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金融资产论文篇1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府有关的***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府的金融资产结构***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府强有力的行***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府、地方***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金融资产论文篇2
[关键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摊余成本金融资产减值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需要考虑减值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而在随后的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分别规定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虽然都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不必考虑减值的,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却必须在一定情况下考虑减值,其原因仅仅是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了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被计入了所有者权益。这种对于以同种计量模式计量而公允价值变动处理结果却不同的做法本身就有待探讨,却又由此引发了考虑减值与不考虑减值的巨大差异。
本人认为,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各资产项目的会计计量与核算方法在原则上应当是统一的,即不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而且它也应当和其他各项能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一样,在资产负债表日不需要考虑减值,完全可以根据公允价值变动的结果在调整资产账面价值的同时调整当期损益。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1.为什么不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了“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面几条的相关具体描述中却刻意回避了“减值准备”这个词汇,即使像《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这样的权威解读资料在相关案例中也没有使用“××资产减值准备”科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规定是“资产负债表日,……,确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按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本科目(公允价值变动)”。
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外,其他所有应考虑减值问题的资产,在确认减值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时的会计分录都是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只有该资产例外,在确认减值损失时借方计入当期损益而贷方却转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并冲减原资产账面价值。笔者实在想不出这么做的理由,难道是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留下的隐患?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减值处理的合理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六条和前述《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的相关规定告诉我们,应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八条得规定又告诉我们“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又在191页具体规定了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恢复的会计处理为“借记本科目(公允价值变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也就是说企业持有的符合条件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后,在一定条件下其价值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确认减值损失时应计入损益,而价值恢复时却要通过所有者权益。如此处理的合理性,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无论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一贯性要求出发,还是借鉴其它资产减值恢复的会计处理,确认减值和价值恢复的会计处理都应当是同步的。即如果确认减值损失时计入了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那么资产价值回复时的正确会计处理也应当是冲减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超级秘书网
3.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减值处理的合理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六条,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金额确定的规定是“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而对于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减值金额的计算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法,反倒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通过案例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本案例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由于债券票面利率和实际利率都为3%,所以2006年12月31日可以按照当日公允价值和期初摊余成本直接计算减值损失金额为200000元(800000—1000000),而如果债券票面利率和实际利率不同,再计算减值损失金额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也就是说该案例无论计算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还是计算资产价值恢复金额,都是用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减去当日债券的摊余成本,并不是真正反映公允价值的差额,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计量原则。笔者认为,绝不能将“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截然不同的计量模式对同一资产项目同时使用,不但增加了会计处理的难度,也未必就能切实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由于“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本身就不能保证客观公允。实际上,如果完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论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还是资产价值恢复金额都应当是期初、期末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当然要扣除到期利息对公允价值的影响。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取消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认定,采用与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一样的会计处理方式,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变动情况调整资产账面价值和当期损益,不考虑资产减值。而如果必须接受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这一特殊规定,也必须采用与其他资产计提减值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将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并同时计提减值准备,而不是直接冲减资产账面价值。同时,既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那么也应当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确定减值损失金额和后续的价值恢复金额。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2006.
金融资产论文篇3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保守主义；隔离效应；反应过度；反应不足；自我归因；非理性波动
一、行为金融学简介
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之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多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研究者们在投资领域中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过程中发现，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就是试***去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一门学科。著名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包括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保守主义（Conservation）、隔离效应（DisjunctionEffect）、反应过度（Over-reaction）、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等。
二、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与非理性人假设
