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武陵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问题；对策研究；社会学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进一步治理“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其目标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余、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武陵民族地区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同区域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实践时，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搞好新农村建设的后续工作，以避免少走弯路，这是由事物发展的两面性和辩证关系所决定的。笔者以恩施市新农村建设为个案，从社会学的视域观察分析武陵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一、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基于对恩施市新农村建设的调查
1．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恩施市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直辖的两个县级市之一，是恩施州委州***府所在地，是恩施州的***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湖北省西南角，总面积3970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16．5％，是一个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的多民族山区县级市，多次被国家列为扶贫开发重点县(市)之一。在这个山地杂居的多民族山区，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恩施市以秀美的自然风景(如龙洞河、恩施大峡谷等)、独特的民族风情(如哭嫁、跳丧舞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如连珠塔、土司城、******陵园等)享誉天下，有着丰富的旅游开发资源。其经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有烟叶、茶叶、畜牧业、水果蔬菜、药材等五大特色产业；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薯类为主；工业主要以水电、富硒食品、药材、建材等为龙头，发展比较迅速。自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以来，该市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在恩施州委州***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稳健地推进社会各项工作，有力促进了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不仅社会稳定、运转良好，而且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充分调查和比较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恩施市委市***府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提出了在全市建设以“沼气池”为核心的生态家园文明村的总体思路，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改三建两提高”和“五化”，从而“以点带面、突出重点”。经归纳整理，其具体实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五改”即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2)“三建”就是“建沼气池、建农家房舍、建设致富家园”，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3)“两提高”就是指不仅要按照“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来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提高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要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来提高农村文明程度；(4)“五化”是指“1+4+x”村务公开模式把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摆在首要位置，通过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农户庭院美化、村组道路标准化、农村思想教育深化、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的目标，从而把新农村建设落在实处。
3．新农村建设的***策保障
2005年恩施市委市***府在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部署中出台了《关于生态家园文明村建设的决定》，全市上下按照“***府引导、专家指导、部门帮扶、干部带头、群众参与”的要求，全体人员都加人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据调查，该市采取了一系列***策措施保障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序开展，其主要做法：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实施分级责任制；二是基于相关制度设计实施***策激励，推行单位“对口帮扶”制；三是强化“典型示范”作用，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四是强化以沼气技术为主的相关技术服务等。
二、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恩施州委州***府的正确领导下，恩施市全力推行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诸如“农村生态环境及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农民增收”等显著绩效。但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治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协调发展过程，这样在相关***策的落实及具体实践中不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这应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1．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理解不透，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等同于“新村”建设
调查结果表明：在具体进行新农村建设时，一些基层干部不能从内涵上理解“新农村建设”，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仅仅着眼于“新房屋、新设施等”硬件的改善和建设，开展所谓的“新农村示范性建设(空心村的前兆)、农家乐、农村文化广场等”形式化的东西，没有从内涵(如农民素质)上推进新农村建设。事实上，新农村建设是“四个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房屋、新环境、新设施”等硬件建设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部分内容，关键是要在农村新风尚营造的基础上来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使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2．把新农村建设视为***府的事情，忽视农民的主体性
如前所述，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任务艰巨，必须由***府引导并协调好各方面积极参与，***府“进行科学规划、注人资金、进行项目建设等”是其应尽的职责。但是，若把新农村建设看作***府单方面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很片面的，不应忽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因此，各级***府应基于农民的主体性和首创精神来有效引导并激励农民积极地、主动地投人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去。当然，由于民族地区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性，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推进应与农村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新农村建设“克隆”，***绩形象工程“争功”
由于不同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状况(自然区位、交通、气候等)的差异，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和所面临的问题必然有所不同。但在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各地新农村建设却忽视了自身的能力和特色，“盲目模仿”兴建新村，搞“一刀切”事实上，不同区域的新农村建设应保持和发扬自身特点和优势，选择并创建不同的新村模式——丰富多彩的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有城市景观，更应具有其独特的田园景观和人文景观，以防止“克隆”。同时，***府在规划新农村建设时不仅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盲目“大包大揽、包办代替”地搞“样板工程、重点建设示范工程”，避免农民以往的“三怕”(怕敛财、怕强迫、怕折腾)再次出现，而且要保持新农村科学规划及***策的连续性，不能把新农村建设当作***府和领导的面子工程，更不能只顾“***绩第一”而忽视不同区域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和实际发展水平，大搞“劳民伤财”的“***绩”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要问题虽然是在恩施市深人调查及理性分析后的归纳，但在武陵民族地区这种情况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系统性和全方位性，各级***府在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时，应结合当地“三农问题”的自身特征和实际情况做深人地调查和研究，从而更科学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
三、几点思考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教学改革；主体
中***分类号：G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261－02
一、参与式教学的做法及特点
在教育界有一句话“我听，我忘记；我看，有印象；我做，我记住。”传统的教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教师忙着讲、学生忙着听写记这样单向的教育方式只能是“我听，我忘记；我没做，我忘记。”
参与式教学是素质教育理念在课堂教学中具体实践的新型范式。教师走下讲台与学生平等交流，学生由教学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这种方法能够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使教师能够更加直接的了解学生的水平和需求，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解、查阅、组织资料和敢于发表自己看法的能力，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胆识。可以说，在这种教学范式下，将学生放在教学活动的中心舞台，把课堂的主动权完全交给学生，真正的体现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实现真正的“学习”，从而使教学活动达到预期的目的。
基于参与式教学法的以上特点，在《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中加以运用，可以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动的局面，通过参与加深对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起到提高能力的作用。
二、参与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实施过程
《农村社会学》课程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自从开始讲授《农村社会学》课程以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深深感觉到这门课程实用性很强，如果按照老师讲授、学生学习的传统教学方式进行课堂教学的话，往往忽略了和学生的交流，很难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在教学理念上始终灌输应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学生将来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应在基础知识教学的基础上注重学生***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培养，运用参与式的教学方法对知识进行延伸和拓展，从而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精心设计讨论题目，指导学生做好参与准备
学习从问题开始，在指导课程预习的问题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农村社会学》教材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将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讨论题目的设计和选择同时做到时代性、新颖性、趣味性相统一，借此吸引学生去熟悉教材，思考问题，并能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主动地解决问题，初步达到了解内容，感知知识的要求。因此，在学期开始的第一次课，就把整个课程的教学安排向学生解释清楚，根据教学内容设计相关专题问题，根据班级学生情况进行分组选题，提前做好参与准备。如在《农村社会学》的教学课程中，设置了农村文化习俗（包括农村生活城乡差异、农村的传统节日、农村的新风尚、农村风俗等）、农村社会流动（包括劳动力转移问题、民工潮与民工荒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引发的相关问题等）、）农村社会问题（如农村人口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等）以及新农村建设建设的成效、建设的偏差等典型案例介绍等几个选题。然后根据班级情况设置若干组，每组自由协商选题与分工，做好课堂参与准备。
（二）展开课堂专题讨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根据第一次课布置的讨论选题，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协商进行选题和分工后，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查找资料，进行准备。教师在相应的教学内容讲授后，安排小组讨论，向老师汇报该专题的学习成果，由全班分享，其他个人或小组可提问或表达不同意见，展开辩论。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指明问题的性质，思考的方向，肯定学生的新观点，新想法，帮助修正学生不正确的观点。如在讨论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有的小组认为要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资，有的小组认为一味的投资只会使这些地区安于现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还有的小组认为要改“救济式扶贫”为“开发扶贫”，要变“输血”为“造血”……通过学生之间不同观点的争论，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三）增加实践环节，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农村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历来都很重视“田野”调查。作为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元勋的费孝通先生，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成为他的工作和研究方式。因此，在《农村社会学》的教学过程中，坚持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如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章节内容学习时，组织学生到克拉玛依的小拐乡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活动，让学生将课堂上的问题以及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内容与现实情况进行结合，使其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和感受。与此同时，强调在以后的学习中应时刻关注农村社会中的各种现状和问题，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时间到周边农村或自己生活的农村进行实地调研，撰写小论文、社会调查报告和学习心得等，将实践融入在教学之中，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写作水平。
传统教学中，往往用考试来评定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参与式教学要和学生的成绩考核制度配套起来，可以将学生的课堂表现，案例分析，实践调查，课后论文结合起来，采用平时参与表现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形式来确定学生的最终成绩。
三、参与式教学法的效果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授课质量
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听课积极性不高，课堂气氛沉闷，授课的教师和听课的学生之间不能建立良好的互动，势必打击老师的备课积极性，上课也就失去了动力。而教师不认真备课，上课缺乏激情，授课内容就不可能迎合学生的听课心理，学生的听课积极性将会受到进一步地打击，由此导致了恶性循环，必将影响授课质量。
通过学生参与教学，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学生进行分组专题汇报，其他同学参与讨论，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了一个轻松愉快的交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认真思考，动手操作，积极发言，通过主动参与，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教学质量，学生也普遍反映收获更大。
（二）增强学生参与能力，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认知能力
参与式教学能将学生从被动学习的定位中释放出来，有利于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如果在教学中只是一味的按照教材内容体系进行讲授，而没有办法让学生真正了解关于农村社会中的新问题，学生对相应的知识体系不能及时更新，对现实问题很难有清晰的认识。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获得知识，激发同学们积极思考，更重要是是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在学习了相应的内容后，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想法，也希望在老师和班级同学面前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中都能就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在分组讨论中，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最后经过小组内部总结提出每组解决问题的观点并加以正确表述，锻炼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直接兴趣
长期以来，社会上的轻农意识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许多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偏见，存在着严重的专业思想问题，对专业课程学习热情不高，普遍存在着厌学的心理，为专业课程教学带来了障碍。在《农村社会学》的教学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同学都是来自于农村，他们对农村有深刻的认识，通过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加深了对农村现实问题的看法，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增加了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未来的努力方向也有了初步的规划。
参考文献：
[1] 李煜生，姜勇.论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与提高教学质量[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13-14.
