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认识黄宗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她从名演员转换角色当作家。她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等篇章已在社会上很有影响。1959年她正式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是为文学刊物向她约稿才认识她的。
1966年开始,宗英回到作家协会参加运动。我们先是在石门一路333号集中学习,后又回到巨鹿路675号搞斗批改。期间除了一段时间她被揪到电影厂接受批判外,我们一直在一起。
1969年,我们一起到松江佘山和奉贤塘外文化五七干校劳动,大家朝夕相处。这时我们已由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的爱人赵丹和我的生活伴侣***,都在享受“与家人隔离”的待遇。她头上还多了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所以时时准备挨批。不过,宗英是位非常聪明的人,这一时期,她一直主动把自己放在“火”上烤,无论刮什么风,她都首先把自己的“黑线问题”亮出来,而不去“烧”别人。这样一来,她倒多了一份主动与自在。多数时间,她是头上扎着头巾,腰上系着粗绳,挽着裤腿在菜田劳动。在学习、劳动之余,我们多了些谈心的机会,成了朋友。
1972年,我提早从干校“毕业”,“四个面向”来到上海市徐汇区一所不显眼的中学当教师。不久,宗英和干校的全部人员也一起回沪参加整***,留在了上海。
宗英的家和我所任教的学校很近,我带领班级的学生跑步进行锻炼时常常碰到她。那时,她从“准牛棚”里***出来,不少出版部门来向她约稿。她反把我推荐给《新体育》杂志的编辑,为他们撰写上海巨鹿路小学怎样培育乒乓新苗向国家输送人才的报告文学。发表后,不少教育刊物也来向我约稿,报刊上发了我不少作品。此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了编辑与作者。
1977年,结束后,我从中学调回编辑部。我和宗英又恢复了编辑和作家的联系,我们除了稿件的事外,还会谈些私事、家事。
宗英矢志嫁大洋
1990年,我退休后到深圳给一家青年刊物帮忙。宗英给了我一篇《矢志嫁大洋》的文章,记叙了她某次在向文学青年讲课时,有人问她是否还会再嫁的事,她当即回答:“既已嫁给了大海――赵丹,再嫁就要嫁给大洋。”那时她是把写作比作大洋的,没想到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她真的有了她的“大洋”。
那是1993年,宗英从美国探亲回来,和冯亦代从热恋进而谈婚论嫁。她打电话让我去她家,亲口把这一喜事告诉了我,我为她高兴。她的寂寞,我是理解的,能在暮年找到深爱自己又为自己深爱的老伴,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
但世俗的观念,还很扰人。我征得她同意,写了篇《黄宗英的黄昏恋》,同时刊登在上海《徐汇报》和《现代家庭》杂志上。我姐夫楼维国看了这篇文章,告诉我,冯亦代是他姑妈的儿子,他们楼冯两家都是杭州的名门望族,他们是嫡亲的姑表兄弟。这层关系由宗英转告冯亦代后,冯亦代确认了,来信说,杭州人有一表三千里的说法,更何况我们确是表亲。就此,二哥亦代就称我为表妹,宗英也跟着这么称呼我了。
1996年,宗英和二哥婚后返沪,二哥让我陪他去看望老朋友巴金、王辛笛、施蛰存。在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先生时,先生露出那时少见的微笑,他握住二哥的手久久未松开,作协小陆摄下了这个珍贵镜头。记得在黄宗英和二哥结婚的事确定时,我曾告诉过巴金先生,先生很平和地跟我说,他们两家本来就很熟悉,说明先生对他们还是有些了解的。而二哥、宗英也一直敬重着巴金先生。
二哥是性情中人,他的来信总是透出温良潇洒的情愫,可在1997年3月2日,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却火气很大。宗英在附信中说,“这里你看到了你表哥冯亦代性格的另一面吧”。这里指的是下面的一件事――
那回,程乃珊在香港买了本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送给我,我读后给二哥写信赞扬胡兰成的文采。二哥立即在回信中责备我说:“有多少有用的书我们要读,为什么要看这类书?一个人没有人格,他的书也是不值得看的。张爱玲只是自骗自的‘爱’这个人,原因是她需要一个‘男’人。我不看胡的书,也劝你和乃珊不要看这类人的书,不值得花费我们有限的时光。”他的这一番话对我很有触动。
