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始得西山宴游记篇1
首先，《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柳宗元参加***治革新运动失败、被贬到永州之后所写的作品，作者满怀失落与抑郁之情，到山水中去寻找寄托和慰藉。“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可见，作者在荒僻的永州，心境是抑郁的，情绪是低落的；他的寻幽览胜之举，所选取的景点往往是荒僻的、凄清的，高山，深林，幽泉，怪石，大多是人迹不到之处。每日的远足游览，与其说有着固定的组织形式，不如说是一种习惯，一种愁萦于心、坐卧不宁时的反射式行为。作者离开人群，到荒僻的山野林间，却每每获得一种放松和愉悦的感受：“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似乎这些荒凉寂寞的地方让他寻找到心灵的家园。柳宗元的游览之乐，是苦中作乐，是通过一种不寻常的、远离尘嚣的活动，给心灵一个暂时的放松。
西山游览正是柳宗元这种寻幽穷远的习惯行为的自然延续。一次偶然的机会，作者与友人发现了西山，从而引起西山游览之兴。“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穷山之高而止。”时间是秋天，“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季节。选择的漫游地更为荒僻，几乎连路都没有，作者与仆人一路披荆斩棘，斫草焚茅，沿着山间的溪水，一边开路，一边登山，许多地方甚至需要手足并用，“攀缘而登”。虽然作者没有明言，但读者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攀登的过程中，没有寻常登山览胜的悠闲从容，有的只是筚路蓝缕、克服艰险的勇气和决心。身心专注的艰苦攀登让作者暂时忘掉了现实中的牢骚郁结，在开荒辟路中，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脱。
而王羲之在会稽，则是因为“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的名士习性，又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所以到会稽闲居，并与同时的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相从游览，谈玄论书，可以说过得十分逍遥自在。三月三上巳节是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人们在这一天放假春游，到水边洗濯沐浴，祓除灾病，清洁身心。当时不但民间百姓到水边去临水洗浴，连宫廷里的帝王后妃也会赶赴水边沐浴。兰亭之会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民俗色彩的、祥和的节日聚会。而兰亭之会中由于参加聚会的人多是有着良好的学识修养的贵族文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僮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因此在欢乐祥和的踏青戏水节目之外，更增加了“曲水流觞”、饮宴赋诗的文学内容。时间是暮春之初，天朗气清，风景是茂林修竹，激湍清流；人物则是一帮兴趣相投的知交好友，真正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样的氛围，自然奠定了聚会欢快舒畅的感情基调：“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可见，两篇游记由于时代不同，主人公遭际不同，宴游活动的渊源不同，造成感情基调的明显差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西山之游发生在肃杀的秋天，登山游览是伴随着“斫榛莽，焚茅”进行的，作者的情感基调是孤独的、寂寞的。相反，《兰亭集序》的宴游是在暮春三月三，知交好友共聚于会稽山阴，目的是祛病祈福，人群中洋溢着轻松欢乐的气息，大家纷纷饮酒赋诗，作者也和朋友们一样，志得意满，满心欢喜。
虽然两篇文章如此不同，但在情感上却有高度的相通性。《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终于登到峰顶后，呈现于眼前的是一派令人惊喜的壮阔辽远的景象：“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这时，抑郁的情绪、落寞的襟怀净洗一空，在艰苦的攀登之后，胸襟为之一爽。相对于造物主来说，任何人都是渺小的，一己的忧虑在面对辽阔壮美的大自然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此时，作者忧尽而乐生，发出“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惊喜赞叹，抒发出当与造物同一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无比满足与愉悦的情感，以及物我混一、生命无穷的人生体验。
相反，兰亭宴游在欢乐之极，则产生人生短暂，“俯仰一世”的生命悲感。从情感的转折层次上来说，《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情感是忧去乐生，《兰亭集序》的情感是乐尽悲来，二者正好是相反的。然而，所谓相反者相成，西山宴游之乐与兰亭游览之悲正好可以互为注解。王羲之在乐尽悲来之际，以其超迈的玄心，更洞察出人生相与相交的两种不同乐趣：或是当知音相遇的时候，“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是当远离人群，孤单寂寞的时候，“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在自然界的山水中去寻找心灵的寄托。事实上，这第二种情形，就是柳宗元西山宴游的情形。生活中没有知音、没有可以“悟言一室之内”，惺惺相惜的人，那就去“放浪形骸之外”，到外界去寻找，也同样可以获得心灵的满足，同样可以“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同时，《兰亭集序》所揭示的人生感悟，又不仅限于此。作者进一步意识到，不管是“悟言一室之内”感受到的快乐，还是“放浪形骸之外”获得的欣喜，都是暂时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世界万物运转不停，使人欢欣喜悦的对象在眨眼间就会消逝。即使欣赏的对象仍在，人的主观心态也会发生变化，情随事迁，总之那种美好的感受也一样消逝了。但这不是让我们看破红尘、心如槁木，而是更要珍惜生命的宝贵体验，“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心灵的互动如此醉人，生命的欢乐如此巨大，这些感受是那么的真实，怎么能与虚无相类？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2
据《周礼・地官・乡大夫》以及《仪礼・乡饮酒礼》上记载：周朝诸侯国“每三年一大比”，选出德才高超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人，到国君面前候选任用。人选落实后临走前乡大夫设宴饯行，并请年老退休的官员陪饮，因此谓之“乡饮酒”。古时武官以射骑选才，州官每年春、秋二季在序(学校)试习箭法，由州官备办的宴席也称“乡饮酒”。周初基层行***组织称为***(约500户)，行***长官名“***正”，每年年终祀祭活动时宴会也叫“乡饮酒”。
隋唐时开科取士有习于学馆者必由当地官员举荐。未入学馆学习的称“乡贡”，乡贡入京应试，地方官员必设宴相送，亦称“乡饮酒”。过去地方官员每年宴请一次当地有名气之人吃饭以示敬贤若渴，借以宣传礼教纠正酗酒之风。唐太宗还给州县收吏员发过诏文多次警戒：“比年丰稔，间里无事，乃有壤业之人，不顾家户，明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轸叹。自怕澄源正本，何以革兹弊俗。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示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老幼，依礼行之，庶平时识廉耻，人知礼节。”这也是谓之“乡饮酒”。
到清代以后，地方官员有设宴招待乡试中得举人，陪同主考官吃喝之风气，人们也名冠之“乡饮酒”。当时还有一律条：州县吏员遂选得当地年高而具声望的乡绅若干人后，仿照周代制称优秀者叫“宾”，次一位叫“介”，又次之谓“众宾”，并把他们名姓上报督抚转交礼部备案，称为“乡饮耆宾”。每年由州县官员在正月十五及十月初一办两次饮宴，亦名之“乡饮酒”。
野游宴 野游之风从汉、晋时就广为流行，留连山林品野味野果子者是真正的野宴；而只是在园林之中聚会聊天，虽为野游宴但不完全符合实情。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始开野游宴之风，他写的《兰亭集序》便是记载野宴场景的实据。永和九年春，他约41位当地名士来到会稽县山阴地区的“兰亭”饮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在文前提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北宋欧阳修亦仿王羲之野游会友之方，写出名扬天下的《醉翁亭记》散文，记叙他任滁州太守时约友人在琅琊山亭聚饮之事，表明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晋时有人在战国魏王墓内挖掘出一批先秦时代的书简，其中有本《穆天小传》，描写了周穆王游到西王母国，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招待他，这可能是野宴盛况的最早记录。
探春宴 亦名踏青宴、踏春筵等，是旧时官宦及地方富庶人家以女人作东道主的野炊活动，一般选在正月十五过后不久的“立春”和“雨水”节令之间进行。此时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杨柳吐絮，春芽萌发，阳光温和，正好外出踏青搞游宴活动。比如《开元天宝遗事》里就写有那些官宦小姐成批成群外出放风筝，沐浴春光，支起帐幕围席而坐，边饮酒吃瓜果，作诗猜谜，说笑话，并且用“春”字开令，说得好的可得奖赏，并将她们所咏之诗收集起来，刻印成稿内部散发。比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就写到不少公子小姐及丫环踏春时咏诗联句以及品饮瓜果菜肴的有趣场景。如第五十回吞坞雅制春灯谜，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便写到“探春宴”场面的一些情形，使人读之如同亲临其境。
杏林宴 “杏林”是指古代郎中，现在的医生，也泛指医学界、药学界。相传古时一位名医老来归隐，但却还是有不少人去求他治病，然而他从不要人家的报酬，只是让病人康复以后在他诊所附近种一棵杏树。天长日久杏树成林，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德，便把医林改称“杏林”。杏林宴即为某地的郎中先生集体饮宴，席间互说医经、医史、医案，如何下药处方等内容。自古以来，郎中先生多注意养生，食粥及蔬果为主，吃荤食较少。因此“杏林宴”多以山药、红杞、元肉、核桃、花生、玉米、小麦面等原料制作，不求精细反求粗糙，对“黑五类”分子尤其热情。“黑五类”如黑米、黑芝麻、黑木耳、黑豆等物是医生们最爱吃的食品。古时宫廷中的御医办过“杏林”宴，地方上办“杏林宴”的却不是很多。这是因为以前人口少，地区条件所限制，加之交通不发达，郎中聚饮之风很少见。但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人承办这种娱乐性饮宴。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3