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往往并不会以理性利益最优化来决定其行事的策略。行为金融学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时候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但人类的行为却不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的基本预设假定之后，把人类的感情因素和心理活动等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并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在人类的决策过程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限套利（limitsto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线走势，过去的K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资金效应”，资金效应是指在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再次的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在下跌的趋势之中，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下跌时常态而上涨只是偶然，市场的总体悲观情绪又会通过“羊群效应”在群体中的投资者间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惜买现象，造成资产价格启稳的困难。此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开始从“安心”，“关注”转变为“投降”。
市场的大底是由长线的价值投资者造就的，唯有当有较大的一批资金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进入股市时才可能结束绵绵的下跌趋势。一个特定市场中坚定地价值投资者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和难以估计的，并且只有这批价值观相同的人在较集中的时点上共同进入股市，才能对趋势产生作用，这就造成了大盘暴跌时的下跌幅度和节奏难以估计。在一个趋势投资盛行的市场，在长期下跌之后，很少有人会脱离“羊群”敢于逆势而为，其结果就是股市往往会下跌到一个离谱的点位。如格雷厄姆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1931年抄底，结果破产。费雪已经预见29年股市泡沫破灭，但是还是买入自认为是便宜的股票，结果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股神巴菲特也曾在买入股票后账面损失达到50%。他们都是著名的投资家，但在非理性面前，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预测非理性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五、结论
非理性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个体的非理性的累加造成了整体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贪婪与恐惧的存在使得价格和价值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具体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市场总体心理状态的不同，故而对于即便相似的基本面市场总体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流行的技术分析就其根本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统计总结，并试***通过概率指导投资。但参与者在不断变化，参与者的数量和市场中交易的股票也在不断变化，此外不同股票可能吸引不同的具有特定行为特征的投资者，这使得在另一个股票上的数据分析变得钝化。资本市场是由无数投资者和投机者共同构成的博弈场所，因而对于资本市场脱离基本面因素的非理性波动唯有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行为金融学无法精确地为投资预测价格的波动和走势，但却可以在分析投资者心理和大众预期的基础上来研判资产价格波动的发展阶段。从投资的战略角度来把握一轮行情的发展，发现机会，规避风险。
参考资料：
金融资产论文篇4
（一）对企业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影响。财务报表的编制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反映方式，而具体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会计信息的报表为资产负债表。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条件是这些金融资产均具有可靠的市场价格（在活跃市场有公开报价）、或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公允价值的确定是安全可靠的。但是在我国业会计准则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其市场价格的确定是以当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收盘价为准，还是以当日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均价作为参考标准。因此，会导致同一项金融资产在不同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揭示的价值不同，同一企业对同样的金融资产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时也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进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二）对企业一定时期经营成果的影响。首先，交易性金融资产无论是在取得时还是在期末时均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准，它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借助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计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的当期利润产生影响，但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身所反映的是没有实现的收益，从而导致企业利润表中所陈述的利润并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水平。其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时，其变动的差额直接计入资本公积，这种计量对持有该类金融资产期间的利润总额没有影响，但当企业出售该项金融资产时，要将原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额转入到投资收益，则会影响到出售当期的利润及成果。同时，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形成完全取决于管理者的意***，在实质上随时可以出售，因而就其本身来说会对某一期间的会计利润产生影响，因此，不难得知企业为了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普遍愿意持有大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不愿意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企业将尚未到期的某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本会计年度内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其与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到资本公积账户，导致所有者权益总额发生变动，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当其出售时再从资本公积转到投资收益。尽管《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对金融资产分类变更进行了明文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仅仅是在限制企业在重分类时所遇到的特殊情况，其并不影响企业管理者在正常情况下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事项与结果。因此，可以看出当把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也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一种手段。
二、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中的应用
（一）金融资产及其分类。按照我国新会计准则中的CAS22，金融资产是指：(1)现金；(2)持有的其他单位的权益工具；(3)从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4)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5)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6)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但企业以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换取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合同权利除外。其中，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不包括本身就是在将来收取或支付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金融资产应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下列四类：(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持有至到期投资；(3)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二）金融资产的确认。（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会计准则中，这类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持有目的是为了近期出售，使持有者在短期内获利。该类金融资产具有以下特征：（a）持有的该金融资产是短期性的，即在初次确认时就确定可能在近期出售，从而赚取差价；（b）该金融资产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其公允价值能够通过活跃市场获取；（c）该类金融工具期末应按公允价值予以计量，且报告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应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使得该类金融工具在会计期间的价值变动影响当期利润；（d）除新准则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的一部分衍生金融工具归为该类。