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中国古代“由事生情”的传统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影响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手法。汉乐府中的叙事诗，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又有典型的人物形象，同时在叙事中又带有明显的抒情特征，这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纵观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抒情模式贯穿其中，同时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乐府 叙事 抒情 缘事而发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众多学者把这句话单纯地理解为汉乐府的叙事性，这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汉乐府“缘事而发”发的是情。因此，在研究汉乐府时，不能单纯地认为它是叙事性的还是抒情性的，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一、中国古代“由事生情”的传统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这305篇作品中，有很多抒情诗，但是也有不少叙事诗，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叙事还是比较早的。其实，从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人们表达“事”远远比表达“情”要早。
“事”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古至今，人们都生活在“事”中，虽然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动物，但在人类社会早期，“抒情”这个意识并没有非常普遍。相反，古代结绳记事却非常普遍。人们用绳结表示事情或者挽一个绳结来提醒自己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但是，从来没有人用绳结来抒情，没有人会因为心情好或者不好去结绳，也不会去记录下来。这就足以说明，古代叙事还是比抒情早的。其实，人类生存的本身就是无数个事情串联而成的，“事”是人类记忆的延伸，后世的文化是围绕“事”的言说形成的。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当代史官在“事”的书写中建构历史，历史学家才能在记录本朝或考察前朝的历史中得到教训，总结经验。坦白地说，通过分析历史得到教训，从中总结出经验就是一个抒情的过程。如杜牧写的《阿房宫赋》中“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呼！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通过秦朝二世而亡的史实抒发感情。
文学是“事”的诗性言说，人或物之间形成的事件，要是不记录下来，它就只能是一种潜在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被慢慢淡忘，甚至湮没在历史洪流中。东汉《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白居易《与无微之书》中也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诗经》来说，《诗经》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叙事诗，《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是周王朝的史官和乐工根据民间传说进行的再创作，可视为我国古老的民族史诗。这些诗虽然是叙事诗，实际上也离不开抒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远古祖先的膜拜景仰。可见，“由事生情”的传统本身就是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二、汉乐府“缘事而发”中的叙事与抒情
前面说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少人就从“缘事而发”这四个字判定汉乐府的叙事性，这是不确切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说：“‘缘事而发’常被解释为叙事性，这并不确切。‘缘事而发’是指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发为吟咏，是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事’是触发诗情的契机，诗里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也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缘事’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袁行霈的观点给了笔者启发，其实汉乐府“缘事而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叙事，其实发的是情。这样，在看待“缘事而发”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必须把汉乐府的抒情性和叙事性结合起来研究。
（一）汉乐府的叙事性
叙事诗是用诗歌来叙事，它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有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但是只有这些还不能称为叙事诗，它的情节过程要完整，人物要具备一定的形象性，事件要具有典型性的叙事成分，这样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
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说：“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说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诗经》多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而汉乐府所描绘的则是广阔的生活画面，现实性和社会矛盾穿插其中，使汉乐府所描绘的内容更有典型意义。《陌上桑》是汉乐府中比较轻松诙谐的诗篇，极有喜剧色彩，整个故事主要是罗敷与太守的冲突，场景虽然单一，前后时间也不长，但仍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矛盾冲突。《妇病行》有三个场景：病妇亡故弥留托孤，丈夫在路上遇亲友哭诉，亲友在病妇家见孤儿啼哭索母。在这三重场景中，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以生动的人物对话展开，这样一个由病引起的家庭悲剧几乎是汉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乐府中除《孔雀东南飞》以外，篇幅都不长，这种短篇作品，往往对所要表现的事件不作全面的有头有尾的叙述，而是恰当地选择足以充分表现生活矛盾和斗争的一个侧面，加以突出集中地来描写。由于所选择的正是能够承载诗人强烈情感的片段，因此，虽然篇幅短小，却能给人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东门行》是一首表现老百姓在穷困、饥饿、压迫下铤而走险，以反抗求生存的诗歌。作为汉乐府中一种独特的写法，它没有很多说明性的文字，省略了前因后果类的台词，选取最精彩的片段，犹如一场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以人物对话展现心理活动和矛盾斗争，揭示了当时***治腐败、徭役繁重、农村破产、民不聊生的社会***景。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矛盾冲突和包含的思想冲突、性格冲突却非常尖锐深刻。“出东门，不顾归”，开头六字突兀，统摄全篇；“来入门”是片刻的动摇；但是家中“无斗米”“无悬衣”，已经没有退路，只能下定决心，这一番冲突包含其中。一个小小的镜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实质和症结，这样的乐府诗，虽然只是选取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片段，但却能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
