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传播论文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数字化符号化文化传播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符号呈现出两种角色,一是对应于物质的符号,一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就数字化的文化传播而言,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弱化了物质性,使传统的物质与符号关系让位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整合于意义之中。但数字化的符号对文化传播也有其无法完全精细化的局限,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认识到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真实与虚拟的双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字化符号对文化传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符号呈现出两种角色,一是对应于物质的符号,一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就数字化的文化传播而言,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弱化了物质性,使传统的物质与符号关系让位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整合于意义之中。但数字化的符号对文化传播也有其无法完全精细化的局限,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认识到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真实与虚拟的双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字化符号对文化传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化 庐山文化 数字景观

数字化:景观文化传播的一种必然选择

数字化处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形、线条、声音等对象信息转化为计算机代码,然后通过计算机及互联网将其展示出来的过程。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交流性和认识的普及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战争、数字化景区等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全面、深入、综合、普泛、快速、便捷的特点正在成为传播的最为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现代社会数字化的程度正在日益深化和普及化。

数字化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重新界定了人的感性与理性、人文与科技、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感性为主、理性与感性对立,以及在数字化时期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这样三个阶段。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人文与科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代表,由于彼此对于美与真的追求不同,在传统的范围内很难得到融合。数字化技术的崛起赋予感性与理性一个进入彼此,并相互借用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以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突破为标志的。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是对立的,但是在数字化成功塑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后,虚拟世界从本质上讲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存在。也即是人们常说的,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改变形成了一种新感性(或新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新感性的虚拟特征确实超越了传统的感觉方式、感觉对象、感觉内容、感觉性质与感觉经验,超越了传统框架的真与假的概念”①。基于这种现实与虚拟之间关系的转变,数字化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化成为重塑世界的方式。各种事物,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物质的,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得到很好的展示。对于以文化为主的景观来说,数字化因能大量地展示文化的相关信息而备受青睐。

也正因为此,就文化景观而言,各种景观也逐渐数字化。在2007年,全国就有24个部级风景名胜区试行风景区数字化建设,时至今日,更多的风景区已经部分实现了数字化。即便是部分进行了数字化的景观,也因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改变给人们带来了非同凡响的体验,进入它的数字世界,不仅如同身临其境,而且还带来了强烈的视觉美感和对景观文化的总体把握。数字化景观虽然成绩斐然,但总体来说,还不是尽善尽美。

以庐山景区的数字化为例,2007年起步了数字化的管理,具体体现为人们可以预先从网上知道有关庐山的游客情况以及门票的管理。2008年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召开了《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会,对于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开始提上日程。这个规划是以数字化展示景区为目的,以风景区数字化为最主要的目标。问题也因此产生,如同大多数的景观数字化一样,这种仅仅出自于风景或风景区的数字化并未能真正体现出数字化所带来的感性与理性的实质诉求。庐山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在于其风景,真正吸引人的是其具有丰富内蕴的文化。

就庐山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比较而言,文化是庐山景区的底蕴。庐山不同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庐山是古代文学描写的主要名山之一,有大量关于庐山的文学作品与游记存世;二是庐山文化具有浑厚的学术历史,如白鹿洞书院文化;三是庐山文化具有复杂、深刻的***治内容,尤其是现、当代。集历史、文学、学术、***治于一体的庐山在风景名胜区中是独特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仅使庐山名显于世,而且也正符合数字化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上综合处理这些文化信息。很显然,庐山景区数字化的中心必然是文化,而非单纯的景区管理。

不难发现,《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因为只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划,所以对于如何具体展示并传播庐山文化并无更多的深入。从理论上讲,庐山景区数字化不同于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后者包含了前者以及数字化的传播。从实践上讲,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数字化景区建设的核心并不在文化上,而是在数字化的管理上。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只是全国风景名胜区数字化的一个缩影,它与其他风景名胜区一样,数字化主要集中于数字化管理,其核心是监管信息系统。这套系统主要是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风景名胜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对景区内的工程建设、资源保护以及资源利用进行监管。因此,就现状而言,无论是从全国风景名胜区的数字化还是单纯从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而言,它们都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它们只是一个数字化风景,一种数字化奇观,而不是一种数字化的文化,更不是数字化的文化景观。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管理的数字化,而不是景区文化的数字化,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也未能例外,要真正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庐山文化的传播,文化数字化是其不二的选择。

