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赋予玉器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涵盖了传统道德、审美的诸多方面。玉器既是吉利祥瑞的象征,平安福佑的象征,富贵荣华的象征,又是延年益寿的象征,青春仪美的象征,更是道德修养的象征。所以,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君子比德干玉”,“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礼记・玉藻》)的传统。所谓“古人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人也。”(《礼记・玉藻》)于是佩玉便成了君子有道德修养、行为光明磊落的标志。这就将玉器的道德功能与实用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文人,作为君子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更是将这种结合扩展到了自己生活的多种器物,尤其是与文事相关的文房清供。“文房”广义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 《粱书・江革传》云: “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干千里。”唐代时, “文房”逐渐演变为文人的书房。唐代诗人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云: “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文房”,所指便为文人书斋。及至南唐,“文房”已成为文人书斋的专用词。宋代时,文房用具的品类逐渐增多。宋人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将文房四宝各自列卷,搜采颇为详备。南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将文房用器整理成书,列入十项与文房相关的器物:古琴、占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其实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还有很多。宋代的文房用器已从实用的书写绘画的材料,向精神审美的文玩发展,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成为了“文房清供”, “清供”原指清雅的供品,如逢新岁以松、竹、梅供几案而谓之“岁朝清供”;以清香祭先人谓之“清香清供”,而文人多珍爱文房用具,故将这些用品冠以雅名,谓之“文房清供”,有着“云烟供养宜”的雅趣,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明代进入了文房清供的繁荣期,得到皇室的青睐。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尚寨村鲁荒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又有更多的器物被纳入了文房清供的范畴,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粱余事》等书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文人们对这些文房清供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干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清代,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之下,文房清供发展到鼎盛时期,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高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玩清供”,几乎渗透文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涵盖文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所不在,蔚为大观。
既然玉石为“石之美者”,又兼“五德”,关键是“君子比德干玉”,那么,将玉与文房清供相结合应当是再完美不过,或者说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选择。
笔,纸、砚,作为“文房清供”的代表,早已与玉水融。
玉笔,又称之为玉管,是以玉制作的毛笔笔管。晋书法家王羲之《笔经》中曾批评制笔的奢华: “近人有以绿沈漆竹管及镂管见遗,斯亦可玩,何必金玉。”元陆友撰《研北杂志》中载:“袁伯长,有李后主所用玉笔,管上镌有文字,镂甚精。”明代的玉笔,存世最完整和精美的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螭纹玉笔。此笔通高20cm,于笔管和笔帽上各浅浮雕一组螭纹,其上所饰两螭纹,形态基本相似,皆有羊角式双耳,独角,长发向脑后身侧飘动,脑后有若干条短平行线,口衔灵芝,背有双线随形脊,腹两侧和足上有短平行线,足关节有多组漩涡式卷云纹,背有向两侧外伸且分叉的鳍或羽翅纹,四足,三爪,足间有行线组列的毛道纹,通体呈爬行状。从整体看,尚有元代遗风,工艺精美绝伦。
用玉造纸,古未有之,然而,以玉为纸,还是能够见到的。南京博物院藏有南唐时的“玉哀册”,该册为1950年江苏省江宁县祖堂山李神异钦陵出土,用和田青玉制成。玉册每片作扁平长方形,将玉片裁齐磨光而成。正面刻竖排楷书金字策文三行,系先琢刻文字,后充填金粉而成。背面刻有玉片序号“八”。哀册由42片组成一册,出土时贮于一石函内。清代时,乾隆皇帝尤喜欢将自己的墨迹留于玉册之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文翰玉册”、南京博物院藏有其“御笔洪范碧玉册”、 “御笔临王羲之玉册”、 “青玉御制七佛塔碑记”等。
