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点:一为阶官,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二为“差遣”,确定他们实际掌管事务的职务。官员的俸祿依据阶官级别的高低来发放。举个例子,“阶官”与“差遣”的对应关系就好比:正处级与县长,正厅级与财***厅长……
徐谓礼文书:浙江省于“1228南宋徐谓礼墓”特大系列盗掘古墓葬案中追回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包括“告身”、“赦黄”、“印纸”三部分共17卷。
所谓“录白”,是出于官员本人存底的需要,将“告身”、“敕黄”和“印纸”进行抄录。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这些官文书的副本,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以示负责,抄录完成,有关部门经校对原件,就可以将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了。抄录有效的“告身”称为“录白告身”,依此类推。(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专家)“徐谓礼文书均为录白,估计原件为徐氏后人保留,而将录白随葬。”
根据出土圹志,徐谓礼出生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去世,浙江武义人。1221年,年仅19岁的徐谓礼走上仕途,一干就是30年。出土文书就是这位南宋官员30年“仕途路”的缩影。
告身、敕黄、印纸
南宋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点:一为阶官,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二为“差遣”,确定他们实际掌管事务的职务。官员的俸祿依据阶官级别的高低来发放。举个例子,“阶官”与“差遣”的对应关系就好比:正处级与县长,正厅级与财***厅长……
“从徐谓礼文书可知,南宋时期,‘告身’就是‘阶官’的委任状,‘敕黄’就是‘差遣’的委任状。”包伟民说,“告身”由正副宰相等人签署,“敕黄”则由尚书省签发。由于是用黃色绫纸书写,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因此称为“敕黃”。
而关于任期内的“考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考核),就是一项颇耗心思的工程。这里要说到“印纸”。
印纸,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官员的考核表。新官上任,上级部门会发一张印纸,列满考核内容——小到每天的迟到早退、出勤率,大到任满交割、功过记录,细碎处如各类保状、荐状……都由相关部门一一记录在官员的印纸上,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徐谓礼墓共出土录白告身两幅,录白敕黄一幅。出土文书共抄录十通徐谓礼的告身,十道徐谓礼被委任差遣的制敕录白。而“印纸”更是徐谓礼文书的主体。印纸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以承务郎身份任临安府粮料院起,到淳祐十二年(1252)以朝散大夫知信州,也就是徐本人一生当官30年间所有的“考核表”。这些丰富的细节,都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第一手史料。
17卷文书,似乎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时光通道,让我们可以穿越至800年前,了解一名南宋官员的官场生活。
恩荫制,始于北宋。根据徐谓礼圹志的记载,如同时代士大夫家庭的子孙一样,少年徐谓礼也曾立志以才学博取科举功名,但没有成功。“查阅历年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均未见有徐谓礼中举的记载,徐谓礼后来是依靠其父徐邦宪的恩荫入仕的。”
《宋史》记载:徐邦宪曾师从永嘉学派名儒陈传良,宋光宗绍熙四年参加科举考试,为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后世历年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中,均记载有徐邦宪在绍熙四年中举。徐邦宪不仅官当得不小,也很有气节。因此,宋朝廷任命徐谓礼为将作监主簿时,有文章赞:“谓礼名父之子,祥而雅”,在出土的录白敕黄中,也称徐谓礼“生长名儒之家”。
取得官场入场券的徐谓礼,最初的阶官是承务郎,是最低的第三十阶。随后二十多年,徐谓礼的路在平稳中略带精彩。这一点,出土文书给了我们答案。
“徐谓礼官场生涯三十年,按年限考核资历与功过,正常升迁。”包伟民说,从出土文书来看,徐谓礼共升迁12次,最高官阶级别为第十八阶朝散大夫。此外,徐谓礼一生共三次因***绩出众而受赏升迁,相当于破格提拔。要知道,在南宋,依靠“恩荫”制入官场的官员与科举考试当官的身份差距较大,“前者得到破例提拔的机会,要比进士出身者少得多。”
“南宋时期官员差遣,一般都以两年为一任。但从徐谓礼的文书里发现,徐有好几次差遣,显然超过了两年。”包伟民举例:“例如他首次任职,于嘉定十四年五月被拟注监临安府粮料院,实际到任居然在六年之后。”
“徐谓礼生活的时代,官吏冗滥,员多缺少,官员接受朝廷差遣后,常常因为前任官员还在岗,你就不得不等到他离职,这叫‘待缺’。”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一个职位的待缺者多达数位。
徐谓礼文书的“官员绩效考核表”,一共80则。31则为徐谓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在那个时代,举荐亲朋好友当官很正常。一条“保状”显示:徐谓礼当年还为贾似道(后来的南宋权臣、奸臣)以及贾似道的父亲贾涉作过保,据说徐谓礼与贾似道之间是姻亲,他日贾似道权倾朝野,是否对徐谓礼涌泉相报不得而知,但通过考证二人升迁的时间以及徐谓礼个人的官场生涯,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其余49则批书全都是关于徐谓礼的仕宦经历,包括官阶的升迁、差遣变化,包括税收有没有收齐,“维稳”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人造反等等。以上所述都是官员***绩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此外还有一项考核点,与官场无关,却与孝道有关,那就是:母亲过世时是否依照“丁忧”(祖制)守丧三年。
“历史一旦逝去,完全真实地复原过去,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力接近历史的真相”。考古学家郑嘉励这样说。这,也是徐谓礼文书在今天的意义所在。
徐谓礼文书的学术价值
从明代开始,收藏界就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而我国自近代史学创立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徐谓礼文书”的价值比起一般的宋版书籍,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谓礼文书,是我国从民国近代史学创立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考古工作者、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17卷南宋文书的发现至关重要,对南宋官制的研究,是***性的开拓。
在徐谓礼文书被发现之前,学界已发现的有关宋代的纸本文书有二。一是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背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另一是根据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书中整理而得的《宋西北边境******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专家包伟民先生这样解释。)
徐谓礼文书则不然,它记录了一个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务全过程的细节,全面地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治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比前两种文书更全面、更深入,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内容,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必然引起学界重大关注。尤其是占文书约百分之八十的徐谓礼的“录白印纸”,学界此前从未见过。
“原史”与“历史书”的关系总是无比微妙,或映证,或矛盾,徐谓礼文书也不例外。包伟民发现:徐谓礼文书中有关“交税”的数额,恰好印证了“原额主义”的存在,即:***皇帝定下的缴税额度以后每年都不变。徐谓礼在溧阳当知县时,“印纸”中关于缴税的额度与相隔几十年的《景定建康志》里关于溧阳的缴税额度几乎完全一致。
“原史”有时候也与“历史书”矛盾。比如,徐谓礼文书从侧面反映出的信息,恰好引起关于宋代的“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省)究竟是行***级别还是监察机构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以来未曾停过。
在徐谓礼文书被发现之前,学界已发现的关于宋代的纸本文书有二,一是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背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另一是根据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书中整理而得的《宋西北边境******文书》。
前者大多收录文人之间的应酬来往,相同的书籍因在宋文人集中已有大量存世,并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后者是宋代西北边境******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公文档案,所反映的信息局限于西北一隅。因此,这两种宋代文书都有明显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