[2] 刘金成，林怡.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贸易理论与***策》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商场现代化，2010，（7）：192-193.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上,然后再根据地***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治组织、行***、******、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区;农村社区;新农村建设
中***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4-0036-02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是“共同的东西”的意思。1933年,费孝通等在翻译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首次将Community译成中文“社区”。后来它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
一、农村社区内涵的界定
最先研究农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埃弗里特和拉伯尔•伯德格,他们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社区的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
一些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也给农村社区以各种定义。布尔认为:“乃农业区域中的人群,其区位的大小与单位适足使其居民在团体活动中充分合作。”西姆士认为:“农村社会是由许多毗连而居、具有共同事件的农家构成――其构成的必要事件为目的、信仰、欲望和知识 ――一个共同的交接,即社会学家所称的同心。”桑德生指出:“社区是指同一地区内居民的交感关系及各种社区组织制度而言;在此地区中,居民或散居田场,或散居村镇,为其共同活动的中心。”[2]
费孝通(1947)在《乡土中国》中对农村社区作了精辟的描述: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在费孝通近70年学术探索过程中,农村社区研究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3]
马芒(2005)认为,今天的农村社区与传统的农村社区相比,在内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将农村社区定义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小城镇为中心地,以自身为腹地,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口群体,并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的社区类型。这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社区的实际。[4]
综上所述,所有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都包含了农村社区的显著特征:(1)农村社区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居民聚居的区域。(2)地域广、人口密度低、人口聚居规模小。(3)血缘关系浓厚,人际关系较密切等特征。
二、国外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现状
农村社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建设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案例分析。
(一)欧盟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2005年,当我们正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方针时,欧盟也正在制定它的“2007-2013年农村发展***策”。叶齐茂等人(2006)以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英国等10个老欧盟国家农村社区为调查对象,对那里的社区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欧盟国家的农村社区建设大致情况:(1)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相对城市社区水平低下,而农村社区型基础设施相当完善;(2)农村社区在空间形体上还是农村的,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上却趋近城市;(3)绿色的开放空间、绿色边界和绿带把农村社区发展约束在一个有限的拓展空间里,展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村社区;(4)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民主参与构成了农村社区发展的利益边界等等。[5]
(二)马来西亚的农村建设
马来西亚的农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所以农业***策是马来西亚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主要***策工具。1966―2005年,马来西亚制定并执行了8个马来西亚计划,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韦红(2007)总结出其农村社会***策的特点:(1)农村社会***策与经济发展***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制定大量的专门消除贫困的计划,而是通过为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而这一切都贯穿于农村发展的计划之中。(2)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3)***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这样,私营部门、非***府组织参与***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一方面减轻了***府的包袱,另一方面有助于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农村的社会建设中。[6]
三、国内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研究现状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将建设的重点向广大的农村社区转移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我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等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卢胜(2003)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从城区近郊的农村城市化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城区近郊农村面临的三农问题和存在的特殊问题的论述,阐述了社区进入城区农村的重要性,指出就地城市化是解决城区近郊农村“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而社区建设则是城区近郊农村就地城市化的实现形式和现实选择。[7]
李若青(2006)认为,社区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是积极促进农村、农业、农民工作实效性的最佳选择。农村社区建设将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进行社会各种资源、力量的重新整合,构建崭新的社会管理方式,促进中国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型。要通过***府主导建设农村社区,加强国际组织和非***府组织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完善农村社区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进程。[8]
高强(2006)认为,构建和完善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有赖于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他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内源式”和“外推式”建构模式分析,把社区具体分为城中村社区、城郊村社区、集镇社区、中心村社区和移民社区、撤村改居型社区6种,指出在社区组织重构、社区文化融合、农民社区主体作用强化的基础上,新型农村社区必将会提供切实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早日完成。[9]
徐勇(2007)认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他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主要是通过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以此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农村社区建设也是进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构起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上下贯通、城乡一体的新型的制度平台。[10]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农村社区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
四、国内外文献评述及总结
第一,现存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存在着一些缺陷
我国本领域的发展实践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概念辨识和理念探讨方面,理论体系模糊,实践缺乏支撑。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方面,对农村社区涉及很少。(2)虽然近年来在研究内容和深度上有所加强,但忽视了其内在机理的深入剖析和规律的总结,各个研究方向之间缺乏内在的融合,从而造成学科体系较为松散。(3)没有把农村社区建设和现在的农村建设、改革结合起来。内容和视野狭窄、研究滞后,不能跟上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实践应用的要求。
第二,通过国内外学者在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国外乡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启示:(1)***府应在社区建设中正确定位,系统地认识农村社区建设。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府处于中心地位,***府对社区的干预较为直接和具体,这就使社区建设主体和社区建设行为的行***化。所以明确***府、社区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等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应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做好对农村居民和各类经济主体的示范引导、提供***策服务以及营造发展环境,努力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要把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到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局中去把握和认识,紧紧围绕这两个主题去设计和规划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和目标。(2)树立科学发展观,搞好社区规划建设。社区规划是关系到新农村社区建设能否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区规划,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则,尊重各地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实施村庄改造;既要着眼长远,又要立足当(下转57页)(上接37页)前,还要统筹兼顾,让农村社区建设服从城镇化发展;要尊重民意,科学规划,保持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稳定性和连续性。(3)社区建设要充分重视农村社区自身的能力建设。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以社区建设推进农村的发展,主要是以财***拨款的形式给予资助,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的社区建设过度依赖外部力量,而忽视了社区本身的能力建设。同时,从目前看来,社区建设宣传工作不到位,绝大多数农民没有真正理解社区自治组织是个什么机构,对其成立的目的、工作的职责不了解。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通过更多的社区群众参与获取对社区自身发展的认同和自我选择,形成内生的发展动力和约束力来达到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动力支撑。(责任编辑:云 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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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齐茂.那里的农村社区发展有四条边界――欧盟十国农村建设见闻录之一[J].新农村论坛小城镇建设,2006,(09).
[6] 韦红.马来西亚农村社会***策及其特点[J].当代亚太,2007,(04).
[7] 卢胜.社区建设是城区近郊农村城市化的现实选择[M].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1).
[8] 李若青.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8):7.
[9] 高强.全面小康依托下新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内源式”和“外推式”建构模式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6,(02).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1929年春,从苏联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命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展开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当时陈翰笙聘用了包括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一批人参加调查。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其中不少人因此渐渐成长为中国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事实上,正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这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斯大林妻子的同事
1897年2月,陈翰笙出生在江苏无锡一户书香门第之家。1915年,18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1921年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在北大期间与中国***创始人之一的相识,可说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3月,陈翰笙与夫人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八”反***阀***府的示威游行,成为“三•一八”惨案的见证人。陈翰笙愤怒地写下《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不久,在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了“第三国际”,开始为“国际”的刊物写稿,也开始为“国际”做情报工作。1927年,正在武汉任国民***府外交顾问参与对英谈判收回汉口、九江租界谈判的陈翰笙,突然接到正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避难的要他回京的急电,于是借口“母病”赶回北京,秘密担任与外界的联络员。而陈的“组织关系”,直到1935年才由共产国际经王明、康生转到中共。
牺牲后,处境危急的陈翰笙于1927年春辗转来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会计就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在此间,他与第三国际著名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他认为,中国农业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他自感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所以决心早日返国,对中国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9年春,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蔡元培任命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开展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当时他聘用参加调查工作的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仅就此点而言,陈氏即功莫大焉!
现代方法的中国农村调查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和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因此,陈翰笙们的调查几乎是“从头开始”。
从1929年开始到30年代中期,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
调查的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国民***府行***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
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这些调研活动,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虽然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由土地问题所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
他们的调研结果引起理论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激烈论战。正是陈翰笙们这种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其理论前提的。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担任理事会***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陈翰笙等人创办了《中国农村》,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来研究生产力。
第三,针对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的观点,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70%集中在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村派”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正如稍后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的对象、中国***的任务、中国***的动力、中国***的性质、中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所以,后来在《中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的种种论述。
书生毕竟是书生
在公开主持农村调查的同时,陈翰笙还参加“保障同盟”、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此外,他依旧做地下工作。1929年,他成为著名的“左尔格”小组成员,他的工作,得到了有“间谍天才”之称的左尔格的高度评价。以后他多次出生入死,来往国内外。抗战后期他曾到印度近两年,在英国情报部的远东情报局工作。其间,他却又能不改书生本色,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论著,确实令人啧啧称奇。
1946年,美国成为影响中国***局的重要因素,陈翰笙来到美国讲授印度史,实际受委托担任“中共在美工作小组领导小组”顾问,展开对美工作。他对美国朝野的工作卓有成效,以致后来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曾开始玩笑地说:“美国之所以丢失掉中国,主要是听信了陈翰笙教授的话。”虽是玩笑,却说明了陈氏工作的重要。同时,他认识到人才对新中国的重要,指导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动员大批留学生回到新中国。
1951年初,陈翰笙绕道欧洲回到国内。以他的经历和才干,***力邀他当外交部副部长。不过始终不脱书生本色的陈翰笙此时却不愿“当官”,辞谢了***的邀请。同时,也辞谢了陆定一要他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的邀请。他表示,自己还是希望做研究工作。“书生毕竟是书生!”
由于不愿“从***”,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和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受和老友***之托,创办了英文的《中国建设》。以后,他一直从事“民间外交”和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了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创办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一直未公开中共***员的身份。1957年他在会议上对“反右”曾公开表示不满,自然要被打成“”。***得知情况后马上告知,是亲自指示不能将陈翰笙打成才使他躲过这一劫。
不过,“”这一劫他终未能躲过。“”中他家几次被抄,他也被关进“牛棚”数载,多次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多次被打、被“揪斗”。但最使陈翰笙心疼的,还是身处“牛棚”时,妻子被迫害致死后,他才得以在“组”人员的解押下处理后事。1971年,他被“***”,赋闲在家。从来闲不住的他开始在家义务教一些青年人学英语、德语,他的学生中不少是“黑帮子弟”,其中有“头号走资派”***的两个女儿。在“血统论”盛行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为他担心,他却处之泰然,认为老子有问题罪及妻孥是早该废除的封建株连。
2004年3月13日,陈翰笙以108岁高龄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带走了许多历史的秘密。或许是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对于曾参加过的秘密工作的具体情况,他一直守口如瓶,无论什么人问及,总以“记不得了”应之。随着他的去世,这些都令人遗憾地成为永久的历史秘密。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许多贡献,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论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 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着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 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 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着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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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乡村精英 精英流动模式 精英结构 循环论 再生论
