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西方音乐史论文篇1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 “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群,或曰学科体系,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一般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分为三个学科群:(1)从空间跨度来分,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2)从时间跨度来分,可分为通史与断代史;(3)从人类活动领域,分为各种专门史,如***治史、经济史、***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
通过上述对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学之中的一门专门史,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在音乐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研究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这种专门史又可以按照空间跨度,分为法国音乐史、意大利音乐史、德奥音乐史等;按照时间的跨度又可以分为西方音乐通史和各个时期的断代史,如中世纪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巴洛克时期音乐史等;也可以按照音乐实践活动的具体领域,分为作曲技术发展史、音乐美学史、钢琴艺术史等等更详细的专门史。
四、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是音乐学的子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要求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这一点,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做得还很不够。纵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直到安布罗斯(奥地利,Ambros A.W.1916-1876)的五卷本通史(1862-1882),才摆脱仅仅收集史料的做法的影响,首先采用“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史料进行解释,而此后的H.里曼的五卷本《音乐史纲要》(1904),则“力***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去把握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一种从风格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4](P49)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前者影响到20世纪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后者影响到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音乐史学,既是音乐学的子学科,更是历史学的子学科。目前,西方音乐史学主要是在音乐院校开设,那是因为其音乐艺术的技术性要求。但是,现在往往忽视了其历史学的学科属性。[1]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要求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解释。
西方音乐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可以参看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界定。“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是系统地收集、客观地评价与历史上发生事件有关的资料,以论证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趋势,在对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中寻求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对其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等问题做出精确的描述和阐释,进而解释现代的音乐活动,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7](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总结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其目的是解释历史中的人的精神活动,并进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来讲,由于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国人收集史料有较大的困难,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无所作为,就不能对西方音乐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就不能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点,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人士在认识上还不够明确。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不明确,没有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在承认自己是音乐学的子学科的同时,更要承认自己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树立历史学的学科意识,遵循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音乐历史研究的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作品。西方音乐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西方音乐的历史;西方音乐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才是西方音乐史学。
参考文献
[1]祁宜婷.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03期
[2](德)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M]. 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07,
[3]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03、04期
[4]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03,
[5]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7,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2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历史;音乐美学
中***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085-01
一、两本西方音乐史书的对比陈述
当前，我国已出版的西方音乐史著作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翻译西方音乐学史家所撰写的，在世界上有相当影响的音乐史学名著，如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等;二是我国学者所著的专业性特别强的，为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所撰写的教材，如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等;三是为一般音乐爱好者所写的普及型的西方音乐史。[2]这些音乐史学著作适应不同读者学习西方音乐史的需要，为我国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我将以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和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两本书进行陈述性说明。
《西方音乐通史》的主编是于润洋教授，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编者以扎实的实证为基础，以深刻的理论总结为依据，显示了深厚的学术素养，内容十分丰富，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较为客观。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七总编进行论述，分别是古代希腊和罗马音乐、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巴洛克时期音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浪漫主义时期音乐、20世纪音乐。各个总编中又细分了好多章节。[1]该书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运用了详细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谱例进行细致的论述和讲解，对音乐历史分期的界定、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代表性作曲家的生平和创作，都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
而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其定位为音乐艺术院校的公共课教材，同时可以作为音乐艺术院校音乐学专业的参考教材，也能为一般音乐爱好者自学、了解西方音乐史提供帮助。
这本音乐史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共分为十章，分别是古代音乐、中世纪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早期浪漫主义音乐、民族乐派的兴起和繁荣、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印象主义音乐、20世纪的现代音乐。它的特点是短小精炼，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教材的条理性与简明性互补，能够适应普通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或者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师教授西方音乐史公共课的需要，也能使学生较快地掌握西方音乐史的大纲和掌握考试要点。
这部著作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由于书中作者引用的文献史料和音乐考古的***像资料较少，更多呈现的是作者的叙述性文字，不利于学习者对知识来龙去脉的了解。
总体来说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系统性、逻辑性突出，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于润洋教授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运用了详细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谱例进行细致的论述和讲解，专业性特别强，不仅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且对专门的音乐研究人员也是一本不错的书籍。
二、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综述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与撰述是一门科学，它需要丰富细致的音乐史料、广阔深厚的理论视野和严谨客观科学的评价态度。纵观西方音乐史，***思考、敢于创新、追求个性是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的音乐流派纷繁复杂，音乐风格上更是百花齐放。作曲家强调自己音乐理念的“创新”，都以其独有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在西方音乐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西方音乐的理论技术还是文化内涵都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带动和引导着其他国家的音乐发展与音乐走向。从古希腊时期音乐至今，神秘的西方音乐已沉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三、西方音乐史的综合性体现
研究西方音乐归根结底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论技术上不断地将文化、哲学、美学等一系列文化填充进来，让西方音乐这个大文化更具有生命感。在学习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必须清楚地了解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西方音乐史进程中的诸多艺术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看似只是各个时期音乐情况的介绍，其实，它的知识体系与音乐学下属的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学好它，需要懂得其他相关学科如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的相应知识。这些学科的相关知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辅助我们对于音乐进行分析、认识、审美和感悟。[4]对于这样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要想学好它必须阅读更多的相关书籍，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我们应该通过西方音乐这个媒介，用心去感受西方音乐的魅力，用广阔的视野去欣赏西方音乐所承载的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
[2]田可文，陈永.西方音乐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3
一、理论基础
――黑格尔宏阔视野的话语
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讲，当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如何实现单一的西方话语体系范式向多元话语体系范式的转变。本文以为，构筑“中国视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模式之一。从学术意义层面看，构筑“中国视野”的理论基础，以黑格尔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一段阐述的理论为参照系，显然最为合适。他说：
“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陶德麟教授认为，黑格尔说的“教给哲学说德语”，让哲学“学会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
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作为“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理论依据，它既符合了多元与宽容的时代精神，又顺应了西方学者的观念意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理论研究又是跨国界的――一种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权话语的、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话语，也即“中国话语”。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对“话语权”的关注。当中国的话语融入至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时，“话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相反，话语成为连接众多问题的轴心”。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再认识。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架构中，不仅是使“中国视野”观念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了原创特点，而且也为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同时它既有效地保留了中国学者发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也弥补了西方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评力度和解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首先应该破除一切盲从与迷信；其次，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论立场，实现西方音乐史学科价值的增值；并以谦逊、开放的心态和中国学者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不断地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探寻和审视西方音乐。这无论是在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还是在音乐本体研究的层面上，都将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独树一帜的理论架构和理论品格，进而汇人多元化的、性质各异的西方音乐史学理论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乐史学界中占据一个难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观条件――独特的文化体系
