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污血”风波导致的行业性信任危机背后,折射出中国脐带血库在技术、伦理、商业和监管上面临的种种尴尬
在上海市脐带血库因涉嫌收存“污血”(血液中检测出细菌即称为污血――编者注)被媒体曝光16个月之后,2008年2月18日,作为最高主管单位的中国卫生部终于在一次例行新闻会上,首次对这一事件做出公开回应。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卫生部领导已组织专家组对脐带血库进行了检查,并要求各地加强对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质量的监管,明确主办单位的告知义务,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保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健康发展。
然而,专家组对于脐带血库的检查结果是否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以及作为主管部门,到底将采取何种手段加强监管,目前仍然不得而知。《财经》记者致函卫生部希望进一步了解相关事宜,但截至本文发稿时,仍未得到任何答复。
所谓脐带血库,是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通俗说法。它其实是一个特殊血站,通过对产妇分娩时含有造血干细胞的脐带血进行采集、处理并储存,以备人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1988年,世界上第一次利用脐带血***患有范康尼氏贫血症的儿童获得成功,从而开启了将脐带血应用于临床医学的新时代。研究发现,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的移植和骨髓移植一样,在***诸如血液系统肿瘤、免***性疾病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
1996年,首家脐带血库在北京建立。目前,中国已经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四川以及山东设立了共计六家脐带血库。按照卫生部的规划,在2010年,中国可能最多设立十家脐带血库。
随着中国第三家脐带血库――上海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陷入久拖不决的风波甚至集体诉讼的阴影之中,中国脐带血库的未来何去何从,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上海“污血风波”
对于上海市民陆怡来说,也许从来没有想过,两年多前为女儿选择的“生命保险”――脐带血自存业务,会给她带来这么漫长的烦恼。
所谓脐带血自存,就是产妇选择在私人血库中付费保存脐带血,以备将来孩子自己不时之需。而在自体库之外,还有公共库,是指产妇可以选择将脐带血无偿捐赠给社会,这样除了孩子自己,还可供公众使用。
2005年12月14日,陆怡在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与上海市脐带血库的业务员正式签署了自存协议。11天后,2006年1月4日,随着女儿呱呱坠地,脐带血脱离母体开始了新的旅程。
按照协议,上海市脐带血库将为其储存20年,陆也一次纳了16060元人民币费用。在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她收到了脐带血库寄来的脐带血检测报告,所有检测项目全部合格。
然而,当年9月初,一个神秘的匿名短信,打破了陆怡初为人母的平静生活。上面赫然写着:“您宝宝的脐带血检验结果是厌氧菌(+)性,保存是毫无价值的,你被欺骗了。”
和陆怡同时收到该短信的,还有同样办理了脐带血自存业务的200多名产妇。
为验证这条信息的真实性,她们联合起来,开始和上海市脐带血库交涉,希望获得原始的化验单据,多次遭到拒绝。她们转而与负责脐带血具体检测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下称上海六院)联络,同样一无所获。
2006年10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率先披露了这一风波。文中称,至少有200份自存脐带血,在上海六院初次检验为厌氧菌(+)性(阳性)、无保存价值的情况下,经脐带血库复检,奇迹般地变成了不带菌的合格阴性。
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6年11月,陆联合十多名产妇,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
为避免因进入司法程序而导致事件影响扩大化,2007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以内部文件的形式,要求上海脐带血库整顿,并且对其中因为纠纷引出的操作不规范问题进行行***处罚。
但这一文件并没有得到众多储户的认同。2007年11月,在正式递交诉状一周年之后,陆怡等十多人再次与长宁区法院进行交涉,呼吁尽快给予立案。法院以需要进一步协调为由,拒绝给出立案时间表,但2008年1月,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周末》等媒体的再次介入,持续经年的这场风波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通过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称该局曾于2006年11月,组织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等进行了专项检查。检查表明,这些脐带血是在入库前进行细菌检测时,初次检测呈阳性;上海市脐带血库根据入库标准,经复检结果为阴性入库的。初、复检均采用双盲法,所得结果均是客观的,未发现人为篡改迹象。
这位发言人亦承认,上海市卫生局已明确要求上海市脐带血库必须对每个产妇实施告知,如脐带血初检阳性、复检阴性而不愿继续保存,应终止保存合同并予以退款。今后对于新采集的脐带血,必须将检测结果告知产妇,征得产妇同意后方可予以保存。
自存价值有多大?
