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由于日语中“四”的读音与“死”相通，日本人十分忌讳。本文以日本各历史阶段日本人的“四”字忌讳为主题，从历史典籍、文学作品、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和探求这一忌讳出现的历史渊源和日本人的生死观等。
关键词： 日本人 “四”字 忌讳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由于地域、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和民族个性等方面的差异，都存在着自己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对某一事物或某些言谈举止等的忌讳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历史古籍中的记载、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等，无不揭示出日本人的各种忌讳、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在日本人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忌讳中，对“四”字的忌讳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性，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它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1.日语中“四”字忌讳的由来
在日本，无论是医院的病房，还是饭店、旅馆、停车场、电话号码、汽车车号等都尽量避免使用“四”字和由“四”字组成的数字。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四”字的这些忌讳，似乎必将使日语中与“四”相关的一切用语减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根据日文版的《名数事典》（村石斗志夫编，东京堂出版，1977年）和《日语谚语辞典》（臼田甚五郎编，日东书院出版，1981年），以及大连外国语学院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实用日汉词典》这几本辞典，对一至十的相关词汇和用语等进行了一番统计后归纳为下表。
表1 日语中一至十的相关词汇和用语的统计（单位：个）
统计数据表明：在上述三本辞典一至十的相关词汇、成语和谚语中，有关数字“四”的数据分别为452、65和9个（此处的统计数字除《名数事典》外，只涉及开头为一至十的词汇、谚语等——笔者注），多于其他诸如与“六”、“九”等数字有关的词汇、成语和谚语。因此，仅从该表的统计数据上，似乎难以寻找到日本人对数字“四”有所忌讳的蛛丝马迹。那么，日本人对数字“四”的忌讳究竟产生于何处？
其实，这与日语汉字的读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语中汉字的发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模仿我国古代汉字本来读音的称为音读，取汉字的字义而按照日语的固有读法发音的则称为训读。“四”在日语中的训读为「よん和「よっつ等音，音读为「し。正是由于数字“四”的音读与日语中“死”的发音相同，因而日本人对数字“四”有种种忌讳。这是这一忌讳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
2.日本人的忌讳和“四”字忌讳的历史溯源
“忌讳”一词在日文版的《新明解国语辞典》第五版（金田一京助等编，三省堂出版，1998年）和《岩波国语辞典》第四版（西尾实等编，岩波书店出版，1987年）中的解释分别为“作为不吉利的事物而避开”和“因不吉利、肮脏等所产生的厌恶而加以回避”。《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对“忌讳”的解释之一为“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在对“忌讳”一词的理解上是大致相同的，在某些忌讳方面存在着惊人相似之处。例如，数字“四”，用闽南话发音时，也与“死”相同，因而成为福建、台湾一带人的忌讳之一。有关中日两国在忌讳方面的相似之处的研究并非本文的重点所在，在此就不再过多地涉及。至于日本人的忌讳尤其是对数字“四”的忌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追溯为以下几个阶段。