至于叙事情节中的人物，更是具有“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有事件就有人物，人物是事件的中心构成，汉乐府中最多的就是通过矛盾冲突表现人物，不论是聪慧机智、蔑视权贵的秦罗敷，还是勤劳善良、忍让坚贞的刘兰芝，或是凄凉的老人、悲苦的孤儿，在乐府诗中，创作者都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表现特定的人物性格，同时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
（二）汉乐府叙事性中的抒情特征
“缘事而发”正如袁行霈说的那样，“缘事”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所发的是情。汉乐府诗歌叙事性的特点，是与言志抒情的紧密结合，也是“感于哀乐”。汉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复杂的社会，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多彩的精神生活，也有阶级对立和强权压迫，这些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人们有感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很容易发出各种感慨，特别是借用某一件小事的契机去抒发感情，这便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最初来源。
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汉乐府每一个事件中都有发出的情，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叙事。我们都知道《孔雀东南飞》，它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最完整、情节最生动的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宏伟的叙事诗。全诗由遣归、惜别、抗婚、殉情四个部分组成，时间空间跨度大，多条线索交织而成，“叙事如画，叙情若诉”。从小序“时人伤之，而为此辞也”来看，这篇诗作好像是诗人耳闻目睹，在真人真事和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写成的，是一部有人物、有场景、有过程、有事件、有剧情发展高潮的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也有抒情在其中。总的来看，《孔雀东南飞》是一首抒情意味很浓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意味很浓的抒情诗。
汉乐府中有很多“缘事而发”的抒情，同时，在事件的叙述中抒情特征十分明显。如《孤儿行》，详细写了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被兄嫂***的故事，生活凄惨悲苦，痛不欲生。结尾“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是对起始句“命独当苦”的照应，是孤儿绝命诗的完成。这首诗通过对孤儿悲苦命运的描述，揭示了整个社会重金钱、轻人情，人与人之间充满***和欺压的黑暗现实，是对惨无人道、尔虞我诈的世道的血泪控诉。前面提到的《东门行》《妇病行》也都是“缘事而发”的典型。除了这些，乐府诗《有所思》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由热烈的相思，到对负心汉的痛恨绝决，以及绝决又犹豫彷徨的缠绵过程；《上邪》表现了坚贞不渝的爱情，这些诗作都有明显的抒情特征在里面。纵观汉乐府，缘事而发中的抒情与叙事是分不开的。
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后世影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集叙事和抒情于一体的，它直接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与诗歌的抒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种诗歌独有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影响社会，像《汉书·艺文志》中说的“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余冠英《乐府诗选》中也说：“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中，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在汉代当时，这样的诗作反映了社会生活，或是欢乐嬉戏，或是凄惨悲苦，用社会现实“缘事而发”，表现各种情感。
魏晋时期三曹七子等诗人，大多饱经董卓之乱的忧患，敢于正视现实，悲悯世人，反映离乱。如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得汉乐府精神。不过，作为汉末***的目击者与亲身经历者，建安文人的叙事诗不像汉乐府那样以旁观者的语气作客观的描述，而是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所见所闻，同时也书写自身在现实中的主观感受。在这方面，蔡琰的《悲愤诗》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就堪称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典范。
唐代时期，杜甫是真正贯彻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种叙事抒情模式的典型。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原因，杜甫不像李白能写出《蜀道难》《将进酒》这样节奏的诗篇，而是从其切身的流离之痛、深入的社会体验以及真挚的怜悯之情出发，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创作精神，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这样的诗篇，特别有汉乐府中《东门行》《孤儿行》的情感意味。到后来的白居易、元稹，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乃至明清时期甚至近代，都有不少以事抒情的佳作，由此可见，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抒情模式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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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 山东烟台 鲁东大学 264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