构成独特的理论视域
构建“中国视野”的客观条件，正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季羡林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一***文化体系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文化。”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主体是禅宗、老庄哲学、孔儒思想和魏晋玄学。它们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特点，这种影响和独特的文化品质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中国视野”理论皆可从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中找到祖型与轨迹。当然，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切入西方音乐实践，根据研究对象做出选择。笔者在此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为例。
如对20世纪西方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中的极端化现象进行剖析时，即可以“中庸思想”作为理论的立足点和美学批评尺度。“中庸思想”的“执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日》)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之一。“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美学批评尺度，“在美和艺术中处处都应当把各种对立的因素、成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对立因素的统一，每一因素发展的适度，这就是孔子的作为美学批评尺度的‘中庸’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艺术作品，其情感的表现应是适度的。”“中庸”之道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精神特质与批评方式。其思维方式与研究对象力求较为清晰地层现出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中庸思想”作为中国视域，它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所做的剖析，对“新音乐”中的极端性现象的批评，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哲学思维层面，而且又显现出强烈的现代品质，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问题时不可缺少的理论视域。这一尝试为中国视域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为真正实现中西更深层次的对话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又比如：叶秀山教授曾尝试用老子的“功遂身退”思想作为理解海德格尔“提前进入死的状态”这一说法的参考，虽不能完全吻合，但对理解这个“状态”，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而言，我们的说法很平易近人，所以成了千古名言，但如仅作一般道德修养格言来理解，就失之肤浅；然而海氏的说法又显得笨拙而过于玄奥，容易引起误解，此时老子的话，有匡正之功。其实，在形而上的层次来看，他们说的都是事物“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是“同一过程”这个意思。“生”、“死”、“有”、“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说法，老子说是 “同出而异名”。这方面，老子说得很清楚，以此来理解海德格尔，没有多少抵牾。叶秀山教授举的这一例子，作为当下话题的参考，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主观意识――“中国视野”
观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尝试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文艺理论家谭元亨的经历所启发。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也认为，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美国文论泰斗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论述20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时，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又译原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二十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
可见，中国学者用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问题，其背后潜伏的永远是西方文化的学术逻辑，是很难被西方学者认同的，最终只能导致主体地位的丧失。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哲学研究、西方文论研究、西方美学研究、西方文学研究、西方音乐研究也应该以中国人的理解方式来创立自己的学说，运用中国的视域去探讨它。在主观上，尽可能地避免以往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或者单方面地将所阅读到的文本完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的现象。
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建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视角，指出“西方音乐研究是否也有本土化的问题?如何挣脱西方研究的模式的束缚，将之与中国研究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构自己的方法体系，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用中国人的认识方法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进行探索，形成各自的特色。”其核心问题是：面对西方人的专利，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范式的选择?从学术渊源上讲，中国学者何时才能有充分足够的能力在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层面上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的对话?
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应该“在学科研究方法特色上以音乐学分析为中心，在追求中国学者研究特色上以中、西视野为两翼，在追求学科发展上以理论创新为原动力，并以揭示西方音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目的，同哲学、美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相结合。力求构成以揭示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主要特色、进而产生由对史学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认识走向多元性理解的开放性的学科研究方向。”提出以“中西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其主旨是对单一视野(中国视野或西方视野)的补充或超越，更是对狭窄视野和单向度思维模式背后的偏失问题的纠偏，进而在理论创新上为我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赢得倾听者与对话者。
杨燕迪、姚亚平等学者，也相继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中国视野”，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进展。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视野”在西方哲学、文学、文论和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了阐述，如赵敦华、叶秀山、金惠敏、汤一介、胡伟希、童庆炳、孙绍振的论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西方哲学、西方文论、西方文学、西方美学和西方音乐艺术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立场上的观点。由此可见，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文化正在展开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如较为自觉地把“中国视野”作为理论视域探索的作品除笔者的两部拙著外，还有叶朗的《从中国美学的眼光看当代西方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1期)、吴泽霖的《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中国文化阐释》(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赵敦华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基督教哲学》(载《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孙绍振的《从西方文论的独自到中西文论对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等。
上述论著不仅明确指出要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文化，并在相应学科做出了独特的解读。叶朗从植根于中国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出发，对当代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艺术的终结”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刻的阐述。其间，“中国话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这种凸显“中国话语”达到的效果甚至显而不彰，既深刻又富有特色。对中国学者当有很大的启示。同样，亦可以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对外国文学及作家做研究。如吴泽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独特的艺术审美情怀做出了适合中国特殊语境的个性化解读，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人们的指责与批评作了辩护，读者从中体会到“中国视野”研究范式不仅具有新意，而且也依然颇有深意。
有的学者还对中国眼光研究西方文化提出具体要求：认为我们不只是重复外国人的观点，也不只是翻译介绍外国人的著作。中国人需要做的创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来理解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创造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按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来选择、组织素材，使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可比性凸显出来；按照中国人的眼光，重新评估和解释一些基督教哲学的理论，使之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发生“价值转换”的作用等。
孙绍振进一步提出“中西文论要真正平等对话”，“不能从西方文论成功的地方开始接过话题，应该从西方文论跌倒的、失落的、遗漏的、混乱的地方开始，促使西方文论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向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新的范畴来。”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命题和包含在话题中的方法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们就只能像中学生那样解难题，永远不会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那样提出问题来刁难一下西方学者。挑战不仅仅是为了洞察对手，而且是为了：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有在与‘他者’对话中才能发现。”这一富有民族独创性的提法，为中国学者摆脱作为“西方文论”研究的附庸角色，打破以往单纯从西方语境人手诠释“西方文论”的趋向，提供了一种途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者认知西方文论的角度，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论”的研究基础与学科内涵，也从方法上拓展了对“西方文论”的探索边界；特别对学界如何挣脱以往在异文化研究中僵化的研究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国视域研究西方哲学、文论、文学、美学和音乐艺术，也是中国学者在异文化研究上的贡献。正如巴赫金在阐述外位性思想时说道：“我们给别人的文化提出他们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的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的文化给我们以答案，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新的层面，新的深层含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
由此可见，中国视野是被许多学者认同了的理论视域。当然，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不同意“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认为“不对西方文化传统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仅仅靠一种想当然的‘中国人视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并举例约翰・凯奇的创作作品用中国的易经，很难被中国人认同，以此为由，进而否定“中国视野”。从理论层面上来讲，中国视野从内涵到外延均属于张力型概念，并非传统概念所能界定，如前所言，它属于方法层面、价值层面和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意识呈现。因此，将西方音乐作品内含中国题材内容，视为中国视野，这里实际有一个理解误区。约翰・凯奇作品采用中国的易经为题材，这是西方音乐创作中的中国因素，如普契尼的歌剧《***兰朵》中的“茉莉花”就是很有特点的例子。这与“中国视野”不是一回事。我们所提的“中国视野”，其主体是中国研究者，而西方音乐作品中采用中国因素，不属于这个范畴，这种将作品内容与研究视域的混淆，将会误导人们对中国视野的正确理解。即便将西方音乐中内含“中国因素”视为“中国视野”，也不能就因为约翰・凯奇作品中采用了易经为题材而引发争议，就全盘加以否定之。按此逻辑推理，譬如，毕明辉的博士论文《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中，所举的所有作品的例子，甚至对毕明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中的“精品佳作”，是否也要加以全盘否定?
