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中国艺坛有一个众人皆知的秘密：从工艺美术到学院派再到当代艺术，是截然分开而缺乏互动的小圈子，而雕塑家郑宝成则是其中的异数。他从工艺美术开始艺术探索之路，最后进入到当代艺术领域，其艺术生涯经历了三次转型：民间木雕艺术家，从事多种材料和风格创作的雕塑家，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当代艺术家。用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的说法：郑宝成是一位从研究中国传统雕塑入手，而过渡到当代创作的一位雕塑家，在当今雕塑界，这种情况比较难得。
超越传统工艺
“我是先做石雕，再转木雕。”
郑宝成与艺术结缘最初是从石雕开始的。被名师收作徒弟，很快就凭借异于常人的悟性而出类拔萃，但他却没有止步于葫芦、蝙蝠等传统题材，也不喜欢在石雕手法上循规蹈矩。他对石头自身具有的天然肌理、色彩有特殊的敏感，对表现人，表现人的情绪、人的情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很快就在当时的工艺美术界崭露头角，市级、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奖纷至沓来。
对此郑宝成却显得很淡然，在他看来，作为传统的工艺美术，石雕有根深蒂固的创作局限性，而其所使用的石材都是鸡血石、寿山石，许多藏家都冲着昂贵的石料而来，反而忽视了艺术家倾心创作的价值，而昂贵的石材又给艺术创作带来了限制。在郑宝成看来，艺术一定是在自由舞台上开展的，而他不满足于工艺石雕的种种牵绊，于是早在1980年代就不满足于传统石雕工匠的天地，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石雕。
他先是转向木雕，成为浙江黄杨木雕的传承人。在百度百科上，郑宝成有一连串的头衔：温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其主要作品《开天阔地》、《三十六行系列》、《老伴》、《桃园三结义》等在全国各艺术大展中展获大奖：1998年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获金奖；1999年获第二届民间艺术创作“百花奖”；2000年获温州市***府文艺创作“新星奖”；2001年参加“第二届西博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获金奖；2002年获第三届民间艺术创作“百花奖”；2009年，摘得温州市文学艺术最高奖“金鹿奖”；作品《屈原》在2008年的春季拍卖会上拍得黄杨木雕现代作品的最高价。
然而，他却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又从木雕领域出发，再度转向铜雕，在2000年前后创办了玛希尔雕塑艺术工作室，注册开办了一家从事艺术品铸造的工厂。不仅如此，他还尝试做玻璃雕塑，甚至还尝试了水墨、水彩画等绘画创作。由此，他从工艺美术家蜕变为真正的雕塑家。
变形中发现自己
最早帮他打破工艺美术程式的，是他对中国传统美术资源的挖掘：“我是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太湖石，用古人的话说是瘦、漏、皱、透；二是根雕，也就是树根之美。由此发现，造型才是关键，其他则是材料和技术的问题。”
他的话可谓言简意赅。对于工艺品来说，特点的观念有代代相传的题材、师徒相袭的***式来表现，工匠们比拼的是工艺，是材料，而越是优异的工艺，越是有机会处理罕见的材料，艺术家的创意反而变得很边缘了。郑宝成从这些题材、***式与工艺、材料中挣脱出来，看到了造型的重要性，才有了一个现代雕塑家的概念、眼光和追求。反过来说，正是在其向雕塑家蜕变的过程中，郑宝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雕塑语言。
“他始终以人和人体作为研究课题，基本都是以人物雕塑作为媒介，展开他与世界的对话；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一种‘表现式的人物雕塑’。”孙振华如是说。他认为，从郑宝成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在做木雕时，没有简单地将木头看作是一种雕刻材料，没有把木雕创作简单看成是利用这种材料进行人物造型，而是对材料有一种整体的关照，而不仅仅是像西式雕塑那样把“人”从木头中机械地剥离出来。
在孙振华看来，郑宝成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木雕作品完成后仍然能够看到它和木头材料的那种有机的联系；他不是简单地从人的结构、解剖出发，让人的形象和材料分离，而是在与材料的互动中，让人和材料产生关系，让人体顺应材料的纹路、肌理和走势获得与材料的联系，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所说的，人和材料之间的那种“因势象形”的关系。
最能说明那种“因势象形”的关系的，是他的系列作品“五行”。郑宝成说：“我先做了木雕，再做铜雕。其中的第一个作品是《水》，作品的木纹从上到下，与此相应的是水滴垂落的造型。然后就是《土》，用蜷曲的造型表达‘萌芽’的理念。”他坦言，木头有纹理，石头也有纹理，只是没木头那么明显。木头的纹理，让他学会了从材料本身的纹理出发去创作作品。他说：“有的处理方法就来自太湖石、根雕，我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去拼接，最终领悟了造型对视觉效果的影响。”
他的秘密武器就是变形。当然，变形还是为了表现。其实，他的蜕变之路，也伴随着他对西方雕塑的学习，尤其是从其现代艺术中吸取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写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语言风格。说起西方的雕塑大师他是如数家珍：大名鼎鼎的罗丹对他的影响倒不大，影响大的是亨利·摩尔、毕加索与达利，而当代艺术大家中令他特别推崇的则是席勒。
转向当代直面人生
当代艺术的前卫理念，因其思想性，尤其是直面社会现象的针对性，促使郑宝成再次向当代艺术家转型。在近年的雕塑探索中，他创作了一批指涉中国新贵阶层的人性思考和消费社会下宗教关怀的雕塑作品，以“灵与魔”为主题，思考人性和魔性、物质成功和信仰缺失、善与邪等时代问题。
他大胆地重新启用了情节性的雕塑语言，比如让老板、耶稣、佛陀以相反的背向骑在一头驴上；或让虫蝎、女人体、欲望之手、骷髅、铜钱像魔鬼附体一样爬满如来的额头、脸颊。无疑，这使雕塑人物从现实界走到了形而上的寓言界，一定程度上涉猎了宗教的救赎议题。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带来辉煌的成就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欲望的膨胀、道德的堕落以及人性的沉沦，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如果将佛祖看作中国传统中的一个理想场域，佛祖的身体即这个国家的灵体之一。在中国这块急剧转型的土地上，正邪双方正在争夺这块土地，其结果将影响世界的未来，而这一切的核心则是对人的性灵的争夺。这个作品可以看作一个寓言，它代表着一种站在现实界与灵界的交战地带的终极探讨，以及流露出的一种焦虑。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出身的艺术家，郑宝成不是照搬西方的当代艺术语言，而是在传统的佛像、民间雕刻等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精神议题，并大胆地改造传统的语言，使其作品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的精神症结，同时，在语言上又具有返古出新的创造力。对此，郑宝成本人在与笔者交谈中，透露了个中消息：他用剪影的造型特征来表现佛像，他在作品中融合了雕刻、浮雕、圆雕等多种手法，体验了一种博弈的乐趣。
批评家朱其指出：近些年郑宝成的雕塑题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关人的魔性闯入了原先纯洁的灵性身体，他所塑造的人物由理想界、传奇界降临到现实界，现实界的身体因此蜕变为一个“灵魔同体”的场域，即人的身体不再是一个纯洁的灵体，或者英雄的主体，而是一个灵与魔共存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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