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拿来主义原文篇1
每一届都遭遇《拿来主义》，每一次都面临“教什么”的疑难，并不是不知道有什么可教，反而是“想教”的太多，课例太多，专家建议太多，众说纷纭，甚至各家主张锋芒相对。一堂语文课，可以有多种语文教学方法。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我为什么用这些教学方法？布置预习任务前，我依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展。
有学生预习后在课间询问：既然《拿来主义》的主要观点集中在文章后半部分，鲁迅为什么不直接删掉前半部分呢？――我意识到：与其自己无比艰难地臆想“教什么”，还不如从学生的实际阅读需求出发，以帮助他们探究鲁迅的《拿来主义》为什么这样写，从而建构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并以学生学的过程组织课堂环节。
学生的提问包藏了“鲁迅杂文的写法与读法”这一组关系，这节课的文本预习任务不妨以此为依托调整为：
①阅读链接资料《且介亭杂文・序言》《华盖集续编・小引》，了解鲁迅杂文的写作目的，并简要概括。
②阅读《拿来主义》全文，比较、分析：本文的题目是“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一词最先出现在文章第5小节。设若：鲁迅原文为《拿来主义Ⅰ》（10小节），删去原文前五小节后另成《拿来主义Ⅱ》，从杂文的角度比较二者哪个更好。
施教班级共13个学习小组，预习后统计结果如下：
从上述统计可以得出结论：学生在自学（自读）过程中，借助链接资料，对鲁迅杂文的写作目的与风格已经形成清晰结论――它的目的是直面国民当前的现实人生，着力找到具体病征，诊断发病的机制，才能给药“疗救” 。它的风格据此只能是由一而众，由社会人生的剖面深入文化心理的内层。大家常说的“针砭时弊”既是内容也是方法，借由《拿来主义》的文本阅读，验证了这一鲁迅杂文的解读方法。
至此，学生在预习任务完成后已经生成第一项教学内容：以课文为例，理解杂文从典型现象向深处开掘的思维方式和渗透主观情感的表达方式。
从“问题”栏则可以得出结论：《拿来主义》的杂文思维方式得到解析后，各个局部间的逻辑关系是学生理解上的难题。
据此，“学”的环节发生阻塞，“教”的行为务必跟进；很明显，学生想弄清：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拿来”，原文中其他“主义”同“拿来主义”有什么关系？
除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具象特征，这则文本也是论述性（说理）的文体，只不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论文。――接下来要“教”的就应该是《拿来主义》的“思路”。鲁迅杂文以思想见长，只有理解他独特的“思路”和“想法”，才能读懂一篇，进而读懂一类。而思维方式的学习，是课堂教学的难点。
实际上，将《拿来主义》腰斩为两段的处理方式已经提示学生去思考原文中各种“主义”之间的分类，而这种分类可能就是鲁迅下笔前预设好的“思路”：呼吁“拿来”，但周遭充斥着各种“非拿来”，这就是现实处境，这就是活生生的“弊”和“病”。
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再读文本，重新思考文章开头提到的新闻背景，在“无疑”处琢磨、开掘“时事”，还原时代语境：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爰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经朝野一致提倡，引起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因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既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
（1934年5月28日《大晚报》）
――中国社会历史的事实是：一直不会“拿来”。从“学艺”到“闭关”，再到自己的“送去”和外邦的“送来”，都无“脑髓”“眼光”，都是教训而非出路，都是“病征”而非“疗救”，唯有***自主的“拿来”才是疗救之方。
“拿来主义”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将这个具体的问题放在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依然是基于《拿来主义》的文体教学目标，不轻易将它混同为普通议论文的教学。
我们也可以将这一目标预设为：理解鲁迅在文化的接纳与继承的问题上主张奉行“拿来主义”的观点，了解其“新人”观和“新文化”观。
我们可以在“教”的过程中为学生再提供一些支点，要求他们再次阅读原文中涉及“拿来”“拿来主义”“拿来主义者”的相关内容，为“拿来主义”下定义。
可以关注的原文信息包含：
①比较原文2至6小节的“拿来”与8至10小节的“拿来”的具体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因为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所以不敢“拿来”。（第6小节）
因为“送来”的可怕，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第7小节）
――两种“拿来”方法（思路）相似，对象不同，前半段针对外来文化“洋货”，后半段针对传统文化遗产“大宅子”。
借用已经学过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一文的观点就是：传统文化“是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的”，也可以说当代文化是对应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的，“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我们”是“当代”的“拿来主义者”，必然面临外来的“洋货”和传统的“大宅子”问题。全文谈论的，既不是“如何对待外国文艺”，也不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遗产”，而是兼而有之，是鲁迅毕生关注的如何建立“现代民族文化”，东方的鲁迅对西方有质疑（“送来”）但又绝不无条件认同东方传统（“拿来”）。有些读者认为《拿来主义》观点交错、逻辑有问题，其实是因为它兼顾了观点和思考的全面性。
②第8小节结尾的“‘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一句，是否可以把它放在第9小节做起首句？发现结构上的承启句，就是找到了论述思路的重要标记，借助这句文字读者能够得出结论：
