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时期连续写了六部以“新”命名的著作。他将之称为“贞元六书”。“贞元六书”其实是包含巨大文化关怀的整体，这六部著作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冯友兰晚年陈述当年著书的宗旨时指出：“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够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在这样的历史信念中，这六部书的写作是冯友兰先生当时强烈的使命和责任的体现。这六书中我以为和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联系最紧密，最有现实感的是《新事论》。这部书对于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是直到今天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具超越性的著作。这部副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著作，其中心是和所谓“民初人”和“清末人”的对话，也就是试***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和晚清时代的思想的持续对话中寻求超越之路。“民初”所指的就是五四的一代人，而“清末”则指洋务运动等清末的文化文化思潮。他将“民初”和“清末”为两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性”的模式加以审视和反思，从而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路。对当下的文化思考多方面的启示。他的思想的力量在于，对于我们今天所困惑的诸多文化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阐释。今天看这部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现代”的冲击和世界的变化来自中国文化的回应和思考，这种思考对我们当下面对的问题仍然有巨大的意义。
《新事论》的第一篇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念：“别共殊”，也就是试***解决缠绕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纠结，试***超越“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的二元对立，提供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别共殊”的思想关键是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对传统中国思想的阐释将中西文化问题化为一个“类”与“特殊”的问题。“个体是特殊底，亦称殊相。而每一类之理，则是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称共相”，“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同；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异。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亦说异，不过其所说之异，乃各类间之异，而不是一类中各事物之异。而一类中各事物之异正是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所注重者。”于是，他认为所谓中国文化的变化乃是“类”的问题，而不是“特殊”的问题。而“民初人”的现代性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于是试***强调“特殊”作为问题的关键意义。无论全盘西化，或部分西化，或中国本位，其实都是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看成“特殊”，并将其固定化的结果。无论是认同西方或反抗都试***对于西方的“特殊”作出反应。一种反应是“西化”，放弃自己的“特殊”，进入西方的“特殊”之中。另一种反应则是坚持自己的“特殊”，拒绝变动。
这里有趣的是冯友兰将中西的二元对立都视为不同的“特殊”的选择。西方的话语在冯友兰这里也是一种“特殊”。而他所说的“类”则是超越这两种“特殊”的概念。冯友兰认为“清末人”没有从“国民性”话语出发，也就没有为“特殊”所局限，而在“类’的方面寻求改变中国之路，虽然对于西方的看法相当简单，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民初人则缺少这方面的认识。“类”的转变其实与全盘西化论、部分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完全不同，但又可以满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期许。类可以改变，“特殊”难于改变。中国文化的转型是“类”的转换，而不是自己“特殊”的放弃或失语。
冯友兰认为这种“类”的转化，是走向现代的追求，而中国“特殊”的保留则是中国保持其自身的必要。于是，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变化既是“全盘西化”，又是“部分西化”，又是“中国本位”的。它意味着“类”的全盘变化，所以是“全盘西化”；意味着和“类”有关的部分的变化而不是整体的变化，所以是“部分西化”；同时意味着“特殊”的并不变化，也就是“中国本位 ”。冯友兰以独特的概念试***超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历史纠结，也就对于困扰中国“现代性”的“共殊”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的尝试。在具体阐释上，冯友兰将中西问题化为两个方向加以处理。一是冯友兰将“类”的差异定位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差异，他认为生产家庭化的社会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是两个主要的“类”。而中国的“现代性”正是由生产家庭化转向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但在其中的“特殊”则不会发生变化。
冯友兰从许多方面展开有关生产家庭化/生产社会化的差异的分析。他指出“民初人”的许多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性的观点，其实是在“类”的层次上缺少认识，也就是没有考虑到生产家庭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差异。由此造成了许多误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文化论。二是冯友兰用城里人/乡下人的差异来说明西方和中国的差异，他认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城里人，而在现代中国则已经沦为乡下人。这也就分析了其实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工业化，也就难以进入世界的主流，而工业化的发展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根基所在。
根据这个城乡的差异冯友兰提出了一种空间的文化论，也就是西方乃是空间上的城里，中国乃是空间上的乡下。而工业***的结果，使得“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变成世界的强者。这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方法的独特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弱者”地位并不是“国民性”的问题和传统的问题，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空间结构差异。他在这里对“民初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五四时代只是简单地强调精神和思想的“西化”，对于中国的文化精神有过于简单的判断，而没有从物质层面发展的具体策略。
冯友兰的这个生产家庭化/生产社会化，乡下人/城里人的二元对立是对于五四时代思想的全面超越的尝试。他见解的独特之处是认为五四文化反而由于过度重视“精神”而忽视了物质，注重西方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反而忽视了西方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状况，过度地沉溺于西方的“特殊”之中，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国的“特殊”，以致对于“类”忽略不计。而保守主义者也是同样简单地关注中国的“特殊”不可变，而根本否定了“类”的可变，也陷入了同样的危机。双方都在“特殊”的沉迷中失掉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空间的定位。
于是，他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发现了中国复兴的历史机遇，提出了中国复兴超越性的主张。这一主张从全球历史的宏观上对于“国”与“国”的关系，也就是民族国家的状态提出了深切的思考。他认为，竞争在国家间进行的时候是异常激烈的，“在现在底世界上，人是文明底，而国是野蛮底。野蛮底国却是文明底人所组织者。我们若‘明层次’则知此话，并无矛盾，亦非怪论。人与人应该互助，一国内之人，对其同国之人固应互助，即对异国之人，亦应互助。但国与国则不互助而斗争；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于其自己有利而行之。在人与人之关系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应该底，但在国与国之关系中，这却是一个最稳当的办法。”国家的观念仍然是现代世界的最核心观念，国家仍然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形态，冯友兰从这个角度的提示仍然有其巨大的价值。
他认为，随着抗战的进程，中国争取成为强者的历史临界点已经到来。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厄运，至清末民初而极。我们现在底时代，是中国复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落的时代。”他指出：“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这其实是从理论上为他的对于中国的坚定的信念做了论述。他的信念其实就是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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