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研究不足之处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 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二)创新意识匮乏。法学博士生创新意识不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法学学术研究,法学博士生的态度、认知、取向及处置模式不能与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有效区别。造成此种情形的因素很多,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第一,读博动机的偏失造成博士生无心创新。法学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渐成“显学”,而法学博士又是此种显学的最高学位,造成许多无心学问者混迹其中,成为“假的真博士”(有学位,无学识)或“真的假博士”(伪造学位)。第二,学制的限制使法学博士生疲于奔命,难以安心创新。很多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多数都超过3年,甚至远远超过3年。[8]西方一些大学法科的博士论文实际完成时间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学科。对于法学而言,创新研究并非易事,且有一定风险,必须考虑学制弹性。而当下我国的法学博士生教育在这一点上存在不足。第三,培养方式的一刀切使法学博士生无法真心创新。许多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对于资格认定、中期考核、日常培育、论文答辩均不分良莠,这样的结果是无法让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意念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冲出重围”,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造成法学博士生的脸谱同化,甚至“劣币追逐良币”、“优汰劣胜”。
(三)创新思维模糊。无论是“舍旧求新”还是“依旧生新”,法学博士生都必须学会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一般的法学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那么,法学博士生教育则是朝向“法律家创新式思维”(Thinking as a Creative Lawyer)。制约当前中国法学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因素包括:(1)人文基础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博士不博”,使得创新思维无法在宽广的视域中生成;(2)对于交叉性学科的研究不足,造成法学内部科系“画地为牢”、“自说自话”,难以形成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思维;(3)传统的师徒制使现代法学博导制度难以生根,影响了法学博士生自主创新思维的正常生长。
(四)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能力实质上是包括多种能力的一种集合能力,其中创造性知识结构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创新能力的主体,创造性品格风范是创新能力的灵魂。就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而言,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依然停留在创新能力基础培养阶段。法学博士候选人的成果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知识层面的“引进”或“复原”,缺少思维方式与品格风范上的创造性法学成果。主要体现为法学博士生的外文水平及原典阅读、理解力的不足,学术积累薄弱;论文的选题和问题意识创新性不够,论证角度、研究方法普遍存有明显缺陷;整体研究能力、学术含量不理想。尤其是,有的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存在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剽窃、抄袭他人成果的现象。法学博士生学术规范训练及素养的参差不齐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耶鲁法学博士刘南平曾撰文批评国内法学博士论文缺失“骨髓”的病症,突出表现在没有“命题”。在他看来,一篇博士论文必须有命题,因为中心论点反应了该论文对学术的贡献,即原创性。[9]的确,当前诸多法学博士论文看上去更像无所不包的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有论点、有证据、有论证的“博士论文”,“徒有一副好皮囊”,背后隐藏的是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严重缺乏。
(五)创新评价紊乱。我国《学位条例》对于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明确要求: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当下,我们对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博士论文评审与博士论文答辩前的资格论文要求上。由于对法学博士论文的创新性评价缺少明确的学术标准和专门的制度设计,一般是遵照“同行专家、异地评审”的做法,但由于送审时间短、情面关系、互相照顾等因素的干扰,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0] 资格论文的制度安排,在此种情况下,成为控制博士学位质量的主要手段,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资格论文的焦虑和追逐,导致博士生无心真正创新,想方设法以解决“资格”问题,非常不利于创新品格的生成,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评价标准科学化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六)创新转化脱轨 。法律事业是一项世俗而保守的社会工程,法学研究是对法律本质的科学探寻与认知,应当有不同于法律逻辑的***学术品格。而法学博士生的创新成果要顺利转化为法制建设的应用性“产品”,则必须尊重甚至绝对服从法律实然的逻辑,这就造成了法学“应然”研究与法律“实然”运行的“两张皮”,成果的创新与转化难以接轨,造成了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深层隔膜。目前,我国法学博士生培养方式的单一,来源渠道的狭窄,都极大地影响了法学创新成果的实践转化。而法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将基础理论型研究与实践应用型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这个目标,增强法学的实践影响力,因为,这也是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七)创新环境难得。实践证明,在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非一流人才也能出一流成果;反之,没有这样的集体和环境,即使一流人才也做不出一流成果。[11]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当前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缺乏一流的法学创新团队与环境。虽然各个大学、研究机构都有这样那样的重点、优势学科队伍,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重点研究基地,但是这仅仅是一流的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皮毛”。真正的创新环境,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与流派形成,需要学科内部制度化沟通、交流、批评机制的出现,需要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学术对话平台的搭建。在加强法学博士生团体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至于常态化的法学论坛也是各有一套,无法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创新环境塑造机制。
三、创新复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路径改革
(一)创新型多元培养方式。在传统的法学博士(Ph.D)基础上,尝试专业法律博士与交叉法学博士的培养模式。在澳大利亚,博士研究生项目分为哲学博士(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和法律科学博士(The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此外,还有名誉博士、论文博士等方式。[12] 在美国,除了PHD和SJD,还有一种专业的法律博士(J.D)。日本法学教育改革中借鉴美国的法学院制度,学习J.D. (Jurist Doctor)的培养方式,设立“法务博士”,以区别于传统的法学博士。[13]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培养与释放,从整体上有助于法学高级人才的素质提升。法学博士教育应走出“象牙塔”,尝试与社会合作,比如面向企业经营的公司法、商法博士教育即可联合培养,这种新的培养方式与传统法学博士生教育相比,“区别在于,为了成为一个哲学博士,你研究的是你心里期望的东西,而为了获得一个专业博士学位,人们则希望能进行存在于企业中的能使企业获利的相关问题的研究。”[14] 对于创新性的要求,二者都是同样如一的。
(二)创新型科学培养流程。首先,要规范并改革既有的法学博士生招生入学机制。目前我国的法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存在一定的公平价值,但总体而言已与国际潮流不相符合。世界各国法学博士入学都在强调“素质”标准,而非简单的应试能力。其次,要特别强化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机制。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时,有一个综合考试,由三名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对学生进行面试,必须淘汰其中的1/3。[15] 我国现有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分流制度基本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动力。淘汰机制本来应该是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研究生自我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实行“宽进严出”的体制,研究生不能及时获得或者不能获得学位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在我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虽然在形式上规定了淘汰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淘汰与保障功用,有必要通过细密的刚性制度措施加以复位和强化。最后,应当统一规范法学博士论文的评审、答辩与评判制度,培育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优秀法学博士论文,而非观点重复、论证平庸的应景之作。