由上可知，如果企业持有的投资准备在短期内出售，并且其公允价值易于取得，即可以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一项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已经被指定其他类型的金融资产，就不能再确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此外，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意***和能力进行评价。发生变化的，除非是因为企业不可控制的原因导致此变化，应当将其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持有至到期投资具有以下特征：（a）企业持有该项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短期出售或获利，而且企业有明确的意***和能力将该资产持有至到期日；（b）该投资到期的时间是固定的，因此持有至到期投资是非权益性投资；（c）该投资到期时收回的金额固定或可确定；（d）该投资属于非衍生金融资产的投资；（e）该类金融资产在期末需要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摊余成本进行计量和减值测试。（3）贷款和应收款项。贷款和应收账款，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账款泛指一类金融资产，主要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和其他债权，但不限于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和其他债权。非金融企业持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款项、持有的其他企业的债权（不包括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工具）等，只要符合贷款和应收款项的定义，都可以划分为这一类。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类的金融资产与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其主要差别在于前者不是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金融资产，并且不像持有至到期投资那样在出售或重分类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如果某债务工具投资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则企业不能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a）贷款和应收款项；（b）持有至到期投资；（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常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但是不能简单的认为，除了以上三类之外的金融资产，就一定是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该类金融资产具有以下特征：（a）该类金融资产属于非衍生金融工具；（b）该资产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易于取得；（c）企业持有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出售，但该资产持有限期不定，即企业在初次确认时并不能确定是否在短期内出售以获利，还是长期持有以获利，也就是其持有意***界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之间；（d）该类金融资产期末应按公允价值予以计量，且报告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即该类金融资产在会计期间的价值变动不直接影响当期利润，只有在其出售时才将资本公积转到投资收益。（三）金融资产的计量。所谓计量，是指以选定的能够反映计量对象内在特征的尺度并将其内在特征予以数量化的过程，即入账价值。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按公允价值，且其交易费用记入当期损益；后续计量仍然采用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变动金额计入当期损益。企业持有该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债券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在计息日或现金股利宣告发放日确认为投资收益。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的计量。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按公允价值，交易费用计入初始入账金额，构成成本组成部分；后续计量按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贷款和应收款项的计量。贷款和应收款项的初始计量采用公允价值，交易费用计入初始入账金额，后续计量按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按公允价值，且交易费用计入初始入账金额，构成成本组成部分，后续计量按公允价值，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
三、公允价值在我国金融资产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的可靠性与可操作性不足。公允价值是参与交易的当事人对市场价值做出的一种判断，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提高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但是市场形式是复杂的、多变的，有的会计事项可以确认或寻找类似的交易价格，而有的只能估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把公允价值的估值分为三个层级，其中，第一、二层级要求具备公开的活跃的市场。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金融市场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只存在有限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此外，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证券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都处于未成熟阶段，同时以上市场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再加上信息不准确以及道德风险的影响，金融资产交易纵的情况会时常发生，从而导致市场上的公开标价不一定能代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有些企业同时在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双向交易，如果缺乏高新的科技和先进的通讯设备作为技术支持，想获得其实时报价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二）公允价值应用于金融资产对资本市场存在助涨助跌的重大不利影响。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上的运用十分突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定，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以当时的公允价值入账，资产负债表日也按照当时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上市公司当期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的影响。当金融市场高涨时，金融资产的市价上涨会带动上市公司当期投资收益或资本公积的上涨，而当市场低迷的时候会降低上市公司的当期投资收益或资本公积，即金融资产对股市起到助涨和助跌的负面作用。
四、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资产中应用的改进建议
金融资产论文篇5
金融资本是指以货币及证券资产形态存在的资本，包括以实际经济或信用为基础，以取得收益和增值为目的而进入金融市场交易且最终进入实际产业部门的那部分权证。相比来看，产业资本是指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意指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建立一种稳定而密切的关系，是实现从金融储蓄功能向资本投资属性转化、实现对产业投资的方式和手段，是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看作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根本是宏观环境下，促进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相互支撑，实现资本、人力的顺利过渡和协同发展。在企业微观层次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是微观主体对于多元化战略的合理利用，有利于形成或整合其核心竞争力。在宏观层次上，是完成社会资本优化配置的手段和方式。
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意义
一是资本盈利性的必然。资本的逐利性必然要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在一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渗透，形成双方共同利益，工业企业获得金融资本青睐，财务状况大为改善，融资力度增强，市场话语权得到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工业企业过剩的资本也青睐于金融机构，寻求更多利润和机会。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世界大型跨国集团发展经历来看，无不是在通过各种并购重组，金融衍生工具，实现各自的内外部扩张，从而取得更为长足的发展。三是规模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要求。银行和企业紧密结合起来，优化企业规模与结构，使存量资产得以重新组合、增量资产得到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各个层面的融合发展，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四是降低交易费用和消除信息不对称因素。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增强了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提高了经济的货币信用化程度。特别是银行直接入股投资于工商企业从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之一，能够使产融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依赖、相互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控制成本。五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是我国股份制企业集团发展的内在要求。国有企业在实现自身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必然需要大量金融服务，包括金融资本，金融人才、金融创新工具等等，从而稳步实现目标。六是分散金融风险。资本的多元化经营要求两种资本共同获益，共担风险，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或风险的控制。如我国现在实行的债转股就是一种很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形式。