西方音乐史研究虽然是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学问，但它又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西方音乐史研究也不是秘传暗语，它也具有超越国度状态的学术效应。当然，或许在部分有识之士看来，“西方音乐研究在西方以外地区，也应以西方分析者的音乐观念为尺度，反对以他国音乐观念对西方音乐创作进行评析。但是在今天，任何一门人文学科的研究，企***以单一视角对客体进行评析终将被各种视角的交织所颠覆。况且。音乐作为‘国际性的语言’早已被国内外大多学者所认同，音乐也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象征。‘国际性的语言’这一音乐观念，也蕴含着被各国各取所需的多种含义。从这个意义出发，西方音乐具有被他国听众无所不在的‘听’与无所不在的‘评’所制约的特性。”否则，西方音乐史上的大师作品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有弄清这一道理，我们才能理解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可行性之特点。
四、践行“中国视野”
――还须讨论与之相关的
“误读”理论之内涵
虽然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已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肯定，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历史时空的时代性差异，“中国视野”作为一种理论视域、价值层面等问题，也不可能排除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有“误读”的现象产生。对此，必须讨论“误读”的内涵是什么?究竟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这与当下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视域说，美国著名的误读理论专家哈罗德・布鲁姆已经较为完整地概括了“误读”这一理论内涵。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解构主义认为，“文学的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而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只有能指之间永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撤、延迟，而这一切只发生在阅读过程中。因此，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那么，今天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就应该由作曲家自己为自己的作品加注，这样也就无须后辈理论家再去找寻今天作曲家创作的踪迹与文本创作的意***，那么，也就没有评论家、历史学家的立足之地了。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对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某一问题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标准?是否就不能有不同的理解?是否从不同的视域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时，其答案也只能是一种?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我们又如何去解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所指出的：“同一对象在艺术家看来，其主要特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变异的。如果不同艺术家看待同一个对象，像科学家那样看到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就是艺术的毁灭了。如果面前横着一条大江，在李后主看来其主要特征是溢满了忧愁的，而在坡面前，其主要特征则是时间永恒地淘汰着英雄，浪涛中有豪迈的壮志和生命苦短的心灵搏斗。可以设想，同样是这条江，横在辛弃疾面前则应有辛弃疾式恢复中原的慷慨，如果横在柳永面前则应该有柔情似水的特征。如果所有四位诗人都像地理学家那样用一副标准的面孔关照这条大江，可以想象，必然是艺术形象转化为概念。”
大多数学者认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音乐作品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更不能把它作为是对唯一结论、统一模式的追求，如果它是唯一的结论、统一的模式，则可能意味着是拾人牙慧。因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对音乐作品理解的价值旨归，究竟是以概念为先还是以主体对艺术形象的独特理解为重?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误读自然被看作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交流对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和操纵，是以用‘他者’的‘有’来弥补自身的匮乏，或者借助他者之境，从不同角度观察自身。”这也体现了对西方音乐文本进行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如果从解构主义理论视域还不能说服“误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也了解一下后现代解释学理论对误读的理解。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4
一、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初期阶段是从1949年建国开始至1966年***止
这段时期经历了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针和***策。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它极需要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革新和研究。而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谓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经历了17的时间，在这17年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历程也是非常曲折的。前7年即1949年至1956年，***的方针和***策基本上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特别是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安定了国内的***治，这一切好的外部环境都对我们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良好的保障。这在期间，我国创造了健康的学术氛围，建立了多所专业的音乐院校以及专业的音乐团体，如在1949年筹建中央音乐学院；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正式成立；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北京开始首演。对于地方院校及乐团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如在1953年于沈阳建立东北音乐专科学院等等。专业院校和乐团的建立为培养大批专业的优秀人才做出了具有的贡献，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建国以来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另外，我国还外派的一批优秀的留学生，他们前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具有良好外交的国家进行音乐交流和学习，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1956年后期至1966年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反右”、“***”以及“***机会主义”等运动后，人们的思想僵化，特别是发生于1963年的“德彪西风波”对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影响尤为巨大，让“德彪西和德彪西以后的欧洲音乐在中国的外国音乐研究中几乎成了禁区，这种不正常状况一直延续到***结束。”这段时间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虽然还有一些人在坚持着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从建国后到***前的这段时期，是我们新中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初期，也是对后来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积淀。无论是前期的积极的学习和发展，还是后期的停滞不前，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段时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