《永州八记》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借写山水游记书写胸中愤郁的散文。实际上柳宗元写的山水游记中还有一记，即《游黄溪记》，由于前八记都在永州城郊，历代文人寻胜较多，故称《永州八记》。
《永州八记》包含《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部分教科书简作《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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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西山宴游记篇4
中国古代的酒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至明代进人了一个成熟的历史时期。酿酒工艺技术不断提高，酒品制作层出不穷，酒质也具有较高的水平。特别是酒文化进一步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更为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推动与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的《***词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对世俗生活所作的广泛细致、深刻全面的描写，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作品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酒宴场面，其笔墨之富，远非同类作品可比。小说中关于酒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为了解与探讨明代酒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佐证，由此也可进一步领略与感受中国古代酒文化的历史风采。
被人认为“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者”的《***词话》，“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1}。别的不说，单是酒宴描写次数之多，名目之多，是其他小说无法比拟的。据统计，《***词话》中“酒”字出现约2100 次，而摆宴成席约300次，几乎回回有酒宴，甚至一回中出现多次酒宴。小说中的酒宴名目繁多，有日常家宴、寿宴、接风宴、会亲宴、庆官宴、公宴，看灯宴、答谢宴、节令宴等等；酒宴的场面大小不等，多至几十桌，少到二三桌。宴席的规格等级也大有不同，既有招待尊贵客人的“吃看大桌面”，也有稍次的“靠山桌面”，还有“五果五菜的平头桌面”等。所谓“吃看大桌面”，就是指的“目食”、“耳食”之类的桌菜，是既可供欣赏又可供食用的豪华酒宴。它又称“吃看桌席”，是由吃席和看席两种桌面组成的礼仪性宴席。看席是席上插花、粘果的席面，明代流行的“面塑人物、动物植物”以及“泥塑人物”等，用“彩绢装成山水故事，列于筵上，以示华美而已”。这些精巧的装饰品，造成“一筵之费，多至数十金，饰一时之观，须臾尽为弃物”，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明代，看席已经不只是为礼仪而设，在有些场合，它还是送礼行贿的一种方式，书中第四十九回和第六十五回所抬送的金银酒器，正说明了这一点。它还是宴请者摆阔气、显排场、示身份的一种表现，小说作者正是借助这种“吃看大桌面”的描写，揭露了达官富豪的穷奢极欲和铺张浪费。如西门庆请蔡、宋两御史，一顿酒席就花了“千两金银”！据侯会先生在《食货***》一书中推算，“明代万历年间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元”，西门庆这一顿酒席花费之巨可见一斑。小说这样描写似乎有点夸张，其实这正是明代社会的真实反映。据说，《***》时代的首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后来得到真定太守的款待，才满意地说：“吾至此仅得一饱耳！”
官绅财主的酒宴情景如此，底层百姓也有口腹之欲。不过两相比较，悬殊甚大。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由饫鲜餍肥的公子哥沦落为乞丐，包工头侯林儿请他到“食荤小酒店”吃酒，是“四盘四碟，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两三碗湿面”，连酒带菜，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第九十六回），合今天二十七元人民币（侯会《食货***》）。底层社会的饮食消费水平，由此可见一斑。更可怜的是第一百回中的那些“挑河伙子”，吃的只是“一大锅稗稻插豆子干饭，又切了两大盘生菜，撮上一把盐”，就算填饱了肚子。这就是小说写酒宴饮食所描绘出来的一幅贫富悬殊***。
《***词话》中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名目繁多的酒宴场面，而且还为我们描写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酒宴习俗。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酒宴中也鲜明地体现出来。小说中酒宴在座次的安排上，要分出长幼、尊卑、亲疏。如西门庆家宴的座次安排是“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小妾们两边列座，而且小妾们向西门庆递酒时还要跪着。酒宴每桌席在人员安排上，也颇有讲究。较正式的酒宴多为两人一席，贵宾则一人一席，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八至十人的大桌席。小说第六十五回中，写宋御史请六黄太尉在西门庆家摆宴。六黄太尉是一人一席，这是专席，“观席两张小插桌，是巡抚、巡按陪坐；两边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余八府官，都在厅外棚内两边，只是五果五菜，平头桌席”{2}。作品中这些达官富豪的盛宴，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明代社会的酒宴的程序。酒宴开始之前，先在卷棚（一种有别于大厅的建筑物专名，并非临时搭的席棚）摆桌，安排吃茶和各种茶果甜食、美味菜蔬、蒸酥点心等，最多的达四十碟。客人到齐，然后在正厅开筵。主人向来宾挨个敬酒，按尊贵等次礼让到座位上去，叫递酒安席。此时乐妓弹唱相应的庆贺歌曲。宾主坐定，厨师捧献肴馔，艺人呈戏单听候点戏。这都是冲着首席尊客的。酒宴开始先上“大嘎饭”（大菜、主菜），较高级的酒宴必须有“三汤五割”，或者说“割凡五道，汤陈三献”。所谓“三汤五割”，即为上“割”菜要交替着上五道，上“汤”要交替着献三道。这是当时评价宴席档次高低的标准。三汤的第一道汤是百宝攒汤，五割一般指割烧鹅、割烧鸭、割烧鸡、割烧猪、割烧羊。这些割烧大菜，都是以全体烧制，以显示尊贵和气派，随后，由厨师切割开以方便取食。酒宴每上一道大菜，首席尊客都要有赏封。第四十一回写乔大户娘子宴请吴月娘等人时，先请众堂客吃茶，吃了茶到厅上，正面设四张桌席，让吴月娘坐首席，“两个在旁边唱。上了汤饭，厨役上来献了头一道水晶鹅，月娘赏了二钱银子。第二道是顿烂烤蹄儿，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第三道献烧鸭，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3}每上一道大菜就要赏一次银钱，这也是明代较有特色的盛宴风俗。
这里要特别一说的是“鹅”，它是酒宴中主要的一道大菜，大凡大席总有鹅，诸如“割烧鹅”、“水晶鹅”、“烧鹅”等，而以“割烧鹅”为第一。以“鹅”为贵在《***词话》之前的小说《水浒传》中已有描写，小说中多次写到人们吃鹅。最有名的是武松在孟州发配时，施恩在他行枷上挂了两只熟鹅，使武松一路走一路吃，养足力气，干出了血溅鸳鸯楼的大事。据资料记载，唐宋时人们普遍喜食鹅，以鹅为贵重食品，市上鹅的数量少，价钱贵。南宋人赵叔向《肯綮录》说：“今日淮而北，极难得鹅。南渡以来，虏人奉使必载之以归。予谓晋宋以前，虽南方亦不多得，唐时价每只犹二三千。”{4}
这种以鹅为贵的风气直到明代依然如此。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他的父亲以御史归故里，有一次请巡按吃饭，十几种菜肴中就有一只“子鹅”。按明代制度，鹅属贵重食品，御史这一级官吏不得享用，所以他家把子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无食鹅例也’”。食鹅之风到清代始为之一变。据清代柴桑《京师偶记》云：由于食者少，“鹅之大者至有十余斤，人不常食，唯有凶事者用之”。这时北京人的嗜好已转向鸭，“京师美馔莫妙于鸭，而炙者尤佳，其贵至有千余钱一头”，贵重程度已接近唐时的鹅价。
明代这种以“鹅”为贵的习俗，连御史一级的官员都不得享用的礼制，在《***词话》中有所冲破，酒宴礼俗在许多方面都有僭越。明代正德十六年曾对饮食器皿做出规定，一二品官员只许用黄金，不能用玉器，而商贾之家则不许用银器。但在西门庆家的酒宴上随处都是金、银、玉器，仅文中提到的酒杯就有金杯、银高脚桃花钟、玉桃杯等各种质地款式的酒杯。这种在物质层面的逾礼越制，更深层的意义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于传统礼教的背离。
《***词话》中酒宴描写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除了饮食外，参加酒宴的人们更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特别是广邀宾朋的筵宴，以礼数和排场为重，酒宴中搬演戏文、演唱小曲等娱乐活动必不可少。酒宴开始后，先上大菜，配上音乐戏文，一开筵就造成一片喧阗的隆重热烈气氛。搬演戏文大多搬演的是海盐戏，这是因为海盐戏不仅演员较之其他戏众多，而且唱腔和缓、曲调典雅，容易营造一种雍容富贵的气象。第三十二回西门庆宴请县中四宅官员时所唱的“四折《韩湘子升仙记》”便是海盐腔，第六十四回西门庆请众多亲朋伙计时也用“海盐子弟搬演戏文”等。酒宴上燕乐曲目、舞蹈杂耍听首席点配，均与筵宴的进行相配合，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所以都应尽量做到应景。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宴请六黄太尉时“搬演的是《裴晋公还带记》”，这是一出表现富贵、象征权势的戏文。接下来伶官的“清弹小唱”是一套《南吕·一枝花》：“官居八辅臣禄享千钟近，功存遗百世，名播万年春……”内容是对高官显贵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