在中国的文化中,自古就有英雄情结。虽然无论在哪个时代,精英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小,但是由于其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使为数不多的精英群体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和优势的乡村能人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农村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和左右农村社区生存和发展的精英群体。伴随着学者们对农村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精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中。
社会学界对乡村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等视角,对乡村社区内部的精英流动模式、乡村精英结构以及乡村精英的角色、地位、功能等领域的研究。
一、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的研究
中国乡村的精英流动模式,是精英研究中学者关注和探讨最多的领域之一。
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精英循环论”和“精英再生论”的争论。精英循环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提出的。他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时发现,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20世纪60年代在匈牙利,在***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治权力的干部。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产生的平等效应,使农村精英出现循环的现象。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他们都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精英的流动模式是循环的,即新的精英来自于旧的分配体制中不占优势的群体。但是,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精英再生论”,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干部权力的作用并不会突然消失,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旧体制中的***治精英,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治资本”,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汉吉斯、斯坦尼斯基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奥伊、怀特和瓦尔德对中国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
西方学者关于精英循环和再生的争论,使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了解的缺乏,急于依据一些有限的资料去建构理论,难免以偏概全。就此,一批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切身体验和独到了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孙立平将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王汉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的研究,认为农村工业化是影响不同地区精英结构和关系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陈光金对私营业主这一经济精英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而发生发展的机制,经历了从以循环为主到以复制为主的变化。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宋时歌提出了“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认为由于干部权力的连续性这种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现象,“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循环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戴建生以著名的江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村庄工业化的进程,村庄精英流动以再生转为以循环为主导,村庄精英地位的获得与维系由组织化过渡到经营化。邓玮认为中国乡村精英表现为从“血统原则”转向“成就原则”、从国家选择趋向社会选择、从一元模式趋向多元路径的流动模式等。
可见,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跳出了西方学者对“循环论”和“再生论”的争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实证研究资料,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理论系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研究的不足,实现了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本土化。
二、对中国乡村精英结构的研究
随着乡村精英的多元化,乡村精英的构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汉生在将中国农村精英划分为******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工业化方式和水平,把农村社区划分为低工业化――低集体化、低集体化――高工业化、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几种类型。陈光金依据不同农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把农村精英也划分为***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此基础上,陈光金把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精英结构划分为金字塔型(一个权力中心)、宗派型(两个权力中心)、联合型(多个权力中心)和不规则型(无中心)四种类型。贺雪峰把中国农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所谓传统型精英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精英,所谓现代型精英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此外,金太***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精英主要是指宗族精英、宗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经济精英)。周沛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威的分类方法,把农村社区的权威结构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三种,法理型权威主要指村干部,传统型权威主要指家族族长,而魅力型权威主要指经济能人。
三、对乡村精英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和精英结构这两大领域的研究外,很多学者还对乡村精英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如王思斌通过对村干部的研究提出了“边际人”的理论,指出村干部处于行***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这种边际地位及由它决定的职能行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产生影响。仝志辉认为精英在动员普通村民投票时对其与普通村民的社会关联的利用与放大,是形成村民高度选举参与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关注乡村精英对推动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如有关“城归”精英参与村***利弊的研究、“回归”精英参与村庄权力竞争的研究、农村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的作用以及局限性方面的研究等。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农村精英的研究基本都将范围集中于乡村社区内部,采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分层等范式,对乡村精英的流动模式、结构组成及角色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乡村精英与外界的互动及其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化浪潮下,很多农村精英走出乡村,到城市就业、定居的现象。在目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社会流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迫切需求各方学者走出对乡村精英内循环研究的局限,而关注其跨区域的流动,以期为乡村精英及广大农民寻找一条成功的城市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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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由民***部主管划归劳动保障部主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清理、整顿”，陷入停顿不前的困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以及重要性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各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老问题将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 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转移。我国正处于从农业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老人已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老人典型的老龄社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策微效”的现象，即***策结果距离***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策微效”的结果呢？许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具体操作层面寻求制度萎缩的原因。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发生偏移。
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社会公平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策，应该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面对城乡收入的逐渐扩大和当前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的进一步加深，***府将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向了城镇居民。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变迁
目前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人口出现分化等。这一系列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鉴于此，***府积极探索为农民养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但却又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促进这一变迁过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分类实施对策建议
1.为纯农业人口（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府给与***策扶持”的原则，***府应该给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投入，由***府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
2.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是一个流动不定、庞大而且复杂的群体。因此，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鉴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客观上已经走上了非农化、城镇化的不归之路，并必然会因各种生活风险的客观存在和平等意识的觉醒而提出相应的社会保障诉求，应该从现在起开始起动建立这项制度，并根据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同情况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
除了通过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和部分国有资产的部分收益进行融资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条新的融资当道，就是把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转化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但是，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只能得到***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数额不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把这仅有的补偿转化为养老保障基金是不现实的，对于建立养老保障基金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今后应该提高征地补偿，从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保障基金。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能仅仅把这笔资金用来为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基金。如果认为谁的土地被征用谁得益的话，这样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因此，征用土地的补偿应该为全体农民甚至全体城乡人民分享。
（三） 要使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顺利实施还要做好以下工作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社会需求；大学生就业状况
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不少农业院校开始向多学科、综合性方向发展，先后开设了社会学专业。目前，全国共有10余所农业院校开设了社会学专业。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教育作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学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蓬勃发展的高等社会学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社会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综合性院校或文科院校的社会学专业学科建设相比，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学科建设历程比较短暂，人才培养经验相对不足，人才培养目标不是非常明确，人才培养质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能够直接反映其所培养人才在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个人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质量情况，从而进一步反映出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社会需求现状之间的契合程度。正因为如此，本文拟对我国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就业现状进行分析，认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趋势，为今后我国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
一、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
从就业状况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调查方面，综合考察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契合度进行探讨。笔者选取了南京农业大学为个案，以该校4届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采取文献研究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109名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了调研。
(一)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特点
数据显示，南京农业大学某学院4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6．3％，整体就业情况较好，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该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状况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就业地区集中化。毕业生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城市。调查数据显示，96．2％的毕业生选择城市作为就业地点，仅有3．8％的毕业生在农村地区就业，完全偏离了农业院校为“三农”服务的办学宗旨。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却很少有人到农村地区为农村社会发展与管理出谋划策，这一状况无法满足农村地区对于此类人才的迫切需求，不利于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第二，就业单位企业化。调查数据显示，62．9％的毕业生在企业单位就业；17．1％的学生继续深造；6，7％的学生在科研院所就业；***府部门、事业单位和***门就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为5．7％、4．7％和1．9％，毕业生就业多集中在企业单位。第三，就业岗位多样化。社会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社会学理论知识和社会经济调研技能，能在科研机构、行***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策研究、发展规划、行***管理、社会调研、市场分析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调查数据显示，有48．6％的毕业生从事与社会学专业对口的工作，51．4％的学生从事营销、文秘等工作，与社会学专业培养目标并不一致，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学的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需求，课程设置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毕业生在社会学专业领域就业难的问题。
(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
如表2所示，用人单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整体评价较高，其优良率为78．6％。具体来看，毕业生的个人品质较好，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则一般，特别是创新精神不足、实践能力和跨学科知识水平较差。调查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学生的个人诚信评价的优良率为98．1％，对爱岗敬业评价的优良率为96．2％，对谦虚好学和进取精神评价的优良率分别为93．4％和91．4％。可见，学生个人品质与用人单位的需求相符合。用人单位对学生业务能力评价的优良率为70％，其中对学生协作精神、适应能力评价的优良率分别为77．3％和73．3％，对创新精神评价的优良率为60％，对实践能力评价的优良率为64．8％。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还有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评价的优良率为77．2％，而对综合知识评价的优良率为55．3％。学生综合知识掌握水平较差，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二、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与个人的价值观念、业务能力、知识水平等有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又直接受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制约。同时，其就业地区、就业岗位、职业选择等又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此外，城乡差距和就业服务体制也会影响其就业状况。
第一，受人才培养模式的制约。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直接受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在课程体系建设、师资力量等方面与综合院校和文科院校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尚不完善。首先，社会学专业学科未能紧密结合所依托的农业院校的特色和优势，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而是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和规格来进行人才培养，因而未能形成自身的特色，在与综合型高等院校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农业院校教学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第三，专业课程建设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轻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欠缺。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学生在知识结构、知识积累、创新精神、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必然存在着不足，降低了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并进一步制约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
