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去一个深山村采访，听说了件有趣的事。村北有棵千年古松，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是御封松树王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的许多孩子都认古松做干妈。认了不能白认，逢年过节要在树洞里塞几块点心。八月十五塞月饼，五月五甚至塞几颗粽子。秋收了，塞几个玉米、谷穗，或者一捧花生两把豆荚，总之都是心意，都是供奉。如今古松的那些干儿女有的已经年过半百，说起往事，口气平淡得已经波澜不惊了。
于是我想起了自己也是有干亲的人。我小时身体孱弱，三天两头让赤脚医生打针。母亲说，为了孩子好活，认个干妈吧。干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至今还记得她梳两根小辫，在肩上垂着。还记得她的鞋边雪白雪白，还记得她四方脸的颧骨上有两朵红云。我八岁那年，干妈得心脏病死了，因为离我家不远，我还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别人哭。那个时候我对死亡没有太多的认识，就像我女儿三岁时对死亡的认识一样，人死了只不过是埋坟。
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干妈可不在少数。别人给自己家的孩子当，自己也给别人家的孩子当。家家都穷，认了干妈也没什么讲究，叫一声就行了。顶多请顿饭，或者正月初一第一个去拜个早年。
乡间朴素的一面从这一点能看出端倪。我好好想了想儿时的伙伴，他们认干妈都是因为像我一样身体不好，或者家里人丁不旺，认下干妈保太平。这个习俗的由来无处可考，但干妈能保佑什么，也没有人细追究。有的女人久不怀孕，生下孩子的第一件事，除了给起个猫儿狗儿的贱名，就是给孩子认干妈，这个干妈须是身强体壮，多子多女。干妈不但吃喜蛋，还要做猪鞋，还要参与“抓周”。孩子大一些，健康平安了，这种“干亲”的关系自然就解除了。
几乎没有哪个干爹干妈能长久做下去的。孩子到了十二三岁的年纪，再叫干爹干妈已经觉得难为情了。我和伙伴们就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给人做干儿干女是一件没出息的事。那个时候我正上初中，大量的阅读中，我发现中外文学名著里所有认干爹干妈的人几乎都动机不纯，都不是正面形象。他们要么趋炎附势，狐假虎威；要么卑躬屈膝，一副奴相，这让我对“干亲”一说有了深深的敌意。母亲让我给干爹去拜年，我哪里肯去，母亲发了一通脾气，最后不了了之。
某一天我去朋友那里取些资料，朋友正接一个电话。原来是下属企业的一个年轻职工要认朋友做干爹。朋友在机关管人事，这种攀附的目的几乎不言自明。电话通了很长时间，朋友始终笑呵呵地与对方说话，但没有答应对方的请求。朋友的样子看上去很享受，仿佛有人认他干亲是件有颜面的事。我问他会不会“认”下这门干亲，他挥了挥手，说再说吧。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啊。朋友也开玩笑，说又没有阶级敌人，糖衣炮弹打过来，我收下就是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在今年春天去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深山村，带人专门去看康熙御封的松树王。我惊奇地发现，那棵松树王是雄性而非雌性，那样多的孩子认它做干妈，可惜它屹立千年却不会说话，否则它的干儿女们该是另外的称呼。它躯干笔直，却粗壮得要四个人张开手臂才能合搂起来，树体在下端像人的两条腿抿在一处，形成了一个凹槽。那凹槽就成了天然的“供桌”，里面居然还有干瘪的瓜果和点心。我向周围的乡亲打听，莫非现在还有人认它当干妈？乡亲们告诉我，现在哪里会有人信这个。村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小时候认了松树做干妈，只有他还惦记着，每年还来看一看，否则来的都是旁不相干的人。
松树旁竖着一个木牌，上写“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渤海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