三、我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方式
基于我国现有情况，尽管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资本市场具备一定基础，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模式的选择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逐步进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既要注重战略化，多元化，科学的结合，又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逐步推进，创新财务公司业务，发展大型银企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
1.产业资本流向金融资本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不断吸引多种所有制企业加入，如外资和民营企业，从而打破金融壁垒，提高了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通过种种渠道参股银行、证券、信托以及期货等金融企业。如中海油、红塔集团、海尔集团投资的金融产业已形成规模。
2.金融资本流向产业资本第一，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以参股方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银行可以以企业股东的身份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保证银行所投资本的安全。第二，以控股方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银行可以通过持有工商企业股份的形式，参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三，并购重组方式。金融资本通过并购重组方式渗入工业企业，提高了金融资本的融资效率，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共同享受较大收益。
3.集团财务公司模式集团财务公司是为集团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目前主营业务有内部存款、协定存款、内外部结算、委托收款、结算清算方案设计等的非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融通资金，它的优势在于融资活动与产业密切结合。国内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如中国黄金、中煤能源、北方工业等等。
4.建立银企集团以中信集团为代表的银企集团，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产物，通过持股、控股等多种方式实现了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房地产、旅游等多元化产业发展，建立了大企业、大集团的战略，有效分散了经营风险，获得最大收益。
金融资产论文篇6
金融资产是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该准则实际上并未对金融资产给出明确定义，而是对其确认范围进行了规定。该准则第五十六条规定“金融资产，是指企业的下列资产：（一）现金；（二）持有的其他单位的权益工具；（三）从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因此，根据准则可以认定，库存现金、存放于金融机构的款项以及代表在未来期间收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如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出保证金、贷款、投资等这些基本金融工具都属于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按其具体核算特点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中，第三类“贷款和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方法与原来的处理方法变化不大，笔者主要对另外三类金融资产的基本账务处理进行分析、总结。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股权类、债权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法
该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公允价值发生的增减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即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该账户有别于“投资收益”账户，核算的是尚未实现的投资损益）。
会计处理时需要设置的账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一）取得金融资产时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取得时的公允价值）
投资收益（发生的交易费用）
应收利息（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应收股利（已宣告发放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贷：银行存款（支付的全部款项）
（二）持有期间收到股利或利息时
借：应收利息（债权类）
应收股利（股权类）
贷：投资收益
（三）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发生增减变动时
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作反向处理。
（四）出售金融资产时
1.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金额）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借记或贷记）
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账户。
2.由于交易已发生，金融资产的价值已经实现，所以将原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的部分，转入“投资收益”账户：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投资收益（或反之）
举例：某企业于20X6年1月1日购入债券，债券面值200万元，票面利率3%,企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购买该债券时，共支付价款210万元（含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利息6万元及交易费用4万元）。
1.取得该项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200
应收利息6
投资收益4
贷：银行存款210
2.20X6年1月5日，收到最初支付价款中所含的利息
借：银行存款6
贷：应收利息6
3.若20X6年1月31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210万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
4.20X6年1月31日计息
借：应收利息0.5
贷：投资收益0.5
5.若20X6年2月28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204万元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6
6.20X6年2月28日计息
借：应收利息0.5
贷：投资收益0.5
7.20X6年3月2日，将该债券处置，售价240万元（包括2个月的利息1万元）
借：银行存款239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4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200
—公允价值变动4
投资收益39
借：银行存款1
贷：应收利息1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仅包括债权类金融资产）——摊余成本法
该类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即“成本”及“利息调整”两个明细账户的余额合计数）。持有期间按照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
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初始确认金额-已偿还本金+（-）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会计处理时需要设置的账户：
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面值）
—利息调整（溢、折价及交易费用）
—应计利息（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一）取得金融资产时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面值）
应收利息（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贷：银行存款（实际支付金额，含交易费用）
差额：借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
（二）持有期间计提、调整利息时
1.分期付息、一次还本
借：应收利息（面值×票面利率）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借记或贷记）
贷：投资收益（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2.一次还本付息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面值×票面利率）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借记或贷记）
贷：投资收益（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三）出售金融资产时
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金额）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应计利息
—利息调整（借记或贷记）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账户。
举例：20X1年1月1日，A公司支付价款2000万元（含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B公司当日发行的5年期债券，面值2500万元，票面利率4.72%，该债券按年支付利息（即每年可收取利息118万元），本金最后一次支付。A公司准备持有该债券至其到期（不考虑所得税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等因素）。
计算实际利率i:
118×(P,i,1)+118×(P,i,2)+118×(P,i,3)+118×(P,i,4)+(118+2500)×(P,i,5)=2000，得出i=10%[算式中(P,i,1)表示年利率为i的1年复利现值系数。]
1.20x1年1月1日购入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2500
贷：银行存款2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500
2.20x1年12月31日计提、调整利息
借：应收利息118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82
贷：投资收益200
3.20x2年12月31日计提、调整利息
借：应收利息118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90
贷：投资收益208
4.20x3年12月31日计提、调整利息
借：应收利息118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100
贷：投资收益218
5.20x4年12月31日计提、调整利息
借：应收利息118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108
贷：投资收益226
20x1-20x4年每年年末收到利息
借：银行存款118
贷：应收利息118
6.20x5年12月31日计提、调整利息，并收回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
借：应收利息118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120
贷：投资收益238
借：银行存款2618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2500
应收利息118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股权类、债权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法
与第一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比，该类金融资产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但其公允价值发生的增减变动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即“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在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再由“资本公积”账户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即“投资收益”账户）。
会计处理时需要设置的账户：
股权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公允价值+交易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
债权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面值）
—公允价值变动
—利息调整（溢、折价及交易费用）
—应计利息（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具体账务处理：股权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账务处理基本同于第一类金融资产（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的股权类资产的处理，不同之处在于发生的交易费用应计入初始确认价值；债权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账务处理可以借鉴第二类金融资产（即“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处理方法。会计期末，股权类、债权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应按照公允价值对其账面进行调整（即调增或调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账户）；同时，将公允价值的增减变动金额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
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由于其价值已经实现，再将“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的余额（即公允价值的累计变动额）转入“投资收益”账户。
金融资产论文篇7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含义
在旧会计准则中，企业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新会计准则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见，新会计准则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
初始计量
与以往以历史成本计价明显不同的是，新准则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要求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应计入初始入账金额，取得时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确认。
后续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作为投资收益核算。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并非如交易性金融资产那样计入当期损益，而是计入所有者权益，即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同时，对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确实发生减值的，要计提减值准备，并且在合理情况下其减值是可以转回的。
终止确认
终止确认时，将取得的价款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的同时，也要将原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的金额转入到投资收益。
三、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某些思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不清晰
新准则中规定，对于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金融资产，既可能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可能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投资决策等因素。这一规定不仅没法有效指导实务，反而为管理层提供了选择的空间。试想有多少会计人员会真正了解企业的持有意***这个悬而又悬的东西，即使部分了解了，当管理当局出于调节利润，否认其原持有目的而改变金融资产的划分类别，我们又有什么话可说。这都是因为持有意***本身就是主观抽象的概念。
后续计量时关于公允价值变动部分的处理
金融资产论文篇8
一、文献综述
Gini开创了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度量方法， 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嗣后的许多研究 多围绕于Kuznets倒U型曲线的实证检验 ［1］ 。 早期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更多地隐 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 Levine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 局面，多元回归和面板数据方法成为分析金融发展 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献将金融 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暗含于经济增长与 收入分配差距的关联性之中 ［2］ 。在理论研究方面，支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负相关的代表性研究 包括Alesina和Rodkik等人的研究 ［3］ ，而认为经济 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正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包括Ga- lor and Tsidon ［4］ 、Deininger and Squire ［5］ 、Alesina and Perotti ［6］ 等人的研究。但在实证研究中，绝大 部分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 负相关性。 Greenwood and Jovanovic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 与收入差距的关联性 ［7］ ，在他们的论文中，实际上暗 含了一个重要假设———即初始的收入分配外生于经 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且对金融市场设施的使用 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每期对金融服务的购买 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运营费用。由于固定成本的存 在，在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早期，金融市场不大，此时 只有那些高收入、财富水平较高的人群才可以享受 到金融服务，而穷人在金融服务的购买上存在着 “门槛”效应;由于“门槛”的存在，穷、富两个群体的 金融投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金融发展会使得收 入差距扩大;在金融发展的成熟时期，囿于金融服务 的激烈竞争，早期的“门槛”消失，穷人群体也可以 享受金融部门的服务，此时，穷、富群体的金融投资 收益率逐步趋同，这时的收入差距开始不断缩小。 Agihon和Bolton认为穷人之所以不能获得金融融资 源于较高的利率，而随着金融市场资金供给的增加， 利率的降低可以使得穷人获得迈过这一门槛的机 会 ［8］ 。Matsuyama认为金融市场的这种“财富门槛” 是内生的 ［9］ ，Beck et al．发展了金融发展影响贫困 家庭的两种渠道，但在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上， 研究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10］ 。Salvador Perez－Moreno 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中金融发展与贫困间的因果 性 ［11］ ;Bittencourt以巴西为例，研究了其国内金融发 展与收入不平等相关性 ［12］ ;实证研究中，Ben- abou ［13］ 、Li and Zou ［14］ 、Beck et al． ［10］ 认为金融发展 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性并未有明确的结论。