第二，受社会对人才需求结构的限制。一方面，转型期社会对于社会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不足。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机制的学科，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可以在***府部门、事业单位从事决策和咨询工作，也可以在民***部门、社会团体、公共事业管理部门从事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等。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事业发展缓慢，对于社会学人才的需求相对不足，无法为其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学专业人才需求状况是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具备社会学知识和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硕士和博士)在劳动力市场上占优势。例如高等学校、研究院、研究所等单位需要具备扎实社会学理论功底和专业技能、从事教学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级人才，新闻媒体单位需要具备综合分析能力、能够准确把握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实质的专门人才。而农业院校培养的学生在理论知识水平、实践能力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由于部分用人单位对于社会学专业缺乏了解，一些适合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就业的领域还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影响到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人才需求量。
第三，受城乡差距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城市与农村在提供就业保障、待遇和工作岗位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农业院校的办学宗旨是为“三农”服务，社会学专业学生应广泛参与农村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和管理之中。但由于农村由于缺乏相应的就业保障，提供的就业岗位少以及待遇水平不高，对大学生缺乏吸引力。这严重制约了大学生向农村流动。
第四，受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影响。目前多数农业院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大多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局限在讲解就业***策、分析就业形势卜．，而忽视大学生个性的塑造、潜能的开发和创新能力的引导，缺乏正确职业观的培养和职业生涯规划，导致就业指导比较狭隘，针对性较差，效果不理想。在此情况下，大学生对自己的素质、能力、学习和工作规划缺乏明确了解，增加了其就业难度ii。同时，由于农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原因，学校在组织就业洽谈会、招聘会时向农科专业倾斜而忽视社会学等其他专业，未能很好地发挥就业服务作用。
三、促进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一)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与社会需求相契合
改革和完善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是坚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与依托自身优势资源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原则。要遵循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总体培养目标，体现社会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同时要依托所在院校的优势资源，科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相关学科相配合创新课程设置，以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其次是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契合的原则。重视分析社会需求，从专业建设出发去适应社会变化，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再次是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识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创新精神和综合知识的掌握，而专、教育强调培养学牛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
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口标，并在教学教育过程中坚持落实贯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高等!学校以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南以前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变成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也要适时做出调整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并要存学校与市场的互动中实现学科性专业与职业性专业的联合。其次要调整社会学专业课程总体结构，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应具体针对当前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宽口径，厚基石，加强科研活动和实践环节以及集体活动的培养，以培养学生形成完善的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的专业知识体系。这要求一方面注重提高学生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的通识课程教育，另一方面加强专业应用课程教育，同时要加强社会实践的教学以提高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再次要改善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办学环境。充分利用自身师资及学科资源优势，以特色求发展，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社会学人才。
(二)发挥***府***策调控作用，提供经济激励和制度保障，增强农村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府应加强宏观管理与调控，完善各种制度和***策，以激励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首先，***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建设投入以改善基层工作的条件，逐步提高工作待遇，为大学生提供吸引力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农村基层工作条件艰苦，必须有同家***策的倾斜和保护。例如提高工资待遇水平，增加工作津贴和特殊津贴，允许带薪继续学习、进修和培训等；改善工作条件，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环境，增强农村对大学生就业的吸引力。其次，***府要加快相关***策和制度的改革步伐，加大对毕业生劳动人事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等的改革力度，消除对毕业生流向农村的人为障碍，为社会学专业学生到农村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再次，建立合理的农村人才流动机制。要在全社会继续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农村工作者的风尚；加强农业院校与农村社会事业管理部门的联系，让高等学校参与农村的规划和建设，进行农村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到农村进行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经常互通人才供需信息，为学校培养适应农村需要的合格人才提供条件，同时为促进大学生流向农村就业提供平台。
(三)完善就业指导体系，促进大学生就业
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水平不仅与农业生产的投入规模、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有关，而且是农民由生产动机决定的社会行动的结果。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在关心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是对农民行动形式和过程的了解，而且是对农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意义的了解。后者是解释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角度。这样获得的资料才能较全面地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作出解释。
重视农民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农民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消费需求看最大的市场在农村，从社会流动看农民对中国的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和社会资源开发分配影响都很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问题。正是因为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经济增长问题，而且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引起普遍注意和持续的深入研究。现在很多部门从多方面展开对农民的研究说明了农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如从农产品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农民，从社会流动角度研究农民，从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方面研究农民，从文化习俗角度研究农民等等，即使要推销化肥也需要研究农民，不仅要研究农民的需要，而且要分析农民内部不同群体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差异，更为深入的市场调查还包括农民形成该类需求的动机和文化背景。可以说，对于农民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显学。
单纯从瞄准机制来定义农民研究并不全面，这样不能体现社会学研究农民的学科特征。真正体现学科特征的是围绕对象和问题形成的课题设计：即研究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中使用的分析工具。工具的应用划分了人类历史进化的不同阶段。近十年来，社会学领域研究农村和农民在研究力量和发表的论著中占很大比例，比较而言对于方***探讨相对弱。脱离实证研究的方***固然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但是如果实证研究没有方***的指导，这样的调查甚至不能称作实证研究，只能称作不加入知识背景的直观描述，说白了就是侃山聊天。这种没有结构化特征的材料不能用于分析，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抽象也受到质疑，因为合理的逻辑并不能从证真和证伪两个角度同时证明材料的真实意义。社会学有句名言：没有理论框架的任何实证资料都是无效的。现在社会学界有人力***将社会调查排除出社会学领域固然缺乏根据，但也不是所有的社会调查都必然有资格纳入社会学范畴。我觉得可以纳入社会学范畴的农村社会调查必须同时具有如下特征：以社会学范畴发展史、现代化理论为学术基础，以中国农村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化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进行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性不仅指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建构，而且包括意义解释。农村社会学的重点领域是从群体行动层次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内部分层特征。社会学的特点在于瞄准行动者和行动机制，农村社会学以农民的社会行动为分析单位。农民的行动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和个体动机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农民的社会地位，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民以村落为中心幅射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研究农民需要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及其范畴认真研读细心体会。但是现在许多研究农村和农民的学者更注重深入农村，强调“在场感”，从数量和质量上出活的也是这些人。这两种倾向在优先性上是否存在矛盾？
***府职能部门研究人员对于这两者有优先性之分，因为***府工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预先设定不容讨论的。对学术研究机构人员来说二者关系不构成优先性冲突。这在认识上分歧不大，但在研究操作中没有完全解决。现在研究农民取得了相当成果[1]，但是还没有达到对30-40年代一些富有意义描述和解释的农村社会调查资料深入研究的水平[2]，在理论预设和村民意识形态对村落内部社会关系解释方面还显薄弱，特别是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没有设项检验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以及结论是否得到研究对象的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调查设计、分析概念和调查员素质要认识到和努力适应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陆学艺导师带我们几个学生到山东农村驻村入户调查，农民称我们为“上面来的人”[3]，见我们又问又写又记感到很神圣，1995以后再到农村调查，农民的态度已经变了，普遍反应是不再好奇，有的农民甚至这样提问，（你们）干嘛不去挣钱，干这活有啥意思？前后对比反映出农民自致性导向的积极主体意识和已经具有了相对性的开放眼界。现在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的一些表面现象与过去研究确认作为本质表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当时自己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现在再到那些农村去调查，发现有些十年前的总结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是起点一样逻辑一样，但结果不一样，有的是起点一样结果一样，但过程和逻辑不一样，说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已经由线性向多元发展，社会条件变了，不能刻舟求剑了。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积累也相当丰富，有较成熟的范式和规定。今天研究农村和农民已经有条件将以往的学术积累与现实发展联系起来，脱离当前时代背景和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简单重复以前在土地***战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方法已经不适应了。现在研究农村和农民首先需要从认识上重视农民，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但是这些仅是基本条件，仅有这些已经不够了。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就是，在前两个条件仍然有效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学理上反映和达到时代条件所许可的认识深度，才能够准确描述现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现在社会上对于农村研究确实很重视，研究和调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取得的成绩与时代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原因有观念上的，投入上的，技术上的，但是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这些方面，而是在于问题意识和调查方法。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同于本世纪初的传统中国农村，仅仅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和吃苦的决心下到农村，未必能有所发现和了解实情。农村职业分化和农民流动增加，仅靠缩小空间距离，甚至面对面，也不能保证必然会得到深刻准确的知识。认识和了解农村需要理论指导，提高研究农村和农民的理论水平以达到准确深入认识农村与农民的目的。
你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研究对象重要性，还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方法和规范的重要性？
黑格尔哲学认为目的和工具是同一层次的东西。研究农民不能简单描述农民的行为，要深入研究农民行动的意义，社会学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的上强调研究农民的重要性，就要在方法上强调社会学的工具重要性。研究农民的社会行为如果不是仅在于表达道德同情，而是研究社会规律和内在联系，就需要社会学的专业意识。农村社会学研究能够从自己的独特视角诠释农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学者表述观点的职业方式应该是论文和专著，其次是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讲演。参加这样的访谈不应该是学者的工作方式。你怎么看？
问题不在于学者是否应该介入交谈，而在于学者是否以自觉的学术意识介入交谈。认为社会分工给学者的发言权是专著和论文如果局限在规范表述学术成果领域是准确的，论文和专著的格式化特征使主题明确，易于学界同行之间的内部交流。但是从社会接受便利方面看就不一定了，由于专业刊物、专业规范、专业话语表述的职业规范性，多少限制了社会其它界别成员的阅读兴趣。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应该是沙龙内自娱的。学术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必须要关注社会，与社会现实发生关联。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理论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说过，学术对于社会贡献率的考核指标就是阅读率以及由阅读率决定的引用率。这就需要两极主动地互相靠拢，一是提高大众对于学术的接受兴趣和理解能力，二是学术要承担这样的职能，在没有意义缺失前提下，将规范的学术文本“转译”成大众能够理解的日常话语。论文反映学者成熟成型的思想，但是由于论文和专著的严密逻辑和主题核心，那些与构造逻辑相关而与表述逻辑不太相关的细节和思路往往被忽略，结果就是从著述中难以深窥大家的底蕴。与规范表述的论文和专著相比，交谈构造了“表述”和“质疑”直接互动的的共时性情境，互为客体的双向建构有利于破除“表述”的伪自圆其说和“质疑”的似是而非，这样的双向交流增强了学术的内在构造能力和亲和性。这种语境也构成一种阅读，即“内在性地阅读”。
读有启发性的理论著作时，我常有如此感受，一方面为大家的见解而赞叹，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大家是如何达到精辟认识的。作为读者，前一问题属于类型学意义的接受，后一问题属于发生学意义的关注。钱钟书先生对看了他的著作后慕名而来的采访者的经典回答是，既然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没有必要关心母鸡如何了。钱先生的回答固然有目的论的道理，但是吃了鸡蛋还捉摸母鸡的人则有工具论的道理。就论者是怎样发现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哪些观点是开始作为基本思路但后来舍弃了，舍弃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有意义，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挖掘论者的全部积累，尽可能全面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如果没有访谈，显学鸿儒的学术积累除过已经公开发表著作外，其思想精华难为后人所全窥，许多深刻的思想碎片只能沉积在个人体验的深层，难以形成规范文本保存，同时代小范围圈内人也许心领神会，但圈外人难以识见，往往只能将前辈成果归结为人格魅力，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削弱了学术积累，迟滞了应有发展。这种探讨在学界以课题有核心的研究小群体内部并不陌生，许多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谈和讨论往往正是以这种形式展开的。通过这种方式，有利于向社会学前辈学习，有利于同行交流心得。在明确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这样的访谈有利于学术思想扩散并超出本学术范围接受社会的检验，这种互动式检索有利于防止在同代学人和前代学人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上简单重复，这样的比较和梳理有利于明确学术的主流框架和内在逻辑构造，有利于学术积累和进步。
你研究农民侧重哪个方面？
村落公共权力。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村落公共权力越来越重要。
一．村落公共权力在农民研究中的位置
研究村落公共权力？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按法律，你是研究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强调依法治村四个民主；按现实，你是研究村***支部的，强调以村***支部为核心；按传统，你是研究家族的，要论证传统组织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可以利用的；讲到人格，你要发现无私奉献鞠躬尽粹的村干部典型作楷模。讲到财***，你要研究形成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痛斥“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开会”；也许你重视社情民意，你要列出若干村名、有纵横对比，用分类数字、饼***、直方***证明现在农村干部太多了，老百姓养不起了，干部要钱都要得“人生了，狗熟了”。最后要形成***策建议，财务规范化、村务公开化，三监督双代管一上墙，依法减负、减人增效，云云。
我的研究包括你说的内容，但并不是依据你所说的村级组织形式分类来定义村落权力类型。我在1994年开始研究农村基层组织时也是首先从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入手，但在后续研究中感觉对于村落权力的形式分类不利于说明村落权力的整合和各自组织的实际功能。在目前研究中我对村落权力的定义是：以村落为单位反映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权力与村落内生性权力的互动和整合。我说的村落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活动中心概念；我说的权力包括权力的类型，关系及其生成。我力求在分析的起点上能够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话，在研究的终点上体现为规范的理论建构；分析的逻辑过程来使用规范的概念分析工具来解构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构造和运行，了解村落内具有哪些资源，其中哪些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哪些重要资源和村民权利发生关联，哪些重要资源受村落权力支配；村落权力是如何动员资源，如何决定村落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的。研究村落权力要对比制度规范和生活内在逻辑的关系。我对自己研究的要求是：资料和结论必须对现实有解释力，研究必须建筑在科学的领域之内，方法是要对村落权力实行奥斯汀所说的“哲学的实地考察”[4]。上述的意思是要回答你：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只是我分析农村权力建构的切入角度，我的任务是最终要说明它，而不是在研究一开始就作为论据来使用它。
研究农民一般以农户为分析单位，村落公共权力属于结构，结构研究与农户研究是什么关系？