数字景观: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

感性与理性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得到融合,信息技术为繁杂、海量的文化数字化提供了保证。同时文化是庐山景观的内核,因此,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处理才显得异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表现庐山文化的特质。数字化的方式与手段让综合化处理庐山文化成为现实,以文化为数字化中心,可以为庐山景区数字化提供一条不同于其他景区数字化的地方,同时也体现出庐山文化的特别之处。数字化的综合性可以让庐山文化得到全面细致的展示,在展示自然风景形式的同时,全面体现出庐山的文化内容。数字化的普泛性,互联网的超链接,可以使庐山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全方位的立体传播。

因此,直视在数字化影响下形成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特点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化奇观的基础。全面分析《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的内容,认真探讨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数字化建设具体过程中的实践成果,以及具体体现,比较分析景区数字化过后与数字化之前的不同,从而找出数字化对于庐山景区发展的推动及其成效,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景观的不可避免的出发点。认真清理文化在庐山景区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使庐山文化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是庐山数字化景观实现的过程。在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点是无法回避的:一是,现有景区数字化主要是监管的数字化,如何实现监管数字化向文化数字化未来的转变,监管数字化本身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庐山文化的体现之一,如何在保持有效监管的同时,在形式上加强文化数字化的内容;二是,庐山文化数字化立体传播形式是庐山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必然要实现的目标,传播形式如何实现立体化,文化传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其他传统传播方式比较起来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庐山文化是庐山景区内涵的核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重点应该体现为五个主要部分:封建时代的庐山文化;殖民化趋势下的庐山文化;国共斗争时代的庐山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庐山文化;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庐山文化。其他方面的文化如宗教文化、白鹿洞文化以及庐山周边地区文化都可以融入这几个历史分期之中进行探讨。这几个分期的文化如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如何把文化数字化与景区数字化统一在一起,同时又以文化作为数字化的中心,以自然风景的数字化为辅,必然是问题所在。

实现庐山文化的数字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同时在方法与方式上并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一旦形成,必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数字化景观。这种景观不再是现实实存的模样,它基本上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与现实存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以自然景观的自然连续存在呈现出来,而以文化为中心,以人们的感性诉求为连续呈现的线索。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中,感性成为发展的动力,理性成为感性的补充。感性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选择理性参与的方式与角度,同时也决定了***文信息呈现的方式。感性与理性、***像与文字、自然与文化,最终在以文化为中心的感性指引下,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数字景观,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展示出丰富文化内涵与自然景观的虚拟世界。

事实上,理论上的庐山数字化景观如果要成为一种现实,文化消费的观念必然要成为主流,这是对庐山文化数字化接受者的一个要求。长期以来,人们的消费观念的内涵集中体现在“物”与娱乐的关系之中,“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的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OBJESTS)的包围。”②自然景观当然属于“物”的一种,在人们进行景观消费时,长期囿于“物”的束缚。这在以自然事物为主的景观中无可厚非,但是针对诸如庐山这样,既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景观时,传统的消费观念很显然无法展示出庐山的全部景观内涵。要体现出庐山景观的不同之处,要从“物”的消费观念中走出来,文化消费必然要成为主流的消费观念。这种观念不同于传统的以物、娱乐之间的关系为内涵的观念,而是要以文化、物、娱乐为内涵,并且这三者之间要以文化为中心,物为文化服务,娱乐成为文化消费的次产品。

只有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庐山文化的数字化才可以找到合理的对应,人们也才能从观念上接受,庐山文化的数字化才能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庐山景观文化也才能成为人们可以合理理解的对象,并在这种文化消费中获得娱乐。不难发现,数字化的庐山景观文化在虚拟的世界中,既有如真实世界一样存在的自然景观,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自然景观在虚拟世界中并不是如真实世界那样连续地出现,而是依循文化的选择,片断式地呈现。而所有的自然景观片断,在文化消费之旅结束之时,又都围绕某一特定文化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景观展现。很显然,这种数字景观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景观,是一种不同于真实世界的、以虚拟的方式呈现的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一般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WX259)

注 释:

①齐鹏:《当代文化与感性***――数字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北京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②让鲍德里亚[法]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5篇

关键词 民族文化 数字化 传播

中***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数字化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这是由民族文化的属性和数字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民族文化形态上,将文字、***形、影像、音乐、语音等信息数字化并整合应用,是继语言、文字之后人类媒介系统的又一次***。