二、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沉寂期是1966至1976年
这期间经历了十年***。我们可以从孙继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音乐大事记》中可以看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此后全国音乐院校陆续停课‘闹***’，机关团体停止正常工作，音乐刊物停止出版。大批音乐工作者开始陷入灾难。”只是几句短短的介绍，就把当前的形势表述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对文化研究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这十年间，我国几乎没有写作过一本西方音乐史的书籍，甚至连译著或是译文都没有提到过，所以至今，我们在谈到这个时期的西方音乐发展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不提或是一笔带过的状态。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导致了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畸形，这也是在这种特殊形式下产生的特殊文化，我们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影响也是对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对西方音乐史研究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三、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苏醒期是1976年至1989年
1976年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从这时开始，人们又开始对***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探索。音乐工作者也怀着热烈的情怀重新投入了对音乐进行研究的工作之中，这也包括了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在这个新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这也是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良好的文化氛围让我们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是对重要的音乐期刊恢复了发刊。让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们能把最新的研究情况通过期刊传递出来，还为我们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活跃了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氛围。其次，是恢复高考。恢复专业音乐院校的招生，这对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有着巨大的贡献，并让这些新生力量渐渐地成为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生力***，对西方音乐史学习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有了更好的研究和发展。最后是学术研讨会的广泛召开。这更是促进了对各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学术研讨开辟了新的天地。总体来说，这是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苏醒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已经逐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了明确的西方音乐专史的研究，为日后的音乐史研究铺上了重要的奠基石。
四、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是繁荣期，即1990年至今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5
关键词 西方音乐史 音乐技术分析 音乐学分析
当前，有些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论文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论文中过多强调了音乐技术分析，试***仅仅从作曲技术的微观结构来探究历史，而忽视了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关注。事实上，音乐史属于人文学科，仅仅通过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能够触及其研究的核心——人的精神，音乐史更多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它研究的不仅是可见、可视的音乐事件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事件发生的动因、观念和倾向。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技术分析仅仅是理解音乐史的照明工具，是达到深刻理解音乐内涵的一个阶梯、一种手段，并不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体。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和认识达到理解，而非纯粹的技术分析本身。笔者认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音乐技术分析的层面上，而必须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史实和文本进行意义的阐释，从而达到探究其音乐本体背后的人文精神。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criIicism)”。
一、音乐技术分析
英国音乐学家安·本特认为，分析即“将某一音乐结构化解为较简单的组成要素，并探讨这些要素在该结构中的功能作用。……它的出发点是现象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因素(诸如生平事实、***治事件、社会条件、教育方式以及所有那些组成该现象周围背景的其他因素)。”本特认为音乐分析的任务是对作品结构进行化解、描述和比较。技术分析专注于作品的内在固有结构，试***以“纯音乐”的方式把握音乐，通过对音乐结构的剖析，明确各要素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以求得对音乐结构组织规律的认识。
音乐技术分析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世纪，其研究重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创作过程的本质。二是寻求音乐作品中的结构统一。技术分析的这种倾向并不是出于任何科学或抽象的兴趣，而是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直接推动。因此技术分析虽然常常在表面上回避价值判断，而事实上分析自一开始便建立在价值认可、价值论证的基础之上。技术分析主要涉及音乐的表层，因而缺乏深入探讨音乐本身更深层的内在动力。音乐由于其材料的特殊性，其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乐谱文本或乐谱所投射的声响效果，而且也包括作曲家在创作时的内心印象、表演家的演绎结果、听者对一次表演的历史体验等。因此，作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对象的“作品”不仅仅被视为写下的乐谱，而且被视作某一特定个体所创造的东西，并且在某些方面表达着个体的人格等。
音乐技术分析是一种理性化的、系统化的理解音乐的手段，它必然要以乐谱这个音乐中最具理性化的存在方式作为稳定的基石(尽管乐谱并不能完全清晰地体现音乐)。因此，在音乐技术分析中还必须考虑那些乐谱所不能体现的音乐维度。音乐作品是一种人文社会现象，不论从人的个性、社会与历史的环境、传统的风格与习惯、艺术的目的等原因来看，认识都不能被定量化。而分析家们通常只注重音乐中可测量的方面，忽视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内涵。有鉴于此，音乐学的历史意识帮助技术分析摆脱了音乐创作的实用目的，使得技术分析成了音乐学的一名正式成员。
二、音乐学分析
音乐学分析通常采用音乐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新视角，紧密结合音乐技术分析对作品进行社会性、历史性的探讨，突出技术性理论与相关社会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融合，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理论层次。音乐学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6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写作,无论运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和手法,都不可能避开对西方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重点介绍,因为西方音乐在这两个时期已经高度发展与繁荣,不仅乐谱资料和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各种音乐形式亦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我们所深入研究的作曲家和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两个时期,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关于这两个时期的论述进行对比,也变得十分必要。