“‘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不是孱头、昏蛋、废物；
“拿来主义”者是这样的――占有，挑选――鱼翅：或使用，鸦片：或存放，烟***和烟灯：或毁灭。（都是“拿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从“拿来主义者”如何的角度解读文章，是从“人”的角度理解鲁迅杂文。
“中国人因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只有文化上的“拿来主义者”才是鲁迅期待的新主人，才会有新宅子，新文艺。――鲁迅年轻时就主张的“立人”的需要，也是促进文化转型的需要。
另外，“大宅子”指什么？是中国人因袭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内涵，鲁迅做了“鱼翅”“鸦片”“烟***和烟灯”“一群姨太太”的设喻，但鲁迅的意思或许并不是让我们精细绝对地列出如下表格（尽管它是教材上的习题）：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庞朴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中的观点：传统文化有“财富与包袱”两重属性。正是这种复杂性，在今天我们仍让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主地“拿来”。
“鲁迅所期待的中国现代文化，不能复旧，也并非西化，而是对传统批判继承，对外来的文明有选择地借鉴吸取，而这一切努力的指向，就是要落实到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上，从根本上‘立人’。鲁迅这里衡量的‘现代性’，不是单纯计量物质的发展程度，也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最主要的指标，还是看有无高度发展的健全的人文环境，能否让人享有充分的精神***与自由。只有‘立人’才能最终‘立国’。……少有人如同鲁迅那样对中国文化的困境、前途作如此深广的讨论，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精神现象作如此精辟的剖析，他教会人们如何面对传统，借鉴外国，如何正视现实，体验人生。”（温儒敏《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
《拿来主义》的教学预设不是“驳论文立论的方法”或“拿来主义的内涵”，而是学生如何看待这篇文章，他们读懂了什么、读不懂什么，他们的需求与问题是什么；幸运的是，学生学的过程吻合了杂文这一文本体式的内在特征，由小至大，琢磨开掘，是杂文的思维与表达，读懂一篇文章有时候就是了解一种有益的思维方式。让学生“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学习和思考，或许本身就秉承了鲁迅的主张。
（南京师大附中；210003）
拿来主义原文篇2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写于1934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入选高中语文教材。鉴于其深刻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拿来主义》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从没有改变，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今天，由于写作背景复杂，内容艰深难懂，加上近代与当代文化的差异，鲁迅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有些已经被清除出了中学语文教材，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友邦惊诧”论》等，其中，《拿来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近来笔者就看到刘洪海先生所写的《中学语文教材应该删除〈拿来主义〉》（该文刊载于《教育界》2013年第24期。以下所引刘先生的观点，皆出自此文），该文从三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应当把《拿来主义》从高中语文教材中剔除出去的原因：1.背景知识复杂，内容难懂;2.文章的观点有失偏颇;3.文章没有现实指导意义。此文看后，笔者如鲠在喉，深感当今学者有杞人忧天之嫌。故笔者不吝笔墨，与刘洪海先生唱唱反调。笔者的观点是：《拿来主义》对当今社会仍具有无可辩驳的指导意义，它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拿来主义》不仅不该被删除，而且应当长期保存在高中语文教材中。
一、关于《拿来主义》“背景知识复杂，内容难懂”的问题
任何一篇文章的写作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掌握了时代背景，就等于掌握了一把理解全文的钥匙，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在什么情况下写作此篇文章的，写作的意***何在，文章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确实比较复杂，但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何种方法使学生对该文的写作背景有个充分的了解，才是值得思考的事情，绝不能因为写作背景复杂就认为《拿来主义》该被删除。
刘洪海先生认为《拿来主义》“意在批判当时民国***府的外交***策和文化界的各种错误思潮”。这个大前提就错了。《拿来主义》的主要写作目的绝不是对当时外交***策和文化界错误思潮的批判，而应当是《教学参考》上所写：“《拿来主义》是鲁迅于1934年写的一篇杂文，主要针对当时对待外来文化的某些错误态度而写的。它既反对无原则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盲目排斥和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倾向，主张‘应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即‘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侧重于对待外来文化，即“洋为中用”问题的论述;批判民国***府的外交***策和文化界的错误思潮，只是《拿来主义》写作的次要目的，《教学参考》上也写得很清楚：“文章还结合批评了当时******府投降媚外的******策和某些文人有损国格的行为。”