以上所述酒宴习俗与规格程式，在小说第四十三回所写的西门家宴中有详尽描述。这是西门家为儿子攀亲时的家宴，当时吴月娘请了乔太太及众亲戚。请看，一上来就是每桌四十碟的“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馓”。以后上的大菜，非常正规：先“小割烧鹅”，后来又“割凡五道，汤陈三献”，最后又上甜点元宵。不但如此，酒宴中还有文娱演出，结束后还放烟火。其排场之豪华，食物之精美，真是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匪夷所思！
行酒令比搬演戏文等娱乐活动与酒宴的结合更为密切。所谓酒令就是酒宴进行时为佐酒助兴所行的饮酒之规则。最早的酒令，是在酒宴中维护礼法的条规，后来发展为宾客尽欢的方法，甚至成了宴会中劝酒、赌酒、逼酒的手段。这样酒令也就由等级森严的饮酒礼仪变成了一种罚人饮酒的游戏了。在《***词话》中，酒宴上觥筹交错，更是每每涉及猜枚行令。如第四十三回中，记西门家几个伙计等人饮酒行令：
于是八个人猜枚饮酒。经济道：“你每休猜枚，大惊小喝的，惹后边听见。咱不如悄悄行令耍子。每人要一句，说的出免罚；说不出，罚一大杯酒。”该傅伙计先说：“堪笑元宵草物。”贲四道：“人生欢乐有数。”经济道：“趁此月色灯光。”来保道：“咱且休要辜负。”来兴道：“才约娇儿不在。”书童道：“又学大娘分付。”玳安道：“虽然剩酒残灯。”平安道：“也是春风一度。”众人念毕，呵呵笑了。{5}
这伙酒友，除了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外，其余皆是小厮和什佣，行起令来也简单、粗俗。其形式在酒令中属“即席联句”一类。古代酒令的方法很多，行令涉及药名、花鸟名、戏曲名、词牌名、人名以及数目、成语、拆字、官职等，天上地下，无所不用，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小说中宴饮时的酒令也多种多样，第六十回西门庆绸缎铺开张庆贺宴上，沈姨夫提议行令：“或掷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诗词歌赋，顶针续麻，急口令，说不过来吃酒。”掷骰、猜枚、看牌等属于酒令中的游戏令，而“诗词歌赋”、“顶针续麻”、“急口令”等则是酒令中的文字令，许多情况下酒令都将游戏令与文字令合二为一。第二十一回写孟玉楼生日，妻妾酒宴时一起行酒令：
止是吴月娘同众姊妹，陪西门庆掷骰猜枚行令。轮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合《西厢》一句。”月娘先说个：“掷个六娘子，醉杨妃，落了八珠环，游丝儿抓住荼縻架。”不犯。该西门庆掷，说：“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只听见耳边金鼓连天震。”果然是个正马***，吃了一杯。该李娇儿，说：“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惊散了花开蝶满枝，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不遇。次该金莲掷，说道：“鲍老儿，临老入花丛，坏了三纲五常，问他个非奸做贼拿。”果然是个三纲五常，吃了一杯酒。轮该李瓶儿掷，说：“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昼夜停，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不遇。该孙雪娥，说：“麻郎儿，见群鸦打凤，绊住了折脚雁，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不遇，落后该玉楼完令，说道：“念奴娇，醉扶定四红沉，拖着锦裙?。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正掷了四红沉。月娘满令，“小玉，斟酒与你三娘吃。”{6}
这里照他们所行酒令来看，其制属《骨牌名贯串令》，但被月娘简化了，只要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名，再合《西厢》曲文一句就成。这也确合大家子人的身份，众人所掷的酒令，正如吴月娘所要求的，是按“牌谱”说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牌谱”，这说明《***》这部世情小说，的确非常尊重生活的真实，它的种种笔墨，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除此之外，更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不是为了写酒令而写酒令。它写酒令是与写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崇祯本还是张评本，从批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评点家早已看出了《***》的这一奥妙。对此，张竹坡在这一回的总评中作了精彩的点评：
后接写玉楼上寿，又将诸人后文，俱用行令时自己说出，如金莲之偷敬（经）济，瓶儿之死孽，玉楼之归李衙内，月娘之于后文吴典恩，西门之于一部《金瓶》。一百回内，以月娘避祸，孝哥幻化，与春梅嫁去，守备阵亡作照，雪娥之于来旺，以及受辱为***，皆一一照出，或隐或现。而昧昧者乃以为六人行酒令。夫作者吃饭无事，何不可消闲，而乃为人记酒令哉？是故《金瓶》一书，不可轻与人读。{7}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5
【关键词】成都；尚游好乐；生活态度
【中***分类号】K8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56-8
21世纪以来，成都一方面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迅速提升而引起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并称为休闲之都。当现代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钢筋水泥般的城市森林令人窒息之时，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被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所称道。
但是，成都人优雅、舒适、逸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而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才养成了成都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文化禀赋。正是因为如此，古代成都人_方面非常勤劳，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在手工业方面作精制细，在文化方面崇文重教，创造了灿烂的成都文化；另一方面成都人又善于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从而形成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一、古代成都人尚游好乐的历史成因
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的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蓬勃兴盛。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风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善吸纳，重交流，勇创新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然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凸显出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等四大文化特质。正是成都的这些特质，形成了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如果说具有辛勤劳动与开拓创新文化品质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少见，那么，在辛勤劳动的同时又善于享受生活的城市，也许成都可以称得上是其中之一。这正如有人所感言：“成都人的生活始终是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优哉游哉。”
自然环境是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和性格，也决定了一个城市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城市品牌。就成都城市文化而言，同样深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成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绚丽美艳的自然风光，造就了成都璀璨的城市文化。成都座落在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_成都平原的中部，其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此，成都平原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的气候特点和地理条件最适宜农作物生长。成都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等，物产尤为丰富。据《成都府志》载：“成都有天地之生殖，有人事之生殖。大蓬雪岭青城瓦屋岷蟠环绕，周如城垣，而殖货业茂，此天地之生殖也。神禹导江，溶川李冰穿江疏渠令蛟蜃怖，藏卒开沃野千里之利，此人事之生殖也。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之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名，正如《成都古今集》说：“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可以说，平畴千里、气候温润、食物丰美、风光绚丽的成都平原为农业时代成都独特的文化形态——崇文重教，惟美喜新，尚游好乐，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