(三)创新型博士论文培育。关于什么是创新型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同学科专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大家一致同意,博士论文应当是原创的、实质性的、有重要性的、***完成的。但当试***去定义这些术语时,学科差异就会出现。对法学而言,原创性的博士论文缺乏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方向的法学博士生,原创性也会呈显不同的含义。对于原创性的一般要求而言,它指的是一项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一项研究创造了新知识。它意味着那儿有点什么新东西、新角度、新假设、新方法,使得某个博士论文研究对知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创新型博士论文的培育应当着眼长远与根本。就长远言,应当鼓励连续性的研究,对于那些持之以恒的原创性、重要性、实质性、***性法学研究应尽早立项、重点培育。就根本言,应当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创新博士论文培育机制,譬如尝试“创新博士候选人”制度。对其培养重点倾斜,包括为其成立专门的导师组,送其赴国外相关前沿机构培训一年以上,提供公费生的待遇、额外的津贴,优先解决到各地调研与学术交流的科研费用,并在其学位学历证书上注明“创新博士候选人”。相应地,其学制要长于其他博士生,并至少保证四年以上期间的脱产在校学习,对论文的评审与通过也更为严格。[17]
(四)创新型导师制度改革。调查显示,27.9%的博士生认为自己的导师为人较差,42.9%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学术指导较差。[18] 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导师的关键作用勿庸怀疑,问题在于如何将一支创新型的博导队伍建设好、运用好,这直接关系到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培养前景。在法学界,有些导师自身就缺少创新意识与能力,对前沿法学课题认识不够,探索不清,自然无力指导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与增进。导师的团队意识薄弱,法学博士生导师组形同虚设,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些学术能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法学教师,因为资历、职称的限制,不能指导博士生,浪费了珍贵的学术资源。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强化创新型的导师制度改革,完善法学博导的遴选、任职、考核制度,强化博导组的团体功能,鼓励法学博士生与导师的常态创新科研合作。在德国,“导师是指辅导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并参与论文评价的本系人员。”[19] 博导并非专门资格,而是对博士生论文指导和评议人员的总称。
(五)创新型课程体系重构。法学博士生的课程体系应当以创新素质提升为重构基准,加重研讨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实行单一导师制的德国和英国,博士生在学期间的任务,主要是作为导师助手,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完成博士论文,两国对博士生均无统一的课程要求。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修若干课程,导师在认为必要时也会要求学生修习某些课程或为博士生组织研讨组,专门探讨某一课题。实行导师组制的法国和美国则对博士生有严格的课程规定。法国要求博士生必须修习规定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及有关的讨论课,并完成一篇小论文。经过评审和答辩,成绩合格 ,方可继续学习进入博士论文撰写阶段。美国对博士生的课程要求更多,通常要学12-15门课程,同时还要参加研讨班、社会实践与教学实习。[20]反观我国法学博士生的课程设计,多以机械、虚软的外语、***治、专业课充数,缺少课程学习阶段应有的创新性要求。虽然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上,博士生课程有别于硕士生,但如果没有课程体系的整体变革,是不利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实现的。
(六)创新型学术环境优化。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各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愈益旺盛,对高级法律人才特别是创新型法学博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有利的学术大环境与外环境。就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要优化的主要是“小环境”与“内环境”。其途径无非在于:首先,淡化学术门派观念,加强学科的整体、互动、合作研究,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组织各二级学科的法学博士生联合攻关,形成特色的学术品牌。其次,加强学术规范建设,避免学术不正之风的侵蚀,让创新真正内化为法学博士生的人生品格,而非学术功利主义的漂亮藉口。此外,还应加强法学博士生的内外交流。要通过各种主题论坛、沙龙与国际学术交流,拓宽法学博士生的视野,为其日后创新性成果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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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第20-32页。
[2] 谢旻荻:《法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4期。
[3] 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改革任务》,载《法律信息》2010 年第1期。
[4]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5]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6]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7] 关于中国古典的律学教育,可参阅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至第51页。
[8] 参见陈学飞:《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9] 参见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骼”与“皮囊”》,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10] 参/:请记住我站域名/见徐渭、张文修:《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探索》,载《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10期。
[11]参见罗英姿、钱德洲:《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制度创新》,载《江苏高教》2007年第1期。
[12] 参见余敏友:《澳大利亚法学教育简论》,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13] 从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中招录,但是招录考试统一为“无专业针对性的逻辑、表达能力测试”,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考试报考资格方面,限制本科生报考名额,而法务博士在 取得学位的同时即取得司法考试的“特权”。
[14] The doct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EB/OL], dest.gov.au/NR/rdonlyres
[15] 参见母国光:《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载《求是》2003年第11期。
[16] 参见赵炬明编译:《博士论文的作用与性质》,载《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1期。
[17] 参见吴爱华:《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型博士的培养》,载《南京***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8] 参见潘艺林等:《导师的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载《教育与现代化》2004年第2期。
[19] 杨继:《德国法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启示》,载《清华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参见陈学飞:《欧美四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及启示》,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2期。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一个big bang，我回来了。”伦敦奥运会前的训练赛上，斯塔西·鲍威尔小姐一举拿下376.05分，刷新了英国纪录。接受BBc采访时，不知有心还是无意，她挑了这个原指“宇宙大爆炸”的词来形容跳水瞬间。‘大爆炸’证明了我的复出，证明我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消失了一个赛季后，2012年，剑桥天体物理学女博士鲍威尔重返跳台。
就像大爆炸后，宇宙大尺度结构胚胎从极早期物质随机涨落，到跟随引力绕星系团中心高速运动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保持惯性容易，而克服静止重新运动很难。这条普适自然规律也应验于鲍威尔的再次启动，她失败了。
“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斯塔西·鲍威尔的这个星期三过得有点失望，她止步于奥运会首轮10米跳台预赛，失去了前往半决赛的机会。”
这是《剑桥学人报》关于斯塔西·鲍威尔奥运报道的第一句话。8月9目的女子10米跳台预赛中，鲍威尔五跳出现两跳失误，只得到了287.30分，位居第20名。
跳水是一项“瞬间运动”，接受媒体采访时，鲍威尔用“残酷”来形容这一特质。和她研究的有136亿岁高龄、老得近乎永恒的银河系比，跳水确实太残酷了。“毫秒之间，一切都被改变。”她说。
“如果我的第二跳起跳后踢腿晚十分之一秒，我就可以进半决赛。跳水就是这么不容喘息。”仅仅因为早了十分之一秒，她与家门口的半决赛失之交臂。代表16900名同学出征的鲍威尔懊恼不已。“训练中我的表现远比比赛时好得多，这是为什么?我快被自己气死了。”
尽管跳水运动员鲍威尔在周三运气不佳，天体物理学家鲍威尔却在当天中了头彩。跳水失败当天，她被通知自己的博士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
“这意味着我的论文会为未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参考，所以尽管跳水搞砸了，我至少还有个依傍。”她打趣道。
她没有因为跳水失败从而安心研究她的星星，这不是她的性格。天体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她打算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另外，还想当飞行员。但不管专注于哪个奇异的领域，对鲍威尔来说，“没有什么比得上知道自己已经跳下10米跳台，三周半转体一路向下，没有任何水花飞溅的感觉!”
