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是生物资源大国,然而近年来却面临生物资源流失的问题。为此,本期聚焦生物多样性,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生物资源。战乱中的中国无力保护文物,圆明园和敦煌被洗劫一空!发展中的中国不重视保护生态,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如果再把生物遗传资源拱手相让,我们该如何面对子孙后代?
近日,有报道称北京市市花月季有望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用花,并将根据情况在鲜花月季和绢花月季中选择。首选月季,是因为月季原产中国,其拉丁名就是“中国”,拿破仑时代传入法国,与欧洲蔷薇杂交形成现代月季。因为鲜花增加奥运期间环境处理压力,也无法长久保持美丽,不便于运动员带回祖国,还可能使个别运动员产生过敏,如由传统的手工艺品――绢花替代,完全用环保型材料制作,还可提前制作。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位想将获赠的橄榄枝带回国的运动员,却因检验检***问题未能如愿。相比之下,绢花月季绝对可以避免出现类似的尴尬。
橄榄枝为什么不能“过关”?
原来,希腊海关怕珍贵的生物资源流失,所有的动植物出口皆慎之又慎。而运动员所属国的海关则是怕橄榄枝上寄生的昆虫、微生物,甚至橄榄枝本身,可能破坏该国的生态系统,还可能造成代价昂贵的经济损失,甚至改变经济格局。
猕猴桃和奇异果:本是同根生,命运却迥异
早在1907年,新西兰的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校长,到湖北宜昌看望姐姐,把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新西兰。当地园艺专家亚历山大培育出了第一棵新西兰猕猴桃――奇异果。
在美国食品科研中心排列的27种最受欢迎的水果中,猕猴桃营养价值位居榜首,被誉为“水果之王”。1997年,新西兰所有果农按照种植面积与产量的大小,共同出资入股“新西兰奇异果国际行销公司”,推出统一品牌ZESPRI(中文名佳沛);新西兰***府通过法令,规定任何果农以自己的品牌出口销售将被视为违法。统一出口品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水果命运。
2003年,中国大陆奇异果市场呈现这样的对比:每斤收购价不到l元的“中华猕猴桃”销量下降了30%;而论只销售的新西兰奇异果获得了80%的增长,从1993年的1万余箱,上升到60万箱。中国并不是新西兰奇异果唯一获得成功的市场,这种酸甜美味的水果在日本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都所向披靡。伊莎贝尔想不到,自己从中国带回的猕猴桃,一个世纪后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1/3。
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为了抢占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片面追求产量,人工栽培的高产猕猴桃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品种,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大别山猕猴桃变得极为稀有,有些品种甚至濒临灭绝。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多生物遗传基因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获得,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北京烤鸭”烤的不是北京鸭
为人们所熟知的北京烤鸭,如今烤的不是北京鸭,而是在英国被杂交后的北京鸭――“樱桃谷”鸭。我国首次引进该品系是1980年深圳光明华侨农场从香港引入樱桃谷鸭L2型三系杂交商品代肉鸭,以后陆续引进其改良品种。中国输出北京鸭时没有获利,陆续引进樱桃谷鸭却价格不菲。
现在,国内市场年消费肉鸭14.5亿只,樱桃谷鸭占据的市场份额多于80%,真正的北京鸭渍不成***。
实际上,我国畜禽品种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很多品质优良,不仅有繁殖力高、成熟早、肉质好、风味独特等优良特性,且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和抗逆性。但由于缺乏保护观念,非但谈不上充分利用,这些生物遗传资源还被外国人拿去,“混血”改良后再重新来抢占中国市场。
近十年来,我国的家畜遗传资源贮备在急速衰减。主要畜种的432个品种中有158个由于规模锐减已丧失了原有的育种潜力。牛、猪、鸡的一些著名良种日愈混杂、趋于泯灭,情况危急。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我国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我国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种畜禽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基本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许多引进品种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加入WTO后,许多外国种畜禽专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我国畜牧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当家品种都是国外现代品种,每年都要花大量的外汇从国外引进畜禽良种。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年我国光是种猪引种就耗费外汇1亿多美元。
在影响畜禽生产的众多因素中,遗传育种的科技贡献首当其冲,即提高畜禽生产水平的关键因素是品种。据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50年来畜牧生产中各种科学技术所起作用的总结,品种改良的作用居各项技术之首,占到40%,远远高于营养饲料(20%)、疾病防治(15%)和繁殖与行为(10%)等,而品种改良要以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资源为基础才能迅速实现,畜禽遗传资源的任何一点利用都可能在类型、质量、数量上给肉、奶、蛋和毛皮等生产带来创新。可以说,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丰富的畜禽遗传资源,就可以占领市场竞争的先机和主动,左右甚至垄断行业及市场的发展方向。
畜禽品种单一化的隐患多
有专家分析,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受到破坏是因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大量引入外国品种、滥用杂交、国内外营销市场对产品的误导造成的。许多地方不顾实际盲目推广外国品种,甚至用行***手段强行推广。如此做法只能加速中国地方优良品种灭绝的脚步,使得我国畜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
