学六年、大学五年学的都是俄语，只在***前在小学学过一些英文。所以，在交流会上我最多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数字。我记得当时孟厂长看着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听得懂，以为我懂英语，结果后面失望了，原来这个人不懂啊。
1980年开始，二汽准备自己搞柴油机。张曰骞觉得需要把专业厂的设计人员都集中到一起，好集中精力。这样，我就被借调到了技术中心，开始搞6110柴油机。1981年，厂里搞体制改革，认为产品部门要集中，能把力量使到一起，我就算正式调了过来。
搞6110的时候，开始我是搞我的活塞、活塞环、轴瓦，连杆，加上齿轮，后来当了组长，主要就负责协调工作。
实际上6110是挺遗憾的，我们十年时间搞了四轮试制，都没有成功。每一轮的思路都不一样，等于每一轮都是从头来过，继承性非常差，这是很难成功的。比如，第四轮我们都搞到框架上去了，结构完全不一样，新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后来，二汽引进了康明斯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算到此结束了。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技术主管总希望做最好的，今天看到一个资料，明天就希望能实现。同样是搞6110，一汽就成功了。现在一汽在无锡柴油机厂和大连柴油机厂投的6110就是那时候搞的，他们基本上是根据日本发动机的原形，没有修改多少。我们是每一轮都想搞好，都想搞最新的，结果没搞成。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这十年挺可惜的。我在奇瑞也这么说，事情不能这么干，不能永远想着把最好的结构投入生产，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每一种结构都有它的特点、道理，不见得非要把最好的东西全部引进来，要根据实际情况。
英语、里卡多和康明斯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我的英文学得跟上海话一样，永远不能忘记才行。
再说说英语的问题。
1980年，东风曾在武汉组织了一个口语班，我在那里学了几个月的口语。之前我参加了一个英语考试，只考了38分。这对我打击非常大，因为我自认为学习外语的能力特别强。这下我就急了，提出来要到武汉教育学院去学外语。那真是困难，我已经40岁了，使劲地读，嘴巴就是跟不上。
学习回来以后，凡是技术上的东西，我基本上能听懂，但说还是不行。1984年，我跟着轴瓦厂同事一起到德国和英国的轴瓦厂、活塞厂访问。那位英文翻译不懂技术，我可以帮他翻译，但说英文不行。
同一年，我去参加AE集团在上海组织的交流会，这其中有关于活塞、活塞环、轴瓦的交流，我当翻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帮一个弹簧厂的人去翻译时就不行，不大的事我翻译了两个小时。我看到英国人也非常不耐烦，但没办法，因为我不明白。
1985年，我们工厂又组织了一个英语口语学习班。首先要笔试，我这个人老实得不得了，都是选择题，凡是不会做的我也不猜，结果就没及格。我想，怎么办呢？我就找了个后门，托人给我安排一下外籍老师的面试，如果通过就通过，通不过就算了。我那时候46岁，面试老师23岁，是一个美国人。面试完后他说：希望能见到你。我说：我也希望能见到我。最后我就进去了。
我学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全是英文。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我的英文学得跟上海话一样，永远不能忘记才行。这半年里有7个老师教我们，澳大利亚、英国，还有美国的老师轮流给我们上课，还搞快速阅读，收效特别大。
到下半年毕业，正好赶上二汽的6110跟英国里卡***做咨询。里卡***给了我们四大本英文资料，我们领导要我每天给他口述里边是什么内容，因为我们是要去里卡***验收的。我就使劲弄，几乎把这四本东西从头到尾背下来了。
之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团去英国，我当翻译。开始我们书记（是代表团团长）还不放心，带了个录音机，每天放在桌上，怕我出问题。最后，她录音机也不放了，我的翻译一点问题都没有。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晚会，正好碰到前一年那个做弹簧的老外，他看我的眼光奇怪极了，但他也不好意思问，肯定觉得这个人一年怎么变化这么大。
再说回来，6110还没结束，我就被调到康明斯的设计引进组里去了。有人说：二汽对你不怎么样，你的同学都是处长了，你就当了一个组长。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在二汽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在康明斯，我就学到了很多质量管理的方法。
康明斯给你东西以后你要国产化，那么你怎么考核你的国产化？康明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标准，非常好。只有自己全部搞明白后才能去要求供应商，所以我把这套东西从头到尾都搞得非常明白。
此外，还有一些质量控制的问题。譬如，我们发现康明斯***纸上的公差跟我***纸上的公差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为了在使用中不出问题，一般都是把***纸搞得严严的，但美国***纸的公差就非常松。我问他们为什么公差可以这么松？
康明斯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主要不是靠***纸公差来加紧，而是靠工序质量控制来解决。因为有一个正态分布，工程能力指数等于多少的时候，两头扔掉的东西是多少。这样就可以把***纸适当放宽一点，整个工艺上的投入就可以相对少一点。