很容易从一群跳水队员中分辨中出鲍威尔。训练间隙，她常常在泳池旁看论文。由于阑尾炎和术后感染，她错过了2011赛季。她不得不比别人更刻苦，一个天体物理学博士论文高压在身的人，可以保持每周6天，每天两场的跳水训练强度——这多少可以解释她失败后的委屈。
“我知道我还会回到跳台，变得更强，我只需要保持专注。在我这里，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聊起论文的方向，她淡淡地说，你肯定会选文学。我问她为什么，她微笑着说，你看起来就像学文学的人。
以文学为向导，走遍大半个中国
硕士毕业后，我去了杭州一所大学教书，然而天堂般的城市还是输给了我在工作中文学归属感的缺失。那时我主要教授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对文学的爱好充实了我的课堂，我的学生不仅学习了语言点，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准备，而且还知道了奥斯卡 ？王尔德在海关申报自己的天才的文学典故，了解到弗吉尼亚 ？伍尔芙对“一间自己的房子”论述时所援引的那些女作家，甚至还有几个同学课下找我开文学书单，他们中的几个把我的家当成了***书馆。
短短几年，我购买的文学作品已达数千册。我在工作之余尽情地阅读，将自己在文学课堂上所学到的人名化成了具体的作品与更丰富的想象。比如，我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或者捧腹或者黯然，我知道了大家常说的福斯塔夫是怎样的一个坏角色，了解到亨利五世这个大英雄的善恶交杂，在深感夏洛克可恶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他的可怜之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细读调整了我对莎翁的模糊认识。
我记得在硕士的莎士比亚课堂上，老师不停地强调他的伟大，但当时我在他的剧作里读到的多是粗鄙之词，我一直困惑这样的人怎能是伟大的呢。读完他所有的作品，除了哪些依然感觉有些粗鄙语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神来之笔以及对人性复杂的真实刻画，即善与恶不是非黑
即白的简单定义与刻画。
我对书籍的购买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开始变得条理。我或是以作者为线索，购买我在书店或者网店所能买到的全部书籍，又或是以我所读到的书为据，根据某个作者所提到的书去买。比如，当时看王尔德在法庭为自己辩护时提到柏拉***所认为最崇高的爱是同性之间的爱，我于是奔向柏拉***，先去找他在哪本书中提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再慢慢购买他的书。我享受那种链条式的购书与阅读，新买的书香与阅读的喜悦盖过所有一人独居的无趣与寂寞，我骄傲地想，我的孤独如此富有诗意。
那时我发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有意为之。读完徐志摩所有的作品与传记，我便自然地奔向他在海宁的故居，去海宁的西山公园拜祭他的衣冠冢，在火车站感受他父亲曾经投资的铁路。读路遥便去陕西，读茅盾便去乌镇，读林语堂又跑向厦门的鼓浪屿以书中的世界为导向，在那几年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大学英语的课堂毕竟不是英语专业的文学课堂，我的学生们的文学知识亦是非常有限，我的文学热情无法找到一个尽情抒发的出口，我与文学的关系大多只能体现在工作之余与文学作品的对话，那只是自留地上的小喜悦。
考博奥德赛
我大概是从执教的第三年开始强烈地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文学课堂，能有一个畅谈文学的平台。然而，从大学外语教学部调进英语系并且上文学课实非易举。课程安排是学院多年的习惯，若非特殊情况不会轻易改变。于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考博奥德赛。“奥德赛”这个词也是我在终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回望时定义的我漫长的考博之旅。
报考文学博士之旅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时，我 2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初试中取得第一名，复试后我才了解到，老师要看的不仅仅是分数，还有是否有在主持的课题和论文，初试只有部分比例。我满怀希望前去，忐忑失落而归。这之后，努力写论文与申请课题变成了教学与备考之外的主要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路我竟然磕磕绊绊走了下来。三年的时间，每年三月飞来飞去考试，等待，希望、失望，再开启另外一年回顾整个过程，似是与一个人的恋爱，会在一起的直觉与信心能让人宿命般地坚持。终于有一年，科研、成绩都不是问题了，我回到了北京，开启了读博生涯。
年复一年的备考也不是没有所获。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参考书之一是英美诺顿文学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我在报考的那一年跑遍了杭州所有的书店寻求未果，最后花了半个月的薪水在网上买了当时最新版的英美文学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
诺顿选集，英国文学6本，美国文学5本，共11本，近一万页。为备考而做的阅读的艰辛很快被阅读中的投入取代，我竟然不知不觉完成了选集的阅读，它们彻底打开了以前认识的零星散落的英美文学世界。
16万字博士论文，论华兹华斯
我在考博之前已经在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倾注很多精力，本打算在博士期间继续研究他，导师没有反对，但是他建议我能找一个一眼望不尽、可以做一辈子的研究对象。
我思考很久决定跟随导师做作家论，然而作家论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导师让我选择其中一个文学流派。我本能地说浪漫主义，然而还是很大，但好在在浪漫主义诗人中有作家（诗人）论的选择不是特别多，因为问过经典问题的“诗人是什么？”而闻名的威廉 ？华兹华斯成为首选。我一头扎进了对华兹华斯的阅读，最终确定了将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中所倾心的“孤独”作为论文选题。
我博士论文的书写开始于在英国的留学期间。兰卡斯特大学有世界著名的华兹华斯研究中心。对大量研究资料的搜集与阅读让我坚定“孤独”是可以写下去的。因为不少学者提到这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对它做纵深的研究。我在英国常常集中阅读一两个月便给导师打一个长长的越洋电话告诉他我的阅读感受，导师会认真倾听，给以首肯，同时也随时调整我的思考方向。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了对华兹华斯故居与创作环境的游访。我去他在《序曲》中所描写的“灵魂播种的季节”所在的湖区的霍克斯海德镇，去感受他成长中的孤寂环境与他的孤独体验。我在他居住九年的“安 ？泰森的房舍”想象他在这所房舍中的孤独体验与思考：“这简陋的木床，我就是在此/倾听风的呼啸和雨的喧嚣；/在此度过不眠的夏夜，看着 /房子近旁那棵高大的.树：/它的茂叶宛如卧榻，托起/一轮皎洁的月亮；”（《序曲》，丁宏为，译）。我想象带着房东家那只狗作掩护独自在路上作诗的他，以及夏天狂欢之后独自回家路遇孤独的被遣散的老兵的他。
我去了他常去并且常得灵感的拉弗里戈山（Loughrigg），我爬上陡峭的山坡，看湖区的几大湖远远地安躺在周围。在山坡下有棵孤独的树，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面看着平静的瑞德湖蓝，湖水上空飘过一朵孤云，看着真正的湖区的孤云，才明白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那句，“我独自漫游，如孤云一朵”。为了彻底感受诗人在自己的孤独漫游与水仙花的簇拥欢舞之间的张力，我特意去了这首诗的灵感之地――阿尔斯沃特湖畔（ Ullswater）。我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创作环境中读到了孤独，带我通往诗人的内心与诗歌的灵魂。
