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之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沦为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在侵占的土地上成立傀儡***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成为战胜国,收回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可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经历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但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我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作“大财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我国的国家地位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成为在世界***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我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备受尊敬的大国,我们心态的变化中很自然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邻国间的关系起了本质性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成为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一是要审视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二是要看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它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
中国的***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可和保障。
其次,中国自近代以来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的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
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中国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得很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有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变化就是开始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而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
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个过程会变得很长。中国的***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中要发挥实际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百姓安全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更加积极地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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