2.1万叶时代的语言忌讳。《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歌集，共二十卷，收集了大约4500首和歌，完成于奈良末期。万叶时代也就是指这一时期，即公元759—794年。
有关“死”和“四”字忌讳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已很难得到确切的证实。不过，森本健吉有关万叶集中忌讳语的文章『万葉集挽歌に於ける敬避性（『国語と国文学，昭和15年10月号）和佐竹昭广在『万葉集抜書中的『海路の歌二首一文中均涉及当时的一些语言忌讳。例如，在『挽歌中，为了避免直接使用“死”字而改用其他词汇或表现形式。如「天の原石門を開き神上り上りいましぬ和「常宮と夷と定む［1］（画线部分的单词是为避免直接使用「死ぬ而改用的单词——笔者注）。
在正宗敦夫的『万葉集総索引一书中，除了助词「し以外，还列举了「四我良美「四具礼「四垂柳等；在该书的第十三卷第3298句中出现了“四”与“死”相忌的例子。
（1）「よしゑ八師 二ゝ火四吾妹 生けりとも かくのみこそ吾が 恋ひ渡り七目
这里的「二ゝ运用了九九乘法口诀，回避直接使用“四”字。但在同一本书的第3270句却出现了直接使用“四”字的句子。
（2）「さし焼かむ 小屋の四忌屋に かき棄てむ 破れ薦を敷きて 打ち折らむ 鬼の四忌手を さし交へて 寝らむ君ゆゑ あかねさす 昼はしみらに ぬばたまの 夜はすがらにこの床の ひしと鳴るまで 嘆きつるかも［2］
例句中直接使用了「四忌屋和「四忌手，这说明当时确实存在对“四”字忌讳的现象，但不是绝对的，偶尔也有使用“四”字的时候。
另外，『類聚名義抄（法下一·三四），管见的『白氏文集（内田泉之助，明德出版社，1968年），以及稍后一些的神宫文库收藏的『長恨謌鈔（神宮文庫蔵，1952年）中的『長恨歌，等等，都将所有涉及“四”和“死”的地方巧妙地改为“四”的训读「よん或使用其他的词来替代。如：
（3）「秋萩の上に置きたる白露の消鴨しな猿恋ひつつあらずは（佐竹昭广『万葉集抜書卷十第2354句）
这里用「消来表示「死ぬ的意思。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对“四”与“死”是有所忌讳的，但相对于以后几个时期而言，似乎还显得有些含糊和牵强附会。
2.2平安时代的“四”字忌讳。有关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对“四”字的忌讳，中村义雄的『王朝の風俗と文学（昭和37年，塙書房），杂志『日本歴史（昭和49年11月号）中的文章『四の数を忌むこと和太田晶二郎在杂志『日本歴史（昭和49年7月号）中发表的文章『“四の数を忌むこと”は平安時代に遡る等都有所涉及。例如：
（4）「今日中宮……依ニ御懐妊一、有ニ御着帯事一……典楽頭和気基成朝臣……参ニ進御手水間一、進ニ仙沼子二七丸一、（中村，『王朝の風俗と文学，第28页）
这里将“十四”巧妙地改成了“二七”。
太田也在其文章的第四十七页中，从平安时代的史料入手，将这一时期有关“四”字忌讳的例子整理出了以下四个：
①『小右記公元982年3月11日的记载：就座的人为四人，因“颇有词忌”而增加一人成为五人。
②『為房卿記公元1087年7月25日的记载：经书的卷数实为二千四百卷，而目录上却写成了二千二百卷。
③『玉葉公元1179年12月3日的记载：需要拜会的地方有四个，因“尤可其惮”而分为两天进行，即第一天去三个地方，第二天去一个地方。
④藤原孝范的『柱史抄·下中的记载：皇帝下达给各宫的诏书有四份，因“颇有其惮”而改为五份。
另据藤原赖长『婚記公元1148年11月26日的记载：加上主人有四人在座，因为忌讳，四人中有一人避座，这已成为惯例。
此外，『懐風藻（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共收集了奈良时期的大约120首古诗。完成于751年，作者不详——笔者注）将「四十の賀改成「賀ニ五八年，『性霊集中也有「嗟余五八歳的说法，这些都是由于忌讳“四”与“死”同音而换一种说法的实例（前述中村文章的第34页）。由此可见，平安时代人们对“四”与“死”同音的忌讳较之万叶时代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3中世及近世初期的“四”字忌讳。所谓的中世是指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公元1192—1400年）和室町时代（公元1400—1603年）。近世初期是指江户时代初期，即1603年初。
