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他的工资全部用来做两件事了：一是给老鹰买肉，另一件便是收藏与鹿相关的物品。“人一辈子不能只钻在钱里面，而要有一点自己享受的精神层次的东西，并且一定要在这一生中做出一两件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事。”
走出包头机场，新鲜干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在打个寒颤的同时不由地精神抖擞，仔细打量这座城市。
这是一座绿化和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的城市。各种树木在街道两旁随处可见，萧瑟寒风下孤叶飘零，让冬天的包头显得更加天高地阔，也让城市地标性建筑“奔鹿腾飞”更为凸显，初来乍到的游人往往按捺不住好奇，探究起“鹿”和“包头”的历史渊源。
谈及鹿，包头人大都会提到圣鹿源；而谈及圣鹿源，包头几乎无人不晓。
十几年前，大概还没有多少人知晓中国有一座“鹿城”；然而如今，郑彬率领圣鹿源让包头鹿产业发展风生水起，由此打造了一张鹿城鹿文化、鹿产业的城市名片。
从最初的180只鹿到现在的2.8万只，圣鹿源奋斗了十几年，拥有了旗下5家子公司和一个生物技术研究所，总占地面积近1800亩的三个种鹿繁育基地，以及自主研发的9项国家发明专利，为包头的鹿业发展研究了一套完整的产业模式，同时，填补了中国在鹿产业生态化养殖、鹿产品深加工方面的空白。
然而，除了现任圣鹿源股份董事长兼总裁、中国鹿业协会会长、世界鹿业协会***等称号，郑彬最引以为傲的个人称谓，还属森林公安授予的包头市野生动物救护站的站长。
“郑总的工资全部用来做两件事了：一是给老鹰买肉，另一件便是收藏与鹿相关的物品。”奔赴采访地的路上，车上的随行人员如是说道。而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无需记者引导，保护野生动物、践行生态教育，始终是郑彬最乐意交流的话题。
站长的“技术活儿”
斯文的举止，敏捷的思维，质朴的语言――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西北汉子，每年会花大量时间给小鸟输液、接骨，喂鹰吃肉、训练它们飞翔。
“现在包头市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了，看到受伤的鸟类大部分会移交给森林公安。”郑彬解释道，遇到暴风雨雪天气，鹰、鸟的视力会下降，极容易因为撞到电线杆而受伤。十几年来郑彬一直在研究怎样救助受伤的鸟类，输液、手术、接骨，这些细致的技术活儿，都由他亲历亲为。
在救护站，我们看到了他刚刚救助的几只秃鹰。“它们现在还不具备飞翔能力。腿骨受伤比较容易处理，当接骨之后立即放飞，野外生存也没问题；但是如果翅膀根部受伤，就很难再直接、飞翔，必须接好之后再给他们做矫正，辅助一定的恢复训练，未来才有可能再次飞翔。”
有些送到救护站的鸟类受伤已经有好长时间，腿部、翅膀好多神经系统已经被破坏掉了，这是最令郑彬感到心痛的时候，尽管救活了小鸟，它却再也不能野外展翅高翔。
作为森林公安授予的包头市野生动物救护站的站长，十几年来郑彬累计救助了1700多只野生鸟类。受伤的鸟类中，草原鹰比较多，而它们都是肉食动物，每只鹰每天需要好几斤肉，养伤期间短则几周，长达数月甚至半年。每年救助这些鸟类，需要花费5万～10万元，而这些钱全部来自郑彬的工资收入。
“从小我就喜欢跟小动物相处，后来所学也大都与动物相关，研究动物半辈子了，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理应去呵护动物幼小的生命。当生存环境因为人类破坏或其他原因而恶化，弱小动物的生命受到死亡威胁时，人类的一双援手仍有机会挽回一切。”郑彬说道。
环保“无国界”
郑彬相信，造物主造就的生命都是有自身价值的，整个世界的正常运转需要生态链的平衡，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皆是这个平衡体系的一部分，而任何一环的缺失都是对物种多样性的破坏，都会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存。
从本职工作入手，郑彬率领圣鹿源育种专家，联合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以及美国、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专家组成世界顶级科研育种小组，通过模型分析，历时九年建立起鹿的基因库，最终把全球优良鹿种基因保留下来。
郑彬笑称自己已经树立起“无国界”的物种保护意识：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在什么地方，救助动物的初衷不曾改变，保护当地原始自然环境的热情一如既往。
新西兰南岛的最南端有一个黄嘴企鹅聚集区，也是世界上仅存的黄嘴企鹅聚集区，属于一度成为频临灭绝的生物物种。郑彬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参观时，偶然获悉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各国科学家正在组建黄嘴企鹅救助小组，便欣然加入。
“黄嘴企鹅是属于自身繁殖能力比较差的物种。大企鹅深海捕鱼的能力不足以养活小企鹅，有些善于捕鱼的科学家便跟当地人租借游艇到深海捕鱼；小企鹅在岸上生存的环境也比较差，南岛的气候变化无常，为了让小企鹅有个安全的栖息之处，我们就自费买木料、买工具给小企鹅搭窝。”经过六七年的努力，搭了上千个企鹅小窝之后，黄嘴企鹅由当年救助时期的总数量1700多只，发展到2011年的6000多只，成功地脱离了濒临灭绝的困境。而这些救助也让郑彬更加坚信，就算濒危物种，如果人类带着爱心全力救助，是完全可以恢复常态的。
“像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已经从濒临灭绝的边缘发展成为一个生态小群落。眼下我们着手参与的恢复南海麋鹿园计划也如此。”
麋鹿原本是中国的独有鹿种，八国联***侵华后遭到灭绝。江苏大丰如今已经建有糜鹿自然保护区，而南海作为中国麇鹿曾经的最后消亡地，怎样进一步扩大糜鹿群落、恢复麋鹿文化，同时建设更加适应麋鹿生存的自然环境，将是摆在郑彬和其他救助人员眼前的新课题。
普及生态养殖
