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红楼梦》在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提出了“正邪两赋”论，确定了贾雨村和“正邪两赋”论的关系。“正邪两赋”论不仅是《红楼梦》小说人物塑造和人物批评的方法，更是一种大胆的“异端邪说”。它肯定那种“正中带着邪，邪中也带正”、正邪融合的人格品质，而且建立了一种新的、以个性生命为标准的生命价值评判标准，以对抗于传统的家国、***治、历史的标准。贾雨村具有“正邪两赋”个性，当时身上仍有一股尚未掩盖住的“狂邪”之气，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来道出“正邪两赋”论，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匠心独运。
关键词： 《红楼梦》； 贾雨村； 正邪两赋； 生命价值
中***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4-0062-02
《红楼梦》中借贾雨村之口，在第二回提出了“正邪两赋”之说。这“正邪两赋”的理论对于解析《红楼梦》，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均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后世研究者颇多。多数研究者都集中倾向于把“正邪两赋”当作一种辨证写人的手法来研究，认为《红楼梦》中人物塑造有正有邪，打破了以往小说中人物好到极致、坏到极致的极端思维。以贾宝玉为代表，进而推演到《红楼梦》中其它人物，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所有人物，均可理解为“正邪两赋”。“正邪两赋”思想成了《红楼梦》中人物塑造的万能钥匙，也成了读者理解人物必须掌握的不二法门。“正邪两赋”的思想的确是认识《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很好的方法。笔者打算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挖掘“正邪两赋”论的核心内涵及其和贾雨村的关系。
一、“正邪两赋”论的核心内涵
为对“正邪两赋”论的内涵作一个解析，我们先把小说中贾雨村“正邪两赋”论的其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正邪两赋的内涵，多数人着眼于贾雨村所例举之人的特点去分析，很容易得出他们身上的共同东西。周汝昌先生在《红楼小讲》“正邪两赋”篇中认为：《红楼梦》“正邪两赋”的理论是作者观察思考了很久以后对宇宙人生、地灵人杰的一种哲理的总结，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异说”。这种“异说”的提出，将开头所设的神话障眼法尽行扫净。曹雪芹真正关心的是“人”的事情、“人”的素质，“人”的际遇和“人”的作用。周汝昌先生之后又分析了小说所例举的“正邪两赋”之人的异同。认为这些人，作为情痴情种、高人逸士、奇优名倡，贫富贵贱不同，而本质则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周汝昌先生对“正邪两赋”的分析，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认识。
贾雨村所例举的这些“正邪两赋”之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真、天然、率性，不以事功为心，他们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是与传统的儒家格格不入的另一种评判体系，他们是具有诗人、哲人、艺术家气质的那种人，把“情”放在主要的地位，同时多才多艺。前人已有较为详尽的讨论。为此，我们讨论以下几点：其一，“正邪两赋”不仅是一种小说人物塑造和批评的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言，作者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宇宙人生和地灵人杰观的一种新诠释，是一种“异说”。“异说”，那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否定，否定传统儒家观念中正邪二元对立、截然分开的思想，认为人的品性、个性（特别是个性）是正邪相互斗争，相克相生的统一体，共存于人的生命之内；而且认为“正邪两赋”的人格是社会中绝大多数。这种 “正邪两赋”人格的形成是“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而后始尽”，是正邪双方斗争的结果，而且形成以后，就不能分辨出何是“正”、何是“邪”，“正”与“邪”已经完全融合，所谓“正中带着邪，邪中也带正”，不能截然分开。
其二，“正邪两赋”的“异端邪说”最根本点，也即是核心内涵，那就是打破了传统的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是***治、道德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追求，把人的价值评判放在家国、天下的环境中来考虑，考察他们与社会、***治的关系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不顾忌人本身的因素，把人变成了社会、***治的附庸。这样的标准泯灭了人的个性，扼杀了生命的多姿多彩的美。正如李贽《童心说》提到的，这样的人失去了“童心”，而那些失却“童心”，失去自我的人，以“闻见”、“道理”为心，是假人假言。“正邪两赋”的标准是什么？是生命的标准，个性生命的标准大于家国、***治、历史的标准，还原人为一个个鲜活而个性十足的生命，并非把他们当成社会、***治的一个个组成部分。“正邪两赋”这样的生命，上则不能成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成为大凶大恶。注意，贾雨村说的是“不能”，而不是“不会”，更强调可能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仁人君子”和“大凶大恶”之人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保持天生的“正邪两赋”的秉性而不愿让其变化，既不能“克己复礼”成为“仁人君子”，也不会纵恶成为“大凶大恶”，秉性使他们只能如此。