这一时期有关“四”与“死”相通的最早记载，应追溯到镰仓时代的『沙石集。岩波大系本『沙石集中『拾遗八十的第505页就详细叙述了有关的忌讳。其内容的大意为：人们很在意世间的习俗、自己的生命和荣华富贵。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因为某些忌讳而全身心地供奉神灵。几乎年年如此。如前所述，由于对死所产生的恐惧，人们在涉及有关“四”的事物，如喝三杯或五杯酒，数数时也回避使用“四”，等等，都是因为介意“四”与“死”的读音相通的缘故。
与此有着相似记载的是佐竹氏的『蓮如上文遺文（昭和12年初版，23年再版，法蔵館）中『人間に人の物忌する事一文的第518页有关“四”、“死”忌讳的叙述与『沙石集中的几乎是如出一辙。有人认为是佐竹氏对『沙石集的模仿和再创造。
记载公元1522年足利义晴将***参观祗园节的『祇園会御見物御成記的文献，刻意将「二、三、よ、五这几个数字中的“四”写成「よ。无独有偶，在公元1561年的『三好筑前守義朝朝臣亭江御成之記这一文献中也有类似忌讳的记载，即将「御四「御五写成「御与「御五。此处的「与是借用了“四”的训读「よ。此外，据伊势贞赖在公元1528年所撰写的『宗五大草紙中的『公方様諸家へ御成の事和『古事類苑饮食篇第二册第90页中的记载，也有将「四膳写成「与膳的同样做法；桥本经亮的著作『橘窓自語（『日本随筆大成第一部第750页）中也出现了将「四献改成「よ献的例子。
公元1604—1608年，由耶稣教会长崎学林发行的『日本大文典一书，由于忌讳“四”的发音使人联想到“死”，而将所有的日语都采用罗马字来标记。尤其是在标记“四”有关的数词时，一律将音读的「シ改为训读的「ヨ。
例（5）「シド（四度）「シルイ（四类）「シニチ（四日）「シソウ（四艘）「シネン（四年），分别改读为「ヨド「ヨルイ「ヨッカ「ヨソウ和「ヨネン；
（6）因忌讳「シリ与「尻，将「シリ（四里）改成「ヨリ；
（7）因忌讳「シニン与「死人而将「シニン（四人）改成「ヨッタリ日重（公元1549—1622年）在他的『見聞愚案記中也有一段文字涉及“四”与“死”同音的忌讳。
（8）「日ヲ呼、月ヲ呼フニ、愚癡ナル事有り。十三日、十五日トハ云テ、十四日ト云……只四日、五日ハ聞タリ。上旬皆訓ニ呼フ故也。中旬、下旬ハ皆音ニ呼フ。十四日、廿十四日計、湯筒文字ニ呼フ。是ハ、四ト死ト響キ同シ故ニ忌ム故也……霜月、師走ノシハ、忌マネトモ、四文字ヲ、強苦ニ、忌也。酒ヲ飲モ、四盃ヲ数アシ、トテ、三盃五盃ノム也。予カ昔、在関東ノ時、随分ノ学者、達陀羅尼品ノ若三日、若四日ヲ、若四日ト読ムカ吉ソト云ハレシヲ、責テ四日トヨマレヨカシト、ヲカシク思ヒシ也。
这种对“四”、“死”同音的忌讳，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忌讳已呈逐渐扩大、蔓延的趋势，甚至连女性用语中也出现了这种忌讳。国田百合子在『日本女子大学紀要（昭和56年3月）中指出：「四方一词是由『女重宝記和『女中詞中的女房词「よほう演变而来的。由于忌讳“四”与“死”同音，因此将“四”的「し音改读做“よ”。其实，「四方在表示方向时读作「ヨホウ、在表示方位时读作「シハウ。有关这一点，最早的记载是在十一世纪的『更級日記中，原文是这样的「えもいはずおほきなるいしのよほうなる中にあなのあきたる中より……。
除了对“四”、“死”同音的忌讳外，更有甚者，还对由四个字组成的词都产生忌讳。如1583年济庵的『医方大成論（東大国語研究室蔵）中就有以下一段文字：“苏香元”的药名主要是由于日本忌讳“四”字，而省略了“合”字形成的，原名是“苏合香元”。此外，有人认为药材中“苏合香”这一名称的出现，可能是在使用中将“油”字遗漏后才形成的。由此可见，无论是以上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将“苏合香元”和“苏合香油”改成“苏香元”和“苏香油”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人们对“四”与“死”的忌讳之深，当然，这种举动显得似乎太过极端。
2.4世俗中的“四”字忌讳及其他。对“四”字的忌讳，除了在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以外，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忌讳丝毫也不逊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4.1厄运之年。在日本，至今还保留着男的二十五岁和四十二岁、女的十九岁和三十三岁要特别言行谨慎的习俗。这是因为这些岁数是他们所谓的厄运之年。
伊势贞丈（1717—1784年）在他的『安斎随筆第二十八卷中对此解释为：提起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和四十二，十九的意思是“苦难重重”；二十五是“五五”相叠，意为“身后之事”，与死有关；同样的，三十三是“三三”相叠，意为“凄惨、悲惨”；四十二是“四二”，日语读作「死に，也与死有关。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厄运之年都是由于与死亡和苦难相关，从而导致人们的种种忌讳。
