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自发组成“小组”，领导开展“”，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其中黎澍同志最严重的“罪状”，是肆意攻击“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戚本禹。按照当时的“极左”思维和逻辑，反对“中央”就是反对，就是反对***、反对。我和近代史所的部分老同志刚从江西丰城县搞“四清”回到北京，很多情况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揭发黎澍同志的，也不清楚这条“罪状”的依据。
1968年年底，上面派来了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思想宣传队。不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我被调入本所历史问题专案组，负责审查几位老同志的案件。其中，黎澍同志的专案材料就转到我的手里。前一阵，我因为搬家，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偶然从1969年3月到8月的笔记本中，发现了黎澍同志亲笔写的题为《关于戚本禹》的材料。因为我手里藏有他好几封信的批件及信封，熟悉他的笔迹，虽然这份材料最后没有署名，但判断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加上我还记得初期他被揭发“攻击”戚本禹这件事，所以肯定这是他写的。
在中，这种材料被称为“交待材料”。黎澍同志使用了1966年10月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生产的稿纸，红格，纸较薄，纸质较韧，每页400字，用单面的复写纸复写。我手头的这份是复写纸复写的一份，共5页。当时应该有一式两到三份，其余几份估计在结束后已经销毁了。
今天看来，这份材料还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首先，这是黎澍同志的亲笔文书，对研究和编写他的历史是第一手的资料，值得收藏。这份材料显示他为人的正直、真诚，对后进的提携、关爱；又显示他目光敏锐，别具只眼。其次，从史的角度看，这是记述戚本禹此人在初期，如何从飞黄腾达、一步登天、不可一世到迅速、自食其果的过程，是研究戚本禹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再次，对探讨初期领导人周扬、林涧青等的作为，有一定的价值。第四，对评判这份材料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的人品，也有参考价值。从中，后人可以猜测初期黎澍同志的这条“罪状”是刘揭发的，这在当时可谓重磅炮弹，足以置人于死地。以下是黎澍同志《关于戚本禹》的全文。
关于戚本禹
1966年五月初，戚本禹批判《北京日报》和《前线》的文章刚在《人民日报》登出来，我对刘大年加以评论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看这个人不但是这篇文章写得好，而且会很快上升，不过摔下来也会是很快的。”这话总结了我对戚本禹的印象，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一个相当准确的预言：戚本禹上升了，又摔下来了，时间一共才不过一年零八个月。
我大概可以算得是戚本禹的一个比较早的支持者，他的那篇《评李秀成自述》是根据我的意见发表的。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1963年九月十四日召集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的会议上受到了周扬的批评。戚本禹对我是感激的。到1964年指示公开讨论李秀成问题的时候，我找戚本禹写文章，他立即把他的第二篇文章《如何看待投降变节行为》的初稿交给我。他说，他要出差了，全权委托我修改。他对我表示非常信任我修改他的稿子，不论我作什么修改，他都是乐意的。当然，他的稿子最后还是由他自己改定的，我没有替他修改，但是他对我讲的这些话说明当时他同我的关系很不错，至少他还没有把我看作敌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并且把《历史研究》在前一年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也转载了。戚本禹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出现的人才，紧接着就被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5年十二月，决定组写三篇“重点”文章对吴晗进行批判，指定我负责组写历史人物评价一文。我一时没有想到适当的合作者。林涧青建议找戚本禹，他知道在李秀成问题上，我同戚本禹观点一致，戚本禹是个可以合作的人。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我的同意。这篇文章计划分三部分，我写第一部分，李龙牧写第二部分，戚本禹写第三部分。当时我对吴晗问题还说不上有什么了解，就委托李龙牧在写第二部分的时候，连第一部分也写了下来，以便我有时间研究吴晗的作品，最后把这篇文章改出来。所以这篇文章的初稿实际上是由李龙牧和戚本禹执笔的。李龙牧和戚本禹两人写的稿子比较起来，李龙牧的稿子是差的。交稿以后，戚本禹拿去改了一遍，就发排了。戚本禹对我表示了对李龙牧的不满，同时对这篇文章不受重视感到遗憾，说后来署名方求的那篇文章，“周扬同志亲自参加讨论，逐字逐句修改。”言下很是羡慕。这篇文章排好清样以后，戚本禹立即交给林甘泉，要他全面修改一次。林甘泉作了很大的修改，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此时已是1966年一月初旬了。我决定集中全力来修改这篇文章。我的最初两次修改稿印出以后，戚本禹还是热心的，他总是先征求意见，然后来同我进行讨论。“‘资产阶级历史学的***’不能提，林涧青说的”；“‘吴晗是胡适的门徒’不能提，许立群说的”。这是我至今还记得的戚本禹对我的传达，而且在当时他是很坚持的。后来这篇文章一直拖延到三月底，易稿十次，才算勉强完成。原因是这时《红旗》杂志决定投入这场战斗，戚本禹对这场战斗有了充分的了解，可是他不仅要做好《红旗》杂志的工作，使《红旗》走在全国报刊的前面，而且他本人还要大显一番身手，走在一切人的前面。这样，他就感觉正在由我加工修改的文章首先同他发生了矛盾，他必须尽力加以阻挠和破坏。我最初对发生在戚本禹思想上的这个变化缺乏了解。我修改出来的稿子照例首先送给戚本禹提意见，把他看做是最可靠的合作者。可是戚本禹的反映越来越慢了。后来我就发现一系列使我不能不感到奇怪的事实：
（1）我的修改稿里面提出的一些还没有人提出的比较新颖的论点出现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使我不能不放弃这种已经显得陈旧的论点，重新去找更新的论点，当然这些论点出现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很难说不是《红旗》作者首先提出的，可是在我思想上始终是一个疑团。
（2）《红旗》印刷厂通知我，这篇文章的修改在他们那里不能作为“急件”处理，戚本禹也向我诉苦，说是印厂实在太忙了。我为了争取时间，不能不中途把稿子转移到《人民日报》去排。
（3）我多次向戚本禹了解的最新指示，他做出很神秘的样子，拒绝见告。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迹象，我逐步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戚本禹为了抢先，有意使我落后。我只得下定决心，少了戚本禹这粒蹩（“蹩”字应为“蓖”字――编者）麻子也榨出油来。我认为无论如何，批判吴晗这个大方向总是不会错的。那怕落后，我也要***把这篇文章改写成功。可是这么一来，我同戚本禹的关系就坏定了。
我从我同戚本禹的这些直接的接触中，判断他是个缺乏思想改造，世界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强烈的个人主义支配着他的行动。他抱着个人野心，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来做《红旗》杂志的工作。他的长处在思想敏锐，文词足以动人，可是由于他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这种长处恰好成了为非作恶的本钱。而且因为有这么一点本钱，他对人家的评论总是语调傲慢，火辣辣的，全无半点平等待人的普通劳动者的朴实态度。这样一个人，看准了风向，在一个大的斗争中一时行动合乎规律，很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上升以后，因为缺乏思想改造，举动乖张，露出本来面目，很快摔了下来，也是合乎规律的。
这种观察，当初无非见微知著之谈，在为大量事实证明以前，是谁也不会相信的。甚至我自己，也未免疑是疑非，只不过内心有所保留罢了。因此不能向上反映。可是我对一个人讲了，也就等于对许多人讲了。当时戚本禹的表演还刚刚开始，要人们也对他采取保留态度，实在太困难了。我受到责难，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戚本禹的表演已告结束，真相大白，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教训。
1968年二月廿四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