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摘要]本文以现代奥地利经济学为基础，关注企业沟通成本与企业演化的关系。文章认为沟通成本由企业家精神所依赖的意会性知识以及企业家与要素所有者的主观素质差异所决定，沟通成本的大小是决定新企业成功创建和企业初始资本结构的一个关键因素。文章最后还分析了沟通成本对新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以及纵向一体化的影响。
[关键词]沟通成本；企业家精神；意会性知识；企业演化；资本结构
上个世纪末以来，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在哈耶克(1945)“知识问题”的基础上，强调知识的分散性、意会性和私人性特征，并继承了柯兹纳(1973，1979)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理论，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企业家理论。本文继承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思路，在强调企业家精神以意会性知识为基础，提出了企业家与其他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沟通成本问题，并用这一概念来诠释企业家在新企业创建中的主导作用。文章还研究了沟通成本对新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演化的影响。
一、作为企业创建前提的企业家精神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一个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黑箱”。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科斯，1937)用交易成本对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开创性解释。但是，该学派的均衡市场假定值得商榷。按照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忽略了市场的动态过程，抹杀了企业家在企业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新企业创建的前提是企业家对市场未实现盈利机会的特有敏锐性(alertness)。换言之，企业家的天赋――“发现”(discovery)是企业创建的关键因素。每个人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导致其学习能力、敏锐程度和认知能力存在差异。作为经济行为人的杰出代表，企业家独特的心智结构和知识存量使他能“敏锐”地发现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企业家在市场信号的捕捉方面具有特殊的洞察力，能对同样的市场信息做出与众不同的解释，这就是柯兹纳所说的企业家精神。
从逻辑上讲，当企业家“敏锐”发现市场机会，并形成实现这一市场机会的“商业构想”时，他就会进入要素市场，寻找完成创业计划所需要的各项要素。如果他幸运地找到了合适的要素所有者，并通过游说、开导，让这些所有者理解、认同其创业计划，愿意以适当的价格和方式(如投资、租赁、雇佣等)提供这些要素时，一个新企业就产生了(见***1)。所以，现代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企业首先是企业家远见的主观产物，是企业家基于其对利润机会进行成功策划的结果。
现代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才能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些不具有企业家精神，或未察觉自己有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才能较低的要素所有者，不但难以及时、准确捕捉商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经常会受到市场条件无常变化的威胁，导致已有资源受损。企业家对利润机会特有的敏锐性，使这些要素所有者有机会通过合作来改善自己的福利状况。显然，这些普通的要素所有者都有一定的市场经验，对于市场都有自己的预期和判断，也有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计划。所以，要让他们认同企业家的创业计划，同意投入其拥有的要素，一个必备的前提条件是他们从这一计划中获得的收益至少不低于这些要素的市场无风险收益。这就意味着企业家所设计的企业目标、战略必须与所有要素所有者的经济计划相兼容。
二、沟通成本对新企业创建以及资本结构的影响
(一)沟通成本与新企业创建
根据本文的逻辑，我们认为，一个新企业的创建就是企业家把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商业利润的过程。然而，以往的企业理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企业家在争取要素所有者支持时所面临的沟通困难。由于企业家精神是典型的个人技能，具有特质性、难以契约性特征，这种才能背后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会性的，因此，当企业家把他的“发现”与他人沟通时必然遭遇诸多困难。因为在市场机会尚未实现以前，企业家很难向他人展示这种机会的盈利性和可靠性。另外，正是因为要素所有者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市场机会的发现者，他们往往难以理解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远见，无法树立对投资活动的信心，此所谓“高度决定视野”。
为了准确描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建的重要性，本文借用沟通成本概念(Langlois，2004)来描述因意会性企业家精神而产生的企业创建成本。具体而言，沟通成本反映了企业家通过说服、教育，使要素所有者理解其新颖、独特，只能意会，很难言传的企业家精神而产生的各种支出。
假设企业家基于某项“商业构想”或创业计划的沟通成本为COMC，它等于企业家与所需要素的各个所有者的沟通成本之和，即：
假设企业家创建新企业要和n个要素所有者进行沟通，式中COMCx就表示企业家与其中的第x个要素所有者的沟通成本。在沟通成本函数中，T表示作为企业家精神基础的主观知识的意会性程度，Sx为企业家与该要素所有者主观素质的相似度，W0表示企业家从其他项目中业已积累，并准备投入到新企业中的资本，β为转移参数，代表除了以上T、Sx、W0以外其他因素对沟通成本的影响，
(2)式显示，企业家精神背后的知识意会性程度越高，沟通成本越大；要素所有者与企业家主观素质的相似度越高，沟通成本越小(在此假定当Sx=0时，COMC为无穷大，当Sx=1时，COMC=0)；企业家从其他项目中业已积累并准备投入到新企业中的资本越多，要素所有者越信服企业家的才能，沟通成本越小。因此，新企业得以创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企业家预期该创业计划所产生的会计利润的现值不小于总沟通成本，即：
(3)式中ρ为企业家的主观贴现率，ρ≥0；E(πt)为企业在t期实现企业家的创业计划后获得的预期利润，即企业总收益减去企业总成本的差；λ1代表企
业家预期创业计划的成功率，(1-λ1)为失败率。在此假定当企业家的创业计划失败时，他会失去其全部自有资本W0。
实际上，(3)式表明的只是要素购买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而要使交易最终成交，还要确保要素的卖方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即要素所有者从企业家创业计划中获得的收益至少不低于这些要素的市场无风险收益。
假设某一要素的无风险市场收益为R，要素所有者对该要素参与企业运营时的预期收益为E(r1)，主观贴现率为μ，那么，该要素所有者同意交易的必要条件是：
(4)式中，λ2代表要素所有者预期企业家创业计划的成功率，(1-λ2)为失败率。在此假定当企业家的创业计划失败时，要素所有者将损失要素的原始价值p。
依据前文，(4)式要素的预期收益E(rt)与该要素所有者对企业家创业计划理解程度正相关。当要素所有者更理解、认同企业家的创业计划时即沟通成本小时，他会倾向于赋予创业计划更大的成功概率λ2，反之，则会认为企业家的创业计划有更大的失败概率。
(二)沟通成本对企业初始资本结构的影响
从(1)式和(2)式可以看出，若企业家精神背后的知识意会性程度既定，企业家与要素所有者主观素质的差异性大小，将决定企业能否顺利诞生。假定(3)、(4)式条件均已满足，那么，我们将探讨，要素所有者与企业家主观素质的差异性大小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有无影响?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影响?