有关厄运之年，在日本著名的古代长篇小说『源氏物語中，还将三十七也列入其中。这一点，可以从小说女主人公藤壶皇后和紫夫人的身上得到印证。
在该小说的第十九回，有一段藤壶皇后与其子冷泉帝对话的描写：
藤壶皇后对冷泉帝说：“我预知今年大限难逃。但也并不觉得特别痛苦，倘明言自知死期，深恐外人笑我故意装腔，所以并不额外多做功德。我早想入宫，从容地对你谈谈当年旧事。然而少有精神舒畅的日子，以致因循蹉跎，迄未如愿，实甚遗憾。”说时声音十分微弱。她今年三十七岁，然而还是青春盛年的模样，冷泉帝觉得非常可惜，心中更加悲伤了，便答道：“今年是母后应当万事谨慎小心的厄年……”
在三十四回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他（源氏）看见过各种各样的女子，但觉得像紫夫人那样众善兼备的人，实在无有其类。紫夫人今年三十七岁。源氏回想多年来和她相处之情，不胜感慨，便对她说：“今年应比往年特别谨慎地举行消灾延寿的祈祷。我经常事绪纷忙，不免疏忽遗忘，还望你自己用心留意。……”［3］
针对三十四回的例子，『細流抄中却有下面这段略带批评意味的评价：对于女性来说，三十七岁是厄运之年……算下来，紫上应是光源氏的妹妹，比他小七岁。因此，光源氏四十七岁，紫上应是四十岁。这大概又是紫式部（《源氏物语》的作者——笔者注）信手拈来的。
然而，不同时期文献中有关厄运之年的说法，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差异。『色葉字類抄中的厄运之年，除了包括『源氏物語中所提到的三十七岁外，还有十三、二十五、四十九、六十一、七十三、八十五和九十七岁；『源平盛衰記中却将三十三岁称为是男子的厄运之年。将四十二岁作为厄运之年的历史追溯到室町时代。『満済准后日記（1435年）和『親長卿記（1483年）都有记载；『大友興廃記（1578年）和『台記（1150年）中记载的则分别为四十九岁和七十三岁；『吾妻鏡（1225年）和『寺院法則（1799年）的记载中则分别为九岁和七岁。
2.4.2榻榻米中的“四”字忌讳。此处的忌讳主要是指榻榻米的铺设方法。一般的，榻榻米的铺法分为吉利的（***1，2）和不吉利的（***3，4）两种。
***1 ***2
***3 ***4
『共立建築辞典（昭和34年，共立出版）、『建築用語辞典（昭和40年，技報堂）和『建築大辞典（昭和49年，彰国社）这三本专业辞典中的解释表明：***1和***2的铺法为吉利的，而***3和***4的铺法则是不吉利的。原因是区别吉利与不吉利的关键在于所铺设出的榻榻米的***形是否出现四列。然而记载榻榻米历史最早的平***隆的著作『愚子見記（1683年，法隆寺藏，共9册）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四列的有无与榻榻米铺法中的凶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不管这两种说法正确与否，他们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对“四”字的忌讳早已渗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并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例如森村诚的推理小说『凶家等便是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2.4.3消防中的“四”字忌讳。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火事と喧嘩は江戸の花。江户时代的消防制度始于1718年。当时的“消防队”按照日语假名的排列顺序分为若干个小组。几经修改，最后于1733年将以前的分组方法改为按照阿拉伯数字划分成的一至十组。1738年又将十组中的四组和七组排除，只剩下八个组。对此做法，当时的文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只有稻垣史生编的『三田村鳶魚 江戸生活事典（第153页）和日直昌一的『ものしり事典 風俗篇（第133页）等文献进行了一些解释。归纳起来其主要原因为：“四”和“七”是两个不吉利的数字。数字“四”与“死”同音。而对于数字“七”则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七”在京都方言中的发音与“火”字的发音容易混淆。有关京都方言中将「し读成「ひ的问题，明治初期的『英和通信，1707年版的『浮世風呂，1775年版的『物類称呼，1815年版的『蘭例節用集，池上祯造在杂志『文学（1985年3月号第111页）上发表的文章，『上方芸能（1985年4月84号第127页）等都有具体的例子和相关的论述。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忌讳与数字“七”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1682年（也有人推测为1683年）一个名叫阿七的卖蔬菜的女孩为了与心上人的再次约会而放火的事件有关。由此事件而引发了对“七”的忌讳，甚至于对那些与阿七为同一属相的女性都产生了忌讳。大孝子乃木希典的妻子也叫阿七，其母因忌讳而令她改名为静子。由此可见，当时除了对数字“四”的忌讳之外，数字“七”也不能幸免。