1数字化对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1.1数字化实现了民族文化传播向高时效性发展

民族文化同一切现实的、具体的存在和关系一样,都具有存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数字化极大地压缩了文化传播的物理时空。凭借互联网,数字化信息几乎可以在瞬间传达到各用户,实现文化传播的零距离。数字化的高效率、高时效性特征,不仅改变着文化本身,也日益广泛深入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1.2数字化实现着民族文化向全球性的变迁

如果说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那么,当人们改变了文化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后,也就改变着文化的属性。传统文化都是地域性文化。数字化使文化的全球传递和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没有数字化,就没有当今文化的全球化。数字化所实现的人类文化的变迁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超越正在于它把地域文化提升为全球文化。从地域性文化向全球性文化的拓展和演变是人类文化变迁的规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则既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环节又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

1.3数字化实现着民族文化向虚拟性的转化

数字化把现实的客观世界转换成了文字、声音、***像和视频,转换成了数字化的符号,从而表现出数字化的虚拟性,这是人类文化直接基于数字化而产生的文化新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化是虚拟文化。数字化使世界二重化了,在数字化世界的语境中,存在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和***。数字化主体在虚拟世界中创造和实现着现实世界未曾有过或难以实现的假想和计划,实现着自我的追求和肯定,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实然和超然生活的双重世界。在数字化世界中,人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限制而想象、设计出虚拟的自我、虚拟的社会、虚拟的文化关系。在虚拟文化世界中,任何个体都可以匿名制、虚拟身份、多重角色表现自我并与其他人或群体发生各种关系,进行文化交流。数字化以虚拟的形式实现了对现实文化形态的超越。由于数字化超越了任何一种文化传媒手段,因而对民族传统文化冲击尤其明显,民族语言、艺术、习俗、礼仪、观念以及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兴趣等都不断地消失。年轻一代痴迷于手机、电视、互连网。衰退不仅是表层的,甚至是深层的。在“民俗村”或其他形式的民族旅游区,虽然表现民族文化的各种建筑、用具、服饰和礼仪等随处可见,但这些东西很多已不是民族文化的自然显露,而是出于商业利益的着意夸示甚至扭曲,与民间的本色已有相当的距离。这些现象表明,当今传统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复兴,更多是一种表层的人为造设,在它下面还泛动着衰退的潜流,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衰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消失状况有增无减,且呈加速度态势,任其自然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就有消失的危险,只有积极回应,民族文化才能存在、发展。

2民族文化数字化的具体途径

21世纪是数字化工具大发展的时代,致力于实践的合理化,正确解答、掌握民族文化与数字化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眼界和胸襟,大胆吸收数字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要立足民族实际,面向数字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2.1对数字时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各民族创造的共同成果,只有学习、吸纳其他先进文化,才能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必须具有科学的现代形态,才能融入世界先进文化的主流。否则,传统文化就只能成为地域文化、边缘文化,甚至成为只能在博物馆中展览的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二者缺一不可。

2.2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抢救、保存

民族传统文化尽管近几十年来在抢救、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依然不断地消失。如何解决,运用数字化手段不失为最佳选择。数字化保存的优点:(1)“原汁原味”。***、文、声、动作并茂,真实地记录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其效果是传统记录方式不可比拟的。(2)可以资源共享,能够迅速复制。三是成本低廉,易于保存。

2.3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许多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文化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多元化。但这不等于说文化的多元化是个自然过程,文化的多元化实际上是个自觉自为的矛盾运动过程,需要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才能实现。数字技术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对保持和发展各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数字化已经融入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数字化技术的合理应用,是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手段和必然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应用数字化技术成为一个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待我们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6篇

论文摘要:数字化的崛起,使人的感性与理性关系在虚拟的世界中得到全新的融合,景观文化的传播必然顺应数字化的潮流。建立起数字化的虚拟景观是各种景观文化的必然追求,数字景观成为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数字景观文化的实现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但是对以文化为主或以文化与自然并重的景观而言,不仅要求要以感性为动力、文化为线索来实现数字化,而且在消费观念上也要从以“物”与娱乐的内涵转向以文化、“物”、娱乐的内涵。