正如拯救濒危物种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一样，郑彬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也需要全民参与。而在这一点上，郑彬坦言我们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在一次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的几位科学家沙漠旅游途中，一件小事感动了郑彬，也感动了随行的其他中国人。美国科学家凯文在茫茫大漠里抽了一支烟，把烟头掐灭后没有直接扔到地上，却把它放进了口袋里，直到旅游回来才掏出来放进垃圾桶――这个简单的动作被好多人看在眼里，日后提起，大家仍然感慨不已。
“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全民爱护环境的意识，”郑彬说道，“尽管目前我们还没做到，但我坚信，当我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环境保护与安全的考虑都会渗透进衣食住行的每一个方面，形成全民素质。”
郑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也必将向生态文明和合理的保护利用生态资源方向发展。而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的时候，只有让人们切实得到生态保护带来的利益，生态观念才能得到迅速普及。如何在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生态养殖业，成为郑彬这么多年来一直研究的一件事。
“制约发展现状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生态意识的缺乏。牧民大都从眼前利益出发，只想用小成本获取大发展，如果用10亩地可以勉强圈养500头鹿，就不会用更加符合生态养殖的50亩地圈养；然而，尽管看起来暂时节约了成本，但从长远来看鹿的死亡率很高，获利更低。”郑彬表示，新西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是坚持种草、护草、轮牧的保持生态平衡的养殖方式，这也是圣鹿源_直在坚持的生态之路。
“国家提倡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十也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高价值畜种代替低价值畜种，节粮型代替粗放型的生态养殖之路必将是内蒙古畜牧业要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郑彬表示，作为特种养殖，鹿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只鹿的附加效益可以达到30只羊的经济效益，但从生态角度来讲，却只使用了两只羊的草原资源。养鹿对改善国家的生态环境、增加畜牧业产值量及引导农民致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今，郑彬率领圣鹿源已经陆续在鄂尔多斯、山西等半干旱地区建立起多个国际化生态示范牧场，把生态养殖理念传达给每一位养殖农户，通过让养殖农户参观学习，并派出技术人员实地指导，让农户在小环境中学会生态养殖，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富裕起来。而正在筹划中的圣鹿源黄河领域牧场，将以建立一个更加国际化更先进的生态牧场为目标，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草种，用先种后养的科学思路建立起完整的生态产业链，进一步推进生态养殖。
倡导生态旅游
而圣鹿源倡导的生态养殖并不仅仅在于教育养殖农户树立生态意识。在多年的努力之后，郑彬率领圣鹿源倡导的生态养殖概念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形态，鹿产业文化名牌已经成为鹿城包头的骄傲，圣鹿源鹿业基地也正式成为内蒙古的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成为参访团到包头之后的必经旅游站点，每年大约接待二三十万游客，并由此将生态养殖与保护环境的意识传达给每一位游客。
“人是有感情、有思想也是有价值需求的，参与救助这么多弱小生命之后，不管我付出多少，都感到非常自豪。而那种强烈的成就感，就是我的价值所在，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郑彬说道，“作为大自然的强者，保护弱者、保护自然界的每一种动植物都是我们应该行的善，而这种理念需要灌输给整个人类。”
目前郑彬已经提出让包头市优秀的少年儿童无偿领养圣鹿源的鹿，通过让孩子们自己给小鹿命名、喂食，跟它们近距离接触，培养孩子们热爱自然、关爱动物的感情。如今整个包头的少年儿童几乎都已经参观过这座青少年科普旅游教育基地，而未来郑彬将竭力促进在全国普及青少年生态化科普知识教育，建立起生态环保、爱护动物的青少年教育基地。
而郑彬的终生愿望是用自己的毕生收藏和努力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鹿文化博物馆。“包头几千年以来就叫鹿城，但却没有一个鹿文化博物馆。我希望能够通过把世界上人类与鹿为伴、帮助鹿、使用鹿的历史和文化印记收集到一起，建成一个真正彰显鹿文化的历史博物馆。”
在圣鹿源的收藏室，郑彬向记者一一介绍过去十几年从各处收集来的宝贝。业已得到世界各国鹿业协会、包头市委支持的郑彬现在已搜集到几万个关于鹿的典故、几百件鹿藏品，从古代文物到现代艺术品，从国内到国外，无不囊括。
“人一辈子不能只钻在钱里面，而要有一点自己享受的精神层次的东西，并且一定要在这一生中做出一两件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事。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这一两件事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便是有价值的人生。”郑彬说道，“我希望鹿文化博物馆能够成为教育世人的一个文化载体，不仅给包头，也给全人类留下一个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