首先来看叶松荣的《论稿》,作者对于每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所启用的标题都呈现出承上启下的逻辑性。而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体现了该书主观性的特点,如描述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的美学思想与音乐创作”、“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独特性及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创性”、“肖邦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等。在论述方法上,作者叙述的方式却突破了传统的史书,较为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且评述性很强。对于作曲家、流派的评价分析也十分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情感内容独特性时,作者将该曲与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使这一段的论述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文化内涵。
蔡良玉的《西方音乐文化》关于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篇幅占据了此书的绝大部分,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贝多芬归到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将其单独作为一个章节来谈,这是对于贝多芬作为这两个时期承上启下者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重视。在所呈现的史料上,尤其在论述作曲家生平方面,由于提供了许多在普及书目中少见的新材料,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论述方面,作者尽管仍是以客观叙述为主,但仍不乏其主观评述性。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年轻的音乐家都不应该是‘文化盲’,”因此他在写作时更加注重文化历史背景和音乐观念的发展变化的论述。
陈小兵的《西方音乐的轨迹》是作者把多年来所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而出版的书,既然是论文,一定有作者的偏好,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根据作者“希望让音乐史研究超越对史料的客观介绍,尝试置身于历史的情境中来对西方音乐进行主观的认识,在文化观念与音乐史之间寻求某种时空的联系”的目的,全书并没有按照历史时期进行章节的安排,而是根据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将其分成四编,每编设置一个主题。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文化主要被安排在第三编“体悟西方音乐意味”进行论述,这一编包含了“难觅莫扎特之魂”、“的《千人交响曲》”等论文。在论述方面,作者在掌握丰富的史料的同时,从更宽的视野进行了主观评述,洞悉西方音乐的精微。
综合来看,以上几本着述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立场和角度,然而从研究深度层面上来讲,仍需加强。希望中国音乐界出版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专着译着,这对于提高我国音乐界的理论水平将大有裨益。最后,笔者借叶松荣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中国人研究外国的音乐艺术并非不可为,但要想使学术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中西方文化史,音乐史、美学、文学、哲学艺术等做全面系统的把握,才能使研究有一个较为稳固的根基。”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7
中国音乐史背景是非常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根据有关考古学者发现，中国的音乐历史可以具体的追溯到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长河中，逐渐创造了其丰富的属于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素养。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多个地区的人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从孔子时期传到了六艺唐代的音乐乐器（胡琴）在到西方近代音乐中，中国音乐在吸纳外来音乐的精华要素的过程中不断的给自身带来了发展，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之国，其古代人在自身人格方面的素养是相当高的，国家礼仪方面与国家文化方面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的学习方式。
二、西方近代科学本质
西方近代科学其主张的主要是研究自然界，西方有关学者非常关注大自然所发生的事情，其西方学者尤其重视实践实验的做法，以实验为基础来确定事物对与否，注重实际来得出结果。在近代科学中，西方学者认为直接观察现象并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理论中，科学只认定其实验成果，用事实依据来得出结论，这也就相当于，不能以观察自然的现象来确定事物，而是，要采取科学性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的方式来确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有关学者达芬奇说过，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蜕变出来的，那么其就没有任何的可信性，因为实验本身就是确定世间万物的本质。科学化进程应该遵守，用实验事实来说话，不能以信口说了算的原则来进行，西方哲学中表达了，科学的理念不是武断的理念，而是尝试性的理念，其科学化是不按常理，不根据直观来表现的，而是建立在实验证据的基础理论上，科学研究要有落实，踏实的人来进行，科学所推测的结果是要经过很多次的实验来进行测试的，这也是西方近代科学化进程的主要特点。西方近代科学化进程的第二个特征是科学从不相信权威，是一种自身追求真理以及自由的精神理念，德国学者，爱因斯坦曾经运用犀利的话语指出，科学研究进程是需要精神上的自由的，可分为精神上的外在自由以及内在自由。精神上的外在自由是不会发表任何关于理论研究的见解，内在自由是自身思想上不受任何权利约束。在科学化进程中是不存在最终的真理或理论的，目前所有能用科学解释的事物都只是暂时的，相对应的，科学是没有永远的真理，全部都是暂时性的结论。但是，在成功的理论都只是接近于真理的一种表达形式，最后都要让给最新研究的理论认识，所以，在科学进程方面是不存在任何权威性的知识。
三、科学实践与实验
二十世纪中期的著名哲学家波普尔说过，科学学者不仅是实验还是理论家，因为，他们都提出了事物理论的简述，然后进行试验来检验其正确性，逐渐得出结论。通俗一点来说，科学家是在科学领域里面设想虚假的理论，然后用自身的实践实验来进行检验。有关学者贝尔纳提出，科学的方式从根本上是用来评判事物的，最后的实验结果才是得出结论的依据。近代西方科学化进程是依照实验来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方式的有效体现。朱载堉作为近代中国音乐史科学化的先行者，在科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大的成就，其就像中华文化的不倒翁，朱载堉在人类文明历史文化上都是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不论从探讨朱载堉的文化学术自身还是研讨朱载堉的历史地位，其每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价值。通过对中国近代的音乐历史进行总概述和分析，觉得在中国音乐文化是在逐渐成长中的，朱载堉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科学化的先行者，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可以从多方面来进行分析，但是，运用中国音乐史文化的科学化进程的这一方面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在朱载堉后期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历史地位进行分析探讨，自身认为这些都是符合实际要求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不小的限制性，他们常常会被限制在朱载堉的音乐史文化领域的成就当中，不能让自身脱离出来。虽然，朱载堉所生活的时代，在历史上是相当繁荣的，根据近代的有关学者在中国本土的文化成长上进行分析，朱载堉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做出来相当多的贡献其根据中国音乐史来结合西方的科学研究精神，来验证自身的治学方式，这完全符合西方近代科学家的有关标准。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才导致了研究中国音乐史进程的开始。