数字化:景观文化传播的一种必然选择

数字化处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形、线条、声音等对象信息转化为计算机代码,然后通过计算机及互联网将其展示出来的过程。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交流性和认识的普及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人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战争、数字化景区等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全面、深人、综合、普泛、快速、便捷的特点正在成为传播的最为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现代社会数字化的程度正在日益深化和普及化。

数字化一个最大的优势在干其重新界定了人的感性与理性、人文与科技、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感性为主、理性与感性对立,以及在数字化时期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这样三个阶段。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人文与科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代表,由于彼此对于美与真的追求不同,在传统的范围内很难得到融合。数字化技术的崛起赋予感性与理性一个进人彼此,并相互借用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以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突破为标志的。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是对立的,但是在数字化成功塑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后,虚拟世界从本质上讲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存在。也即是人们常说的,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改变形成了一种新感性(或新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新感性的虚拟特征确实超越了传统的感觉方式、感觉对象、感觉内容、感觉性质与感觉经验,超越了传统框架的真与假的概念’,。基于这种现实与虚拟之间关系的转变,数字化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化成为重塑世界的方式。各种事物,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物质的,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得到很好的展示。对于以文化为主的景观来说,数字化因能大量地展示文化的相关信息而备受青睐。

也正因为此,就文化景观而言,各种景观也逐渐数字化。在2007年,全国就有24个部级风景名胜区试行风景区数字化建设,时至今日,更多的风景区已经部分实现了数字化。即便是部分进行了数字化的景观,也因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改变给人们带来了非同凡响的体验,进人它的数字世界,不仅如同身临其境,而且还带来了强烈的视觉美感和对景观文化的总体把握。数字化景观虽然成绩斐然,但总体来说,还不是尽善尽美。

以庐山景区的数字化为例,2007年起步了数字化的管理,具体体现为人们可以预先从网上知道有关庐山的游客情况以及门票的管理。2008年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召开了《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会,对于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开始提上日程。这个规划是以数字化展示景区为目的,以风景区数字化为最主要的目标。问题也因此产生,如同大多数的景观数字化一样,这种仅仅出自于风景或风景区的数字化并未能真正体现出数字化所带来的感性与理性的实质诉求。庐山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在于其风景,真正吸引人的是其具有丰富内蕴的文化。

就庐山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比较而言,文化是庐山景区的底蕴。庐山不同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庐山是古代文学描写的主要名山之一,有大量关于庐山的文学作品与游记存世;二是庐山文化具有浑厚的学术历史,如白鹿洞书院文化;三是庐山文化具有复杂、深刻的***治内容,尤其是现、当代。集历史、文学、学术、***治于一体的庐山在风景名胜区中是独特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仅使庐山名显于世,而且也正符合数字化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上综合处理这些文化信息。很显然,庐山景区数字化的中心必然是文化,而非单纯的景区管理。

不难发现,《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因为只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划,所以对于如何具体展示并传播庐山文化并无更多的深人。从理论上讲,庐山景区数字化不同于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后者包含了前者以及数字化的传播。从实践上讲,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数字化景区建设的核心并不在文化上,而是在数字化的管理上。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只是全国风景名胜区数字化的一个缩影,它与其他风景名胜区一样,数字化主要集中于数字化管理,其核心是监管信息系统。这套系统主要是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风景名胜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对景区内的工程建设、资源保护以及资源利用进行监管。因此,就现状而言,无论是从全国风景名胜区的数字化还是单纯从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而言,它们都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它们只是一个数字化风景,一种数字化奇观,而不是一种数字化的文化,更不是数字化的文化景观。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管理的数字化,而不是景区文化的数字化,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也未能例外,要真正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庐山文化的传播,文化数字化是其不二的选择。

数字景观: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

感性与理性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得到融合,信息技术为繁杂、海量的文化数字化提供了保证。同时文化是庐山景观的内核,因此,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处理才显得异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表现庐山文化的特质。数字化的方式与手段让综合化处理庐山文化成为现实.以文化为数字化中心,可以为庐山景区数字化提供一条不同于其他景区数字化的地方,同时也体现出庐山文化的特别之处。数字化的综合性可以让庐山文化得到全面细致的展示,在展示自然风景形式的同时,全面体现出庐山的文化内容。数字化的普泛性,互联网的超链接,可以使庐山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全方位的立体传播。