我是1989年调到康明斯的项目，担任组长，我在当组长期间，曾经被派到襄樊四个月，协助工厂把生产搞起来。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快的，我离开的时候产量已经比较大了。1993年领导叫我离开，参加C系列发动机的合资谈判。
康明斯刚开始跟东风合作的时候财务状况实际非常糟糕，它不了解中国，是从技术许可开始，后来才决定成立合资公司。
我是赞成技术许可这种方式的。我买来你的***纸后，要把它落地实现国产化，我生产一台发动机，你抽一台的提成。技术上你不来什么人，你来人只是为了支持生产，具体策略还是由我们自己定，我们有完全的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管理和供应商管理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就在我参加C系列谈判的过程中，我办理了退休。那时候我已经是待批的研究员级高工了，本来说好了要干到60岁，结果1995年二汽为了减员，一刀切。
10月25日，一张纸放在我的桌上――通知书，请你去人事部门办理退休，没有任何人跟我谈话，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我看见后，拿起来就跑到人事部门，一天办完手续，把办公室一收就走掉了。
实际上，我当时是待在技术中心的办公室，但为谈判组干活。谈判12月底结束，1996年1月，我把所有的资料复印好，上交给领导，告诉他：行了，我们一切都结束了。领导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你参加了谈判，年终奖还是多给你一点。
到处应聘
我退休的时候心态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企业不要我了；二是，那我就自己去闯去吧。
1995年我才56岁，精力非常充沛，而且孩子已经工作了，所以很轻松。我退休的时候心态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企业不要我了；二是，那我就自己去闯去吧，看哪个地方要我。我的同学饶如麟在技术中心，曾经要返聘我，我这个人很倔，说返聘才给800块钱，还不如我的退休工资高，我不去，没劲。
半年后，我到了十堰一个生产农用车的公司。那真是感觉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在康明斯的时候一切都是正规的，什么都是先有***纸，再有工艺，等等。等到了农用车公司，什么也不要，敲敲打打往上一装就完了。
这个公司除了我还有三位老人，分别是搞刹车制动系统、整车和转向系统的。我们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每天只上半天班，他们有什么问题就问问我们，我们写点东西。就这样，我在那里干了整整一年。这个期间，我还应聘了两家外资公司。
第一个是博格华纳，是闵佟给我介绍的。当初博格华纳想在十堰搞个变速箱公司，美国人说要我，但说这里不搞设计，搞制造，就让我去搞质量管理。我同意了，但最后那家公司没搞成，也就不要我了。
之后我又借了个出差的机会去天津珀金斯动力公司应聘。当时有英国人和香港人和我谈，他们都同意要我了，让我去搞国产化。但我一看，它那个发动机跟康明斯的6102B发动机差不多。我就觉得不太合适，我在康明斯干了这么久，到这里好像出卖康明斯的东西一样。但珀金斯还是很希望我来，提了很多不错的条件。
就在这时，康明斯C系列的中方经理跟我说，让我到襄樊的合资厂去干。1997年7月我去的，但1998年1月我就回来了，主要是在工作上大家有一些分歧。
之后，我就跑到股票市场待了七、八个月。刚好我爱人内退，我们原来一汽的一个同事聂希贤当时在奇瑞当副总工程师，我爱人就打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人，他说需要搞发动机设计的。这样我们就说，能不能去看看？他说，不需要，你们就来吧。
这样，从打电话到来到芜湖也就相隔十几天的时间。
奇瑞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主要是把***纸给完善了，包括装配有什么要求，测量什么东西。
我们是1998年10月12日到的奇瑞。来了以后，人家说试用期三个月。我那时候气盛得很，就说：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专家还有试用期的。领导就说，试用期不是试用你合不合适，是试用你在这里习惯不习惯。
芜湖的条件、环境跟上海差不多，奇瑞对我们挺好的，一来就给我们一套公寓。我在合资公司的时候，叫我住旅馆，我是长期的，同住的人来回换，这我哪受得了。我到奇瑞两个半月的时候，曾经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分歧想离开，但尹总还是留住了我，奇瑞对这些老专家是非常尊重的。
来奇瑞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480发动机的国产化。我在康明斯就搞国产化，知道整个程序，所以开始觉得问题不大。
奇瑞从英国的福特买了9条生产线，是福特在七十年代大量生产的发动机，淘汰了卖给奇瑞。奇瑞是通过第三方DP公司买的，一开始我以为资料会非常齐全，但实际上却是零零散散，有的甚至像是偷出来的一样，比如资料的边框给挖掉了，等等。只有几本工艺卡是比较完整的。
奇瑞和DP公司是1996年谈的，1997年英国人过来支持生产线组装。我来的时候，发动机分厂的厂房已经建起来了，生产线也到位了，但是没办法生产。因为生产的前提是零部件国产化，但当时有很多东西是不达标的。
举个例子。我来了以后，用从生产线上调试下来的缸盖装发动机，结果一拧，那个缸盖螺栓孔就变成椭圆形的。我们一测缸盖硬度，只有HB48，而缸盖的硬度至少要达到HB70、80以上。实际上，这些缸盖毛坯只是DP公司给我们调线用的。
