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审丑”是构成刘庆邦文学世界的重要内容,从早期描写矿工的《走窑汉》到知识分子题材的《卧底》,人性被赋予了丰富复杂的内涵,揭示了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
一、生存压力之下人性的变异
刘庆邦文学创作的主体,始终是一群为了生存的基本需求而苦苦挣扎的农民和矿工,展现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观和生命情怀。刘庆邦在新浪网上和读者的聊天实录《写作就像自己对困难挑战》里谈到:“我有时候会写到他们一些弱点、缺点或者人性薄弱的地方。这正是出于我对他们深切的爱,我才容易看到他们的缺点……矿工是一个特殊生态群,每天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临生命威胁,人性会暴露的非常充分,生命弱点也暴露的非常充分……我们容易看到他们生命深处的东西,在写的时候也容易把人性弱点写出来。”民间的立场,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作家展现了生存个体在生命重压下的偏执与坚守,屈从与堕落,昭示了在生存重压面前一切价值都应重估。
中篇小说《神木》是刘庆邦的一部力作,曾获得2002年老舍文学奖,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描写了两个泯灭人性的骗子,杀死矿工然后制造假象,从而骗取伤亡费的故事。这篇小说把握住了生活的苦涩状态,虽然没有大悲大恸的结局,但却很能触动人们内心那些生存压力与困境所连带的某些情愫。这个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但作者没有停滞于真实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从故事的表层进入到多层面的人性开掘,突破了对人性的单一静止描写,而将其引向动态的发展变化中进行审视。《神木》中的人物依然是让人同情的底层形象,而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却从善良的农民变成一个血腥残忍的杀戮者。是什么导致他们走向人性丑恶的极端,在这篇小说中就是一个字――“穷”,贫穷使人们丧失了本性,为了一已之利,将他人的生命视为道具。生存就像是一枚人性的试剂,测出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贫穷是罪恶的起因,但不是根本原因,这个罪恶故事背后隐藏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失衡,对金钱的崇拜和渴求泯灭了人类的良知。
刘庆邦在对物欲扼杀人性进行批判之余,依然怀着向善的希望,继承了鲁迅先生在人性批判中的不“溢恶”传统。“作者的可爱之处在于,即使写了惨不忍睹的一面,亦不忘人性的闪光。他感怀于良知的发现,所以在悲剧的地方,也能生出飘香的花草,让美的气息在此流动,那是唯有大爱的人才有的情怀。”刘庆邦在对罪恶凶残和人类良知的质问中,对于人性仍寄予了美好的愿望,这也是刘庆邦作品温暖人心之处。
二、夹缝中的人性突围
20世纪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影响和进攻是以“城市化”的方式展开的,即以城市的价值观念改造乡土文化的价值体系,以城市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生活习惯改变乡村人的生活,以现代商品运作的方式和机械理性改变乡村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农耕理性。总而言之,“城市化”是城市文化展开的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的进攻。在城市文化进逼之际,乡土文化所包容的传统文化的处境构成刘庆邦人性思考的一个维度,面临传统文化日渐边缘的境地,乡土文化所孕育的有利于人性发展的健康合理的一面在当下的真实处境成为其创作的重要主题。
在《红鹅》里,大田从农村来到城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胁迫丈夫去城里,杀鹅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她所代表的商业精神对传统乡土文明的戕害可谓怵目惊心。《家园何处》中的女主人公――停,在城市里遭遇不幸之后,问到“哪里是我的老家,谁是我的亲人,有谁能保护我。”城市不是想象中的城市,故乡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城市变得真实起来,故乡成为历经挫折之后灵魂的栖息地,那里才是梦中理想的家园。
《到城里去》的女主人公宋家银,与刘庆邦作品中农民一贯自然淳朴的性格不同,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城市文明功利性极浓的色彩,在亲身感受到农村和城市生活之间巨大的反差之后,“到城里去”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成为她大半辈子奋力追逐的目标。这一理想的现实诉求建立在丈夫杨成方工人身份上,结婚刚几天,她就催着丈夫到城里去,丈夫是宋家银做一个城里人的替代物,是她的精神幻梦的现实化。她对丈夫的感情除了凭借杨成方彰显体验城里人的自我优越感之外,几乎丧失了作为妻子应有的温情关爱,甚至是冷酷无情,她和她的作城里人的梦想最终导致丈夫的悲剧命运结局。