研究传统社会的农民多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但并不局限于农户，也涉及到农户与村落权力的连续谱系，本世纪以来对于乡绅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对于家族、氏族和房（自然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就农户与村落权力关系而言，***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有质的变化。***前农村的制度特征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村土地地主所有制，土地买卖兼并；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特征是公社体制对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全部控制，农民没有流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权，依次开始了资源选择、效率选择、职业选择，村落权力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与农民的关系就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深度。当农民面对非农产业发展时，当城乡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时，农村中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农民对于村落权力支配各类资源的传统、方式和规则就敏感起来，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就突出出来。
在现代化进程中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维度的构造，村落权力成为透视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良好视角。在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对从上到下方向的研究，整理分析了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了大传统分析模型。相对而言对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构造研究比较薄弱，对于地方精英的日益***治化缺乏了解，对与文本规则相对应的生活规则的了解从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到意义解释都很缺乏。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保甲制度研究的一个难点就是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制制度规定，但是对保甲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则缺乏详细文献资料[5]。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定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导向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社会背景下，自下向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农业社会，研究中国农村地方权力和地方势力以及地方势力得以形成的基础的宗族、家族的成果很多，怎么能说积累的资料不够呢？
这个感觉是从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整理中发现的。这里要区分文本规则和生活规则[6]。文本规则容易收集，而生活规则需要了解比较解构和筛选，生活规则的意义在于说明文本规则的形成，并且对行动有直接解释力。1858年3月30日，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写道：“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治形成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7]。***前陈之迈先生在《中国***府》第三册序言中就指出，“特别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发达的今日，讲求实际尤为必需，因为法令与事实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事实”[8]。钱端升也指出，研究问题必须法律和实施并重，而历史的演进为必要的基础。在受到地域传统定义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规则。基层***权作为一种***治秩序，一个各种统治手段综合运用的调控系统，生活规则才是它最本质的内容。村落权力运作的实质就是村落内生势力建立生活规则以积极适应或消极敷衍文本规则的动态过程。典型就是根据分析案例建立的研究模式“依附－庇护”关系理论。***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治地位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群体。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研究农村也需要哲学背景。更深刻地作用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农民的一个重要难点是缺乏对权力运行方面生活化石的分析。
农民研究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连续谱系。不能只是泛泛地讲农民是小生产者，要用农民的群体分化和社会行动特征来证明这一理论标签。行动构造关联，行动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研究农民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很强实践性，指导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目。不仅需要从感情上接近，从资料上整理，而且要从文本规则与生活规则的参照比较中发现不足和缺失之处，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还原和再现。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农民生活要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概念，仅使用概念分析工具和应用以往的逻辑是不够的，需要在事物的动态成长和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已成共识，由此可以推论，只要给农民放权，农村经济社会就会发展。
这样表述没有准确和完全反映现象事实与内在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归纳在方***上是个体主义，在思想史上属于民粹主义[9]。虽然将农业生产经营自还给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但是不能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归结为对农民放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只是构成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的动力基础，并不构成农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固然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根本意义在于奠定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至上的产权关系和社会基础，使农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位置与自己的追求和努力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的积累由先赋性向自致性转变，这样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村落的自然地理局限和种植业局限，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开始以整个社会为舞台，这个舞台改变了农民思考问题和对自己生活意义定位的传统狭隘眼界，促使农民的劳动在与市场需求更密切的结合方面寻找和开拓可能的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当使村落内部资源适应市场的深度开发，当以自己已有的资源存量与村落外部要素结合从而走向农村以外的社会时，农民会立刻感受到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建设性关系才真正提上日程。今天探讨和研究农村村落公共权力不仅有了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和农民的个人体验有了沟通和交流的现实可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社会结构影响又是通过组织权力和体制约束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分析农民对于社会学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瞄准农民行动和行动所嵌入的社会背景，透过村落权力揭示和反映农民行动和体制约束的关系变化。
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是社改乡镇、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农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资本对乡村生活的全面渗透；国家权力对村社[10]组织和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建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18年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明确。中国农村现代化在形式上和发达国家农村现代化道路有相同之处，但是本质原因则在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内涵性变革，核心因素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治化[11]，地方精英的日益***治化指的就是在村落社会内生性权力的构造和人格化代表的生成。1987年以来，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对农村组织和村落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化建构就是国家意志适应和促进农村内生性现代化的生动体现。农村基层***权建设固然是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但是农民流动和资本对乡村生活的渗透都对农村基层***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自的农民自己也切实感到：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农户经营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农户与社会的联系、农户与村落公共资源的联系在发展中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农民个人可以感觉的社会行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你是说现在的村落权力建设既受到体制制约，也受到农民素质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民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体制下的农民，已经不能从单一维度定义，而是和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社会群体。理论分析模型表明现在农村的社会结构已经和传统农村社会结构有所变化。传统农村的基本因素包括：1．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形成的产业结构；2．村落内部以家庭生产经菅和生活一体化的基本互动单位；3．以家族长幼秩序为基本格局形成的权威结构；4．以差序格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5．以村落家族和自治组织形成的对村内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6．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以自给自足的内在生活结构和缺乏社会流动和要素流动的外部制度环境为条件。我国农村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现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社会结构基础；农村村落利益共同体的作用强化或者弱化，农户家庭参加到更广泛的产业结构分化中，其作用和功能已经具有多种类型；随着农村开放和社会流动，农民个人的行动空间和流动自由度也在增加；农村村与村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流入地来说是要素增加，对于流出地的农民来说是要素生产率增加，结果导致“非国家空间”的生成[12]，形成“国家－市场－传统网络－资源及其使用规则”的互动链条。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占有资源的类型和规模，改变着农村原有的长幼有序的权威结构，使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转变为合伙或者企业经营；改变着差序格局的利益分配结构，效绩评价逐渐成为主导趋势；改变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村落民意表达形态，在当地村民与包括外来劳动力资源的生产要素组合在规模和结构上都体现出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由制度保证的村民自治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增值已经使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均衡，在决定村落公共事务方面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表决虽然仍然采用一人一票制，但是票所代表的权重已经发生变化，即同样一票的影响力已经在决定村落公共事务中有所区别。上述特征的总和反映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样的农村社会发展背景下，在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就成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重要内容。
国家权力深入农村所反映的社会进步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中已经有深刻表现。1996年冬天到1997年春天正在进行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家权力以严格细致的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村级自治权力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是农村自治权力的生成却不是农村能够自发完成的，就本质即选举程序而言是现代化国家意志的体现，需要国家通过合法性权威领导农民构造自治权力，并且使农民通过合法性程序完整、准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领导体制看，首先要发挥农村基层***支部的核心作用，但是从国家权力和农民层次看，基于现在农户经营规模和农村集体资产的格局，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建设、村委会领导人的选择、自治权力对乡村公共资源的持续公正的开发利用方面，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规范管理举足轻重。
在九届全国***协会议上，董辅仍委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相应的***治权力结构变革，村落权力建设也反应了这种关系。那么农村公共权力建设在前后两种体制下有什么不同特点？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公共权力从社会需求到精英进入渠道都有区别，最根本的表现是公共权力吸纳精英的方式、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规则。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个人的赢利动机，而且需要使这种动机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环境，公共权力就是象征和保证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不受破坏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发展表明，农业产业化才能实现优质高产高效，需要相应的分类指导和社会化服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农村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实现农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发展公共事业，农民生活需要文明引导和法制宣传教育；国家***策深入农村得到贯彻落实，都需要有效的村级管理。农村是***和国家的***权基础，关系到***的方针***策在基层的落实，关系到基层***权的巩固，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没有有效的村级管理，恶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农村社会就难以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1995年到1998年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秩序良好，村级组织领导人素质过硬，能够起到引导、示范和带头作用。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矛盾严重，直接原因是村财务不公开，农民负担重，实质问题是村干部违纪、作风不民主，多吃多占，自私自利，不但不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而且卖地毁地严重，使农村发展的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村干部选不好，已经不仅是使农村经济难以发展，而且成为农村现有社会资产和财富的败家仔。1996年农村吃土地的干部为数不少，成为动摇基层***权的一大隐患，村霸、恶棍、把头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出现的大问题，而且有向体制内渗透的趋势[13]；有的县近三成村干部父子世袭[14]。199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讲到山东赞皇县农村土炼油厂破坏掠夺国家石油资源的事件，村干部表现出对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蔑视，限制新闻采访记者的人身自由，在现象上这是目无法纪的个人行为，在结构上这是个别村落权力开始与社会公共权力对立的征兆，这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和民主法制的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有很大破坏性。研究农村公共权力建设中的的体制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类似问题。
一方面有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从事这类研究创造了条件。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冬天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为认真，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相关性的判断也更为理智。这些表明农民对农村自治权力已经有迫切需求。我作为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国家观察员实时实地观察了四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全过程，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中国***领导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内生性权力的有效表达形式和渠道，内生性权力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凸显。在农村生活实践中农民已经认识到，民主选举是实行有效的村民自治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与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认真，讨论更深入，农民在选举前就开始收集和学习文件，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的判断也更为理智[15]。这些特点都在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表现出来。
1996年冬第四届村民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即以《宪法》、《村委会组织法》、省《村委会组织实施办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村委会选举办法》、《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规定》为依据，严格依法进行。具体就是坚持九条原则：一是直接选举的原则；二是差额选举的原则；三是村民权利的原则，在村委会选举中，一定要尊重民意，尊重选票，尊重选举结果，不能代民作主，而要由民作主；四是选举权平等性的原则；五是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六是民主竞争的原则；七是秘密划票的原则；八是“双过半”的原则，即依法享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的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九是公开唱票计票，及时公开选举结果的原则。这九项原则有价值判定，操作程序，也有操作技术路径，农民能够理解、参与、执行，也能够监督。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和1993年相比出现了四个突破：一是直接提名方式，二是设立秘密划票间，三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全部差额选举，四是竞选演说。这样的选举既是普法教育宣传，也是民主素质训练。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觉悟，是中国乡村民主建设的成果，也是中国农民具备民主素质的证明。从学理分析来看，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使村委会权力具有了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的双重特征，即在表达意志上体现了村落内生性权力特征，在程序合法性上体现了体制性权力特征。
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的村在候选人提名形式上有争议，有的村选票分散难以集中，这往往与村里原有矛盾没有解决匆忙进行选举有关。程序合法性并不必然保证结果有效性，但是不能为了结果有效性而破坏程序合法性。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村中其它复杂问题的间接反映，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不宜于有问题就简单归结为选举本身或选举程序的问题。通过村委会选举，农村村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在成长，以村委会组织建设为内容，农村红白理事会、村民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等村级组织都在形成并逐渐规范化。体现了农村现代化的方向。
农村权力建设应该属于社会结构，你引用的例子则是农村干群关系，这样用人际互动指代农村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是否合适？