(4)式表明，要素所有者作为一个经济人，其投资行为是经过成本收益权衡的。当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响应企业家的创业计划，以某种契约形式把资本投入企业时，他们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根据权益资本和借贷资本的特点，投资所有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给要素所有者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如果成为企业的股东，要素所有者必须承担资本不可撤回、投资收益率事先不能约定、自身利益被人侵犯、当企业进入破产清算时要到最后才能补偿等诸多风险。如果是企业的债权人，因要素收益率可以事先确定而风险较小，要素所有者主要承担企业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或企业破产时利益不能完全保障的风险。
按照本文的逻辑，要素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主观素质的差异，他们对企业家的创业计划认同程度不同，因而沟通成本也就有大小之分。综上可知，沟通成本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要素所有者愿意承担的风险，以及他们向企业提供资本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如果投资者本身已具有较高的企业家才能，能在较大程度上理解、认同企业家的创业计划，那么，他将愿意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向新企业出资，与企业家形成紧密的利益同盟，风险共担，收益同享；反之，那些不太理解企业家创业计划的投资者将选择收益相对有保障，风险较小的债权投资。我们用***2来描述以上的分析结果。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沟通成本对企业初始资本结构的影响，假定参数A(为正值)表示沟通成本大小对权益资本和借贷资本影响的临界值，B(为正值)以及企业投资者与企业局外人的临界值。如果COMCx≤A，我们把这类资本所有者称为Ⅰ类投资者。这类要素所有者更认同企业家的创业计划，倾向于选择权益资本投资模式。当A＜COMCMx≤B时，这类要素所有者虽不愿以所有者身份投资，但仍愿意以借贷方式向企业家提供要素，我们把这类资本所有者称为Ⅱ类投资者。当沟通成本COMCB＞时，投资者很难理解、认同企业家精神，那么，他将远离这个企业家，成为本模型的局外人。为了更直接地看出以上逻辑关系，我们以公司制企业为例，大致勾勒出沟通成本与要素所有者关系的变化***谱(见***3)。***中省略了债权人的具体分类以及介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投资者(如债转股的持有人)。
(三)对模型解释力的拓展
以上借助企业家精神、沟通成本对企业创建的分析，只是我们基于动态主观主义诠释企业演化的开始。其实，通过发掘沟通成本的内涵，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些启示。
首先，沟通成本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企业家为什么在创业初期，必须自己持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权，也就是W0的作用。其实，企业家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向其他要素所有者揭示他的创业计划是可行的，这一举措起到了增加要素所有者的投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有降低沟通成本的作用(这是由COMC与W0的关系决定的)。还有一种情形是，当企业家无法降低沟通成本，难以说服要素所有者加盟其创业计划，没有可能与之成立合资或合伙的共同企业时，有可能不得不采用独资形式。随着企业的运作，当企业家的远见被逐渐证实，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显现时，再实现规模扩张，最终实现全部的“商业构想”。
其次，沟通成本同样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与纵向一体化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根据Yu(2001)的研究，企业家的发现可以分为两种，即普通发现(ordinary discovery)和超常发现(extraordinary discovery)当企业家的发现或创新为普通发现时，沟通成本会较小，而超常发现的沟通成本则很大。企业家的超常发现或熊彼特式创新要求改变现有的互补性活动方式，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改造这些活动。因此，创新者必须与其他要素所有者沟通，使其同意合作。然而，在惯性思维的经济社会中，这种沟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在许多情形下，要素所有者可能根本不会接受企业家的远见，以至于出现协调失灵。在此情形下，企业家合并这些互补性专业化活动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企业家通过纵向合并，使要素供给者同处于一个企业内部，服从一套由企业家设定的游戏规则，服务于企业家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熊彼特式创新背景下，企业家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巨大沟通成本可能是导致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直接诱因。
三、结束语
本文从动态主观主义出发得到的沟通成本概念，揭示了企业家精神背后所依据的主观知识的意会性程度，以及企业家与普通投资者的主观素质差异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直接切中了“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怎样才能出现”的要害。应该说，沟通成本揭示出来的矛盾是企业创建过程的一个基本事实，对于全面理解企业的演化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引起以往企业理论的足够重视。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探索，在以后更为深入的工作中，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沟通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并用这一概念解释企业演化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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