（见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教学参考书》第138页）刘洪海先生进而认为《拿来主义》：牵涉的背景知识很多，像文中涉及的徐悲鸿、梅兰芳等艺术家的对外文化交流，1933年民国***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其得失和意义尚存争议，教师都难以讲清楚，如何让学生明白？此文所言之事离现在已近80年之久，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治、经济、文化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十六七岁学生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点强人所难。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思想由于自身所处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后人难以认同的部分。鲁迅先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也绝不能以今人的思想意识作为评判标准来强求先人必须与我们一致。如果真要如此，难免会缘木求鱼。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的确对徐悲鸿、刘海粟等大师们有着不敬的口吻：“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同时对国民***府送梅兰芳博士去苏联催进“象征主义”的做法也大不赞同：“活人代替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但是我们要从中明白批评的矛头绝不是指向徐悲鸿、刘海粟和梅兰芳等人，而是国民***府的“发扬国光”与“象征主义”。可能因为徐、刘、梅三人是国民***府“发扬国光”与“象征主义”活动的代表，所以鲁迅先生在文中对徐悲鸿与刘海粟稍微进行了讽刺并且不赞同梅兰芳催进“象征主义”的举动。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详细的阐释。
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鲁迅讽刺了徐悲鸿与刘海粟并且不赞同梅兰芳前往苏联就将《拿来主义》重点批驳的国民***府“发扬国光”与“催进象征主义”的荒唐性撇在一边，而要认清主次，绝不能喧宾夺主。
至于刘洪海先生认为“1933年民国***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其得失和意义尚存争议，教师都难以讲清楚，如何让学生明白”的问题，显然刘先生将《拿来主义》原文与文下注释混为一谈了。
《拿来主义》说到帝国主义的奖赏并非“抛来”而是“抛给”，其真正用意是引出帝国主义向我国进行商品倾销的经济侵略、掠夺中国钱财的“送来”，然后鲁迅评论说：“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为什么“不想举出实例”？很显然，鲁迅先生认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事件太多，头脑清醒的人都会知道，所以没有必要特意指出具体之事。而中学语文教材中，“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的文下注释是：“1933年，国民***府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协定，购买美国的棉花、小麦和面粉。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很显然，此条注释是《拿来主义》入选中学课文后编者的注解而非鲁迅本人的观点，并且这条注解说得非常严密，运用了“可能”一词。言下之意，鲁迅先生“不想举出实例”之事也可能并非特指1933年的“棉麦借款”。这不能不说是编者的谨慎。刘洪海先生不详查《拿来主义》的原文，而是将今人的注释混同为鲁迅原作，并且以此作为《拿来主义》不该入选中学语文的借口，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至于刘先生说《拿来主义》距今已有80年之久，让今天的学生理解80多年前社会文化环境与思想感情是强人所难。此论不仅低估了学生的智商，而且令人啼笑皆非。按照这种逻辑，今天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古代与近代的所有经典篇目，岂不是要全部被剔除出教材？难道我们只能教授学生1934年之后的文章吗？这岂不是要割断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
前文已经说过，《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确实比较复杂，但这绝不能成为《拿来主义》应当被删除的借口。让学生弄清本文写作背景，关键问题是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何种方法。其实，只要我们将鲁迅相关文章与《拿来主义》作比较，并且联系当时的左翼作家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学生完全可以弄清楚《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先后说到了“闭关主义”的故步自封、“送去主义”的自欺欺人以及帝国主义“送来”的东西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腐蚀，从而提出了实施“拿来主义”的必要性。这是从文中可以看出的“拿来主义”实施的历史背景;再联系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来看，当时的左翼作家在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主要分成两个阵营：全盘否定与全盘肯定。针对这种现象，鲁迅分别写了《拿来主义》和《论旧形式的采用》，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鲁迅提出了“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的观点，主张对“旧形式”文化删除增益，也就是实施改造，如此则能使“旧形式”脱胎换骨，成为“新形式”文化。而《拿来主义》在明确批驳了对待文化遗产的“孱头”“昏蛋”和“废物”三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态度后，明确提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的主张。两相对比，《拿来主义》的时代背景一目了然。哪像刘洪海先生所说《拿来主义》背景知识复杂，而应当从中学教材中将其删除？