3.“四”字忌讳与日本人的生死观
综上所述，日本人对数字“四”的忌讳缘于它与“死”字的同音。这一忌讳似乎反映出日本人对“死”所产生的难以名状的恐惧。但我认为，倘若从日本人的生死观这一角度出发，那么，对这种忌讳的产生和存在都会有另一种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众多的历史文献为“四”字的忌讳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论据，但吉野裕子的《日本人的生死观》（讲谈社现代新书，1989年）和周平等编著的《日本风情录》中有关日本人的生死观的叙述，却予以了我们新的启示。
对日本人的生死观产生巨大影响的莫过于佛教。净土宗说：“厌离秽土，欣求净土。”提倡的是应该尽早离开这个污秽的世界，寻求极乐净土。禅宗一派曹洞宗在日本的开山鼻祖道元在他所著的《正法眼藏》里主张“生死由命”，认为不应拘泥于生死问题，死的时候要扔掉对生的追求，对死要彻悟；活的时候要为生奉献一切，每分每秒都要尽力地活好。镰仓时代以后，这种信条成了随时可能死在战场的武士们心中的支柱。到了江户时期，对官僚化了的武士提出复古，于是便极力提倡“武士道”。江户中期，九州佐贺藩武士道的书《叶隐》干脆说：“所谓的武士道即视死如归。”它进一步强调了禅宗的宗旨，显示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彻悟的死与完全的生是相通的。
在此思想指导下，始于平安时代的剖腹自杀便成了武士精神最完美的体现。当时的日本盛行一种风气，即把有精神修养的人称之为腹中有度量的，从而对之尊敬无比。因此，剖腹自杀意味着对武士人格与名誉的尊重，是承担一切责任的方法和手段。
殉情是始于江户初期确认男女间爱情的行为，例如立誓词、剪发、文身等都叫做“定情”、“殉情”。到了江户中期，逐渐演变成为了爱情献出不可再生的生命的“殉情”或“情死”。这是以死成全爱情，是“以死而生”的日本固有生死观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自杀堪称日本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日本一直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国家，自杀者占死亡者的3.3%，名列世界第一。其原因主要是：在日本，人们认为“以死而生”，自杀本身是洁身自好的行为，并不视为罪恶，在此，佛教的厌世思想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所涉及的有关日本人生死观的论述，似乎与日本人的“四”字忌讳产生了相互的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对这种“四”字的忌讳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日本人对死的单纯的恐惧，而是他们从人的本能和对一切被认为不吉利的事物所产生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自然而然的避讳。而对死的理解，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日本人赋予了它更多的、更深层的含义。
参考文献：
［1］江馬務.新修国語総覧［M］.京都書房，1986：82.
［2］正宗敦夫.万葉集総索引［M］.伊藤書店，1944：329.
［3］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人民文学出版，1980：731-732.
本文为***“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全国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TS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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