在国内外的四年时间内，导师的指导与我自己的摸索与思考化作我那 16万字的博士论文。虽然预答辩过程中，有教授反映我的文字过于感性，但导师私下告诉我那是我的特点。我想导师并非是护犊，他应该是在那些感性的文字中读到了我理性的思考，感到了那些本来容易轻飘飘的文字因此获得的重量。我知道没有毫无问题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一定存在着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但进入博士论文答辩现场时，我对我与文学的未来已经不再没有安全感。导师送我的毕业赠言是：幸亏有文学让我们相遇/幸运有诗意伴心灵远行我读着那些文字，眼泛泪
花，我与文学终于紧紧相拥。
你依然像学文学的人
从2004年7月大学毕业开始，我走了 12年的长路来追寻文学。2016年春天，林瑛去人大考博，我们在水穿石里喝咖啡，虽然我们依然如大学时候一样不那么熟悉，但文学神奇地让我们默契地感知彼此的友谊。我告诉了她 13年前她的话对我的影响，她说，我依然认为你像学文学的人。
2016年6月底，我拿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收到重庆一所高校任教的录用函。我花了几千元将我750公斤的书寄往重庆。我与我的书可以尘埃落定，我的文学梦绚烂地成真。一切顺理成章，我进入了英语系，教授英语名作导读。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文学的备课量很大，辛苦不输读博期间的阅读与写作，但无论是教授文学还是学习文学，这其中所有的辛苦都让位于文学带来的幸福感与辽阔的视野。我乐在其中，也欣慰地看到了我的学生们在文学课上的快乐、期待与满足。我要不辜负自己这一路的寻找，而且，说不定，那一双双望着我的明亮眼睛中，有一双，不，很多双闪着因为热爱文学而发出的莹亮。我有责任带他们看见更美的星空，更亮的世界。而我自己与文学，似是好事多磨的伴侣，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执手前行。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责任编辑：孙云帆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梅鼎祚；《八代诗乘》；研究综述
关于梅鼎祚先生，笔者在综合各方面资料之后，总结出大概的研究状况：有三部著作特地设专门章节来论述梅鼎祚，其中的一部是《安徽文学史》；[1]单篇论文近二十篇，硕士论文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其他讨论梅鼎祚的论文也不少。单就《八代诗乘》来说，把《八代诗乘》单独成章节来讨论的，只有一篇，即复旦大学博士生杨[的论文《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概说》。复旦大学博士生陈晨在其博士论文《梅鼎祚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研究》中，分批次地分别介绍了《汉魏诗乘》和《六朝诗乘》（合称《八代诗乘》）。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陈晨和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的赵娟，两人在《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中也着重介绍了《六朝诗乘》及其意义。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综述：
1 作者生平及著作研究
1.1 生平
徐朔方先生的《梅鼎祚年谱》[2]是迄今为止对梅氏生平研究最为详细的文献资料，[3]它使我们对梅鼎祚先生的生平有了更为鲜活的、立体的认识，为我们研究梅鼎祚及其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慈瑶在硕士论文《梅鼎祚研究四题》中，对梅鼎祚年谱进行了细致的补正。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博士生陈晨在《20世纪以来梅鼎祚研究综述》的“梅鼎祚生平研究”中，又对学术界对梅鼎祚生平的研究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刻详细的梳理，其中至少提到了七位学者以及著作来罗列有关梅氏的生平，这里不再重复介绍；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在其论文《梅鼎祚与的乐府题解批评》中也对梅鼎祚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田璞、查洪德在《梅鼎柞和他纂辑的》中，更是从***治上和思想上来深入解剖了梅鼎祚先生；苏州大学中文系的陈桂生在其论文《论梅鼎祚及其》中，也详细陈述了梅鼎祚及其父亲，梅鼎祚少年时期以其以后的仕途等，这些都对我们了解梅鼎祚进而了解其诗文选集的编选思想极有帮助。
1.2 著述
有关梅鼎祚先生的著述，山东大学教授何朝晖，在《晚明落第士人的著述出版活动――以梅鼎柞为例》一文中，根据史籍著录和目前存世情况两方面对梅鼎祚先生的著述进行了总结，并从梅鼎祚的著述活动中洞悉晚明藏书流通情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慈瑶在硕士论文《梅鼎祚研究四题》中的“研究缘起”里，也较为广泛地介绍了梅鼎祚先生的著作，并罗列的梅氏这些著作所背负的争议和批评。其中虽然不甚全面，但是也为笔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他可以考证梅鼎祚著作的零散论文也有不少，不再一一罗列。
2 《八代诗乘》成书研究
有关《八代诗乘》的成书，笔者综合其他资料，做了如下梳理：
万历年间刊行的《八代诗乘》，共四十五卷，为宁国府推官史元熙所刊。该书并非一次辑录完成的，梅鼎祚首先着手纂辑的是《汉魏诗乘》二十卷（附《吴诗》一卷），初步编选是在万历十一年，正文部分题“宣城梅鼎祚禹金编校”（卷首有《汉魏诗乘总录》，题“宣城梅鼎祚辑”）；后期他又编纂了《六朝诗乘》二十五卷（附《六朝诗乘末卷》一卷），于万历三十四年刊行，正文部分题“四明史起钦[3]裁正，宣城梅鼎祚选辑”。两书合称为《八代诗乘》，合刊本中卷首有《八代诗乘总目》，题有“明四明史起钦[4]德明裁正，宣城梅鼎祚禹金纂辑”。
3 《八代诗乘》影响研究
笔者对四库馆臣于《八代诗乘》“仅汉魏全录，晋宋以下皆从删节，已非完备之观”的说法，尤其是对《汉魏诗乘》“意欲补冯氏阙失，然真伪杂糅，失于考证”的价值评价委实不敢苟同。梅鼎祚编纂此诗集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读者提供详尽的文献资料，而是让我们学会裁断、批评和鉴赏。“乘”，是史传别称，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的历史观。正如《汉魏诗乘序》中所言：“其名曰乘者，以其评骘论世而名之也。”[5]《八代诗乘》除汇集了历代评论之外，还有自己的评论，体现了他的编纂思想，给后世学者考察类似选集带来不少帮助。《八代诗乘》还收录了其他诗文选集未收录的诗集，这对后世学者考证诗歌渊源极具说服力，更有利于读者拓宽眼界、活跃思维。
4 开拓空间
近年来，学界对梅鼎祚及其著作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者们也从不同的维度来对梅氏展开研究，但是对于《八代诗乘》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尚未完全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目前对《八代诗乘》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成书研究逐渐转向艺术特征研究以及价值研究。例如，陈晨从“文献”方面来比较了《汉魏诗乘》和《汉魏诗纪》，还有学者从诗史分期、时代特质和诗体演变方面[6]来揭示六朝诗歌的发展。然而，梅鼎祚的大多数诗文集都因过于庞大而无人问津，《八代诗乘》虽得以为人所知，但是至今尚无学者去整理、点校，因此若想深入研究《八代诗乘》，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梅鼎祚及其《八代诗乘》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丰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友冰，刘良***.安徽文学史（第二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3] 李慈瑶.梅鼎祚研究四题[D].浙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1.
