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这个世界很吵闹。
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
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
做音乐,身边一定要有大内高手。
我就是个走唱的歌手,
从在一个城市走唱开始,
一直到在不同的城市走唱。
原来幸福是回忆时会微笑的往事。
――袁惟仁
8年未出专辑的袁惟仁,这些年来更多地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经过他点评的歌手很多都成为了一线艺人,如李宇春、张靓颖、杨宗纬、萧敬腾等等。有时,主持人陶晶莹总会这样调侃他:“小胖老师,你会不会太严厉了啦?你也只有那么两首歌,当评委还狠批小朋友,你还要不要在歌坛混啦!”可小胖老师总是憨憨底微笑一下,然后做出招牌的反应:“喂!……”
袁惟仁出道于1980年代末成立的“凡人二重唱”组合,成员包括莫凡和袁惟仁,两人都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并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1990年代,袁惟仁的不少作品都是排行榜的常客。
前段时间,小胖老师再次出手,《木吉他》专辑让我们仿佛又嗅到了“凡人”时期的感觉。采访中,这位被认为评委才能大过创作才华、创作才华大过演唱才艺的音乐人中肯地说,其实他也认同这一点。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评委的身份认识他的,他想洗洗白,证明自己“也是歌手出身”。
与齐秦、那英、S.H.E的幕后故事
音乐周刊:有人给你的几个身份做了一个排序:评委才能>制作才能>歌手才能。你自己怎么看?
袁惟仁:我认同,我唱歌确实……我很幸运,刚出道时搭档莫凡,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主唱,我反而学会了很多和声。接受访问的时候,我有时会说,如果你真的热爱音乐,去组个乐队吧。朋友就像一面镜子,你会互相学习。我现在在音乐上有一点成绩,我都会感谢这些和我搭档过的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包括张宇、游鸿明。
我在刚出道时,有写歌给王靖雯(当时还不是王菲),那时大家还蛮尊敬我的。张宇和游鸿明也会写歌,他们看到这个就拼命地写,互相激励,后来我发现我有点落后他们了。我们就这样追逐着,这是一个很棒的良性竞争。
音乐周刊:你经常提起那英,你性格内敛,你俩性格合得来吗?
袁惟仁:我是巨蟹座,性格内敛,老那性格外放,我们比较互补。1999年,我帮她制作《梦一场》,她的经纪人火急火燎地将我拽到新加坡。当时那英见到我就嚷:“小胖,你牛逼什么?”我当时就愣住了,问:怎么了那姐?那姐风风火火地说:“我听说你翻唱了《征服》,我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你翻唱的比我唱的还好听!”我当时就乐得合不拢嘴。这几年我还陪她去台北上一些通告,比如《康熙来了》。我真的觉得那英是我音乐路上很重要的伯乐。
音乐周刊:除了那英,你觉得和谁的合作更加印象深刻?
袁惟仁:我很喜欢齐秦,他是我半个师父,1996年《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张专辑,我担任了他半张专辑的制作人。他带着我去找编曲,去美国做后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到了洛杉矶,我说:“小哥,机器都长得和台北一模一样,怎么非要花那么多钱来这里?”他想了一下说:“机器一样,人不一样。”这句话我想了一两年才明白。那里的后期制作人和录音师小时候听滚石、甲壳虫,我们小时候是听邓丽君,完全不一样。那段时间,特别多的华语唱片都到好莱坞制作,所以特别感谢齐秦。
音乐周刊:你在做制作人时,是比较温和,还是严厉?
袁惟仁:我一般是看人啦。其实碰到齐秦、那英这些人,我只要坐在录音室外面喝喝咖啡,和他们一起进入歌的故事里就好了。他们唱得非常快,经常是唱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S.H.E就正好相反……
音乐周刊:感觉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袁惟仁:她们就是很party,必须买三五百块的零食到录音室。她们三个很可爱,到今天一直还以老婆互称,这种情感和默契是别人很难介入的。有一回录音,我讲了Ella几句重话,她就哭了。我当时说,你唱快一点,别耽误她们两个。我是无心的,但是她可能透过录音听是非常受伤的。后来我才想明白,这话可能是讲重了。我和我的搭档刚出道时,也是一天到晚地被人家比较,什么“莫凡比较会唱、你只会写歌”。其实做组合是很辛苦的,一出去就会被比较。“我比较喜欢Hebe”“我喜欢Selina”,这时Ella都会有一些情绪波动,所以她们今天的成功,自己的努力非常重要。有一年,她们金曲奖得奖,非常不容易,因为大家一直看她们是偶像歌手。她们骄傲地说,我们入行那么多年,每一个和声都是我们自己唱的。当时,我们这些制作人都想哭。
做评委也有“潜规则”
音乐周刊:制作人、唱歌、当评委,哪个工作更难一些?
袁惟仁:比较难的应该是当评委,因为有时为了节目效果,主办单位会希望你讲话有一点毒舌,有一点犀利。对选手而言,你必须一针见血,必须让他知道,怎样可以有所改善,这中间的拿捏我的确花了很长时间。记得我刚开始当评委时,我还看了连续两年的《美国偶像》,看评委们怎样发挥,毒舌可以毒到什么情况,甚至于那些点评都有一些哲理了:哎呀,你唱歌像喝一杯咖啡,我不知道该不该加糖!就是这些夸张的点评方式,反而成就了这5年、甚至10年来的所有电视歌唱比赛。
音乐周刊:私底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毒舌?
袁惟仁:其实我不是个多话的人,真的,我的的确确为了歌唱比赛调整了很多。以前凡人组合接受访问的时候我都爱说不说的,都是莫凡在讲话,我的确因为担任评委以后,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
音乐周刊:身在那个位置上,有很多话可能不得不说,但是制作单位也有自己的要求。这个时候怎么取舍?
