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试院煎茶》诗中,有这样赞美定瓷的诗句:“定州花瓷琢红玉”。足见饰有花纹的红定瓷之珍贵。此诗的流传,给人们带来对定瓷的神往和遐想。因为定瓷属于白瓷,苏轼怎么会有“红定”之说呢?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把玩一只定瓷碗时,想起苏轼诗中“红定”说,兴起吟诗留作,云:“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至今珍玉润,入夜拟珠光。訾近誉其古,尚圆岂必方。东坡琢红句,想必酌之祥。”乾隆帝对诗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而世不见定窑“红定”流传,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或“而轼因逞词诩重耶?”或“当时不过偶一陶制,后遂禁止不作”。乾隆帝推测正确与否尚无定论,由此而见的是定瓷在中国瓷器史中的影响和突出地位令人瞩目。
中国瓷器分南北二系,南青北白。北瓷中,唐代以“似银似雪”的邢瓷为代表,宋代则以定瓷继之。《中国陶瓷史》云:定盛而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定瓷,即定州窑瓷器。产地在河北曲阳,因宋时属定州,故名“定瓷”。定瓷烧制于唐,兴盛于北宋,失传于元,历600年烧制时间,成为宋代与汝、钧、官、哥并称的五大名窑之一。定瓷之所以位居五窑之中,作为进贡的宫廷御用品,自然是有其独领的品质和特征。定瓷的品质和特征如是:
型制:古定瓷以生产盘、碗为多,瓶、罐、炉、枕为少。不论何种,器型特征都一改汉唐瓷器的厚重浑雄,也不似后代明清瓷器的华丽繁琐。定瓷型制以清秀文雅、俊逸简约而呈现出高峻感和神逸感。瓶罐类线条流转,体态修长,立足稳健;盘碗类由厚变薄,圈足缩小,碗口露芒。俊逸简约的线形变化,形成了定瓷独有的挺拔俊美爽健的庄重大气风格。
色泽:定瓷“白如玉”。定瓷釉色如玉般光润柔和,又绝非纯白,而是白中透青,白中泛黄,色韵暗起,玉感而生。明代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卷7 《古窑器论》记:定瓷“色白而滋润者贵,――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对世传紫定、黑定、红定之说,今定瓷大师陈文增先生认为“并非色定中有这专门釉色配方,而均为特定烧成气氛条件下的黑釉窑变”。定瓷虽为一道釉,却有多种色,皆因为“陶瓷是火的艺术”, 即温度升高变化导致釉色变化。关于乾隆“红定”之谜,似应从中得到解答。“瓷不唯白,以雅为胜;五色不艳,白璧藏绚”定瓷就是这样诠释色泽内涵的。
声韵:定瓷叩击时发出的声音清丽悠长,波频动听,称为“磬声”。定瓷“声如磬”首先源于其料质为石英、长石、黏土合成,土质干绵,石质精纯晶脆,硬度大,熔点高。北方太行山东麓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定瓷的基本特色。其次,是烧结温度,历经数十小时1300度左右的高温溶冶,瓷化达到了至佳程度,故土石韵一跃而为金石声。
文饰:定窑装饰技法很多,以刻花、印花为多见,还有堆花、剔花、贴花等。刻花、印花为定窑首创。刻花是在器物上直接奏刀,疾速沉着一气呵成,是定瓷中运用最普遍、效率最高的装饰手段。其随形构架,布施线条,宽窄深浅错落有致,既能表现丰腴的牡丹,又能表现纤细的草叶。由于运刀随心,率真自然,定瓷流露出生动的朴素美。印花,是一种比较华贵庄重的装饰技法。为先把装饰***案制成模具,将烧制器物扣在陶范上压印。印花工艺考究,纹样清晰明快,典雅高贵。定瓷的装饰***案以龙、凤、鱼纹,牡丹、荷花,萱草、缠枝莲纹为主,据近代陶瓷鉴赏家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讲:定器“花纹多仿自古铜镜”。这种文饰内容表达了宋代社会追崇富贵平和规范的生活观。
注目宋代定瓷,其独特风韵油然而现。无论瓶、炉、盘、碗,皆釉色灵动温润,质地坚密,韵击若磬,挺拔俊俏。雅淡文饰,或凸或凹,龙凤花卉,情采并茂。可以用“声色夺人”四字来概括。以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北宋梅瓶为例,有诗云:“若把梅瓶比西子,曲直刚柔总相宜”。
从现存定窑遗址看,占地方圆20华里,总面积150万平方米。俗传“大窑三千六,小窑如牛毛”。定瓷产量之大可以想象,对宋代经济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在制瓷业独树一帜、风靡天下的地位不容小觑。然而,到了元代,定瓷衰落进而失传。究其原因,主要是宋金之战,中原蒙难,定瓷生产停滞,大批工匠南流。金统治在北方确立后,定瓷一度有所恢复,致使金代仍能见到定瓷,且风格基本未变。南宋建都后,原本发达的景德镇瓷业由于定窑工匠的汇入得到进一步发展,定瓷在景德镇、吉州、以及福建德化等地重振英姿,史称“南定”。元朝统一后,“南定”通过景德镇的传播,在南方风行开来,形成带有定窑风范而又具自身优势的地方特色瓷器,北方定窑则衰落消亡。可喜的是,植根于中华大地上的古定瓷在中断800年之后,又在其发源地重新成长起来。后辈定瓷人呕心沥血,潜心钻研,承先贤智慧,使古瓷再现历史之辉煌,令我辈在欣赏定瓷中感受中华文明的灿烂。
参考文献:
陈文增:《定窑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
苏 菲、杨展:河北保定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