少数经强度选育的高产专门化品种已成为全球畜牧生产的主要品种,这些高产专门化品种在大幅提高畜牧业产量和效果的同时,也由于连续定向选择,使得品种内、品种间的遗传变异越来越窄,最终导致选择极限,同时也面临更大的***病风险(品种单一化容易使某些易感***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同时,人类对畜禽产品、种类和质量要求不断变化,单一化品种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假如我们能利用自己的畜禽遗传资源宝库,地方优良品种必将大有可为。
野生稻:栽培稻的祖先
中国是世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而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种。野生稻中蕴藏着丰富的抗病虫、抗逆、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等优异基因,是水稻抗性育种研究的基因源,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战略性物质基础。野生稻遗传资源通常是指与栽培稻有一定亲缘关系的所有野生稻近缘物种,与栽培稻具有不同程度的遗传关系。野生稻物种大多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与栽培稻有密切的接触,在趋同进化过程中野生稻的某些种类与栽培稻不断产生着天然杂交和种质渗入,野生稻因而很容易通过有性杂交,将其有益的农艺性状和基因转移到栽培稻中,成为水稻育种和
改良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上个世纪,“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发现了貌似杂草的多年生普通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基因,向栽培稻进行转育,形成三系配套而育出籼型杂交稻,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为解决中国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全国栽培的水稻有50%是杂交稻。
薛达元对记者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在对野生稻看得很紧,尚未被美国人利用。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中国野生稻的现状并不乐观:
因为修路、城镇发展占地、扩大耕地、生态系统恶化、外来物种如紫茎泽兰入侵等,野生稻赖以生存的沼泽地、池塘等消失,山丘长满紫茎泽兰,造成野生稻的数目和面积迅速下降。
更关键的是,国人的野生稻保护意识淡薄。云南、江西等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本来适于野生稻繁茂生长,过去在田边、水边或山丘上随处可见,许多农民见惯不惊,把它看作是可做青饲料的杂草。而有的官员还不知道野生稻是国家二类保护濒危植物。
当前,发达国家对本国生物遗传资源大力保护,却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搜集、掠夺生物遗传资源。据统计,美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占其总量的90%,日本占85%。
中国的人类基因资源频频被盗
除了生物遗传资源,中国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也被盯上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人口多、民族多、疾病的种类很多,既有发展中国家高发的传染病或某些遗传病,又有因生活富裕而引起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等富贵病。而且中国几代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少数民族聚居,这又使得家系遗传资源非常纯粹。因此,可以说中国是遗传资源的黄金宝地,也是国外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以及研究机构进行生物剽窃的目标。
1998年,某些人就打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号,潜入浙江一些山区,以每份血清10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偷取这些地区隔离人群的基因标本。
2000年12月20日,《华盛顿邮报》以《在中国农村,有丰富的基因母矿》为题报道了哈佛在中国安徽农村采集大量血样并偷运回美国的生物剽窃事件。
可喜的是,1998年,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共同制定了第一部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规章――《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17条规定“我国境内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包括重要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及其数据、资料、样本等,我国研究开发机构享有专属持有权,未经许可,不得向其他单位转让。获得上述信息的外方合作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公开、发表、申请专利或以其他形式向他人披露”。第18条规定“有关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应当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原则。明确各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具有了一种“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现有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中所蕴藏的巨大价值被它所唤醒,焕发出夺目的光芒。据经合组织报告,从1999年到2000年,授予生物技术的专利数量在美国增加了15%、欧洲增加了10.5%。在这股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狂潮中,研发能力与生物多样性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对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争夺日渐激烈。
建立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由生物遗传资源的全体受益者给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地区一定的利益补偿,使受益共享、受损分担,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的积极性。
作为一个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相当丰富的国家,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功课。
(5月22日《科学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