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1991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给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许崇德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崇德同志：你好！
我问了我兄弟钰良（清华外语系毕业），他认为目前纪念作为教授的叶公超先生，人们不会有顾虑，但现在北京的老学生也不多了。他举出的计有他自己、王佐良、许国璋（皆在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李赋宁（北大英语系），你不妨把征稿信寄给他们。他又说，清华老人中，尚有陈岱孙（北大经济学院，家住北大燕南园）和周培源，都是公超先生熟人，你也可以写信去联系。周培源先生已不住在北大，寄机关当可收到。匆此奉复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九一.十.十
写信人周一良（1913-2001），是中国一位大师级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嫡传弟子。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著称于世，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等学术名著，与唐长孺并列为继陈寅恪之后中国最杰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家。
周一良在信里谈到的叶公超（1904-1981），是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学者。早年留学美、英、法，1926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担任过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在教学工作、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领域均有较高的成就，曾经是“新月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1941年以后，叶公超进入了***界，担任过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务次长、外交部部长。1949年去台湾，担任过行***院***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等要职。
在讨论这封信的价值之前，很有必要概述一下时代背景，特别是当时的思想文化特征。
我们知道，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执******的强力主导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其中，轰轰烈烈的历次***治运动，对中国几百万文化人群体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因此，对于在1949年的历史性选择当中，坚定不移地站到或者是几经考虑而最终站到一边的以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钱穆、李济、董作宾、梅贻琦等为代表的著名文人，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采取全盘否定的立场与态度。他们的人被视为***文人，他们的书亦被列为***。我们只要看看当时内部编印而且十分流行的《***、、荒诞***书书目》（十六开油印本），即可略见一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地走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开放的速度比较快一些，但是在***治与文化上开放的速度相对就要缓慢得多，甚至显得严重滞后，令人遗憾。所以，对于当年因为国共斗争等***治理由而主动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一大批专家学者，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间段，采取的立场、观点与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对于这批知名文人学者的学术成就，一般都予以肯定；但是对于他们的***治态度，则进行适当的区别对待。首先，对于***治立场鲜明或者自由思想浓厚的学者仍然予以严厉的批判。例如，对胡适的思想与立场毫不留情地继续大肆攻击，明确地表示：“我们对胡适，***治上是反对他的，但学术上是尊敬他的。”[1]其次，对于平时不太关心***治或者立场比较中立的学者，倒过来为他们当时的选择刻意做些有趣的辩解。例如，对梅贻琦的***治选择表示出若干的遗憾或者做些毫无根据的推测。有的说：“一九四九年***治风云的翻腾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变突，梅先生在思想上没有准备，他的封建正统观念，最后促使他遗憾地告别了他和清华同仁一起多年惨淡经营的校园，这也是我们引以为遗憾的。”[2]有的说：“现在回想起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是会有所不同的。”[3]
90年代稍微好一些，对于这批文人学者，学术成就予以肯定，***治立场予以回避、不置可否。例如，中国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再版了蒋廷黻的著作，但大都局限于《中国近代史》《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学术论著，而绝对不会把他的***论文章特别是所谓抗俄的文章搜集起来重印。
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互联网在资讯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某些多元化的倾向，由此培养出一大批具有***思考能力的文化人，特别是随着国共斗争的历史距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几乎不存在什么***治敏感性，人们对于民国时期的历史越来越客观，对于那一大批文人学者的选择也就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尊重，甚至还能对傅斯年那种决心“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意志产生几分敬意，尤其是把他们与留在中国大陆的文人学者的种种遭遇做一番比较之后，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离开中国大陆的知名学者实在是幸运得多，不禁让人因感叹命运的捉弄而唏嘘不已。
在民国年间接受过开放多元的正规教育的文化人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惊心动魄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主动地或者被迫地认同了思想改造，但是在以后的历次***治运动里还是经历了许多的磨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其中不少的文化人通过比较全面深刻的反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今后应当向何处去。然而，也有不少文化人的思维惯性已经形成，思想感情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言论行动都时时折射出当时所特有的某些特征，甚至在考虑问题时自我设限，不仅不想办法多争取一些自由的空间，而且还反过来替***着想，提醒***注意一些连***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所以，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尤其是许多文化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一直都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论著大都是一些宏观的、概括性的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到具体的、典型的个案分析。恰好，周一良的这封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补充说明。
周一良的这封信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恰好就是对类似叶公超这样的文人的学术成就予以肯定、***治立场予以回避的年代。所以，信本身虽然不长，内容却相当丰富，信息量还算是比较大，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第一，我们看得出，许崇德等人筹办叶公超的纪念会，还是顾虑重重的。因此，周一良才在信中给予鼓励，但也特别强调只是纪念作为学者的叶公超而已。至于叶公超的***治活动，显然还是属于比较敏感的范围；第二，纪念活动仅仅局限于叶公超的熟人与学生之间，圈子不大，对外亦好交代，可以减少许多阻力；第三，既然纪念活动仅仅局限于叶公超的熟人与学生之间，那么也就说明如今已经没有多少文化人还知道叶公超其人其事了；第四，更有意思的是，通过查找当时的报纸杂志等文献资料，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纪念叶公超的会议新闻。是被迫取消了，还是没有报道出来？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周一良在***治上一直是紧跟的，甚至是相当活跃的。特别是在中，他还进入了梁效班子效力，在所谓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红极一时。改革开放以后，周一良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留下了《毕竟是书生》一书，但是他反思得比较有限，回避了不少关键性的问题，远远不如他的儿子周启博在他逝世之后撰写的《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记周一良》一文那样深刻、那样的大彻大悟。由此可见，周一良信中的思想意义，实际上是反映出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并认同思想改造的文化人的一种心态。无论如何，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折射出了当时学人的某些思想特征。因此，它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我们能够将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一大批文化人的资料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从而更加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与艰难。
注释：
[1]胡绳语，载陈 致：《余英时访谈录》第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2]吴择霖：《记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载黄延复：《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87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3]方钜成：《忆梅校长在伦敦二三事》，转引自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第31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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