四、结语
中国音乐史要想发扬光大，还需要不断的去改善自身，依靠自身的努力，以及借鉴其他方面进行辅助，要不断的吸收国外的科学研究经验和成果，来完善自身的不足，任何发展都会受到学术的制约，中国音乐史在发展中走向科学是势在必行的科学化进程在中国音乐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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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季平先生197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38年后回母校担任院长，上任半年就喜遇60年华诞。其经历和对母校的情感使他对校庆活动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全方位的部署。他认为：“西音60年校庆活动不是一个节点，而是一个过程。是总结经验，展示成果。凝聚人心的过程，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彰显办学特色的过程，更是为创建一流音乐学院夯实基础的过程。”因此“西音”建校60周年庆典于10月18日举行，而校庆系列活动从3月起就按照既定方案有序展开。其校庆系列活动可以概括为：
论坛研讨会议凝练办学特色。10月10日至11日。“秦派二胡学术论坛”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110位嘉宾和代表会聚古都秦地。秦派二胡领***人物鲁日融先生主编的《秦派二胡曲论》一书首发式和“秦派二胡作品音乐会”，展示了秦派二胡几代人几十年来在教学、科研和创作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演奏的鲁日融先生创作的《迷胡调》，将音乐会推向高潮。论坛、论著和作品音乐会为一体的学术会议样式，是音乐教育论坛独有的魅力和吸引力。
10月12日至13日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西安音乐学院承办的“陕北民歌译介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西音”召开。其宗旨是将优秀陕北民歌，包括红色民歌以新的语言形式推展到世界和当代各种文化活动及学校教育中。主要议题有：民歌译介的语言技术问题、民歌译介的文化误释研究、音乐与译词配合研究等，会议有包含近20篇论文和近200首民歌译作的文集问世。用多种语种、中外人士参与的《陕北民歌译介作品演唱会》以及“西音”作曲系教师们编创的《陕北民歌无伴奏合唱》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
10月15日至17日，由西安音乐学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学会协办的“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云集了四方嘉宾和八方代表。中、德、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有关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等100余人汇集西安音乐学院。会议研讨的议题有：(1)汉唐乐史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2)汉唐乐史与日、韩音乐文化交流；(3)汉唐乐史音乐***像学研究；(4)汉唐乐史其他专题研究。会议涵盖了音乐史学、音乐文学、音乐思想、音乐美学、音乐文献学等学科领域。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考察了汉唐文化遗址，举办了“唐音遗韵：长安古乐(西安鼓乐)专场音乐会”。召开了由“西音”、陕西省音协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资助出版的陕西学者李石根著《西安鼓乐全书》、“西音”冯亚兰教授著《长安白道峪教衍和尚藏谱辑译》新闻会。
10月30日至11月1日，“秦筝陕西流派学术论坛”及“周延甲作品音乐会”在庆典活动后照样进行。学术活动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秦筝文谱》首发式。此书分文论与曲谱两部分。文论研究包括源流探讨、理论依据、调式、旋法、音律、技法特征等。曲谱集独奏、重奏、合奏、协奏、弹唱代表性作品为一体，是秦筝陕西流派半个世纪以来理论研究与代表性作品的成果体现，是形成陕西流派的重要佐证，更是研究秦筝文化回归之旅的重要参照。二是周延甲先生作品音乐会。周延甲先生亲自操琴，与上世纪曾合作过的老艺术家合作，演出原汁原味的陕西音乐。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转播了这场独家风格的音乐会。三是秦筝陕西流派学术论坛。这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来自中国筝会的多位副会长、专家学者莅临此次盛会，共同探讨了陕西流派振兴成果的启示。共谋在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传统流派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向。
什么是办学特色?2002年***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大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大学的办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征。”西安音乐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总结提升“西音”60年的办学经验。提出了依托四大传统，坚持特色发展，高地建设，国际视野的理念。校庆四场学术会议是其办学理念的凝练和深化。
数场学术讲座培育校园文化。4月2日徐沛东先生的《音乐的继承与创新》讲座为“西音”的“乐府讲坛”开坛，接踵而至有王国潼先生的《阿炳与刘天华二胡音乐的比较》、D・劳瑞的《国际音乐交流问题》。金铁霖、杜亚雄、伊沙贝拉、龚一、萧梅、伍国栋、姚公白、薛范、高士杰、冯亚兰、陈自明、栾峰、秦序、刘凤学、郭玉茹、项阳、方琼、赵维平、饶余燕、罗艺峰、沈冬、周凯模、陈应时等专家学者的精彩讲座，共计25场。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们亲临西音，学术厅里人头攒动，好一派蒸腾景象、“西音”风光。
学科建设丛书结出累累硕果。建院60周年之际，出版了“西安音乐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丛书”一套11本。其中有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中心重点资助和支持项目、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库、作曲系青年教师作品集。这套丛书集中展示了“西音”近年来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学院第一次以丛书的方式支持重点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举措。丛书涉及了民族音乐学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音乐美学研究、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音乐编辑学研究、音乐表演研究等不同领域。它们分别是李石根撰著的《西安鼓乐全书》冯亚兰辑译的《长安白道峪兴安禅寺教衍和尚藏抄谱选辑》；鲁日融主编的《秦派二胡曲论》；高士杰主编的《“神”的光芒“人”的情感――西方音乐史研究文集》；罗艺峰主编的《1994～2004：谐和的同唱――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硕士论文选》；韩兰魁主编的《无伴奏合唱陕北民歌十二首》；王宏印译编的《西北回响：汉英对照新旧陕北民歌》李宝杰主编的《音乐编辑学：音乐研究的交叉视阈》；程天健主编的《行乐舞鼓――民族音乐学研究文集》；陈慧雯主编的《歌者远行――民族音乐学研究文集》；周玲主编的《曼声长歌――意大利歌剧与美声唱法的实践性研究》。
系列音乐会呈现勃勃生机。从3月到10月，系列音乐会 演出了37场。各系精心组织，教师学生广泛参与，充分展示了60年教学实践成果。缅怀第一代“西音”人、已故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屠冶九、杜勃兴、石夫的“纪念音乐会”拉开了校庆系列音乐会的帷幕，饮水思源，感恩戴德是“西音”人的光荣传统。“交响音乐会”磅礴大气；“华阴原生态老腔音乐会”撼人心旌；“打击乐音乐会”震撼观众；“欧洲经典歌剧专场”令人回味；“民族管弦音乐会”高潮迭起；歌剧《魔笛》经典演绎、国内首演；舞蹈专场晚会“青春，我们在路上”清新活泼、充满探索；庆典音乐会激情燃烧，催人奋进；“校友音乐会”情谊浓浓。感天动地。阎惠昌、吕继宏、丁毅、沈诚、倪志杰、刘铮、刘小龙、杨长樱、孙永志、曲文***、张彬、张瑶、赵晓华等人的深情演唱和演奏，表达了学子对母校的感恩。