从农民行动到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联系正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这种联系在社会学研究中已经给出了理论基础。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16]以来，如以往那样将宏观与微观截然分开静态分析已经不适应从内在本质上深刻认识当前社会发展的纵深方面。使用理论概念并不是理论研究的外在象征，本质上理论研究的品格是发展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对于实际行动中内在规律的研究就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品格，从已经形成的规范的理论范畴到日常生活中被文化构造并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从现象逐步深入到本质的范畴，这样的抽象是有质的规定，但在抽象的逻辑上则是连续的过渡曲线[17]。因此研究不能只是在对于行动叙述之后简单贴上相应的理论标签。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府部门的共识。近期对中国村落案例的深入研究也发现：是来自上面的***策和农村内在传统两重因素构造和制约着村落40年来的变化过程，过程才促进了中国农村的行***村的结构形成[18]。民***部基层***权司农村处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方面承担直接业务指导，在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规民约方面有长期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积累。1996-1998年山东和河北农村已经开始了乡镇***权规范化建设试点，试***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形成功能类似于《农村工作六十条（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那样的指导乡镇***权规范化管理的***策文件。进行这样的制度建设需要完成文本合法性和生活合法性的双重论证。现在对于村委会建设从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993年以来吉林、河北、河南、山东、福建农村的村委会建设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山东潍坊寒亭区从1993年开始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监督，依法减负，合同管理，到1998年3月已经形成了对农民和国家职能部门各自权利义务的双重约束，村干部及标志农村村落权力建设已经开始进入通过法律监督来双向制约的新阶段[19]。农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对生动的社会现实做出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分析论证。现在中国农民对于农村村民自治的衷心拥护，不是农民对村委会组织法的文本有特殊的偏好，而是由于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民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权利和发展空间与村落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深刻的利益驱动使农民在村落公共权力建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并不逊色。
这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更象农村***策研究和操作，这样的工作由***府职能部门或***的组织部门来承担更为合适。
***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要以理论为基础。部门工作的优势是对于问题的解析有一个完整的操作和责任系统，对一规则和民众的反应了解深刻，材料丰富详细，局限是工作责任边界明确，专项性强，任务有时间要求，虽然***府部门同志有工作敏感能力和相当浓厚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在工作中由于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局限，即使有分析能力也不能有效发挥出来。理论研究和行***管理工作结合有助于弥补这个缺陷，同时理论研究注重整体性和内在逻辑，不受短期任务影响，有条件将历史资料和现实发展中的联系起来，放在整个事物发展全过程中从内在关系来分析其地位的意义。
你觉得当代学术界提供的有哪些资料和成果对于农村基层权力建设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村落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资料，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研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指出中国农村中乡村绅士居于农村权力结构之中具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财富的积累规模，二是乡绅和官府的个人密切联系；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指出国家***治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延伸是现代化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并且利用30-40年代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农村村落个人生活史的分析和社区研究提出了“赢利经纪”和“保护经纪”的二元乡村***治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自治与赢利经济模型的对立，突出了乡村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需求。他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区分了文化和制度，又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将Clifford Geertz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引伸来定义没有提高赋税效益的国家***权扩张，由此解释国家***权对乡村社会的榨取。对于4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地主类型的研究表明，在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抵达的乡村，虽然租佃关系并不发达，仍会形成恶霸直接以暴力来“虚拟”国家权力职能。恶霸并不是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即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概念[20]。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背景是当时农村的社会结构还缺乏分化，村落边界主要是地域边界，村落内部群体主要是小农，农民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还比较狭窄，对“差序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还没有提出在农民和国家都能认识到的利益冲突和整合中的深刻质疑。但是上述研究的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将农村中的个人行动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已经注意到农村内部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和虚拟行为，由此形成的分析思路和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农村基层***权建设是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理论上不断深入，调查工具不断系统化。农村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的概念，农村社会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农村基层***权的变迁现在已经不是只是来自于国家体制层次的压力，而且内生性因素已经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缪尔达尔指出“非经济因素”中的制度分析对于解释南亚国家农村的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村落权力的社会关系类型研究也揭示了“庇护－依附”有独自的定义域和与市场交换关系不同的解释范围。在市民社会研究中，黄宗智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农村认为应该从国家和社会的交汇点“第三域”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亨廷顿则认为经济发展与***治稳定是两个相对***的目标，并不必然体现为正相关。从哲学、***治学、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探讨也为研究现阶段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提供了较全面的分析视野和理论背景[21]。
UNDP《1994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概念的表述并非仅仅是收入，也包括生产率、公正、持续性和权能授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对个体商或部门的投资；在国家发展中要特别注意***治资源的使用能力。目前国外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农民分化已经进入到“假设－验证”的理论模型建立阶段。如维克多．尼(Victor Nee)1996年1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分析已经由经济结构分化深入到***治权力结构的分化及其原因的解释，将中国农民和国家权力及市场的互动关系分为内地，沿海的私营企业、地方企业、农业产业化四种类型，从外在显性特征类比描述进入内在因果关系分析。美国著名中国发展研究学者帕瑞思(William L. Parish)也通过分析匈牙利社会体制改革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经济结构和***治结构的关系，其中也涉及到农民的变迁。还有一种是从市场与家庭、合作组织与国家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上，探讨农民再组织的合理形式问题，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型”组织和“合作型”组织哪类更适合于中国国情（马克．谢尔顿）。这样的分析对于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具有深刻启示。
村落权力属于农村社会结构，对于各种各样的农民行为的描述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用规则来规范行为，还是无休止地听取农民对村干部的抱怨和评头品足？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我感觉难点不在于根据规则来约束农村干部的行为，而在于发现农村干部与农民监督各自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日常生活中行动的冲突来源于内在的合法性的冲突。干群关系和农村基层***权建设有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本质和表现形式的关系。农村基层***权是体制建设，形式是程序的规范化，实质是整合的合法性。干群关系是人际互动行为，干群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人际互动层面的反映。干群关系涉及农村干部的道德品质，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主要是确定干部应当具备什么素质，但是不能将干群关系的实质和解决归结为个人品质。农民的角色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规定之中，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也在动态调整。围绕某一事件形成的“干部－农民”互动关系，随着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收益形式和收益率的改变、生产要素稀缺性和替代弹性的改变、机会成本种类和大小的改变，农民对干群关系的具体评价在程度上甚至在方向上都会有前后不一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固然表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也表现农民对基层***权的价值判断。体制对个人经验具有直接解释力，人际互动具有结构化特征，农村基层***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视角。
当代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也通过归纳和演绎在新的背景下对农村村落权力结构类型的变迁提出了一些有待验证的新的理论命题。由出发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类以农民的个人本位或者农村的基本单位农户本位为出发点，从家庭经营主体地位提出了农户家庭自组织机制的内生型权力结构；即以传统农村差序格局以中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所论证形成的家族中心主义的权力格局。第二类从农村社会的制度安排切入，从社会体制转变角度提出了由行***泛化权力向社区权力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类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是由局部归纳形成结论，如对于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典型村的调查得出以农村***支部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组织依附理论，认为农村精英通过制度组织体系表现其才能，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得到验证，不如说只是理论的初级形态，只是对部分发达农村地区的一种外部特征分类概括。理论对于“概括性结论”的基本规定就是：“原有事实”没有资格承担对概括性结论的“验证”功能，否则则为循环论证。其二是乡村民主自治建设，在乡村***治操作中相关部门提出了民主选举决定的社区精英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中部地区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但是在农村经济发达地区，村民直接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在现有事实上既不能对农村精英形成强大吸引力，也难以进入现行村落组织体系的核心，而且不能解释中国现阶段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权力形成状况。将上述两种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将农村发展中的权力结构和功能变迁抽象成为一种有内在逻辑、对不同类型农村地区权力建设有解释力并且可以验证的理论结构，是研究要完成的任务。是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能够从理论上作出有实质意义的贡献。
这种研究的难点何在？
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体制的解体导致农村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的消解，但是其功能在农村村落内部由何种组织的权力结构如何替代，在农民已经具有生产经营自的条件下，如何确定农村村落权力在生产要素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则成为社会结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
对于农村基层***权和干群关系已经有相当多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村村与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权力结构和机制的相关性已经引起重视。一些调查研究往往在强调农村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农村权力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以及相应的社会后果。随着社会发展，村落自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解释力会越来越突出。农村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农村的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为建立在追求投入产出效率的理性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动的效果，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就是将个人行为作为农村基层***权建设的解释原因，这种分析的一个基本缺陷就是对于制度安排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缺乏解释，对于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没有能够有效说明。在现实的社会互动中，个人努力和制度安排对于权力结构都有影响。社会学理论已经对此有理论分析框架，认为个人以及群体互动努力构造权力结构并且决定权力性质以社会学理论中的交换论为代表，认为制度安排在农村权力结构构造中起主导作用可以归结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为代表。在当代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分化和各种类型中这两种理论都能得到相应的支持论证；问题在于各自有限合理性的根据和社会约束条件是什么，这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都是难点。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此项研究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现实矛盾，有利于发现现在干群关系协调与冲突的问题和原因所在，总结中国农村发展在农民分化基础上有效实施社会整合的规律，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策制定及实施做出贡献。我的研究将制度变迁和个人行为联系起来，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国家权力深入农村内部结构的条件、阶段和技术路径，以及和农村传统社会组织资源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理解”和“历史”的特点。
你对目前村落权力建设的建议是什么？
一是注意村落权力的内生性建设。农村基层***权建设的合法性由国家授与，表现形式是良性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化，但是农村基层***权的有效运作本质上是国家体制性权力与农村内生性权力有机结合的结果。忽视农村内生性要素的权力建设在现实中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只能是合法性象征，成为“形式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哈贝马斯）。形式上的合法性权力与实际支配资源的村落内生性权力二元运行，必然在农村社会人际互动层面的局部领域形成冲突。
二是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差序格局是传统农村的基本特征，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区开放、收益形式多样化、要素流动，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根据经济理性原则可以实现差序格局和交换原则的兼容及替代，这种替代随着条件变化是可逆的。其实证意义在于说明，传统村落制度对于转型社会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可以平稳过渡，传统村落组织资源在现代化合法性权力建构中并不必然具有消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要创新
你谈到课题设计时好象很重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相匹配是反思社会学的基本要求。社会学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规范化不仅在于使用规范的分析概念和调查方法，而且对调查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使用的分析工具的针对性、适应能力和局限都要有自觉的认识，后者体现了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特征，反思社会学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局限性都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今天所讲的调查方法的创新不是说对于过去的调查方法的反对，而是说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调查方法要作相应的调整，要根据调查对象的变化和调查目的作相应的调整。研究方法要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如在湖南农村调查提出的开调查会的方法，现在对于调查农民对村落外部事物的评价仍然有用，但对于了解村落内部事物这种方法就并不太合适了，用这种办法未必能了解真实情况，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内部出现了分化，所以不能教条地搬用过去成功的经验。
以前是别人认为搞不了理论研究的学者才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两年许多钻理论钻的很深的人也开始扎村入户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是个人研究旨趣的演变还是研究环境变化的压力使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农民本身并不具有学术的深刻自觉，为什么还要求调查者具备深刻的学术素质呢？
农民生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矿。正如植物学家偏爱落差大的山林地区，不同的海拔线上分布着各种植物类型，易于采集标本进行比较。社会学的魅力更在于，标本的特征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农民请你吃肉并不必然证明他富，只是表明农民或当地的传统好客；农民家里没有冰箱并不表明他穷，许多农村中小企业老板不买冰箱，是因为可以节省请客的饭钱：来人了拿个篮子上街割肉去，你拦也拦不住，转一圈回来说不巧肉卖完了，那么炒个鸡蛋也说得过去了。农民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深刻自觉，不等于说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深刻感受和理解。
你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学界内部人的思想片面性：认为研究材料具有理论形态才是搞理论，即研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材料是生活现实的便是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即研究中国农村的社区（村落）与社会不是理论。这种评价不能成立。是否理论研究的界定标准不在于研究材料，而在于研究工具；使用常识来研究常识不构成理论，说白了叫聊天。现在有一个关于蛤蟆的研究课题，完成的调查报告是“一个蛤蟆一张嘴，俩个蛤蟆八条腿”，调查者确实去蛤蟆窝看了数了，描述也是真的，但是这样的调查报告无法进行社会学的理论定位，它没有反映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使用规范化的概念工具来研究常识就具有了理论的品格，当然是理论研究。研究农民没有理论背景不行。把握农民对于生活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构成了农民研究的学术底蕴。
农民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往往不是通过学术型的规范语句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农民的思惟和行动来证明的。这种证明不是语句在起作用，而是被深刻认识的社会关系在起作用。当代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思惟角度和表述方式有相应的转变，要完成从他述向自述的的转变。从表述方式上就是要从“我认为”转变到“我发现”。因此要区分三种真实：一是农民表述的真实，二是农民行动的真实，三是农民意义的真实。这三个层次的真实都是分析研究的必要资料，但作为形成归纳和分析结论的材料却只能属于第三层次。研究者对于农村的参与观察具有共时性（synchrony）特征，但研究任务是要以共时性的有效沟通与认同为中介进而发现历时性（diachronic）对于农村社会生活、分层和习俗规范的构造和影响，这里的历时性可以定义为：习俗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制约＋个人行动的价值判断＋被村落文化所校正的生活意义积累。这样的研究才属于农村社会学研究。
对于农村中已经有的制度积累应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中去寻找，1996年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村，村中有句话叫作“紧睁眼，慢说话”，
