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12年11月的一晚，中国科学院的程代展教授为了一名学生，辗转反侧他不明白：自己这名极具科研潜质的博士生为什么执意要转行，选择去中学任教？为什么中国的科研环境留不住这样卓有天分的青年人才？
一夜无眠过后，程代展在沮丧与痛苦之中写下了一篇充满感彩的博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天，文章浏览量已超过10万余次。在科研工作者的聚集地科学网、水木清华ＢＢＳ等网站该文被置顶，掀起网友热议。一则疑问仿佛一下子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是谁让年轻人纷纷“逃离”科研？
教授哀叹：“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程代展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方向偏重于数学基础理论。程老说：在他30年的从教生涯中，年仅25岁的萧杨（化名）是他见过难得的科研苗子，然而就是这位得意弟子让他又一次感到“哀莫大于心死”。
萧杨，清华数学系毕业，基本功扎实；实验室口碑好，被公认是“最用功的学生”；科研敏感性强，程教授和他探讨问题就是一种“享受”。他有一张令人艳羡的成绩单：获得过本院的院长特别奖以及在系统控制领域很具影响的关肇直奖；曾在国际顶级专业期刊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数篇长论文。“中国系统控制界的博导也没有几人在这本期刊上发过文章”，程代展说。
对于这位“无可挑剔的好学生”，程代展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按程老的原话：“我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当我成了教练员，就把全部希望放在了学生身上，但愿他能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在萧杨读博的几年中，老师尽心栽培，每年安排学生至少出国开会一次。2012年暑假他刚完成了在英国为期两个半月的交流活动，年底又将飞赴美国开展为期4个月的学术访问。而与此同时，他已得到英国和瑞典两所大学的博士后邀请，程老师也为他联系到了美国著名公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程代展的惯性思维中，这就是萧杨光辉灿烂的未来：做本领域最前沿的科研工作。可这个美丽的故事却在一个突然的时间点发生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转折：就在赴美前夕，萧杨告诉老师：他已被北京某重点高中录用，即将签约。
得知爱徒成了“叛徒”，程老师从一开始的愕然、气愤到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请来老院士联手摆下鸿门宴。“你这样做，中国，乃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可以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然而萧杨始终不为所动，那颗逃离科研的心异常坚定：“做研究太累，没兴趣，不想做了。”
最终，众人的恳切还是没能改变萧杨的决定。就在萧杨签约的那天晚上，程代展“饭后一个人发呆，欲哭无泪”，在博文《昨夜无眠》中，他追问：“谁能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同行应和：科研陷入恶性循环
经历过学生“叛逃”事件的老师岂止程代展一人？在热议中，不少老一辈同行都对程教授的心痛表示深有感触：
在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张海霞教授的回忆中，也有两位学生的故事曾令她刻骨铭心：一位在顺利保送进入北大成为研究生后，竟神秘“失踪”，两年后再见面竟是在中关村一栋大厦的宣传橱窗上：原来他从奥数辅导老师起家，现已成为某著名培训学校的创始人，连拿不到毕业证也在所不惜；另外一位，放弃了在全美前五的顶尖院校攻读博士的难得机会，最终在众朋友的支持下选择了“挣钱多、挣钱快”的五道口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而在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教授文双春看来：“其实，真正的科研苗子从小就已经‘逃离科研’了科学研究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创造性的劳动，本身需要最优秀的人来承担。但在本科阶段，成绩最好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最实用、最好就业的热门专业，只有分数差一些的学生才被‘抓壮丁’读了基础学科所以尽管有庞大的硕士生后备队，但在某些基础学科，想招个有潜质的博士并不容易。”
张海霞教授感叹：“我们每天都在被人诟病：科研创新能力差，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解决不了科研难题。可是看看我们的教育现状，过分务实和名利化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让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具有潜质的好苗子不断主动或者被动地逃离，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做一些更加务实和名利化的事情，还美其名曰‘成功’！”
连日来，程代展本人也始终在反思：或许不应该强迫学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念书，或许应该在学术之外更多关心他的个人感情以及家庭状况。几日后的一个中午，他给萧杨发去E-mail，表示尊重学生的选择。然而他始终相信，让一个博士生去中学任教是社会人才分配的失衡，是痛彻心扉的浪费：“我们的国家，曾经受尽屈辱，我们的民族，对世界科技的近代文明贡献太少了。打开教科书，有多少结果是中国人的？如果想到日本有19个诺贝尔奖，而我们一个科技奖都没有，有能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年轻人，难道不应该奋不顾身地投入拼搏吗？”
学生之辩：做科研已令我彻底厌恶
萧杨如期踏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就在临走前一天，他与中学正式签约。想到四个月后回到祖国，他将要走上讲台而非实验台，他用“久违的无比的轻松”来形容那一刻的感受。
在他看来，自己的职业选择无非就是一个再个人不过的决定。然而当他下了飞机打开手机，看到一条又一条或劝解或支持的短信纷至沓来，才知道事情已经非同小可。在仔细想过之后，他写下一封回复老师的长信，算是“在离开前对科研界所做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贡献”。
选择逃离科研，他解释：其实很简单，就是没兴趣了。“如果没兴趣还算个比较中性的词，那么我可以说已经厌恶科研了。”他强调，比身体劳累更重要的是心累，之所以总能又快又好地完成老师交予的任务，只是因为“从小被教育成了听话的‘好孩子’”，并不能说明自己有天赋有能力。
相比之下，萧杨喜欢传授知识的成就感。他把“生活比较稳定”归结为选择中学的最后一条：工资不低，同时能解决住房以及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而这或许是在高校奋斗五到十年后才能达到的水平。