对于正陷入这场纷争的陆怡们而言,或许她们并不清楚,即使这些脐带血满足保存条件,自体库的存在价值到底有多大?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说法,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脐带血库已接受捐赠入库的脐带血3000多份,已采集自体脐带血5000多份。然而,迄今为止,上海市脐带血库为患有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十名患者提供的脐带血干细胞,均来自产妇捐赠的公共库。
也就是说,起码到目前为止,上海市脐带血库自存的脐带血仍未在临床上验证其实际应用价值。而《财经》记者遍询国内脐带血移植的专业人士,也没有人可以举出确凿的自体移植(autologous transplantation)国内成功案例。
即使在国际上,目前私人脐带血中真正得到应用的,比例也非常低。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脐带血库,美国脐血登记系统(Cord Blood Registry)建库历史已达15年,所存样品也超过了20万份。但截至今年1月,仅有60份样品得到应用,其中19份移植给孩子本人,1份移植给孩子的母亲,另外40份则移植给孩子的兄弟姐妹。
过去这些年,私人脐带血库的规模已经远超过公共库,国际上围绕着自存必要性和正当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早在2004年3月,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小组(EGE)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作为一项商业服务,自体脐带血库在***选择上的实际价值“目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一业务的正当性应该受到怀疑。EGE作为一个***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其15名成员均由欧盟***委任。
虽然EGE并未建议封杀商业脐带血库,但强调***府部门应对其广告行为进行充分控制,避免他们夸大其辞或者提供片面信息。
英国皇家妇产医师学会(RCOG)在2006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也对自体脐带血库提出质疑。这份报告指出,一个人在20岁之前用到自体脐带血的几率非常低,估计在1/2700到1/20000之间。即使需要脐带血移植,如果患者的疾病与遗传有关,比如某些白血病,由于自体脐带血可能携带基因缺陷,也并不适合自体移植。
实际上,很多父母并不了解相应的科学信息,在形形的商业广告和促销人员的承诺下,往往对私人脐带血库寄望过高。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系内森福克斯(Nathan Fox)博士及其同事发表在2007年第4期《围产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显示,打算成为私人库客户的夫妇之中,知道脐带血移植尚无法***帕金森症、脊髓损伤等疾病的仅占四分之一。
因此,目前国际医学界主流,均对私人脐带血库采取审慎态度。在不少欧盟国家,***府均不鼓励采集自体脐带血的商业行为。在意大利,私人脐带血库更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在日本,也只有公共库存在。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福克斯博士表示,私人脐带血库的附加价值,“实质上等于零”,因为随着公共库规模的不断扩大,后者已经可以满足孩子在将来的几乎所有这种小概率需要。
以纽约血液中心1992年所设立的国家脐带血库项目(NCBP)为例,目前已经存有3万份脐带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库。99%的病人能够找到六种抗原中只有两种不匹配的脐带血,65%可以找到一种抗原不匹配的脐带血,还有11%可以找到完全匹配的脐带血。而实际上,即使有一种或两种抗原不匹配也可进行移植,只是效果或许不及完全匹配者。
2月18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例行新闻会上也表示,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脐带血库公民自愿捐赠脐带血库存量达到7万到10万人份的话,就能基本满足目前中国儿童相关疾病***的临床需求。目前,全国六家脐带血库的存量已经达到了2.5万人份,已成功利用于临床移植的也达到了400多例。
“非营利”困局
同样困惑这些产妇们的,还有上海脐带血库背后的“资本之手”。
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脐带血采供活动;2006年开始实施的《血站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也规定:“国家不批准设置以营利为目的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等特殊血站。”
工商资料显示,在建设运营上海市脐带血库的上海市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干细胞公司)中,其控股股东为民营企业上海聚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持有脐带血库70%的股份;具有浓厚的***色彩的上海红十字会及上海市血液中心,仅分别持有20%和10%的股份。
一直为产妇们集体诉讼提供咨询的律师斯伟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该公司章程来看,具有明确的利润分配方式,这就已经构成了典型的盈利性公司法人。
面临“非营利”困局的,还远不止上海市脐带血库一家。
根据《财经》记者了解,上海市脐带血库当初建立时,所借鉴的两个样板――北京市以及天津市的脐带血库,也均被盈利性企业所控制。而这些企业系民营或混合所有制,从公司章程来看,并没有任何慈善的迹象。
北京市脐带血库最早获得卫生部颁发执业许可,经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换之后,目前由一家名为北京佳宸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机构全资拥有,其全资拥有者是一家名为中国干细胞控股有限公司(China Stem Cell Holding Limited)的外资公司,其注册地是开曼群岛。
天津市脐带血库的故事,或许更具代表性。
目前,对于该血库享有所有权的,为天津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协和干细胞)。在注册资本为1亿元的协和干细胞中,大股东上海望春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ST春花,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45,下称望春花)持有57%的股份;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和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33%和10%的股份。
2001年协和干细胞成立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所长、血液病医院院长韩忠朝担任该公司总裁之职。韩忠朝是国内知名的血液病专家,也被公认为国内脐带血自存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脐带血库是望春花这家上市公司最为重要的一块资产,从公司创立开始,营利性实际上就被摆在了第一位。2001年8月,望春花就在公告中称,“力争做到当年投资当年取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既然国家明文不批准设置以营利为目的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那么,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是如何侧身于这个有着严格的“非营利”限定的领域的?