这句话越捉摸越有意思，反映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常识，也是对大村亲缘网络交织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自利性的理性认识。对于村内某人某事的任何判断评价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都可能远远超出评价者的最初预料，评价者必须承担与此有关的连带责任，因此村内人平常出言务求谨慎，不但要看听话者，而且要看到他背后的一级二级三级直到n级关系网，要估计到听话者可能扩散给何许人，要精确估计听话者和扩散范围内所有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要顾及到这个网络对说话人的反应和形成的利害关系。如果一个城里人到这个村问话，发现老乡反应极慢，就告诉咱这个村的人反应慢，只说明城里人不懂这个村的规矩，他不知道农民回答问题时大脑运算要处理的数据是PⅡ级的，要比城里人大得多。城里人感觉农民反应迟钝之日，正是自己犯傻之时。你别看农民张着嘴半天合不上，眼珠转得慢，那个降调“噢?”使你永远分不清他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其实只要他有兴趣并真下功夫，他能把你装口袋里卖了。1992年我们到农村调查，县里干部向农民介绍我们是“中央来的”，只见旁边蹲着晒太阳的一位青年农民脱兔般蹿起，过来抓住手乱摇：“啊呀，中央来的？***身体好不好，回去给他老人家带个好噢”。同行的一位大报记者很感慨：农民对***的感情真深啊！我只是淡淡地回答，我们是中国社科院的，下村来调查。从农民说的话和他的体态语言（放肆的握手，斜抛的眨眼）构成的完整语境中，我解读的是如下不屑：“什么中央来的，不知住在北京哪块旮旯里混事儿，你见过***么”。对此语境的深入分析当然还需要涉及这位农民的知识背景：如大众媒介传播造成信息的同源共时导致了知识水平的平视；社会流动使他有机会到北京卖菜，从而对首都各个职业的群体意识乃至群体无意识已经有所了解；他接触的一些上级单位或准上级单位下村干部的装腔作势已经扫荡了他对上层的神秘感；等等。那位记者是认真倾听的，但确实是在误读。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误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误读。这样的记者干别的可能绝对出色和敬业，但至少跑农村线不合适。当了解了“紧睁眼，慢说话”这句话的意义生成背景，你还会以此推论来解释为什么让农民接受新事物他很谨慎，但你要骗他却很难，这就是沙宁所说的农民的“疲软武器”。农民在保护自己方面的智商积累要比城里人发达得多。这句话与这个大村内部的亲缘结构密切相关，这句大白话就很有社会学的理论意味，对这句话的描述、转译、分析就可以写成一篇社会学论文。
现在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面临着一个新的突破，方***的和经验层面的预设的突破。现在社会各界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农民和农村的很多，如1998年3月经济日报为两会报导对于农村的调查已经开始采用了入户的方式，要求记者与农民同住，并以与房东合影为证。因此社会学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不能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
请具体谈一下你在研究村落权力中采用的方法。
我觉得对于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意义在于：在理论方面给认识和理解有关经济规律提出了定理或定律，在应用方面不断给现实经济的发展提出有效的实用模型。我把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定位为：以规范性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的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有两重含义：一是以理论假设为支撑，二是以科学研究方法为手段。研究方法是达到研究内容的技术手段和路径，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也反映研究能力。
我在调查设计和实施中力求做到：⑴理论设计对研究对象价值判断、行动空间、约束条件和选择可能的敏感性；⑵调查工具对研究对象的动态适应[22]，要求封闭研究对象价值判断选择项的全部逻辑可能；⑶理论敏感性和分析能力不仅覆盖课题的设计过程，而且完善于实际调查过程中，在现场调查中动态检验和修正理论假设；⑷在价值判断的表述上实现由“他述”向“自述”转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农民的研究不能借口客观性只满足于学理性质的“他述”研究从而忽视农民具有自我意识意义的“自述”定义。“他述”更注重总体认同，“自述”更侧重于对村落、支系、氏族甚至家庭的个体认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述能够更准确和有效地反映农民的价值观念、行动和社会小环境的关联。他述容易表述逻辑的事物，或者说将表述者的逻辑套用于事物，自述才能揭示事物自身的逻辑。弗雷德里克.
巴斯（Fredrik Barth）在研究民族认同时提出一个原则：认同的终极依据在于当事人自己[23]。这一主体确认原则在分析受到行动定义的社会特征时尤其重要，有助于理解分析单位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现阶段中国的农民概念已经超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代***治管理和行***划分的色彩，对于农民的认识也同样需要从阶层识别、群体特征、身分确认等多个角度切入。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条件下，农民内部在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的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同一职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网络背景条件下的分化都体现出明显特征。要理解农民，就要准确理解农民动机生成和理性行动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人在研究历程中就已经遭遇、提出并且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费孝通当时在瑶山的农村社会调查中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理论设计与实际调查脱节对于认识调查结果的研究和分析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指出：文化研究需要亲切的观察，要让课堂上的理论成为具体认识社会文化的工具。在调查地点的选择和调查工具基本合格的前提下，对于调查人员的田野调查背景、理论素质和对于分析主题的敏感性就成为完成调查并且能够分析意义的必要条件。他将这一体会应用于后来与张之毅先生合作的云南三村调查，明显就上了一个境界。我感到费先生的总结是深刻的。我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理论分析方法，体现资料检索能力和框架建构能力。应用文献资料，根据已有理论，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村村落权力的理论框架进行比较，确定理论框架和适用条件之间的联系。在对于农村村落权力的研究中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与地方精英的日益***治化、制度安排与传统组织资源、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基层权力与社会网络”就是起连接生活史叙述和运用社会学假设不断作出判断的分析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连接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能够沟通制度规范与大众传统，能够连接“观念的普遍性与所叙述的特殊文化”，能够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行动的动机以及所受到的文化约束。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形式和社会行为的动态形式。
2．实证调查方法，体现事件敏感能力、现场布置能力和跟踪能力。利用已有的关于村民自治理论所确定的村民委员会制度和在实际应用中积累的有效事例，分析村民素质以及分析民意和村落权力的认同与冲突程度；选择有代表性并且有资料积累的若干个村进入深入访谈，使形成的分析框架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
实证调查方法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方法，认识农村和农民要经历五个依次联系的深入阶段，即“阅读观察倾听解读深描”。阅读：通过阅读文本接受一个以叙述形式被赋予意义的事实。观察：经历事实，注意现场展现的全部有意义的细节。倾听：加入行动者对事实的意义理解，注意赋予意义的行动主体的社会特征。体验：将倾听获得的有局限性的主观意义放在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不仅具有共时性，而且具有历时性)中来理解。体验=(共时性+意义+背景+网络)，体验是“解读”，也就是哈贝马斯强调的对于社会事实要“设身处地地领悟”。体验是接受以多元因果性界定的事实。通过阅读接受一个以叙述方式被界定了意义的事实和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是有重大区别的。有案例表明现在农村基层***权规范化建设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在小传统仍然发挥作用条件下，行***话语系统中“农村基层***权规范化建设”可能只承担合法化语言象征功能，只是村落社会结构对合法体制在形式上的顺应。这样的调查方式便利于全面准确认识研究主题。通过“阅读观察倾听体验(=解读)深描”全面准确认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身分，在本质上农民也是社会人，他的动机、行动和价值观念受到群体和制度环境的制约，作为历史行动的积淀农民又在不断进行理性总结来适应和改造群体和制度环境。
二是设定农村社会情境，即区分“日常生活”与“事件”[24]。“日常生活”可以定义为常态，“事件”可以定义为非常态。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编织社会网络，“日常生活”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和构造过程，也是积蓄能量过程；在“事件”中，社会网表现为能量释放过程。常态可以描述社会网的构造，但是社会网的质量需要有内生性事件来振动、检测。行动者通过事件中网的作用和预期效果比较从而校正今后的行为，按此逻辑的社区群体行为积淀形成传统。通常将传统理解为大的时间尺度的函数，其实在科学意义上传统是一个连续谱系，从纵向上表现为事件前后更替之间的意义关联，从横向上表现为从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生成和认同。在认识过程中一般存在着两种缺陷，一种是信息不完备的局限，一种是意义缺失的局限；信息不完备的局限在任何认识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是不能从根本避免的，因此在课题设计中要对分析所要求的信息完备程度有一个在资源如时间、人力、经费、客观环境允许条件下有一个适度规定，但是意义缺失的局限对于研究设计和研究操作来说是必须避免的。了解农村社会生活时对“日常生活”和“事件”只了解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所形成的认识都存在“意义缺失的局限”，“事件”的生成会检验和重新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事件”的结合才构成乡村社会生活的全貌，对这两方面的完整了解才能全面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为。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巴厘岛的逃跑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他在事件中的表现使土著人重新调整了他们与他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现阶段农村来说，下发救灾款、发放外出劳动力指标、提供就业机会、上级考察、授予社区先进称号、村委会换届选举，都构成有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都与村落公共权力构造有直接密切关系。
3．由类比方法深入到分析方法，体现意义解释能力。对现象事实进行理论定位，使现象描述具有理论意义，使行动分析具有结构化特征。
这个框架如果能够成立，对于具体的分析工具我觉得没有多少可说的了。因为这就进入了社会学理论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部分。
农村权力本来我也懂，你讲了我反而不懂了。农民干的事也有这样的专业性？我觉得你是在利用专业术语构造学术壁垒以期形成垄断。这对于在下岗危机下提高社会学职业声望倒是有益。专业性越强职业替代弹性越小，职业替代弹性越小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越高。
你其实是说，这些现象你也熟悉，对这些现象的关系你也形成了表述，但是现在你头脑中的表述受到了我的表述的质疑。至于学术壁垒，有这类情况但不是仅有这类情况，我的研究目的与依靠术语霸权形成学术垄断无关，目标只是有利于在学术界和在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农民的研究中发挥社会学学科的功能优势。这是对社会分工确认后的被动接受，也是角度互补意识的自觉，我理解就是各就各位。现在研究农村和农民的部门很多，从各方面积累的资料也很多，社会学要在这样的研究中发现和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实需要不仅完成自己的学科任务，也要与其它部门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形成互补，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学科的研究位置和社会需要的定位与价值。当前特别在社会变革中积累生活规则的有关资料，以和大传统和***策进行对比分析。学术反映有其规范性，但是往往注意到了深刻性却相对容易忽视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在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和事物及关系中表现的正是可感知的结构化世界。
三．农民生活：可以感知的结构化世界
“可感知的结构化世界”，这一提法有些意思。这与前面所说的“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是一个内容的不同表述吧。如果是同一内容，那么这两种表述又有什么区别？
两种提法表述同一内容。区别在于，“结构化世界的可感知”是认识论表述，“可感知的结构化世界”是本体论表述。本体论表述是要强调，感知的特征不是认识者用来认识的工具，不是学者记者为了认识而涂在农村和农民身上的显影剂，而是农村和农民生活本质的直接显现。借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本质并不是在现象背后，而是就在现象中间，当你了解单个现象时是无法了解本质的，当你确定了现象之间的所有有意义的关系时，也就是说了解了现象系统时，本质就自然出现了。本质并不必然是可感知的，但可感知的并不必然不是本质。至于研究者是否察觉，在于他是否具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和敏感能力。说白了，认识本质的充要条件不仅包括考察者的动机和目的，而且包括考察者使用何种工具，是常识呢还是理论。
在你的研究中，你感觉哪些理论有助于认识农村权力关系？
当代社会学对秩序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秩序涉及行动，行动涉及动机，动机涉及意义，意义涉及哲学背景。霍克海默讲研究任务就是建立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密切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他反对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分离，历史进程与逻辑进程的分离。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改造秩序[25]。卢曼认为从个体定位研究组织未必恰当，研究组织只能从社会关系和现实互动作为起点[26]。吉登斯比较了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规则定义，分析了研究系统中规则，资源，规则群以及规则与实践的共存性，认为规则是不可能从本身加以描述和分析的，要从生活中发现其存在的根据。在建构社会系统的历史过程中，实践活动与规则体系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着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规则与实践相互依联的这种共存性，规则不可能完全从它们本身加以描述和分析。这一理论给人的启发是：不是社会规则使人有了互动关系，而是现实的互动关系示范着社会生活的常规[27]。这样的哲学术语读起来抽象，但在农村生活中你会时时体验到对这种哲学抽象的生动注解。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潜意识地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和价值，反映在社会调查事件中，就是你对农民的调查和农民的反调查在同时进行。现在的农民不是***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有人认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农民自己意识到的意义，这也许是出于对于农民文化和农民生活情境的双重陌生。罗宏光博士转述过一个故事，居住在原始森林中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透过茂密的树叶窥探一片发黄的水利工地时，酋长对他的儿孙们说，“在那绿色的尽头居住着一群野蛮人”，由此可见“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扮演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角色。调查农民首先需要理解农民，将自己的调查纳入农民的意义系统之中。不结合农民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农民在接受社会调查中就很难投入。要了解农民，首先就是要了解他们的交换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调查提纲的相应设计。交换不仅是经济利益的交换，本质是感情的交换，由此才能认同。
你讲的意义，是指你认为你定义的农民生活的意义，还是你发现农民有自己定义的生活意义？
是我发现农民有自己定义的生活意义，是自述而不是他述。从调查和访谈中就可以感受到。农村社会调查是互动，你在调查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调查你，捉摸你，把调查者纳入村落生活世界。费孝通先生曾经用过的石子投水来解释差序格局，这一比喻也可以用来解释调查与反调查同时存在同时进行。你的调查成为嵌入乡村生活的一个事件，围绕事件形成一个信息圈向外扩散，同时乡村社会又形成一个与扩散反向的包围圈来解构你、消化你，将你纳入村落社会的生活系统和意义系统。农民在社会调查中反映的基本原则是：在不影响我的生活的前提下，完成你的调查，甚至可以变通你的调查。郭于华博士就举过这样的例子，调查者问一位农妇生几个孩子好，农妇先回头看看婆婆，然后才回答还是按国家的***策办好。这样情境的回答并不完全和真实反映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当调查者问农民的房子时，农民以为你是来拆迁的；当看农民的对联时，他以为你是文化馆的；当为农民照相时，农民以为你是记者，于是索要照片；即使问到农民收入，他也要捉摸思忖能带来潜在收益的对策：他露富，因为他觉得你是银行的，希望得贷款；他喊穷，因为他觉得你是扶贫办的，希望得到救济。与你的问题同步，农民也有一个无形问卷在其心中不断地划勾划叉，农民也在用自己生活积累的全部关系模式在试***格式化你，也在不断地筛选判断和分析，比较其意义和潜在可能提供的机会。
这里要特别强调访谈的意义。现在调查任务很多，很多人经常使用调查问卷，而对于调查者的素质和工作态度注意不够，我感觉在问卷设计完成之后，调查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就成为调查资料成败的关键。理论的任务并不只是在于完成问卷设计，而且要贯穿调查的全过程。调查员对于问题的把握和相关提问项的设计和现场布置能力对于完成调查问卷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调查员的智力不能低与被调查农民的智力水平。我在河北农村调查时请农民根据给定的选择项评价怎样看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典型的就是一位农民（前小队会计）的反应，他并不立即回答，而是眯着眼等着调查者（我）的后续话语，他认为调查者并没有将话讲完。用学术语言表述就是问卷并没有封闭所有可能的选择项。他认为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问题由于没有设计情境因而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因为这是半句话，并不完整。他认为在这一问项之后应该具有三种可能才构成完整的表述。表述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后富起来”，这是老百姓认同的，但是仅仅到此还不够，还要说明另一部分人后富起来的理论推论条件和社会现实条件是什么；表述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富不起来”，这样的表述在逻辑上可能，在现实中有例子，老百姓对此就有看法了；最要命的是表述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先穷下去”，这种情况有逻辑可能也有现实例子，老百姓就反对了。这位农民认为，在不分清三种可能的情况下汇总统计分析多少农民赞成或者反对此问项“纯属瞎掰扯”，并补充说“群众关心的是要求说清楚，现在的***策让什么样的人先穷下去[28]。根据调查人员对大样本户问卷的深入分析，这里的穷除有以往理解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含义外，还有另外两重含义：一是收入相对速度下降，二是收入质量低劣，即收入水平不稳定。这种情况不仅通过户问卷反映出来，而且通过农民在选举中的参与行为表现出来。1996年底我在山西农村调查时，农民在村委会选举现场公开说，“我们来（参加选举）已经不是为了选好的（我们信任的人），而是防止选上最坏的（能糟踏集体土地和财产的人）”。农民对村干部的意义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是干部能否给农民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由此决定了农民的投票倾向。
总的来说，现在分析农村村落权力常用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模式是什么？
其实就是学者研究现代非极权国家，国家机关组织民间利益，动员与控制市民社会的四种模式：多元主义(pluralism)、统合主义(corporatism)、依持主义(clientelism)、民粹主义(populism)。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从动员能力、统治精英所受到的非统治精英的压力、以及中介精英的存在三个维度，来比较上述四种动员与控制的模式。具体的理论综合介绍可以参见陈明通博士的专著：《派系***治与台湾***治变迁》。从历史文化角度看，黄宗智的研究也对权力构造具有发生学的描述。我的基本观点：现在中国农村公共权力构造适用有条件的广义交换理论。其理论根据是：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共权力构造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基础，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二是通过合作分工在市场环境下获取比个人工作更大的利益，这里的合作已经包含了广义交换的概念。这样的权力构造才能激发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内在动力，这样的权力生成才能构造市场经济社会中允满活力与勃勃生机的细胞。权力当然意味着某种强制，但这种权力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要以广义交换为基本条件，或者说叫作可持续性条件。即使是主仆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也体现如下逻辑：你要我对你依附，你必须有能力对我提供庇护；如果你没有能力对我提供庇护，我没有必要对你依附。当然这样的表述只是核心内容的导语性质的简介，完整的论证就是论文的工作而不是你我现在这样交谈的任务了。
权力建构受广义交换理论支配，广义交换规则又受到现在农村农民正在分化和分层的深刻影响。在农民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对村内群体按照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威望的综合水平进行排序的认识，虽然明确地能够表述的人不多，但是调查者转述类似表述时能够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同。如我们调查的一个村的村民对社会分层进行的排序顺序为：第一等级：村中的领导核心，即村***支部的9名支部委员。第二等级：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第三等级：私营企业老板和个体户。第四等级：村内负责红白事的理事“落忙头”、有的地区称“知客”[29]，这类人能够游弋于村内各类群体之间，在事件和对话时有资格跨越层序等级和各个层次发生联系，在村落传统的农民内生性日常生活事件中充当主角，为解决村落内部的个人矛盾和层级间的群体冲突提供妥协和的机会并进行试探，他们是乡村社会群体内部认同、网络的粘结人物。第五等级：家住本村在外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技术人员、在外乡镇任职的副书记、副乡镇长；在县直机关任职的副科级干部。第六等级：村内有大中型拖拉机、有大车的农户。第七等级：现在的村民小组组长，相当于体制时的生产队长，由于村内的职业分化，村民小组的表演机会并不多，主要功能体现在农作物生长需要浇地时管理机井，确定农户浇地的先后顺序，看管电泵，故村民又称之为“井长”[30]；他们自己往往有身分荣誉感，但农民并不十分当回事儿。第八等级：是农村中劳动投入时间和收入结构以农业为主，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户。第九等级：也是农村中劳动投入时间和收入结构以农业为主，但由于欠债、治病等原因家庭支出巨大，或者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经营素质，产品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31]。村中经济收入水平最高的农民户收入已经超过百万元，但是也有的农户家庭生活日渐艰难，1996年将牛卖了，拖拉机卖了，收入结构已经受到了限制[32]。