此外，我们得到的***纸是DP公司根据自己掌握的***纸复制的，而且他们的***纸是蓝***，是他们自己把它输到计算机里面去的，非常不完善。我曾经跟DP公司的人接触过很短的时间，但感觉什么东西都问不出来。
所以，我们是挺苦的，不知道***纸对不对，只能反过来去查工艺卡，因为工艺卡里面有数字，可以知道尺寸是多少。我们主要是把***纸给完善了，包括装配有什么要求，测量什么东西，都是在现场搞完的。当时我手下有些大学生，我就和他们把英文的东西翻译好，校对好。
那个年代国内很多企业都引进了旧的发动机生产线，像二汽引进491的生产线，就没有成功投产。奇瑞这条480的生产线，生产了这么多年，缸体部分现在还在用。
1999年5月18日，奇瑞第一台发动机下线。随后，在汽油机的基础上，我们曾经还和天大合作搞了480柴油机，但最后没有成功。
奥地利四年
他们用奇瑞的钱，培养了自己的人、提升了设备能力、试验能力。
2000年12月，奇瑞开始跟AVL接触，当时领导是想开发很多系列发动机。
2001年底，我们在480的基础上，看了一些资料，买了一些零部件，自己装了两台480增压发动机，给AVL送过去做性能评定和修改。我们的发动机在那里转得特别好，唯一的遗憾是最后由于轴瓦的问题只转了100多小时。之后，AVL给做了评定。
我们领导也觉得这个公司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就让AVL规划了三个系列，18款发动机。2002年9月，双方签约。
事实上，AVL当初在中国的声誉和名望没有里卡***高。在跟AVL谈之前，我还跟领导建议先问问里卡***，但里卡***回答我们说，对中国的项目不感兴趣。八十年代里卡***在中国有20几个开发咨询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完全撤走了，人也都换掉了。
AVL的项目确定下来以后。2002年10月1日，我们第一批十几个人就到了奥地利格拉茨，在那里待了整整两年。回来后，我在芜湖工作了两年，奇瑞又要搞汽油直喷等第三动机，还是和AVL合作，我从2007年底到2010年1月，又在奥地利待了两年。这期间，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经过几年时间，在奇瑞搞发动机的人的经验逐渐丰富了起来。刚开始我们搞480跟AVL咨询的时候，对方希望要一个缸体的三维模型，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画，奇瑞还是在用两维***纸搞。我们找到了搞软件的PTC公司，他们说可以画，6000美金一个，我们一听吓死了，那么贵！
现在我们有400多位设计人员，画一个三维模型非常容易。新人来了以后先给他们培训，然后就三维模型对他们进行考试，这是现在一个设计人员的基本功。通过跟AVL的合作，我们的开发思路和队伍培养都扩大了很多。现在发动机研究院的很多领导都是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的。
当然，我还要说一个更大的实话，我认为通过这几年的合作，AVL的工程师成长比我们更快。2002、2003年前后，我们曾经让他们给奇瑞做2.0DGI发动机，在欧洲制造了十台样机，试验过程中坏了九台。2011年，在AVL设计的基础上，我们做的1.6升第三代样机，也是汽油直喷的，转完了每台都是好的。也就是说，他们用奇瑞的钱，培养了自己的人、提升了设备能力、试验能力，等等。
外国人这点是真厉害，中国人同样花这么多钱，但效果却有限。由于人员的流失，再加上***策稳定性不强，我们的成长速度跟他们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跟外国人打交道，开始我以为能打败外国人，后来发现，我打不败。我们中国人，一个人不比你差，可能知识面、包括方法、思路等很多东西都会比你强，但上层决定者的思路很可能跟下面是不一致的，那整体就有可能出问题。这一点是我最大的遗憾。
外国人来讲一些东西，总有人觉得没啥，不比自己强。也许这些人的经验不够，或者关注力不在这里边，但我觉得外国人那里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的。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学了之后，怎样能更好地跟自己结合起来。在这点上，日本人和韩国人做得非常好。如果反复交钱，但学不到东西,就没意思了。
此外，我所参与的ACTECO发动机的设计，很快就被第二代取代了，现在奇瑞在做ACTECO三代，我是顾问。所以我们东风的同事就说，胡师傅总是接触最先进的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踏踏实实学专业的不多。我们在一汽设计处的时候，吃完饭就在办公室看书，而且一汽有个教育大楼，讲授各种东西，下了班我们就去学习。当初处里开大会就表扬这些爱学习的人。现在的风气不太一样了，比较浮躁。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考虑单位怎么培养了他，而是在考虑钱，哪个地方给的钱多就往哪个地方去。
像奇瑞的动力总成事业部就有很多人被其它企业挖走了。当年跟着我去奥地利的那些人现在都当领导了，主要负责一些组织协调工作，非常缺人做技术支柱。当然，不仅国内企业，外资厂也是这样，我听AVL的人说，他们在中国也是留不住人。
我觉得日本企业中保留人员的***策是非常厉害的，强调以厂为家，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团队。美国人和欧洲人是形成了稳定的企业基础，换人后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工作。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大了，换了一个人可能就要全部重新来过。
所以我就在想，中国的工业如果要靠这种方法做，肯定要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