对于以宋家银为代表的在农村和城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求出路的底层农民,刘庆邦是怀着仁慈的批判,从大田的疯狂偏激到宋家银的悲剧结局向我们昭示: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必然要付出精神人性上的惨重代价,而这更尖锐地强化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缝隙,强化着城市与农村的极不谐调。“工业文明和现代经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是双重的‘礼品’:人的能力的最充分的发挥,人性的最残暴的扭曲。”在乡土文化和城市文明之间寻求和谐发展,不应以对乡土生命和乡土人情的抛弃为代价,文明的发展,始终是以人性的健康发展为最终落脚点。
三、恶魔:人性的痼疾
当代文学出现不少关注人性中凶残血腥的作品,如：余华的《现实一种》将暴力表现为人内心的渴望,莫言的《檀香刑》中暴力描写混杂着虐杀生命的,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这些作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探讨了人性恶的问题。刘庆邦也创作了一系列的酷烈小说，如：《玉字》、《雷庄户》、《在牲口屋》等,揭示人性中阴冷的一面。刘庆邦的暴力血腥抒写直指人性,与《神木》中所表现的更多由社会因素而引发的人性恶不同,在这一部分作品里,人性恶更根本的是与生俱来,是人性中本身所具有的,借助一定的外界条件而爆发。如他自己所说“我写了酷烈小说,写了一些残暴的行为,主要是想写生命的状态,写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刘庆邦的酷烈小说集中表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恶魔的一面。
《在牲口屋》是一个纠结着欲望和暴力的叙述。杨伙头过去给供销社赶马车,手中的特权成为他和金宝之间交易的砝码,二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风光已成为过去,但他依然继续纠缠金宝,此时他和金宝之间的关系却成为金宝和他儿女生活道路上的障碍,虽然金宝一再告诫,但心中对金宝不能泯灭的使得杨伙头铤而走险,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人类对性的欲望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它创造着人也毁灭着人,刘庆邦小说中的很多悲剧都由此引发,性的冲动和压抑是造成生命悲剧的根源。《在牲口屋》中,刘庆邦并未探讨性“形而上”的含义,而是展现了性的“形而下”的自然意义,理性的缺席使杨伙头就像“牲口”一样被性的欲望所牵引,而当这种无法遏止的本能冲动和社会人生产生冲突时,就将生命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平地风雷》是一个血腥的故事。货郎家贫,惟一的生路是那个货郎担子,可队长却把他当作“走资本”的典型一整再整,弄得他走投无路,最后把队长“做”了。那些村民在这场凶杀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边鼓动货郎卖货自救,一边向队长通风报信,直等着“坐山观虎斗”。等到货郎真的忍无可忍动手之后,他们却以主持正义似的姿态拿着各种家伙,把货郎砸了个稀烂,“头碎得几乎找不到了”,货郎女儿求救的呼喊在众人兴奋的屠杀中显得虚弱无力。货郎的邻人张三爹,李四嫂,王二爷两面煽风点火,担当了这场谋杀的幕后策划者,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并无实际企***,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观赏欲,于是，这伙人一石两鸟,货郎和队长的生命就此被无辜断送,而且他们的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他们比鲁迅笔下那些伸着脖子看杀人的观众还要可恨可怕。整篇文章从开始到结尾,一直都笼罩在一场紧张的对峙当中,到最后众人达到杀戮的狂欢,有如一场平地风雷,掘地而起,震撼人心。李敬泽评价《平地风雷》:“有着令人颤栗的杀气。这是对权力、阴谋和暴力的冷酷分析,在一场若无其事而错综诡异的‘权力’中,两条性命最终成为祭品,控制他人的欲望带领人们走向嗜血的狂欢。刘庆邦是个有时极‘狠’的作家,所以我们得以看到某种黑暗而真实的东西。”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在特殊年生在普通群众之间的凶杀故事揭示了“人性集体的恶”。
刘庆邦的审丑作品,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也没有对血腥的欣赏和玩味,而是基于人文立场之上的批判和理解之后的同情,在对人性恶的批判中呼唤人类的善良和正义,对人性形态的展现和思考中彰显出独特的人文批判立场。
参考文献:
[1]孙郁:《在温情与冷意之间》,《河南日报》,2004.6。
[2]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
[3]赛妮娅、梁可:《不想假设的刘庆邦》,《社会科学报》,2004.6。
[4]李敬泽:《纸现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荀育琨: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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