成都自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庶的经济使成都在东汉末年就已赢得“天府之国”的美誉。而成都人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也正是肇始于此时。隋唐时期，由于成都经济日渐发达，成都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工商繁华城市，世人称之为“扬一益二”，即当时论工商的繁华以扬州为第一，而益州(即成都)为第二。也有人认为成都的繁华实际上是超过了扬州，尤其是在唐中期黄巢起义***攻占扬州后，扬州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成都经济的繁荣便超过了扬州。由于经济的繁华进而推动了成都文化的兴盛和游乐之风的盛行。宋代，随着成都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交子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带动成都人对生活享受的追求，故而时人记载：成都人“游赏之盛甲于西蜀”。元代，由于宋末元初的战争，导致了成都经济的破坏，特别是随着全国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成都呈现出相对的衰落，城市游乐之风也随之受到影响。明清两朝成都虽然经历过两次大的破坏，然而在城市的重建过程中，成都人仍然承袭了历史的文化传统，恢复和重构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成都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成都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游乐之风又逐渐蔓延开来，正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载日：“益州记日尚侈，好文滥觞至今流而不逊。”可见，尚游好乐不仅为成都城市文化之一大特色，而且实为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表现。
宋以来，对成都人尚游好乐多有记载描述，主要分为三类：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6
关键词：黄鹤楼；文学景观；文学书写；唐宋文学
中***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91-06
一、六朝时期。黄鹤楼声名渐著
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黄鹤楼始建于何时？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记载，黄鹤楼始建于东吴黄武二年（223），距今已有1790年的历史。《元和郡县***志》卷二八云：“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武汉市，被长江和汉江分隔为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武昌在江南，汉阳和汉口在长江之北。古代的武汉，是分江而治。江南的武昌，六朝时名郢州、江夏郡，唐宋时期名鄂州，因以江夏为城，故又称江夏或夏口、夏渚。江北的汉阳，则称汉阳，又称沔州。东吴黄武二年。在江夏建立城池，同时在城西滨江的黄鹤矶上建楼，即黄鹤楼。原是作为***用的嘹望哨楼，后来才逐渐成为宴游赏景之所。
经过时间的洗礼，南北朝时，黄鹤楼已成名楼。如盛宏之《荆州记》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盛宏生活年代约为398-456年。《荆州记》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荆州记》虽然没有直接指称“黄鹤楼”，但所言后人在黄鹤矶上建楼，因以为名，很显然说的是黄鹤楼。
任昉《述异记》卷上则载有黄鹤楼的传说故事：“荀瓖字叔伟，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渺然而灭。”
这种神仙故事，在今天看来，当然是附会。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这种神仙故事是否可信，而是当时人将神仙故事的发生地附会在黄鹤楼上，足以表明黄鹤楼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的名楼。因为让神仙游历在人所共知的楼上，神仙的故事才会更吸引人，对当时的受众而言，也显得亲近而有可信度。
正史里记载黄鹤楼之名，最早的是《南史》和《梁书》。《南史》卷五二《安成康王秀传》：“（天监）十三年，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冲要，赋敛殷烦，人力不堪，至以妇人供作。秀务存约已，省去游费，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日常为战地，多暴露骸骨，秀于黄鹤楼下祭而埋之。”
《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传》记载：
（天监）十三年，（萧秀）复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诸***事、安西将***、郢州刺史。郢州当途为剧地，百姓贫，至以妇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镇，务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识救弊之术。此州凋残，不可扰也。”于是务存约已，省去游费，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
这表明梁天监十三年（514），黄鹤楼还存世。
此后，陈代诗人张正见写过一首《临高台》诗，描绘了黄鹤楼的壮观：“层台迩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风前朱幌色，霞处绮疏分。此中多怨曲，地远讵能闻。”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书写黄鹤楼的诗歌。
二、唐五代时期，黄鹤楼是文士的宴游之所
初唐时期，鲜见资料记载黄鹤楼。直到盛唐，黄鹤楼才频繁出现在诗人的笔下。其中最具盛名的当属崔颢《黄鹤楼》一诗。“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表明崔颢是临楼所赋。李白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似乎也表明崔诗是题写于黄鹤楼之上。当时的著名诗人，只要来到武汉，差不多在诗中都要提及黄鹤楼。孟浩然在江夏所写《江上别流人》诗即说：“以我越乡里，逢君谪居者。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王维的《送康太守》诗也说：“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朱阑将粉堞，江水映悠悠。铙吹发夏口，使君居上头。”
李白更爱黄鹤楼。他的诗中，有十二首提及黄鹤楼。李白曾在黄鹤楼上送别孟浩然而诞生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又于黄鹤楼听友人吹笛写下《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即为诗中名句。后来的武汉，也因为这句诗而别称“江城”。在中国，沿江的城市何其多，但“江城”的名号独属武汉，这是诗人李白的创造，也是李白的赐予！
黄鹤楼，在盛唐时期，已成为江夏（武汉）的地标，至少在李白心目中是如此。他在江夏送别友人、离开后怀念江夏，都要提到黄鹤楼。且看李白下面的诗句：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
（《江夏行》）
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
（《江夏送友人》）
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君至石头驿，寄书黄鹤楼。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
黄鹤楼，是诗仙李白抹不去的江夏记忆。黄鹤楼能够为诗仙李白如此高密度地关注，足以表明黄鹤楼在盛唐时期人气的旺盛。
中唐时期，黄鹤楼已被称许为“荆吴形胜之最”。代宗永泰元年（765），阎伯瑾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黄鹤楼记》，说黄鹤楼“耸构巍峨”，“重檐翼馆”。宪宗、文宗时代，黄鹤楼仍是文士的宴游之所。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自长安赴江州（今江西九江），途经鄂州，友人卢侍御在黄鹤楼设宴款待，白居易作有《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诗：“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楚思淼茫云水冷，商声清脆管弦秋。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赏醒堪愁。”
卢侍御特地在黄鹤楼置宴招待，也表明其时的黄鹤楼是风景名胜，宴罢可以观赏周边的绝美风光，正所谓“醉来堪赏”：“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
文宗太和四年（830），元稹任鄂州刺史时也曾登临黄鹤楼。《太平广记》卷二三二载：
唐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国甍，镜亦亡去。
元稹来江夏，秋晚登黄鹤楼，可见文宗朝黄鹤楼仍是文人的游历之所。
晚唐时期，仍有文士在黄鹤楼游宴。懿宗咸通八年（867），著名诗人皮日休登第后，路过江夏，曾参加鄂州观察使刘允章在黄鹤楼的宴集。《太平广记》卷二六五载：
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成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饔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末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这个故事，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皮日休张狂而不拘礼数的个性，也可见出当时地方要员有资助文士的文坛习尚。
直到唐末，黄鹤楼尚存。唐末诗僧齐己有《寄江夏仁公》诗，齐己生于公元864年，卒于938年。诗中自称“南宗***丘”，当作于晚年，时当唐朝灭亡前后。诗中又说江夏仁公“独为诗情”“到”黄鹤楼的“上头”，可见其时黄鹤楼依然如故，故仁公能为寻诗兴而登黄鹤楼。
五代后期南唐时，黄鹤楼仍然矗立在长江之滨。诗人卢郢就“登临”过黄鹤楼，并写有《黄鹤楼》诗：“黄鹤何年去杳冥，高城千载倚江城。碧云朝卷四山景，流水夜传三峡声。柳暗西州供骋望，草芳南浦遍离情。登临一晌须回首，看却乡心万感生。”卢郢，李后主时人，曾代徐铉为文，为后主所知，后入宋。从诗中“登临一晌”可知，卢郢乃登黄鹤楼后作此诗。可见当时黄鹤楼还可供人登临。黄鹤楼所在地鄂州为南唐属地。故卢郢能“登临”黄鹤楼尽览形胜。
三、北宋时期，黄鹤楼一直巍然屹立
黄鹤楼在宋代的兴废情况，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黄鹤楼毁于唐末五代时期。两宋期间仅存遗址。”有的则认为“唐黄鹤楼历五代延存到北宋，直到南宋方毁”。后一种意见基本正确，但有可补正之处。
五代的战乱纷扰，并没有殃及黄鹤楼。北宋时期，黄鹤楼一直巍然屹立。从北宋初到北宋后期，都有人在黄鹤楼活动和登临赋咏。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宋初大臣王钦若（962-1025）诞生在黄鹤楼。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王文穆公钦若，临江***人，母李氏，父仲华，尝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将坏廨舍，亟迁于黄鹤楼，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时隔岸汉阳居人，遥望楼际，若有光景气象云。”这件事，《宋史》写进了《王钦若传）），“王钦若，字定国，临江***新喻人。父仲华，侍祖郁，官鄂州。会江水暴至，徙家黄鹤楼。汉阳人望见楼上若有光景。是夕，钦若生。”