但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7］ 、Jalilian and Kirkpatrick 支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负相关性 ［15］ ;而 Townsend and Ueda ［16］ 、Iyigun and Owen认为金融发 展与收入分配差距间也存在着Kuznets的倒U型关 系 ［17］ ，但Clark，Xu and Zou却又否认了这种存 在 ［18］ 。 国内对我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间的相关性亦存在较大争议。马冰分析了金 融资产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 ［19］ ，马草原基于 风险预期理论，对金融歧视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 了解释，并提出了金融市场的“双重门槛”影响 ［20］ ; 基于VAR模型，张立***、湛泳检验了金融发展的门 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非均衡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 ［21］ 。杨俊、张宗益利用两时期省级截面数 据，在二元经济结构假设之下，对三部门劳动力转移 的收入分配变动进行解释，认为我国改革十几年来 制度转型带来的新兴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的影响。数据分析支持了Kuznets的倒U型 假说，并认为这种趋势是由于制度转型所决定的，或 者是由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双重影响的结果 ［22］ 。 王小鲁、樊纲从20余个因素考察了其对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贡献，包括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失业、 养老保险等等，但论文的研究发现保险等对高收入 阶层的好处要大于其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好处，即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23］ 。王 书华、孔祥毅从信贷资源、股票融资、保险市场三个 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金融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和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由于经济 中存在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发展较为充分、金 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较 小 ［24］ 。王书华、杨有振以供给领先的金融发展模式 为视角，证实了供给领先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收 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25］ 。 既有的文献分析证实了金融发展中的门槛效应 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存在性，这种影响随着经济 发展，促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一种“倒 U”型关系。然而，既有的文献分析大多是针对国家 宏观经济层面而做的理论分析，且大多是针对城镇 居民而做出的分析。相较于国家宏观层面或城镇居 民，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结构及其 微观个体特征均有着较大变化，农村居民的收入消 费习惯也大大相异于城镇居民，那么，在农村居民中 是否也存在着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这些金融 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如何?基 于此，本文将通过对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的 金融资产配置以及收入差距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 检验。
二、理论假设与数理模型 Greenwood和Jovanovic(以下简称为GJ)模型以典型厂商和消费者为代表，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不同于完美金融市场机制的前 提假设，基于我国的现实，典型的农户并不满足GJ 模型的假设，对我国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 距的分析需要修正GJ模型的理论假设。
1．农户部门 在一个包含农户和金融中介的两部门经济中， 放弃GJ模型对典型消费者预期效用的假定①，假定 一个同时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农户的典型行为如下: ∫ ∞ 0 ln(c t ，k t ) 1+ρ dt，其中0＜ρ＜1 同样，假定农户的初始财富分配是外生的②，农 户可以选择是否从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如果能够从 金融部门获得融资，则农户可以从投资过程中获得 一个较高的收益率wt;反之，如果农户没有从金融部 门获得融资，则假定其收益率为0; 由于生产存在一定的风险，融资后，农户的预期 收益如下: R(k t )=(1－p t )×0+p t ktwt， pt为融资后农户投资未发生亏损(从而可以按 期归还金融机构的贷款)的概率，此时，农户投资资 本kt的收益为ktwt;w t 为投资的收益率;如若发生亏 损，则农户的收益为0;
2．金融部门 对金融部门而言，向农户提供融资服务，金融部 门将收取一个比例φ作为服务费用。假定贷款的利 率为rt;农户的投资获得成功时(概率为p t )，金融部 门可以避免信用违约的损失，此时金融部门的收益 为φrtkt;而如果农户投资发生了亏损，此时农户的 收益为0，无法支付贷款，金融部门不得不遭受信用 违约损失，此时其收益为(－k t )。 因此，金融部门的预期收益为: ptφrtkt+(1－p t )(－k t )=［(1+φr t )p t －1］k t
3．门槛效应 显然，在存在风险违约的情况下，对金融部门而 言，其愿意提供的最大融资规模为: ［(1+φr t )p t －1］k t rt 由此，站在金融部门的角度，只有农户的财富 规模超过 ［(1+φr t )p t －1］k t rt 这一门槛，金融部门 才会考虑向农户提供融资;否则，金融部门就可能承 担信用损失。这一比例就成为农户部门融资的一个 门槛，财富规模没有达到这一比例的农户将无法获 得金融部门的融资。由于获得融资后投资的收益率 wt大于无融资的收益率0，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由 于金融资产配置而带来的财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农 户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因此，在金融部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早期时间， 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将可能导致农户收入差距 扩大。 4．动态效应 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囿于资产配置的门槛， 财富规模较低的农户群体难以获得金融部门的融 资，而富裕的农户则可以利用获得的资金从事收益 率更高的投资，由此，在金融部门发展的早期阶段， 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会使得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扩大。 恰如Matsuyama ［9］ 所论述，金融资产配置的这 种“财富门槛”是内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 追逐必然会导致门槛效应的存在。Agihon和Bolton 认为，利润的追逐会使得金融部门的供给不断加大， 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8］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 机制下，即使金融市场并非Greenwood和Jovanov- ic ［7］ 、Matsuyama ［9］ 所假定的完美金融市场，但随着 金融部门逐步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加剧，制度逐步 规范，融资成本必然会降低，信贷配给的金融歧视将 获得修正，即使财富规模较低的农户也能够获得金 融部门的融资。 在金融部门发展的成熟阶段，一旦所有的农户 都能够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此时富裕农户融资后 高投资收益率的优势将被打破，富裕农户与贫困农 户同时融资后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将会缩小，随着时 间发展，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将缩小(见***1)。显然，从时间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发展与农户的 收入差距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在金融发展的 早期，囿于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农户的收入差 距扩大;但随着金融供给的增加，金融资产供给竞争 加剧，门槛效应逐步消失，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 小。在整个时间轨迹中，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存在 一种倒U型关系。
三、经验事实与证据
基于Greenwood和Jovanovic ［7］ 、Agihon和Bolt on ［8］ 、Matsuyama ［9］ 的研究，前文对农户融资行为的 理论分析业已证实了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对农 户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其比较静态的分析也证明 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的存在。 理论分析的核心表明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 是诱使农户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文 献基于发达国家完美金融市场机制条件下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两个群体的分析业已证实了这种现象 的存在性，但鲜有文献专门针对我国农村居民金融 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特别是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户 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差异较大———农户的资产配置 中金融资产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在我 国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以及门槛效应对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影响如何，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文拟利用 山西省统计局对山西省35个县2005－2009年农户收入支出以及资产状况的调查数据①，分析我国农 户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门槛效应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 响，以期探寻农户收入差距的调控措施。 