那又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改变自己的个性呢？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自己认为这样的秉性就是自己想要的，勿需改变。看一看贾宝玉吧，无论他人如何规劝，甚至贾***的大加鞭笞，都不能动摇他，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根本就听不进去劝告。贾雨村例举了众多人物，从地位尊贵的天子、贵族子弟，到最下层的倡优，这些人或许各有其特点，或脱俗，或乖僻不合时俗，或狂放、不拘礼法，或亡国亡家为一代罪人，或自甘下流，前人评判他们真、天然、率性，不以事功为心等等。我们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那就是不以传统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也不会以社会、***治的标准来束缚自己，坚持天赋秉性而我行我素，套用一句现代的话说，那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正因如此，他们才会被正统的、主流的价值评判标准视为异类，成为狂人，成为怪人，甚至成为亡国之君，成为国家民族的恨（这就是***治道标准）。《红楼梦》中贾宝玉是这样的人，王熙凤是这样的人，贾雨村也有这样的特点。
二、贾雨村其人
“正邪两赋”论由贾雨村之口来道出，作者是怎样考虑的？这个问题以前少有论及。要想弄清楚此问题，先必须弄清楚“正邪两赋”论与贾雨村之间的契合点，而首要的必须是明白贾雨村其人。
贾雨村在《红楼梦》中向来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角色。他是封建官僚的典型代表，贪赃枉法，投机转营。贾雨村得甄士隐赠银进京赴考，中进士，即升知府。但“未免有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所以被上司所参而第一次罢官。被参的内容就是“生性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雨村被革职以后，“本府官员无不喜悦”，雨村的确不是什么好官，上司不满意，同僚也厌恶。连脂砚斋也在此处称其为“奸雄”，也不是什么好名字。贾雨村很聪明，通过林黛玉父亲林如海的关系搭上贾***，在贾***的极力帮助下，“补授了应天府”，再次为官。贾雨村最受人诟病的事，一是“乱判葫芦案”，二是讹抄石呆子古扇。三是为求自保，致使贾府被抄。特别是第一件事，他听从门子之言，为保自已的乌纱帽，也为“报答”有恩于他的贾家，昧着良心，徇情枉法，胡乱判了一桩人命案；事后为使此事不被泄露，他又把那个帮他出谋划策的门子发配远方充***，可谓兔死狗烹，恩将仇报。这件事上，贾雨村报答了贾家，却有负于在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的恩人，因为这“葫芦案”所判的女子就是他的第一位恩人甄士隐的女儿。当年他曾答应甄家娘子要尽力探寻她女儿的下落，而当门子告诉他这面前的女子就是他的大恩人甄老爷的女儿时，他却为保住乌纱帽而昧良心，致使大恩人的女儿沦落为妾，受尽欺凌。同样是恩人，报恩和负心的选择，其行为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我们说，这些是贾雨村身上的一面，是“正邪两赋”之中的一个方面。贾雨村性格中其实还有许多值得思考、分析乃至肯定的地方。首先，贾雨村也曾是一个心气很高的读书人。小说第一回写他因进京求取功名，暂寄葫芦庙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穷困潦倒之时，未坠青云之志。“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是他此时心境的最好体现，所以他才会被“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神仙一流人品”的甄士隐看中并受其资助，贾雨村也不负所望得中进士。革职复起的贾雨村，开始也打算好好做官，所以面对薛蟠倚财仗势抢夺英莲并打死无辜冯渊的官司时，也表现出一股凛然正气，很是生气，“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并立即签差公人提拿人犯。贾雨村之蜕变，那是后来的事。
其次，早期的贾雨村身上还有明显的“狂”，用“正邪两赋”的观点来看，是明显的“邪”气。这种狂邪之气不同流俗，有违礼法，“禀性恬淡”、“神仙一流人品”的甄士隐能欣赏，其它人就不一定了。贾雨村诸多的言行都体现出这种狂邪。“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一联前文已讲过，贾雨村对自已的才学很自信，心气颇高；但从另一侧面看，言辞之外，狂放之气溢于言表。中秋之夜，甄士隐备下家宴，来邀雨村，贾雨村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此处脂砚斋批：“写雨村豁达，气象不俗。”二人兴隆酒酣之际，贾雨村向甄士隐直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甄士隐当即以五十两白银和两件冬衣相赠。贾雨村很聪明，也并不忸怩作态，他了解甄士隐的个性和自已给甄士隐的印象，所以就直言相告。小说又写道：“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脂评说：“写雨村真是个英雄。”所谓英雄，那就是着眼大处，无须虚情假意地推辞、拜谢。贾雨村得了银衣以后，第二天就进京了，连甄士隐处都未去辞行，只留下话与和尚转甄士隐：“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脂砚斋说“写雨村真令人爽快”。雨村辞行未尝不可，但不辞行那才是此时的贾雨村：不同流俗，不拘礼法。贾雨村第一次革职原因有“恃才侮上”，以致“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所以被上司参为“生性狡猾，擅礼仪”。我们用“风月宝鉴”的方法两面看，那反的一面不正说的是不拘成法，我行我素吗？正因为如此，贾雨村得罪的不是某一个官员，而是整个官僚阶层；他也不是因为什么具体的恩怨得罪上司，而是“恃才侮上”的狂邪，让上司和同僚看不惯。所以雨村革职后，“本府官员无不喜悦。”