王钦若的《行状》和《墓志铭》也都载有其事：“初晋公侍郑公任鄂州通判日，秦国夫人有娠，就蓐之旦，江水暴溢，将坏廨舍，亟迁于黄鹤楼。既夕，生公。或言汉阳居人遥望楼际若有气象。”“公尝言：初晋公侍郑公之任武昌也，公母泰国夫人有娠，江水坏廨舍，徙居黄鹤楼。既夕而生公，或言汉口居人遥望楼际若有气象。”
宋初大臣张咏（946-1015），在太宗淳化元年至三年（990-992）任湖北转运使时，也曾“一度登临”黄鹤楼，并写有《登黄鹤楼》诗。
仁宗庆历六年（1046），转运使刘立之曾在黄鹤楼设宴并小住，等候其子刘敞考取进士的喜讯。果然在黄鹤楼等到了儿子第二名及第的喜报。王铚《默记》卷中载：
刘原父就省试，时父立之为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
贾黯榜为仁宗庆历六年（1046）。刘原父（敞）正是在这一年及第。
无独有偶，与刘敝同年进士的张颞，曾写过一首《黄鹤楼》诗，其中也说到“登临”黄鹤楼，所谓“崔颢题诗在上头，登临何必更冥搜”。张颙此诗未必写于庆历六年，但至少表明在仁宗时代，登临过黄鹤楼的不止刘敞之父一人。
神宗元丰六年（1083），著名诗人张舜民贬监湖南郴州茶盐酒税，途经黄州见过苏轼之后，即沿江而上来到黄鹤楼。他的《画墁集》卷八《郴行录》载：
壬戊，早次黄州，见知州大夫杨寀、通判承议孟震、团练副使苏轼，会于子瞻所居，晚食于子瞻东坡雪堂。子瞻坐诗狱谪此已数年。……丙寅，同苏子瞻游武昌樊山，山之巅，有郊天台，即孙权即位郊天之处。……丙子，郡会，登石城，最西临江，即黄鹤白云。最东即头陀寺。寺与楼，下枕大江，对瞰汉阳。江中即鹦鹉洲，黄祖沉祢衡之所。上接湖湘，下临沔汉，乃古今绝景也。白云黄鹤楼者，取费祎上升之地，仙洞尚存。祎始乘白云而去，久之复乘黄鹤而归也。自汉口少南，即故汉阳***，***今废为县。***西附城有山，浑然独起，即大别山。《禹贡》所谓“过三澨，至于大别也”。
张舜民所谓“石城”，即今武汉武昌的蛇山。这里又提到黄鹤楼“下枕大江，对瞰汉阳”，“乃古今绝景”，亦表明黄鹤楼当时犹存，是观赏江景的绝佳之处。
元丰八年乙丑（1085），湖北提刑喻陟在黄鹤楼下石照亭题诗，也写到“黄鹤楼边横笛吹”。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载：
世所传吕先生诗：“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此吕先生非洞宾，乃名元圭者也。其诗元题于石照亭窗上，仍记岁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当元丰间。喻陟为湖北提刑，题诗其后云：“黄鹤楼边横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人世不识还归去，江水云山空渺弥。”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别字也。
吕、喻二诗，原题于石照亭上，而石照亭是在黄鹤楼之下：“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彻，名日石照。其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
哲宗元祐六年（1091），黄鹤楼中又诞生了一位徐姓小官人，即后来曾出使高丽的徐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经》附录《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瓯宁县人。自光禄始徙居和州之历阳。秘阁为鄂州法曹，夜梦与黄冠师游大泽中，探怀出小削，以授秘阁而去。读之，盖丁令威华表所留语也。后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迁避，秘阁寓居黄鹤楼上，是夜实生公。……公生以元祜六年五月八日。终以绍兴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
元祐六年五月八日，徐兢的父母也是为避水灾，临时住进黄鹤楼，结果生下徐兢。徐兢之父其时为鄂州法曹。黄鹤楼既可住人，自然完好无损。
北宋末，著名词人贺铸及其友人在绍圣四年（1097）前后三度登临黄鹤楼，并有诗纪事。其《黄鹤楼》诗序云：
（黄鹤楼）在鄂州使宅之西南隅。唐阎伯程记云：“《***经》载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焉。并见于《神仙传》、《述异记》。”按《蜀书传》，本江夏鄳人也。为刺客郭循所害。岂道家所谓兵解者与？丙子九月始登此楼。因赋。
据贺铸诗序可知，北宋时期，黄鹤楼就在鄂州官衙使宅的西南隅，二者相距甚近。故王钦若的父祖和徐兢的父母一遇江水暴涨淹及官衙时就迅速搬迁到黄鹤楼内暂住。绍圣三年（1096），贺铸任鄂州江夏宝泉监，八月到任，九月就登上黄鹤楼。次年十二月，又与友人吴潜、慎献玉同登黄鹤楼，有《雪后同达夫慎献玉登黄鹤楼（丁丑十二月赋）》诗。元符元年戊寅（1098）五月，贺铸再度登黄鹤楼，写有《登黄鹤楼怀古兼寄潘豳老昆仲》诗。
徽宗宣和五年癸卯（1123），词人李弥逊曾作《念奴娇·癸卯亲老生辰寄武昌》，也提到黄鹤楼。此时的黄鹤楼，仍然是游人如织，丝竹鼓乐喧天，宴席上觥筹交错。
从公元962年、1046年、1083年到1091年、1097年、1123年，共历161年。这6个时间点，前后相继，表明北宋时期黄鹤楼一直是完好无损，而且声名日著，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北宋王得臣《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楼，著称于江湖之间，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阳、鄂之黄鹤是也。”江州庾公楼、岳州岳阳楼、鄂州黄鹤楼。是北宋时期江南三大名楼。
四、南宋初年，黄鹤楼尚未毁于战火
黄鹤楼经历了“靖康之难”战火的洗礼。在南宋初年依然矗立。李纲和岳飞曾登临赋咏。
建炎元年（1127）十月，南宋首任宰相李纲罢相后贬鄂州居住。次年（1128）八月，他行至通城时，作有《次通城送季言弟还锡山二首》，其一说：“渚宫此去无他地，怅望自登黄鹤楼。”这还是想象之辞。李纲之弟李季言一直送他到通城。在通城兄弟俩分别后，李纲说到了武昌，就只能“自登黄鹤楼”，“怅望”故乡，思念兄弟了。到达鄂州后，李纲又作有《怀季言弟并简仲辅叔易》长诗，诗中说到与弟季言“作别今几时，此情浩难收。块处谁共语，把酒无与酬。凭高欲望远，独上黄鹤楼。”这里明确说到“独上黄鹤楼”。可见其时黄鹤楼尚未毁于战火。
民族英雄岳飞在高宗绍兴初年，曾登黄鹤楼，赋有《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岳飞登上黄鹤楼“遥望中原”，其时黄鹤楼自然还耸立在大江之滨。绍兴四年至六年（1134-1136），岳飞任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屯驻鄂州。他登黄鹤楼赋《满江红》词，大约就在这期间。
绍兴七年丁巳（1137），黄鹤楼还在。洪迈《夷坚志》记载饶廷直于绍兴七年中秋夜半“游黄鹤楼”遇异人，其时黄鹤楼应安然无恙。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不见有人在黄鹤楼活动的记载。
五、南宋中叶，黄鹤楼已毁为废墟
大约在宋高宗朝的中后期（1145-1162），黄鹤楼被毁。具体是何年因何被毁，尚难考知。
孝宗乾道六年（1170），陆游赴四川任夔州通判，途中写有《入蜀记》。据《入蜀记》载，他到武昌时，黄鹤楼早已成为废墟，访问当地老吏，才知黄鹤楼故址所在，可见其时黄鹤楼已毁多年。或者绍兴五年前后岳飞登楼、绍兴七年饶廷直游黄鹤楼之后不久，黄鹤楼就毁圮不存。
诗人冯时行（11007—1163）在绍兴年间曾到过鄂州，写有《鄂州南楼，其下为黄鹤楼故基》诗：
今日南楼独上时，西风无复片云飞。天连江水去不尽，云傍远山闲自归。鹦鹉巧言终掇祸，麒麟高举亦知岁。诗翁仙子今何在，徒倚栏干送落晖。
冯时行因得罪秦桧，于绍兴十一年罢知万州，遭大狱。诗中“鹦鹉巧言终掇祸”，或是有感而发。如果此诗作于绍兴十一年（1141）或稍后，那么，绍兴中黄鹤楼就已毁废，只存“故基”。
与陆游同时的理学家张栻，乾道七年辛卯（1171）来武昌时，黄鹤楼也只存“故址”。其《南轩集》卷八《黄鹤楼说》云：“予过武昌，登郡城南楼，步黄鹤故址，览观山川，慨然有感。盖黄鹤名楼，以山得名也。黄鹤之山，逶迤起伏，横亘郡城，属于江浒，见于前人文字间，若浦若矶，亦皆以山名也。”可见，孝宗时，黄鹤楼确已毁废多年。
六、南宋后期，黄鹤楼得到重建
南宋后期，黄鹤楼又经修建，再展雄姿。虽然我们无法知晓是何年何人重修，但黄鹤楼在宋宁宗朝（1194-1224）再度崛起，并不断有诗人登临赋咏，则是不争的事实。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九《游伯庄》载：
游仪伯庄，长平之胜士，早游京师，自北方纵览名山；已而浮洞庭，归隐武溪之上。过武昌时，有题黄鹤楼诗，脍炙人口。游默斋尝书置南楼，游受斋漕湖北日，复为之刻石。其诗云：“长川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万景投。汉水北吞云梦入，蜀江西带洞庭流。角声交送千家月，野色中分两岸秋。黄鹤楼前人不见，却寻鹦鹉过汀洲。”
这段记载涉及三个人物：游仪、游默斋、游受斋。游仪过武昌时有题黄鹤楼诗，脍炙人口。游默斋（名九言）曾将其诗书写置于武昌南楼，而游受斋（名九功）“漕湖北”（即在湖北转运司任职）时，为之刻石。只要考明游九功何时在湖北转运司任职，就可以知道游仪题黄鹤楼大约在何年，进而可知黄鹤楼的重建至迟在何年。游仪诗有“黄鹤楼前”
（一作“黄鹤楼高”）之语，显然是亲眼见到黄鹤楼所作。
考《万姓统谱》卷六二：“游九功，字勉之，建阳人。用荫补官。嘉定中，兴元失利，九功知金州，将兵备御，收复邻疆。除湖北运判，知鄂州。”据此可知，游九功是在宁宗嘉定年问，知金州后，再除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考刘克庄《后村集》卷四十三《玉牒初草》载：嘉定十一年十月癸卯，“以赵方为龙***阁待制仍旧京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迁官一等，直秘阁知金州”。可知游九功是在嘉定十一年（1218）知金州。又据《宋会要辑稿》载：嘉定十四年“四月四日，湖北运判兼知鄂州游九功与宫观，理作自陈；权知兴国***陈球别与一等州郡差遣。以言者论：‘九功虽无显过。亦非真材，徒自矜夸，妄自标致；球年事已高，精神昏耄，当此多事，恐亦非才。’”嘉定十四年（1221）四月，因言者论勘，湖北运判兼知鄂州游九功落职，则至少嘉定十三年（1220）游九功已就任湖北运判兼知鄂州。也就是说，游九功应该是在嘉定十三年前后“漕湖北”时将游仪题黄鹤楼诗刻石。游仪题黄鹤楼诗，应作于嘉定十三年之前。进一步推知，嘉定十三年（1220）之前，黄鹤楼已重建。游诗所题，未言及新修复建之事，由此又可推知，黄鹤楼早在嘉定十三年之前若干年就已复建完毕。