[4] 黄虞翟.千顷堂书目（地理类中）[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梅鼎柞.四库存目丛书补编影（汉魏诗乘）[M].万历十一年刻本.
[6] 陈晨，赵娟.《六朝诗乘》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在希腊神话的人神奇境里，建有一套隐喻性的世界观，“金羊毛”像是某种“信物”，象征着通过无数艰险和努力后最终取得的成功和胜利。一代国学大师钟敬文老先生就曾经“决心要去寻找学术上的‘金羊毛’”。可以说，“寻找金羊毛”已经成为一种探索真理、执着敬业的生动的文学表达。而在我国的民俗学界、也有着这样一位寻找“金羊毛”的著名民俗学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思炎。
陶思炎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受古都文化和秦淮市井风俗的熏染，他自幼对中国民俗文化情有独钟。他曾先后在中国的三所著名大学分别攻读建筑学、中国语言文学、民俗学。在上大学之前，陶思炎还在苏北农村“插队”当过农民，后来又到工厂做过工人，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学科的知识积累为他的民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神话学尚未在中国学界成为“显学”之时，一篇题为《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的论文引起了广泛注意，该文还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为教材，其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后来的几年，又见到该作者的《神话文体辨正》、《是神话和童话的交融吗》、《五代丛葬品神话考》、《试论神话的语言》、《鱼考》、《论水难英雄》等十数篇论文接连刊出。由此，学术界知道了这样一位专注，执着的青年学者――他就是陶思炎。1987年，陶思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师从张紫晨教授。3年后，陶思炎完成了洋洋12万字的《中国鱼文化》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也是中国较早一篇民俗学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以后，陶思炎到东南大学任教，继续着自己的民俗学研究。多年以来，陶思炎一直活跃在国内、外的民俗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多次赴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出席会议、合作研究和田野考察。
1996年陶思炎获日本学术振兴会长期项目，于1997年赴日本进行将近一年访问研究，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和宗教学研究室铃木岩弓教授合作，完成了题为“中日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项目。他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县、山形县、青森县、岩手县、福岛县等地开展了有关宗教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并在东北大学、驹泽大学、仙台市民俗资料馆做了学术报告，还参加了日本民俗学会的年会、日本印度学宗教学年会等高层次的学术会议，在印度学宗教学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江南的民间信仰”的学术报告。在日期间，他还和留学生、访问学者一道，受仙台市日中友协的邀请和安排，到乡村农家住宿和参加农村文化活动，积极推进中日民间的友好关系。
在陶思炎看来，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最好的社会服务方式就是向民众普及渐渐被淡忘的民族文化知识，并为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把握方向和献计献策。
陶思炎教授给***府的提案大都旨在留住中国传统文化记忆，推动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当代的文化建设。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借助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发表有关民俗知识、文化保护、文化开发的意见，并对社会上歪曲、伪造、附会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说法和做法提出批评，在一次他主讲的公益性文化讲座上，前来听讲的南京市民竟多达1300余人。他曾在中央电视台4频道主讲“元夕民俗”，受到普遍关注，还在江苏电视台12集的《漫话春节》节目中主讲传统民俗，该片荣获部级的专题片奖。最近，陶思炎还担任了100集专题片《南京民俗》的总顾问，并任文稿的终审。
近年来，陶思炎教授从书斋中走出来，关注民俗文化的应用。他曾经向南京江心洲乡等地区提出了发展民俗旅游的建议，并为该洲策划了一系列小型民俗博物馆，该景区建成后仅一年即被评定为国家AA级景点。此外，陶思炎还为南京高淳老街、天目湖风景区、江南水乡周庄等地提出民俗开发的意见，为当地发掘本地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我的同事列扎年科先生56岁了，已经开始谢顶，但饱满的天庭传示的不凡才情、深沉的眼睛送出的智慧的光芒，使其儒雅之风仍显得很有生气。
列扎年科自谓“半路出家，自学成材”。他早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程学院，曾是一名很不错的电气工程师。后因对外国语兴趣浓厚，而最终转向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1978年他在莫斯科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自1980年在国立基辅大学担任副教授。他通晓多种语言，日语、西班牙语尤精，熟识汉字，著作颇丰（1976年即有大部头的语言学著作问世）。论象形文字领域的造诣，可以说全乌克兰罕有其配。他悉心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象形文字偏旁之形义组合关系》显然有着深厚的学养基础。
获得副博士伊始，列扎年科就瞄准了下一个目标――博士，开始收集整理以汉字为主体的现代象形文字资料。他的研究方法是很特别的，他曾自己谑称为“把汉字掰开来看的人”，因为对汉字的形、音、义三素，他只探究形和义的关系，对其音则置之不顾。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直至前年方成篇定稿。其间曾至少对论文动过四次大手术，细枝末节的修改则难记其数。他不断把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也不断吸纳国内外学术界的新营养。但当时列扎年科并未提出学位答辩申请，想来可能是虑及极为严格、几近苛刻的学位审查程序，因为论文稍有闪失，就可能“胎死腹中”――一旦在答辩前的送审阶段受到或此或彼的指摘，就将前功尽弃，切莫说答辩告吹，连再申请的机会也渺茫了。这种遗恨终生的事，在前苏联是屡见不鲜的。故而必须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以千虑一得，求万无一失。
他终至去年4月初提出了博士答辩申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列扎年科在那段时间里寡言少语，但看上去倒是踌躇满志，成竹在胸。他对我说，自己从未泯灭追求这一崇高荣誉的热情，也从未放弃过为获得这一学位应须承担的努力。现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博士论文，乃是一部由密密麻麻的铅印字母、数以万计的手书古文字（以篆书为主）、现代汉字和各式各样的***表以及广征博引的数百篇文献的目录集成的皇皇431页的宏篇大论。
按照程序，须先由东方学系专业委员会初审。该系语种较多，教授们术业各有专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汉字“目不识丁”，然而因为该论文论及欧洲人对象形字的审美心态和由象形字生发的想象与联想，并且运用了欧洲语言学界熟悉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所以引得教授们谈兴不淡。列扎年科更是高谈阔论，从汉字谈到日本的“国字”，又谈到美索布达米亚楔形字、中美洲马亚文乃至古埃及圣书字，一个人就洋洋洒洒“论“了一个钟头。
四月的基辅，正是“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举行正式答辩当天的大会议室却是春意盎然。来自乌克兰有关高校、科学院远东研究中心和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所的语文学家以及副博士生50余人济济一堂，正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场的布置很是简朴，***先生座席前的黄色紫罗兰一枝独放，算是唯一的点缀。
首先由申请人介绍论文。列扎年科乃“怪杰”也，平时不大修边幅，可今天也是新装加身，领带鲜艳。只见他稳步走上讲台侃侃而谈起来，有时还在黑板上描描画画。台下的教授们根据他的解说，不时质疑问难。列氏则是从容自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尽管宽阔的额头上也沁出了晶莹的汗珠。接着，答辩委员会成员依次宣读评语――说是评语，其实不如说是大块文章，听来不免觉得冗长，好在至少使人感觉无敷衍之嫌。而后进行自由发言，据说有价值的意见也由秘书细录在案，以备查考。我也作了发言。当我走下讲台时，会议***特卡琴科教授和学位申请人与我亲切握手，表示感谢。这一特殊礼遇，大概是因为只我一人来自现代象形文字文化圈，而且是来自汉字的故乡。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只需三个月
克里斯蒂安·阿尼西很聪明，有点太聪明了。除了搞定一篇篇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外，他没习惯其他东西。四年前，写完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后，成了博士的他向一家出版社求职，结果被拒。“对那个职位来说，我可能学历太高了。”他推测，自己当时要的工资太高，要求太多。
在一本人文社科类专业期刊上，他看到了组织的广告。当时在德国，这样的组织大概只有少数几个。他的第一份活儿是份家庭作业，然后大单子一个个来了：法学、***治学、企业经济学、艺术史和社会学的博士论文。“发现新东西的感觉太好了，其他职业不能让我了解这么多领域的知识。”他说。
他经常只会被告知研究领域，主题和具体问题都由他自己定。大多数时候，他不知道学校、导师和“客户”姓名，只在必要的时候通过邮件和雇主秘密联系。但在字里行间他也看出：“这是些对知识没什么追求的人。从他们的拼写错误中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如此，阿尼西还是要尽力让他们得到学位。
这个清瘦的年轻人看起来有些超然，抓住事物的根本是他的方法。如何这么快就能搞清楚一个新的话题？“这当然需要有高水平的通识。对有兴趣的东西，我会看百科全书，消化专业术语，然后搭建框架，一页一页往里填充内容。”
阿尼西写自己的博士论文用了五年，投入了大量汗水、热情和奖学金。而现在，他完成一份论文只需三个月。
对学位的贪欲越来越大
阿尼西并不感到奇怪。“教授对他们的博士候选人照管有限。”他猜测，给他单子的始终是同一拨人。“一个真正的博导平常跟他的博士候选人交流时应该就能看出，眼前这个人是否能写出这种风格和学术水平的文章。”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罪恶感。他说：“如果大学能正常运转，我的工作根本就不会存在。”