基于上文的理论模型，农户金融资产的配置对 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分析的核心在于: 收入差距=f(金融资产配置;农户行为;控制变量) ***2给出了山西省35个县2100户农户的全年 纯收入及期末金融资产余额的变化情况，总体上二 者均在缓慢增长，但从时间趋势上看，2008年后，农 户的金融资产余额的增长明显快于全年纯收入的增 长②。表1给出了2100户农户期末金融资产组成的 分布情况，从数据的分布来看，农户的存款余额呈逐 年增长态势，但在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中，债券和股 票的价值较少，在统计调查的2100户农户中只有3 户持有股票，同样，在2100户中也只有3户持有其 他金融资产(尽管统计调查中并未说明这些其他金 融资产指的是什么)③。通过对农户全年纯收入的划分，***3分别统计 了不同收入区间［0，50000)、［50000，100000)、 ［100000，∞)内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状况，从***中 所示的数据来看，通常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倾向于 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此外，高收入农户持有的金融 资产的波动幅度也要远大于低收入组。仅仅从这些 统计分析中，似乎可以认为在高收入农户中，金融资产的影响可能更为广泛一些。同时，对不同收入组 农户信用获得性的统计也显示(***4左***)，高收入 农户组在信用的可获得性和可获得能力上似乎都要 强于低收入组，二者获得信用的能力和规模存在一 定的差距，似乎可以认为存在信用获得的“门槛”现 象。进一步，依据国家所公布的1196元贫困线标 准，分别将农户划分为贫困户(人均收入低于1196) 和非贫困户(人均收入高于1196)两组，对两组所持 有的期末金融资产余额进行统计发现(***4右***)， 两组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差异较大，高收入组农户 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余额几乎超过了低收入组农户金 融资产余额的2倍，同时，从时间序列上来看，高收 入组农户的金融资产持有较为稳定，随着时间不断 增长;但低收入组农户的金融资产持有在2008年后 有了一个较大增长，而之前则较为平缓。这种增长 源于2008年之后，低收入组农户的银行存款有了一 个大幅度的增长，这可能隐含着农户的金融资产配 置行为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一个转变。***5给出了2100户农户的全年纯收入与银行 存款间的散点***，显然，从***中来看，低收入户的银 行存款与其全年纯收入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正相关 性，收入的增加在低收入户组的反应表现为银行存前文从理论和统计数据上业已证实金融资产配 置的门槛效应，低收入农户在全年纯收入上的某种 门槛现象，往往会使得这些农户持有的金融资产远 低于高收入组农户，而金融资产配置上的差异在长 期内对两组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冲击。
四、献研究来看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核心思想在于门 限变量的数值在门槛数值前后发生变化时，往往导 致回归模型中变量系数发生重要变化，对变量的行 为轨迹产生重要影响。以一个最简单的时间序列模 型为例: yt=βXt+δzt(γ)+ε t 模型中yt为被解释变量，x t 、zt(γ)可以分别视 为控制变量和门限变量，变量z t (γ)中，γ为门槛参款的增加;但在高收入户中，银行存款与其全年纯收 入间似乎存在一个典型的“倒U”形关系。从***5数 据拟合上给出的不同收入阶段农户全年纯收入与银 行资金间的相互关系看，收入提升后农户外部资金 可获得性发生了重要变化。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当存在信贷约束的门槛效应时，农户收入差距可能 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对山西省35个县2100户农 户银行信贷的分析似乎佐证了这种分析，信贷的门 槛效应对农户的收入差距形成重要冲击。 当然，农户间收入的差异源于多种原因，遗产、 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对农户间的收入差距、金融资产 配置带来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通常缺乏较为详细 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时，本文视其为农户收入差异 分析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数，可据此构建虚拟变量dumγ= t 0，if z t ＜ { γ ;如 果门槛效应是显著的，则回归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在 阀值前后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门限回归模型可以 表示如下: yt=βxt+δdum(z t ，γ)+ε t 实际分析时，线性面板门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Hansen和Seo ［26］ 推导了非线性门限协整(Threshold cointegration)回归的高斯分布假设下的极大似然估 计量;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面板门限回 归模型的估计建立在对模型正确设定的基础上， Hansen和Seo ［26］ 对线性向量误差修正模型(linear VECM)与两阶段门限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在对限定的基础上，给出了对门限存在性检验的SupLM统计 量①，基于这些统计量，利用R2．13．1语言程序②，本 文给出了2100户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 门限回归③。基于靴攀(Bootstrap)方法，表2和***6给出了 对2100户农户金融资产配置门槛效应的两阶段门 限协整回归结果，对模型选择的Wald、SupLM检验 证实了我国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间的非线 性关系的存在，检验及p值显示了面板门限协整回 归的合理性;SupLM的检验证实了我国农户的金融 资产配置门槛效应的存在性，门槛效应的存在确实 使得拥有金融资产的农户与未曾拥有金融资产的农 户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 ***6给出了两阶段面板门限模型回归中参数 β、γ的变动轨迹，显然，从***6－2可以明显看出，门 限参数γ的变化较为显著，γ的变化轨迹带有明显 的跳跃性，这反映了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前后农户 的收入有了重要变化，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差异确 实对农户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论与***策建议
金融资产论文篇9
【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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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论文篇10
[关健词]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市场开放度 规模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贸易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两国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某种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类产品，它与产业间贸易有着显著的不同。产业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专门从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并进行出口，用以交换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产业内贸易理论基于新贸易理论，换而言之，它的诞生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统计现象的直观推断。20世纪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对“比荷卢经济同盟”的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Michaely对三十六个国家5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差异指数的计算，Balassa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增长和Kojima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对二战后贸易新格局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推进了实证性研究的进展，并为产业内贸易步入第二阶段对统计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基础。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产业内贸易》一书所作的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升到第二阶段。随后，许多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使这一理论日渐丰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论基于垄断竞争的情况，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将现代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区分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各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假想，分析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产业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场开放度在产业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差异，以强调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样强调了市场开放对贸易的贡献，以及市场开放对特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做出的贡献。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前人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本文将以下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1）要素禀赋；（2）规模经济效应； （3）市场开放度。 下面的章节将对这三个要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
