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作者简介：宋千（1990.2-），女，汉族，籍贯：山东省临沂市，学历：2012级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伊犁师范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摘 要：自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以来，他们在精神上的独特追求，首先就表现在他们虽然从来都不是社会的统治者，却有着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强烈使命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兼济天下”的自觉意识，总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心，试***帮助统治者管理好社会，以谋求天下苍生的幸福生活为自己最终追求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常常遭到统治者的遗弃甚至迫害，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作为社会道德秩序维护者的责任，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正是指知识分子在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造理想的时候，依旧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纯洁性和理想的高尚性。
关键词：古代文人；出仕；入仕；抉择
“思入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苦趣。”
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康庄大道。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胸怀天下；苏轼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渴望在早生华发之前能够有所作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悯百姓；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一心为国尽忠。[1]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多是向往入仕的，他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济世”之才，入仕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这样“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他们选择的道路。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张将个体的人生价值和生命超越落实在对群体理想的追求和奉献之中，形成一种积极有为、奋斗不息的生命旨趣。孔子是提倡文人积极入仕的，他的思想体现出对社会人生、***治、道德人伦强烈的责任感，为恢复理想的周代社会，挽救当时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他周游列国、历尽艰辛，忍受着饥饿、围攻、辱骂等种种冷遇，他的“仁爱”、“孝悌”、“忠”、“信”、“节”、“义”、“恭”、“宽”、“敏”、“慧”等种种主张都是针对人、现世、社会道德和***治制度而言的，凡此种种，可见出孔子强烈的入仕精神。[2]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诗人们都接受着这种入仕思想的激励，积极学习，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所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然而也正是这种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
其次，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文人身份的不能***，文人在***治、经济、感情上对封建皇权都存在很强的依附性。出仕做官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厚的俸禄，还可以提高诗人的社会地位。诗人们都立志于从***治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立足点。汉代以后的知识阶层在身份上已产生了依附――依附于一个专制君主而别无选择，在角色意识上已经一身二任――既是官僚又是文人，入仕是知识阶层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不能摆脱人类社会化的影响。作为社会化的人，潜意识里都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本能有五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自我实现是个体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个体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才华、能力所达到的最高程度。此外它还包括个体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人生价值的心理体验。[3]这种自我实现的根本目的就是得到社会的承认，饱读诗书的文人更是如此。可以说，诗人们的这种在仕途观念上的局限性是受社会、***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必然。
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刚正不阿的文人，其命运大多相似。“欲为圣明除弊事”，但最后往往是被贬、革职、甚至献出性命。由于古代诗人耿直的秉性和敢谏的气概，大多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有的被奸臣所害，有的遭小人暗算，有的受同***排斥；或穷困潦倒，或流放荒丘，或不得善终。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的“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坡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就是文人落魄和被贬的真实写照。[4]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文人大都是柏拉***式的，他们崇尚绝对理性的完美。所以以文人为官，他们的从***方式必是带有浪漫的文艺色彩。而他们最后也是以文人惯有的，凄美的，无奈的方式结束。
***治永远都能以最巧妙的智慧让文人明白无误的感到他的威严。但真正的文人却永远也处理不好为文与为***的关系。这是历史的残缺，这是历史给予后人的美。以一种狂热的方式开始，以一种凄美的方式结束。武则天说过：才华与为文在其次，关键是立场。立场对了，才华是锦上添花。立场错了，才华则是落石下井，加速自身灭亡。
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之间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暗示着未来不可知的悲剧。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摆脱不了他们悲剧性的宿命循环。文人的身份便预示着一种撕裂性的痛苦存在。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学范畴“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面对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国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像孟浩然、杜甫和陆游，是极想进入***治层又偏偏进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苏轼，进去了又被黜贬。闻一多先生说得好：“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惬局中折磨自己，粱、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5]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的一般现象。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成就最高的伟大诗人，也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他的写作主要以“田园诗”著称，内容新颖，笔调淳朴，在诗坛独树一帜，影响着后世诗歌的发展。陶渊明算是中国隐士中的典范了，然而他年青时有着极强烈入仕意识：“忆我少壮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千篇思远翥。”后来又写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其隐居的确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从他由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经过几次出仕与归田的反复便是一个证明，他本愿“大济于苍生”，然而***治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人世的坎坷令他不得不痛苦地离开仕途，他常常在隐居与出仕之间产生矛盾。[6]他在《与殷晋安别》一诗中写到：“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是他在隐居后写的诗尚且如此认为，然而他深知世道的艰难：“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故而终究还是选择了遁世的道路。尽管他隐居之后写出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也难以掩盖他对世事与时局的深切关注，他的强烈的入仕精神是深藏于他的潜意识中的。他后来写的《咏荆轲》一诗，通过对战国时因刺秦王而舍身的荆轲的咏叹，表露出他那种强烈的入仕精神。[7]陶渊明的入仕――归隐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相当一部分文人的人生历程。