跟游仪、游九育约略同时的著名诗人周弼也曾两度登临黄鹤楼，并写有两首登黄鹤楼诗。一首是《晚登黄鹤楼》：“戚戚登临地，凄凄欲暮天。相看数株柳，不听一声蝉。山冷云生絮，江空月上弦。无缘舍尘事，闲对自鸥眠。”另一首是《春登黄鹤楼》：“欲尽残春酒，登临事已违。听残怀旧笛，添尽御寒衣。鸟向青山没，人来赤壁稀。最怜城侧树，无可作花飞。”前一首从所写之景来看，应是秋冬之交登临黄鹤楼所作，后一首诗题表明是春天所作。既然是“登黄鹤楼”，自然是有楼可登，再次证明其时黄鹤楼已复建。周弼生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理宗宝祐五年丁巳（1257）以前卒。一生主要活动在宁宗（1195-1124）、理宗（1225-1264）两朝。假若这首诗作于30岁以后，那么应该是作于理宗朝，即1225-1257年之间。也就是说，黄鹤楼最迟在理宗朝已经复建，13世纪上半叶再度崛起于大江之滨。
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有黄鹤楼一则轶事，说南宋末年，有人在武昌江边黄鹤楼题《汉宫春》词一首。三年后之己未年，元兵渡江。己未，为理宗开庆元年（1259）。这年元兵在黄州、鄂州一带渡江。《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载，开庆元年“九月壬子，贾似道表言大元兵自黄州沙武口渡江，中外震动”。冬十月癸酉，“命赵葵为江东宣抚使，马光祖移司江州应援鄂州，史岩之沿江制置副使移司寿昌***应援鄂州”。“十二月己亥朔，贾似道言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可见，盛氏所言“后三年己未，大元（兵）渡江”符合史实。题《汉宫春》词于黄鹤楼上者，是在开庆元年己未的前三年，即宝祐四年（1256）。这个确切的时间点表明，至迟在1256年以前，黄鹤楼已复建完工，否则《汉宫春》词无法题写在黄鹤楼上。周弼两登黄鹤楼赋诗，也是在此之前。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7
关键词：王维；应制诗；宫廷节庆
王维长期在唐朝都城长安为官，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可以说王维是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官吏阶层的贵族，不会为了生计而显出怀才不遇或生活窘迫的状况，因而其诗歌的内容和意境大多为山水田园。这些经历和个人的创作才华，成全了王维的应制诗创作。
一、王维的应制诗创作及题材分类
（一）唐代的应制诗创作概况
应制诗创作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皇帝命令而作，表现出以皇帝为中心的创作特点，因而皇帝诗歌创作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应制诗的基本审美倾向；其二，是皇帝身边围绕着的能诗作赋的文官。唐朝时期，中国整体处于***治稳定、物质丰富的时期，加之唐朝“以诗赋取士”的科举考试，使得唐朝时期的官员，大多能诗作赋，由此诗坛呈现出鼎盛的局面，王维就是盛唐时期上层官员中的典型代表。
初唐的应制诗创作数量在整个唐朝时期是最多的，以上官仪、李峤、张说、张九龄、苏F为代表的文官创作数量达800多首，应制诗作内容遍布宴会、游乐、送别等题材。进入天宝之后，由于***治动荡，应制诗创作逐渐衰落，至安史之乱以后，伴随着唐王朝光辉的逝去，唐代社会与诗歌发展因此跨越了其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应制诗也必然迎来它的衰退时代。可以说唐代文学、唐代诗歌、唐代应制诗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切实反映了唐代的历史，或许可以说，我们从唐代文学创作的蛛丝马迹中，可以切实洞察历史的脉络。
（二）王维应制诗的题材分类
王维在朝廷为官期间，长安的社会生活可谓是朝气蓬勃，盛唐气息使得官员阶层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诗人，他们歌颂生活，赞颂朝廷，并由诗歌的创作体现个人的***治抱负和***治理想，王维本人也不例外。其应制诗题材按照其描写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节庆应制诗。宫廷宴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增进皇室成员之间感情、加强帝王和群臣关系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每逢重要节日的时候。王维关于此题材的应制诗包括：关于上巳节的《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和《三月三日勤***楼侍宴应制》，关于重阳节的《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以及关于元宵节的《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T宴应制》。
2.游乐应制诗。按照游乐的地点，游乐应制诗又可以分为在宫中的娱乐活动和走出宫廷带有赏玩性质的游乐活动。据统计，诞生于盛中唐的游乐应制诗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张九龄、姚崇、苏F、张说、王维等人。王维关于此类应制诗有《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从蓬菜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3.***治应制诗。王维关于此类诗作有《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几乎都表达了作者渴望贤君的***治愿望。
4.送别应制诗。此类诗作有《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
以上对王维应制诗的分类，只是根据其创作内容来做的一个大致区分。可见，王维的应制诗创作不单单是对皇帝诗作的“奉和”，也不单单是歌功颂德，同时也体现着他的***治愿望和诉求，以及他本人对于人生的态度。
二、王维的节庆应制诗创作
在王维的应制诗中，按照题材分类，有专门描写节庆一类的应制诗，可以称其为“节庆应制诗”。根据王维节庆应制诗所描写的内容，又可将其按照所描写节日，从以下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节日为切入点，来洞悉盛唐节庆文化的一些传统风俗习惯和节日特征。
（一）上巳节
王维关于上巳节的诗作有《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三月三日勤***楼侍宴应制》。
上巳节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在唐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朝***对其的重视与肯定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三月三这一天，对于皇家来说，要宴饮群臣，以彰显皇室的豪气与奢华，以及开放包容的大唐风貌，给上巳这一游山玩水的节日增添了许多非凡之气。唐代对诗歌的重视，必定使得在每年的这一天，大批诗作在节庆活动中产生。生活在盛唐时期的王维，作为士大夫阶层，必然受到皇帝的邀请，在上巳节这一天所创作的应制诗，必然具有切实描绘宫廷节庆气氛的历史价值。
在《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都提到了“冕旒”。“冕旒”是古代汉族礼冠的一种，《周礼・夏官・弁师》中记载：“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中的“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体现出了节日当天，服装的华丽与富贵。在三月三上巳节这一天，皇帝、太子头戴冕旒，以示对节日的重视，也同时体现出上巳节在唐代节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彰显大唐的盛世风貌。
“春禊”、“拔禊”均为“盥洗”之意，指代“上巳节”，也同时表现出节日当天的风俗习惯，有时也成为“修禊”。上巳节经过时代流变，到了唐代主要是在水滨举行盥洗祭礼，以除不详，谓之春禊。王维的关于上巳节的应制诗中，均提及与“水”相关的意象，如“洛水”、“汀州”、“渭水”、“天池”、“灞骸钡龋“画o”是船的别称，显示了节日当天戏水的场景。
在王维的此类应制诗中，其主要描写建筑为唐代长安城的南边，有曲江池、龙池、上林苑、勤***楼等；主要描写人物为太子、皇帝、群臣；主要描写场景为戏水，主要通过服饰、歌舞、大殿装扮等展现宫廷文化以及上巳节节庆文化。
（二）重阳节
关于重阳节的诗作有《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
中国的重阳节，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汉朝初期，当时皇宫中君臣上下在每年的九月九日饮用酒、吃“蓬饵”、戴茱萸等风俗活动以求长寿。到汉朝末期，这个习俗便在民间流行起来了。后直至两晋南北朝，重阳节人们戴茱萸、登高望远、赋诗饮酒、赏菊观景蔚然成风，由此这一节日于是固定下来。
重阳节发展至唐朝，这些习俗仍然被保留，在王维的《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中的“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一句，仍能可以看到一些历史文化遗迹，例如重阳节中不可缺少的“芍药”、“茱萸”等事物，“无穷节，长奉柏梁篇”中一词“无穷”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的花海景象。“茱萸插玳筵”中“玳筵”意为豪华、珍贵的宴席。由此可见，在重阳节这一天，皇帝在宫中大摆筵席，邀请官员中地位较高者和宫中的人一起赏菊，并在庆祝节日的过程中，赋诗唱和，以助兴之用。
（三）元宵节
关于元宵节的诗作有《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T宴应制》。
汉族传统的元宵节始于汉代，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一天夜空皓月当空，人们要出门赏月、燃灯放焰、赏灯猜谜、共吃元宵、合家团圆，以示庆贺。“上路笙歌满”和“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展现了一幅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百姓都走出家门，参与到赏月、猜灯谜等节庆活动中。“鱼钥通翔凤，龙舆出建章”，高大轩敞的车舆走出建章宫，体现了皇室与民同乐的节日气氛。
王维关于上巳节、重阳节、元宵节的应制诗创作，从诗句中展现出了当时社会的安定与富足，也同时体现了宫廷的奢华与豪气。通过“秦”、“汉”这样词语，给诗歌增添了一层厚重的历史色彩，同是在长安建都的王朝，在历史上尽显都城的威严和宏伟。正是因为唐朝富足的生活，特别是经过唐初的贞观之治，唐朝发展至盛唐时期，物质、精神等方面的生活达到极大富足，中国古代社会也同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唐代人享受的生活理念就是建立在富足的生活的基础之上，加上唐朝社会对于诗歌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诗歌的提倡、帝王对诗歌的喜好，使得唐朝的诗歌不论在数量还是在创作艺术方面，都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它的顶峰。
三、王维节庆应制诗所体现的文化价值
（一）***治文化的体现