阿尼西不需要外界的认同，也不需要那些学位，他付出的劳动得到了报酬。每一页论文的价格在60至100欧元之间，其中将近一半会被中介机构抽去。对于一些特别难的题目，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在德国，对学位的贪欲还在增长：2000年以来，阿尼西这样的论文者数量增加了，价格下降了。
德国最老也是最大的中介机构已经存在了20多年。由于一家竞争对手在柏林州法院一起审判中的举措，它不再提自己雇员数量。“详细数据我没法说，”这家企业的创始人说，“但要说有上万名雇员是绝对可能的。”
他在网站上将自己这个机构称为“科学文章与写作办公室”。他说，这里的工作不是为懒惰的利欲熏心者写毕业论文，而是为企业和大学写相关应用文。比如制药业的医学研究报告，具体是谁写的“完全无所谓”。而在语言、文学、音乐或者艺术学领域，大学研究人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向他们求助。
其他机构公开做广告表示，它们可为过分操劳的科研人员减轻负担。不过，它们仍然会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例如要求客户事先签署一份声明，称文章只被用于练习目的。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它在去年的一个审判中指出，所有参与者都清楚，这些论文会被提交。法院表示，是一种“被禁止的服务”，“违背了良好道德”。
职业生涯许可证
按照考试规则，的客户至少承担被剥夺学位的风险，很多时候还有高额罚金。大多数大学要求学生写声明表示论文是自己***完成的，这种声明在法庭上也有效。“我觉得这很好，学术根本不是什么儿戏。”阿尼西说。他这样说是严肃的。这位“”很鄙视这个体系，虽然他从中得到了利润。
阿尼西对“”行业感到羞耻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创作很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只是为职场人士提供了通行证。他盘起双腿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在职场上，是我推了那些饭桶们一把。”
很多人已在职业生涯中摸爬滚打许久，拿着高工资，需要学位来让自己继续向上爬。一份论文2万欧元，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就这样，多亏了像阿尼西这样的人，富者愈富。“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性，人，博士论文。在资本主义钟摆中，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
“大学是一个近亲繁殖的卡特尔”
这是一份没有同事、领导，也没有私人交往的工作。实际上，阿尼西从来不需要脱掉家居拖鞋。作为生活调剂，他找了份在业余剧社当导演的工作，每周有两个晚上排练。没有比这更适合他的主业了。专栏作家？他太没名气；出版社编辑？学历太高；记者？他的兴趣太科学化了。
在大学教书，他也没有兴趣，因为那样就必须放弃很多其他专业领域。在他学习的哲学领域，生活不稳定是普遍现象。此外，在那个圈子，人们只想要专家。在大学，他这样的兴趣不专一者无人过问。在浮华的市场上更甚。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理论建设；创新；发展；学科进展；学科建设
中***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从2011年11月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第七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到2012年10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第八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有了新的进展。除了下述内容外，这种新进展也表现为：我们学会的会刊《艺术百家》自2012年成为CSSCI来源期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艺术学研究”栏目（主要刊发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相关学术论文）在2012年入选“***名栏工程”。
一、艺术学理论的基本队伍
艺术学理论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的成员，以及所有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或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学者是艺术学理论的基本队伍。
艺术学于2011年升格为学科门类后，经过各单位的申报、评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年10月颁布了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的名单。在艺术学门类的5个一级学科中，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最多，为20个。其他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数目是：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远远超过博士点。
拥有艺术学理论博士点的20个单位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2012年7月9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评审会，这是2011年***学位委员会将学科目录由原来的12个学科门类89个一级学科调整为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后，第一次开展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评审。艺术学门类作为新增加门类，首次单独设立评审小组。艺术学申报博士后流动站数28个，占总申报数的3.35%。
由于艺术学包含5个一级学科，原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站单位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学术水平较高、科研实力较强的一级学科，申报确定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不参加评审，由有关部门直接确认。例如，中央戏剧学院选择戏剧与影视学为确认流动站。它同时可以申报增设流动站，它申报的是艺术学理论。增设流动站不限名额，符合条件就可以评上。原来没有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只能申报新设流动站，新设流动站有名额限制，申报难度比增设流动站大得多。由于很多有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在确认流动站外，又把艺术学理论作为增设流动站申报，所以，在艺术学5个一级学科中，艺术学理论博士后流动站最多，为12个，它们的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在全国110个一级学科中，每个一级学科平均拥有博士后流动站约为24个，艺术学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的数目为全国一级学科拥有博士后流动站的平均数的50%左右。
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数量，在艺术学的5个一级学科中均居第一位，这对艺术学理论的内涵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问题是把艺术学理论等同于各种门类的艺术理论，也就是等同于美术理论、设计理论、音乐理论、戏剧理论、影视理论等。有的学校有艺术学理论和设计学博士点，在招收和培养博士生时，他们把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艺设计方向的博士生放在设计学中，而把设计理论、设计史方向的博士生放在艺术学理论中。这种做法当然不妥。多年来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艺术学理论是对艺术作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而各种门类的艺术理论研究某种具体的、特殊的艺术。并且，就设计学的博士生而言，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艺设计方向的博士生所从事的仍然是理论研究，而不是进行实践创作。这些学校的教师很少参加我们的会议，所以认识还相当落后。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语言文学对艺术学理论的入侵。有的学校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点设在文学院，我们欢迎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但是，不能让中国语言文学完全替代艺术学理论。有的学校艺术学理论博士点的成员全部是中国语言文学各个二级学科如文艺学、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教师，成果也是清一色中国语言文学的。这种情况对培养艺术学博士生显然不利，会造成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的很大伤害。
二、艺术学理论的学术成果
（一）论文
近一年来，艺术学理论的论文分别集中在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方面。
1.艺术理论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很多学者对艺术学升格的意义、升格后的学科建设和专业目录设置、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发展取向、学科属性和价值纬度等进行了思考。这方面的论文有仲呈祥的《当前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彭吉象的《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王一川的《艺术学门下需要艺术学理论吗？》（《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文化部长蔡武的《谋划学科建设蓝*** 求索艺术发展大计――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黄会林、梁玖的《应该有一个***的艺术学理论“方面***”》（《艺术学界》2011年12月第六辑），王廷信、岳晓英的《艺术学的升级及其意义》（《艺术学界》2011年12月第六辑），贾涛的《从诗意栖居到艺术生活――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取向》（《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李荣有的《纠结与机遇同在：艺术学该怎么办？》（《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金雅的《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属性和价值纬度的思考》（《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邢莉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李丕宇的《论艺术学门类的内涵与学科、专业目录设置》（《艺术探索》2012年第1期）等。