校训校徽校歌凝聚“西音”精神。“西音”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确定了新的校训校徽和校歌。新校训为“明德教化，乐音至善”。意为：“彰显光明正大的仁爱道德。发扬大学的教化职能；高奏治世的安乐和谐之音。努力使音乐所通达的至高目标成为人类终极的尽善尽美的境界”。新校训的特点一是典出有据，历史文化色彩浓厚，分别引自《礼记・大学》、《苟子・王制》和《礼记・乐记》等古代典籍；二是内容完整。涵盖了大学的“德治”理念、教育的“教化”功能和大学教育所追求的“至善”境界，与“治世之音”――美妙的乐音统一在一起，色彩鲜明。内涵深邃，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理念；三是特色突出，彰显出音乐艺术高校的特点；四是反映了几代西音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打上了校园文化的烙印。作为“文化名片”，凝结着地处陕西的西安音乐学院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五是作为一种格言、箴言或座右铭，琅琅上口，便于传承与实践，对“西音”学子具有较好的引导训育作用。
校徽是学校历史传统的形象积淀，是人文精神的艺术体现，是***思想的集中熔铸。反映着学院的文化指向、办学理念和社会责任。“西音”校徽由“乐”字为设计主体，构形似“金钟”，表现出音乐在人类文明中的源远流长；英文“Music”变异分散，组合融入“乐”字其中，体现出民族风与国际化的接轨；标志中心“Art”的首写字母“A”是英文第一字母，体现出学院立足传统，迎接挑战，创建一流音乐院校的雄心与魄力；千年古都的城墙纹饰远接周秦汉唐文化传承，近汇三秦热土地域精粹，宫墙红诠释着学院“立幽幽秦中之根，沐绵绵入水之源，承雄雄长安之乐，颂欣欣天地人和”的人文积淀。新校徽体现出“西音”人扎根黄土地，放歌新时代，开拓创新，博采众长，在艺术上坚持传统与时代的交融、民族与世界的互动，可谓传音之源远，达院之任重。
校歌是一所高校历史和文化的浓缩，也是校园人文环境和氛围的体现。一首好的校歌，既给人以奋发向上的激励，又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会潜移默化为学校的传统作风。由安宁书记作词、赵季平院长作曲的新校歌，其基本思路是以青年学子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音乐对人的教育、引导陶冶、启迪作为递进，突出学院的特点、特色，同时增进学院的校训、理念和使命，进一步明确了办学的目标，以求校歌时代感更强烈一些。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9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会》(明)、《古今***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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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化。毫无疑问，***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西方音乐史论文篇10
关键词：音乐教育；西音史；培养目标；音乐审美体验
中***分类号：J609．3G6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国家***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试验稿)》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试验稿)》相继出台后，有关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专业课程的设计、音乐教育的模式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本文则从高师音乐教育史论课之一的《西方音乐史及欣赏》(下面简称《西音史》)人手，面对以上这些课程的标准时，首先分析高师学生的现状，明确我们的培养目标，然后从音乐审美体验、教材选择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对《西音史》这一课程做出相应的改革。
一、现状及培养目标
由于近几年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有所下降。事实上，学生在就读高中时，为了应付日益繁重的考试，学校往往将音乐课改为其它课，而学生也常常视音乐课为“睡觉”或“休息”课。那些准备就读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则往往是在高中时才具体接触音乐，学习声乐及某项乐器。而为了通过高考的音乐术科考试，学生往往会脱离其实际水平，拔高技术，演奏或演唱一些与其实际水平不符的作品。可以说大部分师范生的起点非常低，面对这些学生，高师音乐教育应面对现实，明确培养目标。
高师音乐教育是培养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人才的摇篮，是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中小学音乐教师队伍的基地。而中小学音乐教师则肩负着适应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任。他们是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执行者，他们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成功与否。2002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正式出台，它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建设的标准。它引发了广大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者对教学观念、内容、手法等多方面的思考，更是向高师音乐教育提出一次挑战。高师音乐教育必须根据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的需要，对课程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以便培养出合格的、能胜任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师资。可以说，高师音乐教育面对的挑战是入学的师范生总体水平偏低，而他们毕业后所从事的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教育工作。如何在短短的大学本科四年中使这些学生掌握众多的课程，这是高师音乐课程改革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本人作为一位教授《西音史》课程的教师，认为该课应面对现实，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符合高师学生现状，有利于高师学生未来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改革。
二、音乐审美体验
面对高师学生，在讲授《西音史》时，应清醒地意识到要脱离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将音乐的审美体验与技法、风格的剖析放置相同重要的地位。在《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试验稿)》中明确指出“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据此，作为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高师音乐教育必须培养出具有审美体验能力的学生，而审美教育也就成为高师音乐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审美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获得审美体验的能力；也就是加强所有人的审美感受力。”如何让学生在分享艺术的快乐时，获得审美理解，提高审美能力成为高师所有音乐课程改革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理念，而作为史论课的《西音史》也不例外。
首先，“音乐的美是从音乐的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中升华出的美的品味。”《西音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理论课，涵盖古希腊到二十世纪所有的流派，涉及各种不同的创作技法，包含众多的体裁类型。正是由于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更多关注的是音乐技法的讲解，忽视学生对音乐审美的体验。对于师范类学生而言，掌握各种音乐的创作技法，知晓音乐作品的各种形式固然重要，但同时还要通过了解人文、历史、地理等相关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体会不同时期、各种类型音乐作品的内涵，才能真正对音乐自身有所感知与把握。事实上，对于“教师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教的一切，应该对我们学生的内在体验的质量――对他们自我深层的音乐体验产生影响。令人满意的听赏体验应该不断地出现在我们所教的一切中。当我们因为如此集中于教授事实、技能、技巧或练习而忽视了音乐体验时，就有可能丧失音乐体验。我们的教学已变得不平衡了。当然我们必须教事实、技能和技巧，我们也必须经常练习，但所有这些必须有助于我们与正在听的真实音乐体验联系起来。一位卓有成效的音乐教师将始终把焦点集中在有关音乐的事实上――音乐给我们的内在体验。一名优秀教师所做的其他一切都必须加强音乐体验本身。”