因此,直视在数字化影响下形成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特点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化奇观的基础。全面分析《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的内容,认真探讨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数字化建设具体过程中的实践成果,以及具体体现,比较分析景区数字化过后与数字化之前的不同,从而找出数字化对于庐山景区发展的推动及其成效,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景观的不可避免的出发点。认真清理文化在庐山景区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使庐山文化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是庐山数字化景观实现的过程。在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点是无法回避的:一是,现有景区数字化主要是监管的数字化,如何实现监管数字化向文化数字化未来的转变,监管数字化本身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庐山文化的体现之一,如何在保持有效监管的同时,在形式上加强文化数字化的内容;二是,庐山文化数字化立体传播形式是庐山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必然要实现的目标,传播形式如何实现立体化,文化传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其他传统传播方式比较起来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庐山文化是庐山景区内涵的核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重点应该体现为五个主要部分:封建时代的庐山文化;殖民化趋势下的庐山文化;国共斗争时代的庐山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庐山文化;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庐山文化。其他方面的文化如宗教文化、白鹿洞文化以及庐山周边地区文化都可以融人这几个历史分期之中进行探讨。这几个分期的文化如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如何把文化数字化与景区数字化统一在一起,同时又以文化作为数字化的中心,以自然风景的数字化为辅,必然是问题所在。

实现庐山文化的数字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同时在方法与方式上并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一旦形成,必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数字化景观。这种景观不再是现实实存的模样,它基本上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与现实存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以自然景观的自然连续存在呈现出来,而以文化为中心,以人们的感性诉求为连续呈现的线索。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中,感性成为发展的动力,理性成为感性的补充。感性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选择理性参与的方式与角度,同时也决定了***文信息呈现的方式。感性与理性、***像与文字、自然与文化,最终在以文化为中心的感性指引下,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数字景观,任何人都可以进人这个展示出丰富文化内涵与自然景观的虚拟世界。

数字化传播论文第7篇

    论文摘要:数字化的崛起,使人的感性与理性关系在虚拟的世界中得到全新的融合,景观文化的传播必然顺应数字化的潮流。建立起数字化的虚拟景观是各种景观文化的必然追求,数字景观成为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数字景观文化的实现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但是对以文化为主或以文化与自然并重的景观而言,不仅要求要以感性为动力、文化为线索来实现数字化,而且在消费观念上也要从以“物”与娱乐的内涵转向以文化、“物”、娱乐的内涵。

      数字化:景观文化传播的一种必然选择

      数字化处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形、线条、声音等对象信息转化为计算机代码,然后通过计算机及互联网将其展示出来的过程。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交流性和认识的普及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人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战争、数字化景区等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全面、深人、综合、普泛、快速、便捷的特点正在成为传播的最为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现代社会数字化的程度正在日益深化和普及化。

    数字化一个最大的优势在干其重新界定了人的感性与理性、人文与科技、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感性为主、理性与感性对立,以及在数字化时期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这样三个阶段。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人文与科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代表,由于彼此对于美与真的追求不同,在传统的范围内很难得到融合。数字化技术的崛起赋予感性与理性一个进人彼此,并相互借用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以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突破为标志的。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是对立的,但是在数字化成功塑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后,虚拟世界从本质上讲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存在。也即是人们常说的,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改变形成了一种新感性(或新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新感性的虚拟特征确实超越了传统的感觉方式、感觉对象、感觉内容、感觉性质与感觉经验,超越了传统框架的真与假的概念’,。基于这种现实与虚拟之间关系的转变,数字化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化成为重塑世界的方式。各种事物,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物质的,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得到很好的展示。对于以文化为主的景观来说,数字化因能大量地展示文化的相关信息而备受青睐。

    也正因为此,就文化景观而言,各种景观也逐渐数字化。在2007年,全国就有24个部级风景名胜区试行风景区数字化建设,时至今日,更多的风景区已经部分实现了数字化。即便是部分进行了数字化的景观,也因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改变给人们带来了非同凡响的体验,进人它的数字世界,不仅如同身临其境,而且还带来了强烈的视觉美感和对景观文化的总体把握。数字化景观虽然成绩斐然,但总体来说,还不是尽善尽美。