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艺术理论的学术积淀，是在我国现当代艺术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梳理和整合他们的艺术学观点、论述我国现当代艺术学的发展史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我们的艺术理论要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必须构建民族化的艺术理论体系。我国的艺术理论长期以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影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面临着中国化的建设问题。这方面的论文有：夏燕靖的《钩沉与还原：中国现当代艺术学史的多视域整合》（《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王宜文的《构建自觉的民族化艺术理论体系――黄会林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涂途的《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1期）。
2.艺术史
艺术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中外艺术史观念的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刘铭的《论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观》（《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曹意强的《艺术的构建性与世界艺术史大会》（《美术研究》2012年第1期），吴衍发的《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分期思想的考察与反思》（《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李娟的《本雅明艺术史观的技术视角》（《艺术教育》2012年第3期）。第二方面探讨了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意义、价值。这方面的论文有顾平的《艺术史研究中的艺术考古学方法》（《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赵刘的《从艺术二重性看艺术史发叙事模式》（《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翁再红的《艺术史的权力与艺术的经典化》（《临沂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
与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相比，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的论文较少。艺术批评的主要论文有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王一川的《通向公民生活的艺术批评》（《艺术评论》2012年第3期），凌晨光的《艺术批评话语与视觉喻》（《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王列生的《艺术物化与艺术批评“被物化”》（《艺术评论》2012年第4期）》等。艺术管理的主要论文有田川流的《艺术管理的当代使命与基本原则》（《汕头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张伟的《面向市场的艺术高等教育――“首届国际艺术管理专家论坛”会议综述》（《艺术学界》2011年12月第六辑），王希俊、李精明的《当前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缺陷及其重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张力的《艺术管理专业的项目化教学模式思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年第2期），高迎刚的《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等。
（二）著作
著作包括译著以及专著和研究报告。
1.译著
译著中艺术史的著作最多，如史蒂芬・法辛的《艺术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希利尔的《希利尔讲艺术史》（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约翰・基西克的《全球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皮埃尔・拉迈松的《艺术插***史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不过，国外的艺术史著作实际上只是美术史、或者广义的美术史（包括建筑史）著作。而不是囊括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史著作。国内有的艺术史著作把艺术史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门类艺术史如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戏剧史、建筑史等的集合。我们的艺术史观与此不同，我们把艺术史理解为整体的、宏观的艺术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各种门类艺术史的集合。
3.专著和研究报告
在专著和研究报告方面，艺术理论有段炼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视觉文化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陶宇的《艺术理论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赵农的《民间艺术概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等；艺术批评有汪***的《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艺术管理有王希俊的《艺术管理》（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的《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刘昂的《民间艺术的产业开发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三、学会所属专业委员会的活动
2012年6月16日至19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年会暨“文化遗产保护与资源利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艺术学院召开。来自全国30余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资源利用，并研究了艺术管理的学科与专业建设。
在文化遗产方面，会议讨论了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以及如何开发利用这两个问题。对于“什么是文化遗产”，与会专家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界定。有人认为，文化遗产是“传统”的存在方式：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园林、石刻等是凝结在历史产品中的传统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实文化运作中的传统，它们更多地是以技术、活动、过程等方式展现自身，以音乐、舞蹈、戏剧、工艺、口传文学等方式为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现实，它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掌握在民众手中的乡土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现实与当下社会语境中的多种民俗事象杂糅共处。
会议在探讨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和态度时指出，应该把“保存”与“保护”两者在语意上加以区分。“保存”要求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来的样子和状态，主要针对物质文化遗产；而“保护”则强调传承精神，不排斥开发性的传承，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要分开，可以两条线并行发展，关键要对文化遗产进行准确定位，确定哪些适合传承，哪些适合开发。
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会者们坚守着传统的人文主义立场，从文化自觉和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的高度，审视了当前文化遗产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在当代文化产业的驱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文化样态的变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生态环境和存在方式后，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走向衰落。而另外一些则在新的生存环境下获得提升，还有一些在传承过程中，与相近和相关的文化样式融合，产生质变，生成一种新的文化样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要在选择、慎重和适度的原则下进行。在文化遗产的开发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两个方面。建设性破坏，如新农村建设中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国家大型建设项目的影响；保护性破坏，如旅游业的过度开发，高科技手段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管理体制的不完善等。因此，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一部分学者建议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也成为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议对艺术管理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包括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界定、艺术管理的国内外发展动态，以及艺术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科目标上，会议强调，艺术管理既要加强理论建设，又要注重实践运用，艺术管理是面向艺术实践的管理。在学科内容设置上，艺术管理要充分考虑到各门类艺术在艺术管理中的具体性，强调艺术管理不能是空洞的理论架构，而是基于各门类艺术基础之上的综合艺术管理。艺术管理既要综合、宏观，又要微观、细化。
四、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竞争