玉制的砚台多为玩赏之用,少用于研磨。玉砚始于汉代,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中载: “汉制天子玉几……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宋米芾《砚史》中载: “玉出为光,着墨不渗,其发墨。”明代时,嘉靖四十四年(1565)查抄江西分宜县等地严嵩旧宅时,曾抄有白玉砚。明高濂《遵生八笺》中记载鲁砚之佳品: “他如墨角砚,红丝砚、黄玉砚、褐色砚、紫金砚、鹊金墨玉石砚,皆出山东。”其中“鹊金墨玉砚”即为玉砚。上文提到的明代朱檀墓出土品中便有玉砚、玉笔架等,其玉材光泽较强,碾工遒劲,磨工精润,不重细部,还保存着元代玉器的遗风。清代时,玉制“文房清供”深受帝王、贵族、文人的喜爱。这类器物造型多样,常以仿生和仿古为题材,一般雕琢精巧,寓意丰富。玉砚常见有仿古“风”字形砚、龙凤蕉叶随形砚等。1962年北京市德胜门外小西天康熙十四年(1675)索尼孙女黑舍里氏墓出土的30件(双)玉器中,便有精致典雅的康熙朝玉制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宫旧物“玉观盒”,此器分为盖、底、砚三部分,盖与底用玉雕成,砚为松花石琢制。它的设计、雕工均十分精巧,为清初玉雕珍品。
除了笔、纸,砚外,最早的与书写相关的玉制器可能要属玉印了。印者,自古以来就是商之凭信,官之权威,文房之清供,墨客之雅玩。印,方寸之间有乾坤,一方印章就是一方天地,它巧妙地将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融于一体,生动而又多趣,古朴又不失典雅,历来就倍受广大收藏者的青睐和追捧。早在秦、汉之时,玉已经被用于制作印信。秦印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立玺印的等级之制,即从称谓、质地、纽式、组绶等方面加以区分。天子独称玺,玺用玉,螭虎钮。御玺有六方,即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六玺之外又有一传为用和氏璧雕制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这就是汉以后始称的“传国玺”。玉石的硬度一般为4~6,5度,需外借他力方可雕琢,一般为琢印,有的甚至直接施刀,玉因质地坚结润密,耐磨难裂,故雕琢出来的玉印或雍容华贵、或端庄秀美、或细若游丝、或刀锋毕露。坚贞之玉,赋予其气象万千之 韵。古人对于玉制印章,不仅要求料美、功精,还对印文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古意。这也就让玉印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下文提到的诸多“文房清供”中,有的很早便以玉为材料。
压尺,又名镇纸、纸镇、书镇。《訇雅》中载: “镇纸谓之压尺,铜与瓷、玉皆有之,亦多生肖物者。”宋代便有“青玉牧马镇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天然形玉镇纸”,由天然扁椭圆形籽玉制成,器形自然,玲珑可爱。
笔床与笔架。搁放毛笔的器具。南朝陈时即有制作,陈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载: “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代的玉笔床多雕成山形、花枝形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镂雕桥形玉笔架”,整器镂雕木桥、树木,以及形象生动、神态逼真的人物、动物等,构成一幅美丽、祥和的水乡景色,可谓设计巧妙,别具一格。
笔觇,用以理顺笔毫和验墨浓淡的一种器具。明屠隆《考余事》中载: “有以玉碾片叶为之者,古有水晶浅碟,有定窑匾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笔觇。”
笔洗,洗涮毛笔的一种器具。古有贝壳、玉石制作,宋时已有“白玉荷叶冼”,屠隆《考余事》一书中载有玉、铜、陶等多种质地、多种式样的笔洗或作笔洗用的器物。博物院藏有乾隆的“玉洗”,乾隆皇帝喜欢痕都斯坦的玉器,认为“制绝精巧”,苏州专诸巷的玉工比下上。既然皇这样说了,中国的玉工当然不愿意让痕都斯坦的“进口货”专美于前,因此尝试学习痕都斯坦玉器的风格和技巧,成果便是这件精美的玉洗。运用了大量花叶装饰,并镶嵌红色石,都模仿自痕都斯坦玉器的风格。还藏有一件“红玛瑙蟠桃洗”,玉工巧妙地利用玛瑙自然形成的红白两种颜色,雕琢成上立蝙蝠衔灵芝的寿桃形笔洗。乍一看白色的蝙蝠和灵芝好像是粘上去的,实际是在一块完整的玛瑙上巧妙地雕琢而成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玉寿字洗”,此洗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以极为珍贵的羊脂白玉精心雕成笔洗形状;中部为青玉镂空洗座;下部是碧玉雕夔龙足洗架。三个部分的连接处均设有子母口相连接,混然一体,色调由浅至深,精美绝伦。南京博物院亦藏有清乾隆“仿古云龙纹洗”,该洗以***和阗青白玉掏膛加工成文房玉冼,外表色泽斑斓,白玉其里,周外壁以高浮雕手法雕琢云龙纹,双龙在云海中游乐自如,构思巧妙,工艺精湛,乾隆皇帝看了也赞叹不绝,写下了“不是眼看匠人琢,谁能血浸辨希徵”的赞美诗句。造型与色泽兼备,装饰与内容统一,实用与观赏并重。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玉云龙洗”等。
笔筒,是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是中国玉雕工艺的顶峰时期,玉器的选料严谨,造型独特,饰纹锦绣,碾琢技艺誉满中外。玉制笔筒费工耗时,一般外壁均为浮雕***案,以表现景致为主,如岁寒三友笔筒、狩猎***笔筒及山水***笔筒等。其精湛的雕制工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玉雕卓越的艺术成就。
笔屏,插笔的一种器具。明人屠隆《考余事》中载:“有宋内制,方圆玉花板。用以镶屏插笔晟宜。”其屏上多镶以名人墨迹和小幅***画,甚文雅奇绝。到了清代,玉制的“文房清供”更是林林种种,蔚为大观了。
正是这些玉制的“文房清供”,成就了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上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美轮美奂的制作技艺,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精美高雅的艺术世界,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玉制“文房清供”,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重要的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