王维通过节庆应制诗的描写，不但记录了当时亲身经历的重大节日，并且通过诗句传达出了诗人的***治愿望和诉求，他渴求贤君，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些实事，以求社会安定，国家富足。他的应制诗并非仅仅停留在太平盛世赞美的表面层次下，同时试***以应制诗来实现自己***治主张。
《三月三日勤***楼侍宴应制》中“仍临九衢宴，更达四门听”一句，体现了王维渴望君主能够贤明仁***，以开放的胸襟集思广益。在宴会的欢声笑语中，还伴随着对君王的某些期冀。盛唐在文化、经济等领域在当时的世界，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这一点从王维的节庆应制诗中可以体会到，但在王维看来，正是因为唐朝的繁荣，才更容易带给统治阶级以过分享乐的态度。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王维，毋庸置疑地对这样的盛世产生一种自豪的情感，但同时，作为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始终不忘人民。也正如他的“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暗用陆贾《新语》中“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的典故，同样表达了作者的梦想与渴望：君如尧舜，万民同欢。
（二）重回历史记忆
通过对王维节庆应制诗的简要分析，不难看出，每逢重要节日，皇帝总要宴请群臣，以诗赋乐，场面宏大且气派。宫廷宴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流娱乐、庆祝宣扬和联络感情的场合。王维此类诗的创作，不但从场面上、细节上给人们相对客观地呈现了当时的节庆状况，也从历史、服装、建筑等多方面对他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的传统节日，用诗的方式进行了记录。虽然应制诗一般都被看作是官员为逢迎皇帝而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应制诗所记录的史实、场面等还是存在其客观性的，也在诗歌的字词中渗透着诗人一定的思想感情。
从“秦”、“汉”到大唐，从“建章”、“龙池”到“上苑”，无一不充斥着时代的奢华与豪气，无一不蕴含着盛世气息，可以想象在歌舞升平、物质生活富足、***治生活稳定的盛唐时期，无论从服饰、音乐、诗歌等方面，还是平民的日常生活方面，都成为了当时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他们在歌颂太平盛世的同时，给世人留下了除诗歌创作意外的更多的历史文化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诗史”就是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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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西山宴游记篇8
“高考房”紧俏
三日，在郑州文化路的一家酒店，家住西郊的吴先生正为女儿办理预订手续。吴先生说，从家到考点坐公交车需要四十分钟，到时候，女儿不可能来回赶。“在考点周围找间房，到时女儿中午和晚上休息的问题就解决了。”
吴先生表示，选择“高考房”价格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是安静、环境好，给孩子一个放松的空间。
“‘高考房’目前十分紧俏，今年预订数量比往年增四成左右。”郑州花园路上某宾馆客房部负责人介绍，这几日前来订房的家长特别多，他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既提供钟点房，也为住全天房的考生免费提供早餐。
据了解，郑州市酒店、宾馆推出的“高考房”的价格，标准间每天一百五十元左右，高则不等。因预订的人太多，不少酒店的房间一周前就被订满。
请大学生做“保姆”
“抓紧最后冲刺，请个大学生做‘高考保姆’……”这是郑州某家***公司打出的广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校大学生成了该市“高考保姆”的炙热人选。
家住郑州冉屯附近的宋女士说，她想找个能补课、会做家务的大学生，在最后的几天里陪上高三的儿子一起为高考冲刺。“我和老公都没上过大学，看到孩子学习上有困难，我们只能干着急。”她说。
“虽然大学生工资每天一百元贵了些，但只要对孩子考上大学有所帮助，就觉得值！” 对此，在郑州黄河路服装市场做生意的王先生也表示，自己天天在生意场上忙得团团转，为省心便在家***公司找了个大学生做“保姆”。
“谢师宴”提前推出
高考还未开始，郑州的酒店、餐馆便提前推出“谢师宴”、“庆功宴”等，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家住该市***六街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已预订了“谢师宴”，儿子今年参加高考，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庆贺一下是少不了的，“主要是答谢一下关心孩子的老师和亲朋好友。”
对此，该市某酒店主管表示，商家正是抓住了学生和家长这一“知恩***报”的心理。据其预计，高考结束后将迎来“谢师宴”的高峰。这位负责人说，为吸引学生家长来酒店宴请宾客，他们将给考生送纪念品、打八折、送酒水等，提供优惠。
记者还了解到，郑州的一些旅行社也专门推出了为考生准备的暑期套餐：家长、孩子感受亲情的“亲子游”，让学子提前感受名校气氛，适应将来学习环境的“名校游”等。
新闻连接：
高考刚刚结束，精明的商家根据以往高考结束后的市场需求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促销活动，“后高考经济”又开始红火起来。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邓先生告诉记者，这次“旅游黄金周”与清明、端午的小长假不同，高考生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畅游理想之地。从往年的经验来看，富有文化气息的北京、西安以及欣赏山水为主的桂林、云南等地都十分受学生欢迎。五泉下广场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高考生出游的人数逐渐增多，几乎占了整个暑期市场的一半。6月下旬开始，将迎来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旅游高峰。
昨日，记者在兰州体育馆和体育公园内看到，几乎所有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都出现了爆满的现象。“我们几个铁哥们都是超级篮球迷。但从高二到高三几乎没碰过篮球，这下彻底‘解脱’了，我们几个同学都买了新的球衣和球鞋，准备痛痛快快打上一个假期的篮球。”一名高三男生兴高采烈地说。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9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洛阳长期是我国***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河***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厚的文化积淀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走进洛阳，会让人太过激动，因为这座城市沉积了太多的历史，它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我感受到洛阳的内涵和盛大。走在这座城市中会让人体会到历史惊心动魄的震撼力。
Peony，Heaven’s Beauty Enjoyed
牡丹花，国色天香
在中国四月，最值得去的城市应该就数洛阳了，牡丹花成为最大的原因之一。因为四月是牡丹盛开的季节，这个时候的洛阳就是“一城秀色，半城牡丹”了，让人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慨：生活在洛阳，真的很幸福。
宋代诗人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一文中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此句即道出了洛阳的“地脉”使牡丹得天独厚。
洛阳位于黄河中下游、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东端。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非常适宜牡丹的栽培。早在隋代的皇家园林――西苑中就开始大量地种植牡丹。
牡丹虽然不像兰花那样超尘脱俗，也不如水仙丰姿绰约，但它的雍容大气却是其它花卉都比不了的，堪称花中之魁。春日牡丹竞芳菲。倘若你徜徉于花海之中，恐怕你除了惊叹花的娇艳，还欲知道它的芳名。如果携友赏花，你能说出花名一二，更能平添几多风雅和无限乐趣。其实，多数牡丹花是不难鉴别的，只要有心，便能结识它。
牡丹分三类十二型。即单瓣类、重瓣类、重台类、单瓣型、荷花型、型、蔷薇型、托桂型、金环型、皇冠型、绣球型、台阁型、蔷薇台阁型、皇冠台阁型、绣球台阁型，牡丹的类型和它的外观一样让人很形象地知道它的模样，每种类型的牡丹都有各自的特色，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你喜欢的品种。
Peony，NOt Mere Flower
牡丹，又不仅是花
洛阳牡丹始于隋、兴起唐、盛于宋，延续至今。洛阳牡丹，以品种繁多、花色奇丽而名扬天下，故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名句，流传于世。
说到牡丹文化的起源，若从《诗经》牡丹进入诗歌，算起距今约3000年历史。秦汉时代以药用植物将牡丹记入《神农本草经》，牡丹已进入药物学。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牡丹已进入艺术领域。史书记载，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诏天下进奇石花卉，易州进牡丹二十箱，植于西苑，自此，牡丹进入皇家园林，涉足园艺学。唐代，牡丹诗大量涌现，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脍炙人口；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已成为千古绝唱。
宋代开始，除牡丹诗词大量问世外，又出现了牡丹专著，诸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等。
我国是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地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如：种牡丹、赏牡丹、爱牡丹、画牡丹、绣牡丹、唱牡丹，另外还有宴花、雕花、结花、拜花，形成不同的牡丹文化习俗。其主要有：湖北恩施地区土家族人种牡丹、绣牡丹之俗，云南大理白族“赶山”观牡丹和牡丹木雕，各种寺院中的壁画牡丹，北方满人旗袍上的牡丹，河南洛阳的插花俗，甘肃省临夏回族的“花儿”唱牡丹，陇西浪山观牡丹(朝会)、牡丹命名、街头卖花俗，安徽巢湖银屏山的朝山拜神牡丹，以及菏泽、洛阳、北京、太原、彭县、上海、杭州、铜陵的牡丹花会和牡丹笔会。