或许,源头要追溯到最初的“以库养库”模式。
“以库养库”怪胎
类似上海、北京以及天津脐带血库,私人资本之所以能获得商业运营权,是因为它们同时还扮演公众捐赠的公共库运营者的“双重角色”。
按照主管部门卫生部的设想,通过脐带血自存等业务获得的商业收益,可以用来支持公共库的发展,从而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
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在执行中变形了。因为要达成“以库养库”的平衡,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公共库与私人库之间的比例。否则,企业就会通过扩大私人库并压缩公共库,来把这种“慈善事业”轻而易举地转变成逐利工具。
根据上海市脐带血库的公司章程,公司自身有权来决定这个比例;上海市目前公共库的脐带血存量,仅相当于私人库的六成。
天津的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据当地媒体报道,其脐带血的存量已经超过10万份;而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中国总的公共库存量也仅有2.5万份。也就是说,其私人库的存量至少数倍于公共库。
在比例失衡和监管者失语背后,慈善事业很难避免演变成一场逐利性的资本乱战。2003年至今,天津市脐带血库先后在上海、湖南、河南等地被禁开展业务;虽然这一举措不乏“保护主义”色彩,但自存商业推广中屡屡违规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些整顿只是规范了跨地区采血竞争,并未触及到“以库养库”这种模式。在批评者看来,这种“以库养库”模式,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扩大中国的公共库规模,还使得监管者很容易被商业机构所捕获,从而丧失其公正性。
以上海脐带血库风波为例。作为小股东的上海市红十字会和上海市血液中心都有着浓厚的***色彩,并且与卫生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卫生部门客观上有求于该公司,因此其调查结论的公正性也一直受到众多自存者的强烈质疑。
而在天津,2006年底,韩忠朝也黯然出局。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公司在运营中片面追求盈利,既然无法在商业和科研之间找到完美结合点,他只有 退出。
规范还是告别
尽管饱受批评,卫生部门至今仍未表现出要彻底放弃“以库养库”模式的迹象。
对于公众的质疑,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的回应均回避了这一点。2月1日,有“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之父”之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重点学科首席专家、卫生部脐带血库专家委员会主任陆道培在接受《医药经济报》采访时则表示,“以库养库”模式应该予以规范,而不是禁止。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认为这种模式仍然有效。
在维持该模式的情况下,如何把监管者从角色困境中解脱出来,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比如,如何界定自存和公共库的入库标准。在上海市脐带血库这样的机构中,自存的标准要低于捐赠标准。2005年以来,美国科学院一直在强烈推进建立统一的入库标准。韩忠朝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医学角度来看,公私库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说“以库养库”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并不为过。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日本等,公共库均由***府财***全额负担,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
以英国为例。英国维珍集团的亿万富豪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曾经试***给国家血液中心的脐带血库捐资300万英镑,但该公共库拒绝接受私人资助。2007年2月,他只有决定自己建库。
在布兰森这个脐带血库中,每份样品的收费约为1500英镑。其中,每份样品的20%放进私人库,另外80%放进任何人均可使用的公共库。当然,如果脐带血干细胞大规模扩增技术没有突破,孩子今后真的需要移植时,20%样品中的造血干细胞数量是不够用的;但放进公共库中那80%的样品,仍然很有可能未被别人用掉。而且,公共库的规模越大,孩子本人从其他人的脐带血中寻找到合适配型的几率也越高。
布兰森还公开承诺,维珍集团和他本人从这个脐带血库中获得的所有收益,都将捐给公益性的脐带血干细胞事业。此外,布兰森的脐带血库在网站上承认,孩子自身从私人脐带血库中获益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小。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中国而言,重新审视这种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说早期这种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府投入不足,那么,随着其弊端渐次暴露,其负面效应已经非常明显,现在是到了“公归公,私归私”的时候了。
广州市脐带血库已经在国内迈出了这一步。这个公共血库从建立以来除了接受捐赠,完全不开展商业自存,只靠***府财***运行,每年支出为数百万元人民币。仅仅从财***上考虑,像上海、北京以及天津这样的城市,很难说就没有承受能力。
当然,在“公私分营”之后,中国是否还应该允许私人库存在;到底是允许布兰森这样慈善形式的私人库存在,还是允许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库存在;以及如何确保私人库的规范运行,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在这之前,能否真正向“以库养库”模式告别,才是最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