二、关于《拿来主义》“观点有失偏颇”和“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问题
笔者在上文已经说过，刘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喧宾夺主，根本没有看清鲁迅先生针砭的对象重点是民国***府，而绝非针对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等人;第二个问题，是将今人的注释与鲁迅先生的原文混为一谈，因此不能将其作为攻击鲁迅先生的口实。
刘先生的第三个观点是：《拿来主义》已经“没有现实指导意义”。原因何在？且看刘先生的说明：
文章的主题和前半部分是谈“对外交流”，文章的后半部分却用“一所大宅子”打比方怎么继承，这个比方不是很形象贴切，大意是要“沉着”“勇猛”“有辨别”“自己去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如何辨别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却是不好说的，比如，鲁迅先生在文中把“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小东西”和“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炮”并列都说成了“送来的”可怕的“糟粕”，这不仅让现在的学生难以理解，我们老师也会犯难：“法国的香粉（化妆品），美国的电影和日本的小东西”不都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好东西吗？怎么是人家“送来”的，和鸦片（***）、废***炮（废品）一起变成了“恐怖”的东西了？
笔者认为上述说明存在着两个问题：
1.刘先生说《拿来主义》的“主题和前半部分是谈‘对外交流’”，这显然是错误的。《拿来主义》的主题绝非仅限于“对外交流”，而是要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认真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谈的是“闭关主义”“送去主义”以及“送来”东西的危害，从而说明“拿来主义”的必要性，也绝非谈“对外交流”的问题。“闭关主义”是主动切断与国外的交流，“送去主义”光“送去”而不“拿来”，“送来”的东西则是强行送来，不管对方意愿。也就是说，“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及“送来”都是单向的，不存在互动关系;而“对外交流”则是双向的互动。
2.刘先生竟然将《拿来主义》中的“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小东西”说成是有别于“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炮”的“很受人们欢迎的好东西”，着实令人瞠目结舌。用今天的眼光看，法国香水、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和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各类产品，的确是好东西，它们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位，也使国人认识到国外产品以质优取胜的特质，应当值得国人学习。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笔下，“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小东西”显然是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这些东西，腐蚀了国人的思想，助长了国人的奢靡之风，挤垮了民族工业，而且还掠走了中国大量的外汇。如果说在当时条件下这些东西算是“好东西”的话，按照这种逻辑，日本侵华期间，将本国因经济危机剩余下来的大量物品倾销到中国，岂不是功德无量之举？刘先生以当代人的标准评价80多年前的事物，而置当时的历史条件于不顾，显然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拿来主义》将中外历史文化遗产比作“大宅子”，至于“大宅子”的来源，鲁迅说：“譬如说，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针对这段话，刘洪海先生评价说：“看看，得到这所‘大宅子’没有花费成本，要么是非法得来的，要么是不劳而获。在讲究法律和规则的今天，想不劳而获或非法获得国内外的科学、文化、技术行得通吗？”这根本就是无视课文内容的梦呓之语。既然“大宅子”比喻中外历史文化遗产，那么“大宅子”的来源问题其实就是各种历史文化遗产的来源问题。而《拿来主义》阐述的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文化遗产当然已经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它们的来源如何，根本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所以鲁迅说“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言下之意，各类文化遗产的来源，无论其是否正当合理，都不属于《拿来主义》的论述范围。鲁迅先生的意思何尝是什么“想不劳而获或非法获得国内外的科学、文化、技术”？
时代虽然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仍旧值得人深思。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鲜明的态度，为今天的年轻人指明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拿来主义》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过时之作。
拿来主义原文篇3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汉英标识语的功能意义和语言特点。标识语翻译人员要遵循语用等效翻译原则，注意专业化，并适当做到“拿来主义”，全面审核全市公共场所标识语译文，从而规范衡水市标识语翻译，提升衡水市的整体形象。
关键词： 公共场所标识语 汉译英 功能对等理论 “拿来主义”
一、公示语翻译