    以庐山景区的数字化为例,2007年起步了数字化的管理,具体体现为人们可以预先从网上知道有关庐山的游客情况以及门票的管理。2008年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召开了《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会,对于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开始提上日程。这个规划是以数字化展示景区为目的,以风景区数字化为最主要的目标。问题也因此产生,如同大多数的景观数字化一样,这种仅仅出自于风景或风景区的数字化并未能真正体现出数字化所带来的感性与理性的实质诉求。庐山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在于其风景,真正吸引人的是其具有丰富内蕴的文化。

    就庐山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比较而言,文化是庐山景区的底蕴。庐山不同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庐山是古代文学描写的主要名山之一,有大量关于庐山的文学作品与游记存世;二是庐山文化具有浑厚的学术历史,如白鹿洞书院文化;三是庐山文化具有复杂、深刻的***治内容,尤其是现、当代。集历史、文学、学术、***治于一体的庐山在风景名胜区中是独特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仅使庐山名显于世,而且也正符合数字化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上综合处理这些文化信息。很显然,庐山景区数字化的中心必然是文化,而非单纯的景区管理。

    不难发现,《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因为只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划,所以对于如何具体展示并传播庐山文化并无更多的深人。从理论上讲,庐山景区数字化不同于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后者包含了前者以及数字化的传播。从实践上讲,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数字化景区建设的核心并不在文化上,而是在数字化的管理上。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只是全国风景名胜区数字化的一个缩影,它与其他风景名胜区一样,数字化主要集中于数字化管理,其核心是监管信息系统。这套系统主要是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风景名胜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对景区内的工程建设、资源保护以及资源利用进行监管。因此,就现状而言,无论是从全国风景名胜区的数字化还是单纯从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而言,它们都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它们只是一个数字化风景,一种数字化奇观,而不是一种数字化的文化,更不是数字化的文化景观。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管理的数字化,而不是景区文化的数字化,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也未能例外,要真正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庐山文化的传播,文化数字化是其不二的选择。

   数字景观: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

    感性与理性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得到融合,信息技术为繁杂、海量的文化数字化提供了保证。同时文化是庐山景观的内核,因此,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处理才显得异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表现庐山文化的特质。数字化的方式与手段让综合化处理庐山文化成为现实.以文化为数字化中心,可以为庐山景区数字化提供一条不同于其他景区数字化的地方,同时也体现出庐山文化的特别之处。数字化的综合性可以让庐山文化得到全面细致的展示,在展示自然风景形式的同时,全面体现出庐山的文化内容。数字化的普泛性,互联网的超链接,可以使庐山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全方位的立体传播。

    因此,直视在数字化影响下形成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特点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化奇观的基础。全面分析《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的内容,认真探讨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数字化建设具体过程中的实践成果,以及具体体现,比较分析景区数字化过后与数字化之前的不同,从而找出数字化对于庐山景区发展的推动及其成效,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景观的不可避免的出发点。认真清理文化在庐山景区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使庐山文化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是庐山数字化景观实现的过程。在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点是无法回避的:一是,现有景区数字化主要是监管的数字化,如何实现监管数字化向文化数字化未来的转变,监管数字化本身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庐山文化的体现之一,如何在保持有效监管的同时,在形式上加强文化数字化的内容;二是,庐山文化数字化立体传播形式是庐山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必然要实现的目标,传播形式如何实现立体化,文化传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其他传统传播方式比较起来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庐山文化是庐山景区内涵的核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重点应该体现为五个主要部分:封建时代的庐山文化;殖民化趋势下的庐山文化;国共斗争时代的庐山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庐山文化;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庐山文化。其他方面的文化如宗教文化、白鹿洞文化以及庐山周边地区文化都可以融人这几个历史分期之中进行探讨。这几个分期的文化如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如何把文化数字化与景区数字化统一在一起,同时又以文化作为数字化的中心,以自然风景的数字化为辅,必然是问题所在。

    实现庐山文化的数字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同时在方法与方式上并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一旦形成,必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数字化景观。这种景观不再是现实实存的模样,它基本上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与现实存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以自然景观的自然连续存在呈现出来,而以文化为中心,以人们的感性诉求为连续呈现的线索。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中,感性成为发展的动力,理性成为感性的补充。感性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选择理性参与的方式与角度,同时也决定了***文信息呈现的方式。感性与理性、***像与文字、自然与文化,最终在以文化为中心的感性指引下,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数字景观,任何人都可以进人这个展示出丰富文化内涵与自然景观的虚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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