站在萧杨一边的公众不在少数。网友赵明说：“这位博士生如果去中学任教，也许他将来对社会的贡献要比发几篇论文大得多！也许程老师的课题组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博士、未来一位优秀的研究员；但他将来也许会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博士或研究员”——行业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中学教师的贡献并不比高校科研人员低”。
网友黄秀清旗帜鲜明地对程代展“马鞭式”的培养方式提出质疑：兴趣是成功之母。在高考指挥棒的鼓动下，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从小就被知识的海洋吞没，教育不过是反复导演伤仲永的悲剧。当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推导、汇报、写文章中度过，他对科研的兴趣早已消磨殆尽。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郝雪梅则把问题看得更为乐观：程代展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更重视为国家培养人才，强调贡献精神；萧杨是新一代青年人，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兴趣。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为了集体压抑自己的兴趣，这就是时代的进步，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逃离一代”：“工蜂”压力山大
若从个体角度来考量，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无可厚非。但当这种“逃离”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群体选择和民族的志趣所在，不得不让人深思。
2012年11月20日，科学网就此事展开调查。对于“你身边是否有青年人逃离科研”的问题，选择“较多”的有3117票，选择“较少”的为207票，选择“没有”的仅47票。
在如此普遍的“逃离”背后，让我们来看看当下的青年科研人才正在面临怎样的生存现状？
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学者廉思领衔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对40岁以下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抽样问卷调查，于2012年推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把“大学青年教师”比作辛勤劳作的“工蜂”。因为“蜂巢”就像是大学等级分明的行***体制，而工蜂相比蜂王和雄蜂，虽然力量弱小，但它却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承担起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
《报告》中显示：在科研资源的分配方面，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部级课题项目，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而从收支状况来观察，68.9%的受访者表示目前仍处于赤字状态，11.8%的青年教师在工作的前几年，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来支持。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36%的高校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13.7%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处于“底层”；当被问及“你是否愿意从事目前的高校教师工作”时，68.8%的教师回答为“否”。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七成以上“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直言“压力大”。
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青年科研工作者往往付出了更多年的学术青春才得以达到更高层次的知识水平。因此无论是自身，还是周围的亲朋好友自然会对未来的人生产生更高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他们的收入、待遇往往不及对学历、知识水平要求不高，却有更大社会需求的中学教师，面对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IT、金融行业青年只能望洋兴叹，更别提那些没有走进大学校门就能当上大老板的同龄人了。
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便离开科研岗位的吴宝俊也自诩“科研逃兵”。他回顾自己读物理的10年时说，很多人在听到他的专业名称后就会抛出一连串的疑问：理论物理有用吗？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吗？你读理论物理，你的爹妈谁来养？
面对这三个问题，吴宝俊总是低头不语。因为他心里的答案是：没用，不好找，没法养。对于社会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普遍通用的三大标准：财富、地位、名誉，从事科研不能为他获取其一——当一个人的理想难以对抗整个社会环境的考问，或许你只能选择退却
在传统上，我国曾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四民之首、社会重心，既是其他阶层的表率，也是将民意向上传递的桥梁。在“向科学进***”的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然而在当代，却流传说“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于是，《调查报告》经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的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钱学森之问”：科研路在何方？
“青年人才不仅是当下的科研主力，且从规律上讲，25～40岁恰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期，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主要科研成就都是在这一年龄段产生的。”程代展说。
然而如果得不到科研资源的基本保障，生活上仍有后顾之忧，舆论评价不能以健康的标准来衡量行业价值，那么谈事业、理想、追求，谁能坚守住那些空洞的词眼？
回到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关于这道艰深的命题，至今我们仍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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