这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给定的路，这是一种在保存个体生存的前提下无法做出另外选择的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对于进入不了仕途或已进入仕途而坎坷不遇的知识者来说，前进的路既然走不通，停下来或往回走以平息内心的极度焦虑，避免同归于尽式的惨烈，是残酷现实条件下知识者最容易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追求，便嬗变为“独善其身”的人生抉择。
中国古代文人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老练与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于无形。屈原是中国文人悲剧的象征，他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争”的模式而没有危及君臣关系。所以屈原敢问天问地问神问历史而没有问君，问君会导致怀疑和否定整个文化体系。[8]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知识阶层的悲剧可以说是天生注定的。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的知识阶层，并未由此深刻反思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而是最终明白，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体，对抗巨大的有组织的权势，注定凶多吉少甚至无吉可言。
孔圣人提出了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典范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无望、人生苦短，可谓“穷”了，“独善其身”便演绎成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作是一个文人“不朽”的途径，也便成为一个文人终身的事业。一部《史记》使司马迁获得了永生。白居易一生专心求索永久的诗名，晚年拖着病体还伏枕作诗不止。这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超越个体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种独特形式，也往往是驱使他们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的秘而不宣的内在动力。不仅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是如此，即使有些尊奉道家思想，看上去远离世事过着隐逸生活的文人，其实也未尝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自己打造身前身后之名。通过著书立说，给自己留下身后之名，从而实现对有限人生的超越，成为古代许多文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然而，是他们的文人情怀阻碍了他们的仕途道路还是他们仕途的不顺造就了他们的文学成就？
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价值观，决定了世人把做官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内容，甚至成为民族心理。当认识到做官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就选择隐逸。但许多诗人隐逸之后并未心死，而是将才情给予诗文，在艺术上不断突破，创造巅峰。可以说，挫折与困顿对文人是一个打击也是一种拯救。这种打击动摇了他们***治的抱负与理想，拯救了他们思想和创作的灵魂。可能正是这些打击使得中国少了一些平庸的官僚却造就了无数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命运不期而遇，从而走向人生的更高境界。
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知识分子从隐，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实践场所（包括生活和心理）的转变，即从社会的舞台，转向了自然和自我――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实质上却是为了他们人格精神的重建或自建。隐士们没有或很少有正统的人伦纲纪与国事的牵累，除了对自然美和人生的美的关注以外，艺术美的创造和实践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并且寄托其人生价值的具体活动。
文人之所以受到文明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因为有文化而具备的特殊的能力。人格上的力量，始终是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受到怎样评价的重要原因。他们所苦苦坚守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不屈从于权力的洁净精神，一种能够支撑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句话，隐士们的艺术作品因灌注了其人格精神而带有人气和神韵，隐士的人格精神也因经历了艺术美的传导而更加鲜明。
中国文人大多是孤独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当来自他们对世人世事人生的深切关怀[9]他们身怀绝技，满腹经纶，却又得不到重用，不能以自身的才能去治国平天下，想着悠悠宇宙、短暂的人生，哪能不感到伤感与孤独？既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阶层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独善其身”就不能不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孤独和痛苦。
比如，李白有很强的功名心，希望“济苍生“、“安社稷”，但现实又总是使他难以如愿，虽有机会供奉翰林，但傲岸的性格使他不愿奴颜婢膝。以李白的旷达性格和交游之广，有时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还有强烈的孤独心态。他在《悲歌行》中说：“悲来乎，悲来乎。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10]这真是孤独痛苦到了极点。他在《行路难》中呐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不是李白的傲气，而是清明圣世诗人无路可走的感慨，同时也是诗人孤独心态的真实流露。《独坐敬亭山》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可知诗人笔下的敬亭山，实际上是诗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的象征。李白既不容于世，又不向现实妥协，于是其人生之路便染上了悲剧色彩。李白孤独心态的意义在于，在盛唐时代，诗人依然在固守着心海中一泓纯真的清泉，保持着诗人性格和品格的高贵，渴求功名又绝不丧失人格，不矫饰，不掩盖真实的性情。李白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命运，生前孤独无依而死后精神不朽，所以才说自己“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
有人说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在诗中多次透露这种孤独感：“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陶渊明通过《桃花源记》来虚构出一个不存在人间的世外桃源，来表达心中的无奈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在现实中不存在，才会极力地描绘与幻想，这也是一种孤独心态的表现。
从“久居芝兰之室”的满腔***治抱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执著、忍辱负重，再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彻底绝望，屈原的心路历程无疑是痛苦的、备受煎熬的，他希望个人的***治胸怀在社会变革中得以释放，但当时的***治文化残酷地拒绝了他。最终，他走不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现实面前崩塌的事实。于是，他选择了他认为最高尚最纯粹的方式与流氓文化彻底搏斗，以自己的生命宣告他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无比忠诚。[11]
中国古代具有孤独心态的文人不可胜数，屈原、杜甫、柳宗元、韩愈、李白只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文人大多不得志而又未泯灭仕进之心，不放弃追求而又不忍归隐，进无路，退不忍，这才陷入孤独的境地。古代文人讲据于儒，遁于佛，但处于儒佛之间的境界是相当难堪的，据于儒而受阻，遁于佛而不忍，于是便在煎熬之中饱尝着孤独之苦。（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冷成金.唐诗宋词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缪钺.古典文学论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7
[3] 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M].河北：华夏出版社，1987
[4] 周治主编.唐宋家[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4
[5] 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张剑.从陶渊明看中国文人的退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7] 新华书店.古代文学作品鉴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
[8] 周晓琳，刘玉平.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M].成都：巴蜀书社，2004.12
[9] 任文京.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心态及其文化意义[J]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04期
[10] 王琦辑.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 鲍鹏山.中国古代文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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