其三，贾雨村对世态人情还有过形而上上的思考，有一点哲人的意味。这并不是说他发表了洋洋洒洒的“正邪两赋”的宏篇大论，而是在此宏论之前就有所展现，微露端倪。贾雨村本是“诗书仕宦之族，因生于末世”，为“再整基业”而进京求取功名。我们不能全把这个介绍当作俗套。诗书之家必有教育在先，末世之家亦当有酸甜苦辣与世态炎凉，再加上葫芦庙内寄身，卖字作文为生的生计，此时的贾雨村也已对社会人生有所思考。第一次被革职以后，贾雨村很是洒脱，把家小人属安排回原籍以后，自已“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迂执守礼之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任性使气、不拘礼法之人方能如此。在维扬作林黛玉塾师时，因为黛玉母死守制，再加上黛玉怯弱多病，所以连日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贾雨村发“正邪两赋”宏篇大论的那一天，也是如此。而且小说写他先到了一处寺庙“智通寺”，此寺之名颇有佛学意味，吸引了贾雨村，“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雨村看了，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按照脂砚斋的说法，此处场景的描写是有佛学禅机的，贾雨村很感兴趣，说明他与此有相近似的共振频率，他对社会人生有思考，是一个有灵性和慧根的人。
我们全面认识贾雨村其人，特别是充分考虑他身上那种士人的狂与邪，聪明和灵性，就不会对他发表“正邪两赋”宏论感到突兀。
三、“正邪两赋”与贾雨村
有了以上两方面的论述，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正邪两赋”说借贾雨村之口来阐述是较好的选择。我们都知道，《红楼梦》前五回是全书的引子，对整部小说的创作目的、人物情节等作必要的揭示，同时告诉读者阅读该小说的要领。“正邪两赋”说既是创作人物、分析人物的方法，又兼有阅读要领的性质，作者安排在前五回，而这时书中的主要人物均未出场，所以只有借贾雨村之口来阐释最为恰当。《红楼梦》前五回还有如下一些人物，但由他们之口来道出均不太合适。冷子兴和甄士隐，一为商人，一为乡绅，读书不多，缺乏“致知格物之力，悟道参玄之力”，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一僧一道和警幻仙子，他们具有先知先觉的起凡能力，肯定懂得“正邪两赋”的道理，但是在《红楼梦》前五回中，他们各自承担了不同的职责：一僧一道的主要职责是从先知先觉的角度告知读者小说故事的由来，以及该故事形而上的人生意义和哲学意义，一僧一道的言行有游戏风尘的“障眼法”的目的，高深玄妙；警幻仙子的职责是通过《红楼十二支曲》告诉读者小说中众多美丽女性的悲剧命运，并以此来为宝玉和世人警幻，其言辞庄重而严肃，此二者均不适合提出“正邪两赋论”。因为“正邪两赋”论具有明显的愤世嫉俗之意，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小说人物的理解要领。贾雨村同一僧一道、警幻仙子，神人相异，角色分工不同，他正适合来阐述这样的观点。
其次，贾雨村其人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贾雨村多读识事，一考则中，并非平庸之辈，关键是他与冷子兴此番“正邪两赋”的对话正值其罢官之际。正如我们前面分析，他有“致知格物之功”，也有“悟道参玄之力”，而此时更有遭受人生挫折的不平之气，再加上他个性中那一股尚未掩盖住的狂邪之气，一拍即合，此时此地道出“正邪两赋”的观点，是再合适不过了。
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来道出“正邪两赋”论，一是为读者揭示阅读、分析该小说中人物的要领，二是为塑造贾雨村的人物形象服务，使其形象更丰满，生动，有内涵，更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已胸中之块垒，可谓一石数鸟，匠心独运。
注释：
①曹雪芹著，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作家出版社2008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第107-108页。后凡摘引原文处，均源于此书，不一一注明。
②周汝昌著，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红楼小讲・正邪两赋》第40页。
③同①，第102页。
④同上，第92页。
⑤同上，第93页。
⑥同上。
⑦有两处脂批。一是在原文“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处批“随笔带出禅机，又为后文多少语录不落空”。二是在“那老僧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雨村不耐烦，便仍出来”处脂批：“毕竟雨村还是俗眼，只能识得阿凤、宝玉、黛玉等未觉之先，却不识得既证之后。”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M]. 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 周汝昌.红楼小讲・正邪两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3] 刘再复.《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J].渤海大学学报，2010，（2）.
[4] 付丽.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J].红楼梦学刊，2000，（3）.
[5] 崔炳圭.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J].天中学刊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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