这就是说，虽然《西音史》包含众多的音乐技法，作为教师也必须讲解这些内容，但学习这些音乐知识和技能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进行音乐审美体验。如何平衡教授音乐知识和音乐体验则是每一位教授《西音史》教师必须关注的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最擅长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聆听优美抒情的作品能使人感到轻松愉快，心情舒畅；聆听激昂的音乐能使人精神振奋，这是音乐审美体验中的感性直觉，通过人的情感、想象、理智、意志等方面转变为理性内涵的审美体验。作为一位优秀的教师面对浩瀚无际的作品，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必须挑选出能让学生做出审美观察和反映的一些音乐作品，这决非易事。事实上，在《西音史》中某些作曲家或作品，从音乐史论的角度上看，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由于它们时代久远、微妙复杂等原因，无法马上让初次接触《西音史》的学生产生审美反映。这时，教师必须通过讲述这个作曲家所处的时代、社会、人文等一系列复杂背景，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相关姊妹艺术让学生了解不同时代的风格特征，从而了解作曲家及其作品。例如：讲述文艺复兴音乐时，让学生了解同时代的建筑和美术能加强他们对复调音乐的感知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观看一些运用现代手法表现古典音乐的录像，例如：迪斯尼制作的一张《幻想曲2000》，其中将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和赋格》配上色彩斑斓的线条，这使得原本不易理解的复调音乐，在流动的线条中变得非常形象和生动。可以说，这时的学生在充分感受音乐音响的形态时，正逐步正确体验其中的丰富内涵，从音乐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高度统一中品味音乐，产生审美喜悦，获得全新的音乐审美体验。
此外，由于《西音史》跨越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包含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所以该课是拓宽学生的审美趣味的最佳课程之一。这种扩展可以是横向的，即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作品，同一时期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作品，又可以是纵向的，即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从格里高利圣咏到偶然音乐。由于一切艺术作品都是源于广袤博大的自然和积淀深厚的文化， 但同时又是独创的，充满个性。音乐作品自然也就不例外，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要求有相应的文化修养和音乐知识，同时还要求有相应的音乐审美经验。在拓展学生聆听音乐作品范围的同时，教师也要扩大学生的人文艺术鉴赏能力，这能加深他们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虽然每个学生的审美趣味各异，但通过扩展他们的审美趣味。不仅会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而且还会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进而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道德风貌。
教育的实施过程渗透和体现着教师的教育理念．一个教师持何种教育理念，就会把这种理解带进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西音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课，要想在短短的一年中让高师学生完全掌握这门课，这是不现实的。从了解西方音乐人手，从而获得音乐的审美体验，最终达到热爱音乐，提升精神境界。我想这是教授《西音史》教师应持有的一种教学理念，也是这门课为之努力的方向。
三、教材分析
选择一本合适的教材有利于开展教学工作。与音乐学院的学生不同，高师学生需要掌握的是更广、更泛的音乐知识。《西音史》是一门主要讲述欧洲音乐发展史的音乐史论课，其时间跨度长，涉及众多作曲家，无数音乐作品。一般师范院校开设两个学期，为期一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讲述如此众多的内容实为一件不易的事，更何况是面对刚从高中上来的，对《西音史》毫无概念的学生。因此，本人认为选用一本合适的教材不仅有利于教师的讲解，也能使学生尽快地了解、掌握该课程的内容。
如今师范院校音乐院系《西音史》这门课通常用以下这些教材：钱仁康编著，1991年出版的《欧洲音乐简史》；沈旋、谷文娴、陶辛，1999年出版的《西方音乐史简编》；于润洋主编，2001年出版的《西方音乐通史》；以及姚亚平主编，2005年出版的《西方音乐通史》等。钱仁康先生编著的《欧洲音乐简史》是九十年代国家教委师范司对1983年制订的高等师范专科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修订时所写的教材。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师范院校《西音史》这一课程的首选教材。书中不仅有各时期作曲家的插***，而且还附带一些谱例，可谓是行文流畅，***文并茂。但此书由于写作年代较早，受当时国人对西音史研究水准的限制，所以对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二十世纪音乐的讲述较少。沈旋、谷文娴、陶辛的《西方音乐史简编》是在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音史专业课教材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整理出版的。于润洋先生的《西方音乐通史》是属于教育司主持编写的系列教材《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中的一册，定为我国高等专业音乐院校西方音乐通史课程的教材。这两本教材不仅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西方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都对巴洛克之前以及二十世纪音乐增添了许多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国人在研究西音史上有着可喜可贺的进步，也体现了我国理论家近些年通过辛勤探索所积累的丰厚硕果。由于这两本书都是针对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生，所以对于初次接触西音史的师范学生来说，书中所讲述的内容过于繁复。面对众多的作曲家，众多的作品，师范类的学生往往不知所措，有些学生甚至都无法记住一些作曲家的名字，例如有学生将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写成莫索尔斯基一科萨科夫。可喜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姚亚平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明确指出该书为高等音乐《师范》院校音乐史论公共课系列教材。该书根据两个学期的教学时间设计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以一讲为一堂课。虽说此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叙述进行了匀称、合理地分配，而且每一讲后都有思考题，有利于学生去思考和总结。但本人认为教材中适当地增加些***片，能使学生从感性上了解某些内容，例如不同类型的古钢琴、管风琴等。此外，阅读乐谱是了解音乐发展史的最佳途径。师范院校音乐院系的藏书一般无法与音乐学院相比，尤其是古代和近代的乐谱更是很难看到，而上课时，学生又比音乐学院的学生多，所以不能像音乐学院那样人手一本书听音乐。让师范院校的学生在无乐谱的状态下聆听音乐，如同在音乐厅欣赏音乐一样，只是欣赏，不是学习。
音乐作品蕴涵着作曲家本人的思想感情，而音乐表演则是对作品的二度创作。相同的作品不同的表演，有时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有时演奏家独特的诠释甚至能揭示连作曲家本人都没有发现的内涵。古典音乐之所以能持久不衰，正是由于那些优秀的演奏家、歌唱家、指挥家等通过独特的演绎使古典音乐一次次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让千万乐迷为之陶醉。由此，本人认为在《西音史》教材中应适当地增加些关于著名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的介绍。例如当代指挥大师卡拉扬；被誉为“女神”、“歌后”的希腊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患有小儿***症，坐在轮椅上演奏的以色列小提琴家帕尔曼；以及如今正活跃在舞台上的中国年轻钢琴家朗朗，他被人们誉为“当今能使千万美国人疯狂的中国青年现在只有两个：篮球明星姚明和钢琴家朗朗!”他们的经典演绎不仅唤起人们对古典音乐热爱，而且也充分展示了古典音乐的无穷魅力。
四、教学方法
运用各种现代化教学方法不仅能使教学更为生动、形象，也能使起点较低的师范生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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