二、建立计量模型
1.因素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5)创造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过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近年来，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样印证了Grubel和Lloyd指数的正确性。因此本文同样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数进行分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禀赋。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产业内贸易模型中都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是一些国家在金融服务业取得比较优势的两大决定因素。Davis (1995)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研究时折中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银行服务业这一领域，对各国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源，它反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将中国的教育发展程度用于评估人力资源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设教育发展程度越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越高。
（3）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1981)认为在特定的某些国家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无论对于贸易总量还是产业内贸易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认为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发现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有重大影响。在银行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文献试***证明在美国的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综述了那些试***评估银行效率，量化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总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中才存在规模经济。然而，在90年代，资产超过250亿美元的银行才体现出规模经济。本文选取中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设规模经济的存在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促进作用。
（4）市场开放度。在某些国家，由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金融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更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展，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尽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强调市场开放度是促进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没把市场开放度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考虑。虽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场开放度纳入考虑。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FDI来衡量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设市场开放度越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将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影响因素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本文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7到2004年。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网。计算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开放度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计量分析。首先，我们对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因素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为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所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EDU表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FDI表示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C1代表常数项，C2是回归系数，代表要素禀赋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3是回归系数，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4是回归系数，代表市场开放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u表示干扰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国金融服务业IIT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该回归方程的各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8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也达到了79%，且不存在相关状况。
(2)实证结果分析。对要素禀赋的统计结果如预期的具备正显著性，表明要素禀赋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IIT指数存在着正相关，而且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结果的。这是因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风险投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例如为兼并、收购行为提供顾问， 房地产业顾问，公司财务管理等。风险资本融资、项目融资、房地产融资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来产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高度多样化则能促进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对中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的确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实证结果显示那些规模较大、更便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确实获益于规模经济，与小型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国外提供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金融产品，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增长。研究结果与Hughes 等人(2001) 的结论相一致：规模经济在金融服务业中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
对市场开放度的统计如假设的一样，具备正显著性。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市场开放度越大，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就越为发达。国外的研究成果均显示一个国家对国外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贸易壁垒和国家限制***策都将影响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这与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市场开放度将增加贸易量，因此也会增加产业内贸易量。
三、总结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众人发展的现代贸易理论，对影响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建立了模型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要素禀赋、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都促进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充分利用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日益兴旺的经济贸易，加快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发挥金融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外资向我国金融行业的进入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相应的产业***策，对国内的金融服务业进行合理保护；规范扰乱金融服务业市场秩序的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3)重视教育事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急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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