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中美关系“破冰”之际，许多人便知道了何炳棣先生大名。那时极少数“知名美籍华裔”学者获准访问祖国，何炳棣即其中之一，自然引人注目。访问后，他在香港左派杂志发表的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热烈赞扬新中国和“”。此文经《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一时名动海内外。当然，这只是他学术“象牙塔”外的“人间情怀”，也是去国二十多年的“故国之思”。那时他在历史学界早已功成名就。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数十年学者生涯，著作弘富，研究既广且深。2012年6月7日，何炳棣以95岁高龄去世，被冠以“史学泰斗”，绝非偶然。
何炳棣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生于天津，早年入南开中学。1934年在山东大学学习一年化学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到清华不久，他对化学兴趣全消，专攻历史，很快成为全班第一名。除了兴趣和好胜心，还有此时他为自己立下的原则：读书学习要“扎硬寨、打死仗”。此后，他一生奉行这一原则。
不过，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一心用功苦读的学生，也无法摆脱***治。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何炳棣与激情四溢的左派不同，他主张尽快复课，好好读书；在“西安事变”结束、获释后，他与左派学生更有激烈冲突——***控制的学生会在大礼堂开会，只喊“中华民族万岁”，不喊“中华民国万岁”，他对这种只知“第三国际”却没有国家观念的行为大怒，于是冲向学生会，结果被人多势众的左派学生围殴。
清华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即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何炳棣考取公费留学，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52年以《土地与国家：1893－1910年英国的运动及土地***策》为题，获博士学位。不久，他转而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研究在西方属于“汉学”“东方学”范畴，突此藩篱而进入社会科学，何氏功莫大焉。他首先研究了两淮盐商与资本主义；1953年到1954年又转向研究中国人口史。人口史与农业生产、农作物种植史关系密切，由是他又进入中国农业史、农作物史的研究。使其尤为自豪的是，其中一篇文章刊登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篇首。人口史与社会变迁、阶层流动密不可分，而阶层流动又与社会结构、***治制度密不可分，他对此都做了深入研究；而后，自然进入中国文明起源的“上古史”研究⋯⋯所有这些领域，他都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刊登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
何炳棣治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容易产生的缺欠抱有警惕：“正是当我最热衷于应用社科理论治史之际，潜意识中对某些体系甚大、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科理论已越来越发生抗拒。”相反他认为，被一些人看不起的“汉学”“史学”对史料的重视、考订，“还不失为史家‘养命’之源，岂能弃若敝屣！”
新儒家仅通过儒家经典来“描绘”中国历史，并由此认为传统儒家理论中有民主的源头活水。这一结论，与何炳棣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治史研究的结论完全不同。这成为他晚年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动因。他强调：“当代大多数思想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仅是对古人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甚或‘出脱’及‘美化’，置两千年***治制度、经济、社会、深层意识的‘阻力’于不顾。”“我深信研究历代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衡量他们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只有具安全感，并终身践屣其学术及道德原则的超特级人物朱熹才能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
许多年后，有朋友劝何炳棣在文集中重印当年名满天下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回答：“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数十年来，何先生研究横跨诸多领域，也因此打了许多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的争论甚至断续十几年，他从来都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惟独此文，他坦率地直面历史，追悔前愆，不愧史界泰斗风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