后来读到翟永明的散文《飘零叶送往来风》,其中写道:“胡兰成一生形迹与元稹颇为相似,也当得陈寅恪大师之论。最为相似的是,二人都曾洋洋得意将自己巧婚之事,当成文学佳话,写进自己的作品之中,为自己立传,倒也有许多糊涂之人,当真相信,当真喜欢。”由此想到张爱玲,她一生的爱情悲剧也是遇上一位既巧官又巧婚之人胡兰成。我就是翟永明说的“糊涂之人”,幸得二哥的发火,我才早一点不继续糊涂。二哥称得上是我的老师,怪不得宗英视他为“大洋”,古稀之年嫁给了他。
宗英病也不病
宗英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精神矍铄,干劲十足,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断收到她的来信说自己病得不轻,只是时病时愈,好好坏坏,让我很难确定她是病了还是没病。
大约在1991年6月,她从北京二六一医院给我来信,说:“中央电视台‘望长城’片组的同志没见我亲临‘艺术创作’……我又产生了幻听幻觉,我原有的神经衰弱症升级了!医生说,只有我投入创作而依然能正常时才放我出院。”
虽然从信中看出宗英新病老病一起并发,但不久她依然出院完成了“望长城”的主持任务,还写了几篇文章,说明宗英的病,未影响她的工作,也未影响她的黄昏恋。
不过,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后面还是隐藏了她的病痛。1994年她又从北京来信告诉我,她第三次入藏,为拍摄徐凤翔教授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生态环境的电视纪录片作主持人。她历尽艰险,因严重的高原反应几濒于危,摄制组赶着把她送回北京,没让她回家直送医院急诊。“我是病得不轻,医生悄悄告诉制片人和随行记者,说我颈部出现肿瘤占位气管已经有6公分……叮嘱千万别告诉我,要趁早回上海查病要紧。他们哪里知道本人早已知道十七八年了……我在友谊医院照光后没有癌变,放心。”
瞧她说得多轻松。暂时没事了,可新病却加上了老病,她的头痛病与日俱增。不久,宗英还是回沪住进了华东医院。这次是二哥冯亦代告诉我的。
我去了医院,穿过白色的长廊,来到宗英病房,门正开着,一眼便见那一头如丝绒帽般的银发,她正盘腿坐在床上,手中折腾着一叠稿纸。宗英的双眸还是那么明亮,含着笑意,哪像病人?不过,她确实是病了:先是肺部感染,接下来头痛欲裂。
“这儿的医生是专治头痛的专家,如果再看不好我的头痛,这病就甭想治好了!”宗英说着扬了扬手中的稿纸,“我想反正是病,我还是照样写我的稿子。”见她轻松样,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二哥曾对我说过,宗英决定了的事别人是无法阻止的。
病归病,她照样写稿,照样活动。不久,她又出院回了家。可是二哥却发病了,她操劳、陪护,终于又挺不住了。等到二哥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由专人照顾,她回沪病倒在医院,还多了一项腰椎压缩性骨折,无法行走。但她还是没放下手中的笔,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版上还开了专栏,时不时发出一篇真情感人的美文。她真不是一名病人。
宗英老也不老
人人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但人的精神、心理不同,有人会老得慢些、迟些,或者没有老态。
我到医院探望宗英。她消瘦但不脱形,精神说不上矍铄,可也不委顿,四肢无力自己穿衣都困难,却依然用不听话的手写文章。我怕她过于劳累劝她,我们毕竟都老了,要服老,该歇歇了。她却笑了,眼睛闪亮,随口朗诵起她自己写的诗:
别说自己老了/别说自己老了/根本别去想我是老还是不老/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头跳跃/未来的蓝***依然盘旋在我们头脑/儿童般的好奇也总得把我抛弃/追求新知识的那股劲头我也不输学生年少/凭什么说自己老啦/嘿,暮年该来的烦恼找上了我/我就跟比我更糟糕的去比较/于是坦然一笑,还好,还好/心理自我调整才是真正的奥妙!/说真的,一个人只要积极乐观心态平衡多向着别人/他就永远不会老/这才是真正的灵丹妙药!
宗英的声音依然甜美,她真的不老。
我无话可说,心里想着,宗英这人身上有股韧劲,从16岁追随大哥黄宗江到上海演话剧自立谋生开始,就没有一天屈服于外在压力,她总是按自己的意志,向着自己的理想,顽强地搏击。她年轻时的三次婚恋,哪一次都爱得铭心刻骨,她从走上戏剧舞台到从艺、从商,干哪一行,她都全身心投入:甜姐儿、梅表姐、《小丫扛大旗》、《小木屋》……都做出了让人叹服的成绩。
到了暮年,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身心疲惫不堪,但她对事业执著的追求从未停止。去年我们七位祖母级作家还一起出版了一本合集《七人集》,她的文笔仍是活泼俏丽,没有一丝老态。
宗英确是不老。虽然她仍住在病房,足难出户,但她的心,她的脑,保持着青年人的锐气,仍宝刀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