近年来众多语言学、翻译学专家对公共场所特示语（以下简称“公示语”）的汉译英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跨语言文化交际，实现原作意***，因而译者应根据具体译文，抓住原作意***，灵活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提出的两种翻译策略。语义翻译重视原文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完整再现语言的表达功能。交际翻译的关键则在于传递信息，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发挥语言传达信息、产生效果的功能（贺学耘，2006）。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冯国华、吴群定义忠实为对应“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语言表达形态”（冯国华，2001）。也是这一理论的延伸。在这两种翻译策略中，语义翻译强调保持原文的“内容”，而交际翻译强调译文的“效果”，后者所产生的译文通常是通顺易懂，清晰直接，规范自然，符合特定的语域范畴。
二、功能对等理论与公示语翻译
奈达把翻译的最终服务对象――读者引入到译文评价标准当中，以“读者反应的对等”为焦点，突破了原来评价标准中源语与译语关系的两点论的桎梏。为了达到读者反应的对等，译文必须既准确又通顺。只有在读者接受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探讨译文的准确和通顺。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其核心是读者反应论），在翻译公示语时到底应采用何种译法，译者首先要考虑这种译法使译文读者产生的反应是否与源语读者产生的反应大致相同。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对等，或使译文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绝对相同的反应。确切地讲，主要功能要对等，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
根据的这一理论，尤金・奈达等值理论强调的是读者为中心，着重的是读者的读后感受和反应。公示语英译是以交际为最终目的的应用文体翻译，英译须以读者为本，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和思维，可让外籍读者一看就懂，真正达到对外交流和宣传的效果。公示语文本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在引起读者注意的前提。所以，奈达的读者反应理论对我国的公示语翻译实践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三、实践翻译中的“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一说，最初来源于鲁迅于1934年6月7日发表于《中华日报・动向》的一篇杂文。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国人如何选择和取舍？与当时流行的“闭关主义”和“全面西化”的不同呼声，鲁迅主张，既非被动地被“送去”，亦非不加分析地“拿来”，而是通过实用主义的观点选择性地“拿来”。
具体说“拿来主义”是功能对等原则的通俗性运用，公示语的翻译应该重视效果，以“忠实”为基础，将读者放在第一位，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公示语翻译的现状，达到公示语语翻译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公示语的翻译过程中要着重突出“借鉴”的功能和作用。对外宣传英译汉有别于文学翻译，它只是一种大众读物，读者对象多为国外普通游客，其意***就是让国外游客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从中获得相关信息。
因此在公示语汉英翻译中要注意了解公示语的功能意义，借用已有成果。戴宗显认为：“对待交通等国内外可以一致的标识，完全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找一些专家到国外把他们的表达用语拿过来使用。”（戴宗显，2005）实际上，除了一些很中国化的公示语，汉语公示语基本上都能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词语。这就要求译者不可望文生义，要尽可能多查资料或请教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朋友。
翻译的目的在于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译者必须很好地掌握源语与目的语的语义对比知识，了解语言间的语义差异，才能使译语达到和源语同样的功用。在公示语汉英翻译这种语际交际中，译者不仅要熟悉汉英公示语在结构和表达上的异同，而且要熟悉公示语在英汉语言中的使用特征和社会文化规范，这样才能正确了解原文的信息意***，并在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与认知期待的条件下，把原文的信息意***准确地通过译文传递出来。公示语翻译中存在的不仅仅是翻译技巧的问题，还包括人们的认识问题。很多人认为只要会外语就能翻译，其实公示语翻译的基本功不仅是外语水平，而且包括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另外，***府相关部门要投入资金，尽快设立一个机构，成立英语术语规范委员会等机构，收集各行业的专业英语术语，汇成文集，供大家使用。
参考文献：
［1］陈秋红.公示语汉英翻译的顺应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2］陈剑懋.顺应论视角下的公示语汉英翻译［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3］王宁武，杨林，康鹄伟.从“目的论”的角度析公示语的汉英翻译［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04）.
［4］刘建刚，闫建华.论告示的语用等效翻译［J］.上海翻译，2005，（0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9年度衡水学院院级科研课题“我市跨越式发展中公共场所标示语汉译英规范化问题研究”结项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0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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