牡丹以富丽端庄、浓艳华贵的形象包含了权贵之意，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和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以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动力的，追求富裕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牡丹被赋予富贵的品格，恰恰是牡丹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本质内涵，成为牡丹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Longmen Grotto，
Classical Beauty Enioyed
龙门石窟，古色古香
走进龙门石窟，这里最能体现洛阳的古色古香，石窟的开凿曾经飞溅着簇新的石屑，叮叮当当的响声中，留下的是历史的年轮。
龙门石窟Longmen Grottos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画，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造型别致，构***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
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Xiao Lang Di，Yellow Rivor Perfurues
黄河小浪底，万里韵香
黄河小浪底水利风景区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南距河南省洛阳市40公里，北距河南省济源市30公里。310国道、207国道、连霍高速和正在建设中的太澳高速从景区边缘通过，陇海铁路、焦枝铁路、洛阳机场近在咫尺，交通便利。
小浪底工程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接处最后一道峡谷口，有83％的工程量集中在济源境内，它不仅是中国治黄史上的丰碑，也是世界水利工程中的杰作，创下三项世界之最、六项中国之最。建成后将形成272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港湾交错，山水交融，构成一幅山清水秀北国江南的壮丽画面。
黄河小浪底水利风景区，总面积1262平方公里(其中水面296平方公里)，由小浪底大坝、荆紫山、八里峡、三门峡大坝4个片区、13个景区、113个景点组成，黄河小浪底水库下闸蓄水后，形成了“北方千岛湖”的壮观景象，是河南省以黄河中下游水利枢纽工程峡谷河流为主要特色，体现黄河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大型山岳湖泊型风景区，是开展观光度假休闲旅游的最佳场所。
风景区第一部分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区。有1667米处，体积达5185万方的亚洲第一土石大坝；有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厂房、进水塔、消力塘。工程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灌溉、供水和发电。在小浪底洞群调水调沙期间，六龙喷水，黄白两色交织，形成浪底云烟，惊涛拍岸，气势磅礴，彩虹高悬，不是瀑布胜似瀑布。
景区第二部分是坝后生态保护区。该区水面众多、树木和草坪，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环境优雅。进入景区南门是不锈钢制作的五朵浪花构筑的“逐浪高”景点，站在“逐浪高”景点可以感觉到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壮举。一路下行便到移民故居，这里过去曾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抗战窑洞和抗日碉堡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往事。来到黄河故道，左边是小浪底殉职者纪念碑，碑上刻着7位外方和137位中方为小浪底工程而献身者的姓名，右边曾是滚滚黄河的故道，现改造成272亩的湖面。一座九曲桥西连湖心岛，东连具有西方特色的浪花茶苑，南接纪念碑。工程文化区小浪底大坝剖面模型、巨型轮胎展示、65吨大型自卸车、14.5米高的钢模台布，让人们回想到当年小浪底鏖战情形。
第三部分是美丽的黄河三峡。小浪底水库蓄水后，在三门峡至小浪底之间的峡谷中形成一个东西长128公里，平均宽度2.12公里，水域面积近300平方公里的辽阔水面，成为我国北方第一高峡平湖。峡谷内青山环饶，沟壑纵横，烟波浩淼，群山延绵，天地与山水浑然一体，景色蔚为壮观。
黄河小浪底水库风景区内大量的半岛、孤岛、险峰，使自然景观近有曲折蜿蜒的河湾，远有烟波浩淼的湖面。从码头登舟，击水搏浪，出入高峡平湖，观赏沿岸山水风光，尽情领略母亲河的风采，以景观上的美、幽、奇、胜、典满足人们高尚的享受和回归自然的追求，在风格上既有田园风情的古朴典雅，又有现代时尚的豪华气魄。
黄河三峡是黄河小浪底与王屋山所孕育的精华，位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大坝上游20公里处，总面积40平方公里，是黄河小浪底水库风景区的精华所在。八里胡同位于黄河中下游最窄处，两岸断壁如削，中间河水奔涌，三条峡谷各具风采：孤山峡鬼斧神工，千仞壁立；龙凤峡盘龙走蛇，曲折迂回；大峪峡开阔舒展，气象万千。特别是九蹬莲花栈，九蹬九级，次第升高，望之若莲花盛开，似出水芙蓉，号称“鲧山禹斧”。而且还有隋唐古栈道、陈谢大***黄河渡等多处文化胜迹，自然人文景点多达60余处，是我国北方少有的山水景观，完全可以和长江三峡媲美。
Water Banquet，Royal Dinner Enjoyed
洛阳水席，御宴飘香
在洛阳街头，享受脚步流浪在千年的惬意，却不必为佳肴美酒而担心，飘香的御宴曾为皇帝及后妃所专享，就连王公大臣们也为能够品尝到御宴而深感荣幸。如今，它却在普通百姓中生根开花，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佳肴。
洛阳水席是中国迄今所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筵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水席”是河南洛阳特有的地方风味菜肴，风味独特，选料讲究，烹制细腻，味道鲜美，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为“洛阳三绝”。
洛阳水席，历史悠久，古今驰名。千年以来，久传不败。红白大事，宴请宾客，率先用之。所谓“水席”，有二层含义。一是以汤水见长，二是吃一道换一道，一道道上，像流水一般。故名“水席”。洛阳水席，来自民间，是洛阳一带特有的传统名吃。酸辣味，清爽利口。唐代武则天时，将洛阳水席旨进皇宫，加上山珍海味，制成宫廷宴席，又从宫廷传回民间。遂形成特有的风味。因仿制官府宴席的制作方法，故又称官场席。
洛阳水席，有24件组成，简称“三八席”。先上8个冷盘下酒，冷盘为4荤4素。继上16个热菜，热菜用不同型号的青花海碗盛放。16菜中有4个压桌菜。其它12个菜，每3个味道相近的为一组，每组各有一道大菜领头。叫“带子上朝”，吃一道上一道，如行云流水。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10
裙幄宴 为隋唐时宫廷或官室仕女们热衷参与的一种以女性为代表的野游宴会，时间选在三月初三上已节前后，地址多在长安曲江园林。此时正值阳春三月花红柳绿、莺歌燕舞之际，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春意浓郁的景象。
“斗花”是野宴前游园取乐看谁戴的花最名贵漂亮。隋唐时官宦及豪绅女眷为了游园斗花夺魁，不惜重金抢购名花。白居易诗里即写有“一丛深花色，十户中人赋”的情景。她们一个个穿得衣冠华丽手持柳杖，头插花朵，袅袅婷婷，“争攀柳丝千千手，间插红花万万头”，到了中午打开带来的食盒疗饥，以草地为席，用彩裙连结起来挂于竹竿上当成临时饮宴的幕帐，时人谓之曰：“裙幄宴”。
满汉全席 是宫廷中最为豪华奢侈的最高规格的宴席。此风始于乾隆年间，李斗在《扬州画坊录》写有：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饮：
第一份：头号五簋碗10件――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蹄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晶级汤饭碗。
第二份：二号五簋碗10件――鲫鱼舌汇熊掌、糟腥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
第三份：细白羹碗10件――猪肚鸭舌羹、鸡芦粥、猪脑羹、芙蓉蛋鹅掌羹、糟蒸鲫鱼、假斑鱼肝、西施***文思豆腐羹、甲鱼肉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饭汤碗。
第四份：毛鱼盘20件――疆炙，哈尔巴子，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腔、猪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 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什锦火烧，梅花包子。
第五份：洋碟20件、劝酒20件、小菜碟20件，枯果10彻桌，鲜果10彻桌。
所谓满汉全席“也”。
“枯果”就是干果，如核桃、板栗之类。“小猪子”即小***猪。清人人关宫中仅吃满席，多以羊肉而厌猪肉，后来改掉不吃猪肉的习惯。当时分为满席、汉席、奠笼、诵经供品四大类型。蒲席分为六等，前三等用于帝、后、妃嫔死后的奠筵，后三等则用于三大节朝贺宴、皇上大婚宴、赐宴诸国供奉来使及下嫁外藩的公主、郡主、衍圣公等宋朝。而汉席只有三等，用于临雍宴、文武会考时试官出闱宴，实录、会典等书开馆编修臼及告成日赐宴等等。后来由于地方经济大发展，满汉全席走入市井，比如顾禄写的《桐挤倚棹录》卷十里说苏灿一家大酒楼就有此席。又如《清稗类钞》里边说：“烧烤席俗称满汉全席，筵席之中无上上品也。烤，以火干之也。燕窝、鱼翅诸珍味外，必用烧猪，烧方皆以全体烧之。酒三巡，则进烧猪，膳夫、仆人皆衣礼服而入。膳奉以侍，仆人解所佩之小刀脔割之，盛于器，屈膝，献首坐之专客。专客起箸，筵座者始从而尝之，典至隆也。次者的烧方，方者，豚肉一方，非全体，然较之仅有烧鸭者，犹贵唐也。”
清代饮食书《调鼎集》里边写有满席和汉席条，满席记有挂炉鸡、烧烤全羊、烤***猪、挂炉鸭、白蒸鸭及小猪、糟蒸***猪或***犬、白哈尔巴、白煮鸟叉、什锦火烧等菜肴。汉席一等的肉馍亦为猪、羊、鹅、鸭、鸡、鱼、兔等约23碗，蒸菜2碗，果品8碗，蔬菜4碗，另有泡菜数小碟。到光绪时满汉席已达108品菜，甚至出现了全羊席、全狗席、全膳席、全鱼席，后来竟多到1200多个菜。由于菜多一顿吃不完，甚至几天才吃完。比如《粤菜存真》里记有四川、广州两地的满汉全席菜谱。民国还有《全席谱》记录有山西太原府的满汉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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