农民现在的收入分化中资本的贡献份额明显增加。在现阶段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包括三种类型：即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由此证明，农民收入提高不仅是生产能力的函数，而且以货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为条件。在以村落为边界定义农民的收入分化时，职业的解释力在下降[3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逐利动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转型时期的特点又使三种资本存在着相互替代。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主要体现在建筑和机械加工工业以及特殊矿产资源企业；在比较封闭的地区，主要是由当地级差地租决定的第三产业，如在山东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是餐饮业等[34]。权力资本主要是依据农村体制性权力（如***支部）和内生性权力（如村委会）对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支配和积累。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农村干部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农村干部是否会利用这种优势地位造成集体资产向干部个人流失成为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也反映在我们对15个村的农户户卷汇总分析上，在“日常生活”状态进行的调查中，多数农民对调查员表示几乎没有参加过村里的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看见过村财务上墙。但是在“事件”状态即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农民对村里的各项支出的群体记忆讲起来是历历在目，表述清晰得令外人吃惊。这也许反映了农民对村委会活动的频率和内容不满意，村民在回答问卷时更注重反映他们的情绪，而不是反映实际。
我讲这么多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公章和一个职级称号只是权力的外在象征，权力的实质而是生活体系中由重要资源拥有量及支配规则所定义的位置，这就是实力，这个位置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发生关联。正如货币只是财富的外在符号，但以为印钞票等于增加财富就荒谬了。
农村村落权力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民的经济理性在村落权力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农民的素质在提高。
确实是这样。经济能力在决定村落内部农民之间的家庭地位和行动能力及社会影响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即使在相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条件下，农户的经济支配能力和影响能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是不同行业的就业收入结构对农民收入质量有重大影响。这是激励农民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农民以自己在北京卖菜、妻子在家务农的收入体会为例，比较了“纯农业”和“打工”两种收入结构的质量差异：设两农民年收入都是2000元，其中农民甲是纯农户，纯粹依赖农业收入，生产1250公斤小麦折算收入2000元；农民乙是第二兼业户，生产125公斤小麦收入200元，打工6个月收入1800元，总计也是2000元。他论证了甲、乙的收入是有差别的：其一，乙虽然人均年收入与甲的折算水平相等，但由于劳务工资按月稳定发放，可以适时地支持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而纯农户农业收入在性质上是“产值收入”，由于农产品卖难往往使农民甲的可支配现金收入（可以定义为农民的生活费收入）低于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定义为农民的产值收入）。其二，即使假设甲、乙各自收入能够全部兑现，由于两种收入结构存在兑付的时间差、次数差，纯农户收入在时间上是“年终收入”，甲与乙相比甲还是损失了利息收入[35]。因此，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时，不能仅注意农民人均收入的数量比较而忽视其结构分析。其实农民在考察自己与村落权力关系时，你也会发现农民进行类似计算的经济理性。
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深入农村的调查中，需要通过倾听农民了解表述的真实，需要通过观察农民获得行动的真实，需要通过体验农民把握意义的真实。这对调查设计、调查过程、调查工具、调查者的理论素质和工作态度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这种时代要求为社会学参与农村发展与农民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接口。
你参加过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全过程，你的“在场感”是什么？
在四个村的换届选举中，能够时时感受到群众对选举的积极参与与认真关心程度，反映出村委会换届选举已经深入人心。在观察和了解选举情况时，农民的反映、评价和判断深刻震撼着观察员。在选举现场，一位村民（女，73岁）指着***台上主持会议的前任村干部感慨地说：“刚选的时候都是好人啊！干着干着就变质了”。这是日常话语，但此时就具有了结构化特征，当时确实使我感到震撼。
从村里农民评价角度看，没有选出当选人的选举也是成功的。只要选举符合程序，准确反映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意志，农民感到满意。农民评价角度和现在有些领导评价角度的重要不同在于，农民并不是将村委会选举看作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将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价值和意义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背景下评价。农民评价的角度不是孤立片面地对选举就事论事，而是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整体来看问题。两种评价角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有的领导只是要求选举的合法化形式，农民梦寐以求的则是获得制度安排赋予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这一实质。农民具有经济理性，也追求选举的投入产出效率，但是农民参与选举和评价选举从来都不是从纯粹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率角度来看问题，而是将其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村民的意志、能否准确表现村民的价值判断作为评价选举效果的首要标准。换言之，农民的经济理性有更广阔的定义域，包括了对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精确计算。通过选举没有当选人，不能说明农民不重视选举，也不能说明民***部门工作失误，只能说明农村中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对选举的一些程序不满意、有看法。各级民***部门负责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同志、各级***府职员、各位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人员，有责任深入了解和理解农民关注选举和参与选举村委会的这一特定角度，然后才有可能不仅是观察而且能够体验农民的动机和行为。从观察员在选举现场了解情况看，农民对选举结果在预料之中，对选举程序的严格性和对他们选举活动的尊重表示满意。
农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态度，反映着农民对农户与***府关系、农村公共资源保护和使用公正性、农村生产要素合理优化配置、农村精英在村落社会中的位置等社会结构要素的认识程度，这些社会资源对于农民生存与发展而言具有与空气、水源、土地等自然资源同等重要性。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就一场选举看，没有确定村委会当选人的选举对于乡镇***府和农民围绕选举在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方面的巨大投入是不经济的；但是就现在农村农民反映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看，在目前农民与国家各种可以利用的沟通形式中，只有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受到农民和***府的双重重视，也是农民表达自己意志的各种可行的手段中最直接、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手段，这一手段受到制度安排的规范和保护。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不仅承担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功能，而且承担了表达民意的有效渠道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村农民由于对原村干部基础比较满意，部分群众的表现反而是对选举不太重视，如一部分村民急于投票后去参加村内一户人家的婚礼。对此可以考虑归纳为如下命题：即在下列条件下，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形式不予以足够重视，⑴在群众对选举意义和程序了解不够，即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村民不重视选举；⑵在群众关于选举的意义和程序信息了解相对完备，但是由于操作程序不合法或者仅仅是形式化走过场，村民不重视选举；⑶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村，越是群众放心的村干部，越是群众满意的村委会，农民就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对不重视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反而对选举并不太付出太大的精力。这正反映出农民评价村委会选举投入产出效率的经济理性，在产出既定时，农民开始节约投入了。这也说明，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行为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具有结构化特征的个人行为。第一、第二因素是负面因素，第三因素是正面因素。
有的问题理论论证很复杂，农民干起来则很简单。如选举中的秘密划票间。理论要求是：有利于农民秘密投票，有利于村民监督。四县都设立了秘密划票间。A县是利用村部进行投票选举，秘密投票间是窑洞。群众对选举表现出明显的关注，窑洞门口围观者众，加上在选举前几日村内已经有请客等拉选票行为，有的人急于了解别人的填票情况，扒窗户，在门口探头探脑，使维持秩序的民警颇感吃力。相比之下，B县和C县的秘密划票间的设置简便实用，即在村办学校操场的开阔地带，用四根木棍绕课桌桌面搭置成三面遮挡的秘密划票间，遮挡物为红布（B县）、瓦楞纸板（C县）。划票间之间间隔为2米，距投票箱距离为3米。这样有利于投票人秘密填写，视野开阔也有利于监督。桌子下面如果有四条人腿则表明投票间有两个人，会引起群众警觉并监督其是否是员。这样有利于维持秩序，也有利于群众监督。
你的研究最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宏观管理方面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支部建设，农户则行使民利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这两种倾向受到不同的动力驱使。说明将农村基层组织中干群关系、***群关系、***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矛盾仅归因于村干部个人品质至少是片面的。可以对村级组织构造一个理想化的封闭分析模型，即使假设：(1)制度规范是适用的和完善的；
(2)农村***支部、村委会领导成员的个人品质是无可挑剔的；(3)村干部忠于职守的精神为极大值，执行***策的变通能力为零值；(4)上级领导、村干部、村民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标准完全一致；
完全满足上述四个假设，仅从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组织建构和运行机制看， 上述判断所揭示的矛盾依然存在。
协调上述矛盾，仅在村***支部和村委会两种组织类型的“乡－村－户”功能空间中上下求索难以找到出路。协调的关键在于将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分析有威信和有凝聚力的农村***支部，可以发现其不仅具有体制性组织权力特征，而且实际上也具有村落内生性权力的功能特征，表现就是能够反映和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而有威信的村委会负责人也往往具有体制性组织权力特点。在中国现阶段农村村级组织权力建设中，以体制规范为方向，使体制性组织权力不是嵌入而是内化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内部，使体制性权力和村落内生性权力有机地相互结合，而不是仅仅从形式上去讨论农村***支部和村委会的中心和核心地位。
村级组织凝聚力和该组织对农民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份额和贡献方式有关。这里发展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而且包括农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凝聚力包括：(1)
在农民人均收入中集体经济分配的贡献份额；(2)农户生产经营对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依赖程度；(3) 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所代表的农村生活质量；(4)
农户生产要素分配和生产竞争中的社会公平感；(5)村民对村务的参与意识和知情程度；(6)农村经济地理区位所带来的级差收益。村级组织凝聚力和上述六条标准存在着多维的促进和制约关系，村级组织凝聚力的类型又可以解释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村级组织类型的生成固然需要体制背景，但是由于这两类组织运作在起点上和农民、农户、村落的利益一致，在终点上和社会利益一致，因此，以村落为边界，组织类型的形式可以是引进的，动力则是内生的，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能力。
变嵌入为内化的理论认识对于现阶段协调农村村级组织体系的关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村级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是当前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要防止在农村基层***支部或村级***产生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式的“庄园主”和书本平陆裴安***式的“村霸”，要选拔能人进入村级组织领导位置，就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农村***支部建设和村委会建设对立起来，即使在逻辑上存在着可能的对立也要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发现二者的有效结合点。内化就是一个良好的结合点。在农村***支部建设中，***组织建设不能脱离群众路线；在村委会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中，民主自治不是放任自流。协调好村级***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村级组织建设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原文载韩明谟等著：《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出版.补入了发表时被修改的部分内容.
注释：
[1] 见邱泽奇对近年来关于农民观念研究成果的总结分析，《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64-67页。《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1995)》，1996年出版，第79-87页。
[2]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杜赞奇：《文化、国家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上面”有两重含义：一是经济地理中的城乡连续谱系的“中心－边缘”概念；二是职业分工中的非农业和农业的职业声望等级概念，
[4] 包亚明译: 《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6页。
[5] 新：1994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导论，第1-2页。
[6] “文本规则”和“生活规则”是我使用的分析概念，文本规则对应于大传统，生活规则对应于小传统，也可以说是福柯所讲的地方性知识。小传统或者地方性知识能够延续的工具是：历时性的共识，有感彩的记忆，叙事。生活规则是农村中个人记忆的综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8] 陈之迈：《中国***府》， 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9]所谓“民粹主义”是指没有经过组织化，而以***治运动直接向都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农民群众寻求***治支持，或以反对现存体制意识形态，寻求非劳工部门支持的动员方式。民粹主义通过无组织化的行动来达到集体利益，具有反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见 Di Tellia, T.S. 1965,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lapham ed. 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7-74.
[10] 村社定义见“我国村社经济市场化”, 经济日报, 1997年4月11日。
[11]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3页。
[12] 项飚：1996年6月,“流动,传统网络市场化和’非国家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集聚区的历史”，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打印稿)。
[13] 报刊文摘，1996年11月21日，第1版。
[14] 报刊文摘，1996年11月28日，第2版。
[15] 村民制定本村“村委会选举办法”(成文条例)时的讨论已经深入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以投票时对村委会三职成员候选人“同意划圈，不同意划叉，弃权不划”的规定为例。其一，A县农民要求明确“不划的弃权是指票弃权还是指人弃权”。其二，B县农民问“划半个圈算什么”，最后讨论确定划半个圈按弃权计算。选举投票技术上的精细程度反映着农民的重视程度。引自樊平对A省试点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现场观察记录（1996年11月19日至28日）。
[16]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2-29. And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London: Cambru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2-84.
[17] Ritzer, Geoige 1992, Sociological Theory, McGRAW-HILL INC. Pp671. 苏国勋: 1996年,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5页。
[18]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9]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合同管理、依法减负”,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1998年3月20日《新闻调查》。
[20] 秦晖、苏文：1996年，《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二至第四章。
[21] 邓正来， “国家与社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5月号，第171-188页。
[22] 本项研究的方法设计受到布尔迪厄(Bourdieu, P.)反思社会学的启发。他要求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关注”方式进行分析，对于方法本身的批判就是清醒意识到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哈贝马斯在分析研究旨趣时也指出代表从虚妄意识形态束缚下***出来的批判知识对认识工具本身的批判是绝对必要的。
[23] 转引自彭兆荣：“民族认同的语境迁与多极化发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27页。
[24] 在社会情境设定上区别“日常生活”与“事件”在理论上受到舒茨及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启发，在分析上受到黄仁宇的启发，“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事件的征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引自黄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第1页。
[25] 程志民: “霍克海默”, 见苏国勋主编，1996年，《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68页。
[26] 卢***春; “卢曼”, 见苏国勋主编，1996年，《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492页。
[27] 黄平: “吉登斯”, 见苏国勋主编: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 当代社会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第523页。
[28] 引自樊平在河北的入村访谈记录（1996年10月28日）, 采访对象:男，62岁，原生产小队长。
[29] 当地农村对村内红白事牵头人的称呼，一般是50岁左右的男子。
[30] (美)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分析农村的权力结构时已经注意到水利灌溉设施对农户整合的影响。
[31] 引自樊平、龚维斌、陈光金的驻村入户访谈记录（1996年11月5日）, 采访对象: 男，41岁，村办企业厂长。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述”性分层和学者对农民分层研究的异同，后者见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关于农民分层的标准，“自述”一是强调农民分层标准的综合性，蕴含了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在村落社会运行中的互补及替代弹性等特殊规则，在传统村落社会分层中具于重要地位的“威望”的解释力现在明显下降。二是对于层序的确定亦具特色，此村民特别强调了村落内部村民层序的刚性；访谈中调查员就第四、第五等级的相互位序提出质疑，村民认为勿容质疑，村落意识形态无论在传统还是是现代意义上都要求第五等级对第四等级表示出相当的尊重。看来需要以深入的学理分析解读村民的“自述性”社会分层。村民“自述”的分层标准也超出了学者对农民分层结构演化四个类型（同时也是从欠发达到发达依次递进的四个发展阶段）的概括，相应文献见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中共中央***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5页。
[32] 引自樊平访谈记录(1996年10月31日)。采访对象：男，31岁，纯农户。
[33] 其表现就是在1996年的农户调查中农民很难笼统地讲农村中从事哪个职业收入最高。
[34] 引自钱益兵对山东陵县四个乡镇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