袁惟仁:真的,这很难,其实大部分我们还是会比较靠拢节目所要的效果,因为毕竟人家花钱请你来,当然是希望照着他们的脚本、方向发展。当然有时我们也会提出一些要求,说这些话是不是讲太重了,或者你们太综艺了,已经不太像我的本性会讲出来的话。我们还是会做一点点“拔河”的。
音乐周刊:这就是大家说的“潜规则”?
袁惟仁:对。你看这几年的“超女”“快男”,甚至《我是歌手》《好声音》等等,的确他们在这个部分是设计好脚本的,每次比赛完我都会去问工作人员、参赛选手,大部分的人都经过特殊安排,包括选歌,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不是选手随心所欲想,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举个例,也许阿妹不要的选手哈林要了,他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跟设计的。
音乐周刊:这些安排、设计,到最后可能就会被媒体爆料。
袁惟仁:是是是,它的确会引人诟病嘛。可是我相信,大部分还是得摊在阳光下的,你不可能叫阿妹或者哈林去包庇某一个选手。可是我们也明白节目的各种考虑,比方说这一集有几个选手特别能唱,这集有几个选手特别有故事,他们经过安排以后,你会觉得它是合理的,有些选手会觉得这不公平,事实上的确会产生一点点的不公平,就看你自己怎么调适自己。
音乐周刊:对选手而言会不会太残忍了?
袁惟仁:太残忍了,而且坦白说,这一两年的选秀,我自己都有学生去参赛,歌选了十首二十首,导演组就是不满意,好不容易选出一首,跟这个选手所能发挥的歌曲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就是要这么安排,我也会很挣扎很痛苦,到底要不要派这个孩子去比赛,也许比了会帮助他,也许比了反而会伤害他,这中间的拿捏真的得靠自己。
音乐周刊:以前会有挣扎的时候吗?
袁惟仁:会,现在我坦然多了。我们当然是截取对方的优点,好的比赛优点在哪里,内容在哪里,坏的部分还是想尽办法排除,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建议。
音乐周刊:作为过来人,现在还会鼓励大家勇敢去挑战吗?
袁惟仁:我相信爱音乐的孩子不管是心灵还是气质,言行举止,都会透过音乐而跟其他的孩子有所不同,这也是音乐给予的一个很好的优惠。去参赛不见得会拿到好的名次,把它当做音乐道路的历练,好过于把名次看得这么重要。
音乐周刊:你也会发现,其实比赛后真的有很多好的选手没有被选上来。
袁惟仁:当然会,甚至觉得有的选手不应该拿到这么低的名次,也许他应该拿到前三名,可是只有进入十强,甚至在十强之外。综合来看,多半是因为选手在舞台上的发挥不够好,几次选歌都没有正中红心。也许他的潜质很好,他的能力、条件甚至比第一名还好,只是因为在那个当下的表现,没有那前三名更好。
作品是我的人生缩影
音乐周刊:你的新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幸福》,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虽然叫做《幸福》,但透露出许多遗憾的感觉。
袁惟仁:其实,我每次在写这种幸福的歌曲时,都在反问我自己,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音乐周刊:那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袁惟仁:现在大约80%左右。剩下的20%就是你说的遗憾。其中包括没有完成的、做不到的、到不了的。现在我的缺憾主要是在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往往回到家里就会感觉很空虚。
音乐周刊:想放假吗?
袁惟仁:当然,谁都想放个大假,如果可以,我希望是三个月。我会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做很多事情。比如把外头欠的歌一次性还清,实在是欠得太多了。
音乐周刊:有时会觉得人与人沟通工作就会很多话,说起生活却不知道怎么表达吗?专辑中还有一首歌讲的是同学会,用了很少用的比较激情的唱腔。
袁惟仁:我觉得同学会就是人生的缩影。其实这个“老王的同学会”,就是台湾著名制作人王伟忠哥的同学会。这是他真实的故事。他和我讲,他每次办同学会就有人不来。A来了B就不来,B来了C就不来,其实这就像一个现实人生的缩影。在生活中,你常常会遇到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终将会面对。你这个同学会不去,下一个同学会人家还是会找你啦。
音乐周刊:你有因为某些人不参加同学会吗?
袁惟仁:小学的同学会现在都失联了啊。(大笑)
音乐周刊:你最想参加的是小学的同学会啊。
袁惟仁:当然,小时候的记忆是最好的。大家都在一起玩泥巴、把妹妹啊……
音乐周刊:好高大上,小学的时候就把妹妹?
袁惟仁:看着别人把……我只是比喻啦。这张专辑谈到了许多人生,有点像一个小的回忆录。其实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时间做一些专辑。我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担任评审。这几年年轻朋友认识我都是因为评审,不知道我是一个唱片歌手。去年出这个唱片就是有一点漂白的意思。
音乐周刊:你在做评委的时候黑脸唱得比较多,这边也可以漂白一下。
袁惟仁:哈哈,我是说过一些比较重的话。其实我还蛮为现在的节目高兴的。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优劣立判,同时告诉他们优缺点,要不他们就白来了。大部分的比赛,要兼顾选手的情绪和节目的要求,尽量还是要求我们讲一些好话。节目方也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尽量报喜不报忧。我相信,大部分来的孩子都希望能学到一些东西,我是愿意当这个坏人,没有问题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也很痛恨我的师父,牙痒痒的。有时录制都把我骂哭了,当时就不理解干吗对我那么凶。师父前几年过世了,现在再想,特别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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