不仅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经常处在与其他一级学科的交流和竞争中，而且艺术学门类也经常处在与其他学科门类的交流和竞争中。在这种竞争中艺术学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正视和分析。
2012年7月在北京评选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各省市自治区按照***分配的名额上报参评的博士论文，***评估中心组织通讯评审。每篇论文由11位专家评审，专家对论文打分和写评语。***至少要回收9位专家的评审意见，通讯评审方才有效。在通讯评审中获得通过的论文，它们的篇目可以上会，但是，它们还不算入围。入围的论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得分的平均分在80分以上；2.平均分在本学科门类参评论文的排名中位居前60%。入围的论文参加会上评审。对于篇目上会、但未能入围的论文，如果确实优秀，经过评审组同意，也可以视同入围论文参评，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是在理论上存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
艺术学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4个学科门类在一个组评。入围的论文33份，艺术学仅有1份。艺术学篇目上会的论文有5篇，但是80分以上的只有2篇。由于评审的是两年前的论文，艺术学还是文学的一级学科，得分能够进入文学门类论文排名前60%的只有1篇。也就是说，艺术学入围的论文只有1篇。33篇入围的论文评出8篇，约4篇评1篇。艺术学只有1篇入围，当然就不能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有十几篇论文入围，评出3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在通讯评审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对各自学科领域的论文打分。据观察，中国语言文学通讯评审专家一般在80至95分的区间内给论文打分，而艺术学通讯评审专家一般在70至85分的区间内给论文打分。而***按照各学科打分的成绩统一排队，这样，艺术学的论文就会排在后面。
2012年7月在北京还评选了长江学者。文学、历史学、艺术学3个学科门类在一个组评审。先期进行了通讯评审，有40多位学者入围，他们的名单按照得分的高低排序，被提交到会上评审，共评出15人，只看条件，而不考虑学科分布。通讯评审的排序对会上评审至关重要。艺术学有多位学者入围，但是他们得分较低，在入围人员中排名靠后。结果，艺术学只评出1名长江学者，远远少于文学学科。艺术学的这位学者是在设计学学科中申报的，他并不在艺术院校工作，而在城市与环境学院工作。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梁发（1789～1855），又名梁亚发，广东高明三洲古劳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1岁就学于私塾，15岁到广州谋生，初学制笔，继学雕版。1815年应邀偕英国传教士米怜到马六甲从事印刷工作。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日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梁发先是担任刻印工作，继而协助撰稿，在该刊发表过不少宣传教义的文章。1855年4月12日，梁发病逝于广州。
中国第一个女报人
裘毓芳（生卒年月不详），字梅侣，笔名梅侣女史，江苏无锡人。1895年11月，与叔父裘廷梁合作，在无锡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五日刊），第五期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主持该报编务，从此开始了新闻生涯。1898年7月，她担任了上海《官话女学报》（旬刊）的主笔。同年8月，她与叔父裘廷梁一起，还以《无锡白话报》馆为发起单位，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白话学会”。
中国最早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
胡***之（1889～1949），名霖，字***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1911年回国，1912年起在《大共和日报》任职。1919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并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1920年回国后，参加《新社会报》工作，任总编辑。1921年创办“国闻通讯社”，自任社长。后接办《大公报》，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1949年病逝于上海。
中国第一位新闻摄影记者
郎静山（1892～1995），浙江兰溪人。自幼喜爱摄影，1910年到上海《申报》馆业务部任职，工作之余也时为《申报》拍些新闻照片。1928年，《上海时报》从国外引进制作新闻照片的机器，郎静山应聘成为该报的新闻摄影记者，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摄影记者。之后，他与胡伯翔组织了中国摄影学社，举办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摄影展。1995年病逝于台北。
最早到国外学习新闻学课程的中国记者
林白水（1873～1926），初名獬，改名万里，字少泉，号退室学者、白话道人，中年后笔名为白水，福建侯官人。1903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律时，兼修新闻，成为中国在国外选修新闻课程的第一人。林白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创办了《公言报》、《社会日报》。1926年8月6日因发表文章《官僚之运气》，被奉系***阀张宗昌杀害。
最早被杀害的中国记者
沈荩（1827～1903），原名克诚，字愚溪，又字禹希、北山，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积极参加维新运动。1900年应聘为一家日本报纸当记者。1903年，清***府与帝俄***府商定了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税权及其他领土的《中俄密约》七条。沈荩从相熟的亲贵大臣处得到全文后，通过国内外报刊详为透露，使清廷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舆论为之哗然。因此受到清廷的忌恨，1903年7月被捕，判处“杖毙”，死得极惨。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驻外记者
李何（1918～1962），原名洪履和，福建省福州人。1938年从武汉到延安，不久参加了中国***。同年冬被派到***工作，改名李何，任《***日报》国际版编辑。1946年2月回到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50年3月，新华社在莫斯科建立了新华社的第一个驻外记者站，李何和夫人瞿独伊（瞿秋白之女）一起被派往莫斯科担任特派记者。1954年，又兼任《人民日报》驻苏联记者。1958年回国，任《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1962年在北京病逝。
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
童兵（1942～），原名童宝根，浙江绍兴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师从甘惜分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获文学（新闻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4年攻读在职博士学位，1988年通过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的答辩，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现为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女博士
郭镇之（1951～），生于江苏镇江，1951年到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采编专业，一年后破格录取为研究生。1982年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方汉奇教授。1988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为《中国电视史稿》，获得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
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后
陆地（1964～），祖籍安徽固镇。1981年起，先后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读，1999年获文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作为我国第一个计划内全脱产新闻传播学博士后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电视产业方面的专题研究。曾在蚌埠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电视台等单位任记者、编辑、秘书等职。著有《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并参与研究和制定国家广播影视科技发展“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
中国首批网络记者
1999年12月2日，《人民日报》网络版派出记者王淑***、罗华赴澳门采访澳门回归，他们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协调《人民日报》赴澳门采访团记者的文字、***片报道，及时发回网络版以便上网；二是自己采制文字、***片和音视频新闻，专供该报网络版“澳门回归”专题使用。因此，王淑***和罗华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派出的网络记者。
第一个名字被用作街道名称的中国记者
许宝健，《经济日报》记者。1992年5月，他采写的《从孟楼到孟楼》的长篇通讯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后，引起了豫鄂两省的强烈反响，两省省委书记分别到实地考察并作批示。1992年5月28日，河南孟楼规划的15条街道全面贯通，为感谢记者，便把新建连接两个孟楼的街道命名为“宝健路”。
中国第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徐曼（1940～），原名徐乃文，播音用名徐曼，山东掖县人，女。196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1961年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任播音员。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对台湾广播“空中之友”节目，徐曼担任了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这档节目深受台湾同胞的喜爱，被誉为“和平的使者”、“知心的大姐”。
中国第一个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