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没有人能像亨利・卢斯一样，把杂志化身为一个超级帝国，他定义的不是杂志的商业模式，而是能量模式。
1961年的时候，他已经63岁，但仍然坚持前往印度参加世界教会理事会会议。一日，卢斯和同伴莫尔在马德拉斯闲逛，街上有丑陋的印度孩子在卖椰子，感觉口渴的莫尔买了两个，卢斯却拒绝喝，因为孩子们肮脏不堪。“你不会因此而生病的，”莫尔分辩道，“椰子水都在壳里嘛。”作为一个派驻中国传教士的儿子，亨利在中国山东小城登州度过了14岁之前的岁月，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秦・卢斯。但这并不代表他对中国怀有任何的好感与故乡之情，相对于日后的辉煌，他的少年岁月显然充满了第三世界的失落与艰辛感。
但正是如此，他与其巨大的机器《时代》，一直对中国以及亚洲问题保持着强大的报道力量，力求充当“美国总督”的角色，在此形成的读者信赖度和顽固态度甚至对当时的肯尼迪***府都是一种强大的钳制力量。
“我听说我们在越南遇到了麻烦。”1963年，卢斯对曾做过《时代》伦敦记者站站长的鲍勃・曼宁说。曼宁时任助理国务卿，而他则宛若国家的另一个总统。学者戴维・哈伯斯塔姆认为，在当时“卢斯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越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婴儿”。
正是卢斯的偏执、独断专行，杂志成为一个影响***治力量的钳制武器，这是卢斯对杂志这种媒体的最大改变――在更多的时候，杂志显得那样的风花雪月。在越南战争期间，《时代》的高层人员与美国***要共乘一机，结伴而行地降落在西贡，被当时的媒体人笑为：“越南是《时代》的迪士尼乐园。”
卢斯的《财富》杂志曾经在战前的几个月里惊呼：“男人花在上的钱，比理发的钱还要多。”但是卢斯比这早20年就在《美国世纪》中写道：“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美国并不使我们快乐。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不愉快。我们要么紧张不安(或心情郁闷)，要么冷漠无情。”他把美国的问题直指：20世纪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世纪。这种认识要求美国马上采取行动。
卢斯的国家精神使命感如此强烈，最典型的宣传文案莫过于1936年创刊时《LIFE》的创刊语，其中“注视穷人的面孔和骄傲者的姿态”，更是他在处理“教会”与“国家”两者的高度巧妙。在他的帝国中，“教会”是他的精神力量，是编辑部，“国家”则是他的身体力量，是广告部，他创办《财富》杂志，便是印证他的定论――商业是美国社会的核心。
他爱才如命，众多新晋记者可以在他的系统中青云直上，进入白宫采访，甚至最后化身为***界要人。但是彼得・杜拉克却在他的管理名著《旁观者》中认为，卢斯在他的杂志帝国中的管理方法正是的那一套。他同时还兼任《时代》、《生活》和《财富》的总编角色，掌控细微到每一篇文章的发表权上面；他为《时代》直接任命的历任主编――罗伊，亚历山大、奥托，菲尔布林格、赫基利・多诺万等，都曾在帝国的人事纠纷中浮浮沉沉，忽而成为卢斯的意志附体，忽而成为鹰派、保守派等各自派别斗争的牺牲品。直到1964年，卢斯交出了时代公司总编的职务。
2006年度的A***E美国杂志奖再次把最佳杂志的称号给予了卢斯的杂志，评奖语是：“从详细跟踪飓风卡特里娜到走进关塔那摩监狱审讯室的独家报道，《时代》一直保持着身为新闻周刊的活力，并在不断变化的媒体世界里展示出自己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在杂志业的意义上，卢斯何等伟大，是他激活了每个星期的资讯力量、知识深度和智慧的平衡，创造了新闻周刊这一独特的媒体形态；是他把那些谨小慎微的商人请上最美丽的出版舞台，并以此再度振奋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梦想；是他把那些属于生活本身的战兢、骄傲、恐惧、稚气和力量都赶在电视媒体之前真实地表现在平面出版物上。他定义的不是杂志的商业模式，而是能量模式。
“世界的疾患也是我们的疾患。”至少在这样的句子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这个《时代》创始人的世界观，但我们却又可以从那一个椰子上，发现他那真实世界的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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