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迁台一甲子,除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备受瞩目的另一部文学巨著就是齐邦媛的《巨流河》。老人以八十五岁的高龄,花费四年时间写出二十五万宇的国史家传。
白先勇尊称齐邦媛为齐先生,因为她是文人,是学者,是老师,是学贯中西的士大夫。前半生在战火硝烟中的大陆颠簸流离,后半生在风雨飘摇的台湾潜心治学,但仅用轰烈和平静都无法概括她的经历。齐先生出身大家庭,父亲是东北***知名人士齐世英,年轻时留学日德,自巨流河一战后为中国民主流浪半生,五十年代积极参与***外活动被当时还是一***独大的压制,终生理想不得实现。齐邦媛年少时跟随父母流亡,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完成学业,师从朱光潜,打下深厚的中英文学功底,也看尽国破家亡的苦难苍生。家庭背景让她更深刻直接地面对战争带来的变革和创伤,在齐先生的笔下,刚强的青年学生高歌“中国有我,不亡”,***遗孤张大飞投身空***义无反顾,每一章每一节都惊心动魄催人泪下。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中仍然办杂志开书店,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育,使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不至于因时局动荡而断层,也传授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先进科技,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复兴中华的中坚力量,齐先生夫妇就是最好的代表。
抗战胜利后,***策失败,打得走侵略者却赢不了江山。齐先生没有像“进步”的学生和青年那样积极活动甚至去延安,这与她个人的性格和成长环境不无联系,虽然父亲投身***治多年,但她的志趣并不在从***治层面上拯救残破的家国。如果留在大陆,三反五反时肯定会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能否活到都不一定。但生活没有保障,也没有***治背景和靠山的大部分民众,又怎能忍受当时的无情统治呢。自由和民主,封锁和专制,都是后话了。齐先生强调自己一生不愿意触碰***治,但始终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的限制。自迁台至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接触大陆人事,九十年代回大陆探访,字里行间能看出她的坚持。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走了一条和大陆完全不同的路。齐先生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下,在台湾教授英语,文学,并有机会多次出国研修,她描述道,直至八十年代,在美的中国学者,没有遇到大陆派出的。而台湾的中国文学,也有机会在对岸的红色之外得以传承和正常发展,并由齐先生等人介绍到世界学界。书的后半部详细记述了台湾文学六十年的历程。齐先生在大学创办外文系,并为中文和历史系的学生开高级英文课,亲自编撰课本,从选材的深度和范围都可以感受到她的用心良苦。后来又参与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和中国文学的编译工作,更有幸与国学大师钱穆交流,书中还原了不少钱穆在台湾的生活,非常真实和珍贵。齐先生八十年代末从台大外文系退休后,仍活跃于台湾文坛,组织笔会,翻译文学作品,在大陆开放后,依然不遗余力地在国际文坛上推动台湾文学,在现在这个通俗文艺泛滥的时代,保留高格调文学的一片净土。阅读此书,即使非文学爱好者,也能被其朴实的文字和真挚的思想深深感动。
齐先生的父母迁台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北故乡,一生的洪流由巨流河,流到南太平洋的哑口海,背负着说不出的辛酸和痛苦。开放探亲后,齐先生也有机会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大陆,会半生际遇不同的少时伙伴,拜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初恋情人,也去寻找了父辈在东北留下的足迹和遗憾。和大多数探亲后仍然选择回台湾的老人一样,齐邦媛也选择留在不是家,却是大半生的庇护所的台湾。投拍的电影《经过》写道,“她原来只是想暂时经过这个岛屿,可是,命运却让她留了下来”。读完全书,方能理解到他们的原则和心愿。
很久没有如此畅快的阅读体验,这不是一本茶余饭后当做消遣的小说,也不是沉重严肃到需要逐句研读的史记,拿起来就放不下,用心的人写给有心的人看。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维护着文学的尊严,也记录下不可以忘记的变革和发展。其实对两岸来说,大时代并没有过去,特别是大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本书能够在内地出版,想必也会同样引起巨大反响,学习中外文学的人可以借鉴其中的资料心得,其他人更能了解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理念和追求,体会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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