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金岳霖先生篇1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汇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谈到养生，金先生是既抽烟又喝酒。根据他回忆录里的文字记载，先生不但喝白酒、黄酒和啤酒，而且还经常喝醉。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终生未娶，这样一个抽烟喝酒的单身汉，却能如此高寿，不禁让人好奇。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他曾经的踪迹，去寻找这位高龄老人的长寿秘方吧。
长寿秘方――童真未泯
金先生的朋友很多，学界的、赏画的、玩蛐蛐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家的客厅里就高朋满座，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沙龙。那时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邻家小孩见了他就叫“金老头儿”，金先生不但不生气，有时还扮怪脸和他们打招呼。
据杨步伟先生记载，金老在清华教书时有一天突然给杨先生打电话，说有十万火急的事，请他赶紧到自己家里来一趟。杨先生问他怎么了，金老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只是催杨先生赶紧来一趟，并说，越快越好，还承诺事情办好了要请他吃烤鸭。杨先生是个医生，不知道金老这是怎么了，可又怕他真出什么事，于是他和赵元任先生来到了金家。进门后杨先生才知道，原来是金老养的鸡出了问题。由于金老经常给鸡喂鱼肝油，所以这鸡长得奇重无比，一个蛋生了三天还生不下来。面对这场景，杨先生真是哭笑不得!由于鸡蛋已有一半悬在外面，杨先生一下子就将其掏出了，而金老却认为这非常了不起，对此赞叹不已。为了表示庆贺，金老还真请杨先生和赵先生去吃了顿烤鸭。
金先生在对待许多问题上，思维方式是非常孩子式的，并且由于长期与学术打交道，别人难免觉得他书呆气。有一次对金先生说：“金老，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自此，20世纪60年代末，金先生便和一个蹬三轮的人约好，每天都拉他到王府井去转一圈。因为金先生天真地认为，要接触社会，就得到人多的地方去。
傻得有点可爱，这就是金先生的生活本色。尽管他在学术上造诣很高，但是在生活中他不谙世故，不知道计较、算计，完全用天真来为人处世。也许这样生活会让先生吃点亏，会遭受别人的讥讽，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很开心很放松。大概，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永远年轻，才会长寿。
长寿秘方――富幽默感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现代心理学认为，幽默可以帮助个体减低压力，释放被压抑的情绪，摆脱困窘，增强身体的免***系统。幽默感既是提高个人魅力的秘诀，也是增进人际关系的剂，同时还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神秘源头。研究发现，幽默感可提高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幽默与笑还能防止心脏疾病、脑血管病变、癌症及其他循环系统的病变。
金先生的幽默可实在不少。由于他眼睛不好，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金先生都会戴着个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地压低帽檐。他的这种造型难免会使不知情的人觉得有点怪。所以每当给新生上课时，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金先生与梁思成夫妇在北京住前后院。他看到梁先生为了古建筑上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特地为他们夫妇做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这里是反语正用十分贴切，所以梁思成很高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那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女士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先生听后，十分赞叹，连连鼓掌。
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使人愿意接近。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冰心女士记得，有一次金先生笑着对她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心理专家说，幽默感能将个体从危机情境中解救出来，使其重新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因此，如果一个人能以自动化的幽默模式调整消极情绪，则会生活得更快乐。看来，幽默感，也无形中成了金老延年益寿的良方。
长寿秘方――能吃能睡
金先生是一个品位不俗的饮食专家。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饮食的部分很多，先生非常赞同中国古人说的那句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回忆录里，金岳霖曾认真地下了结论：“中国菜，世界第一。”因为他品得更多的是中国美味。说起湘菜、粤菜、北京菜、川菜，金先生说得头头是道；提起湖南的腊肉、鸡油冬笋泥，还有鱼翅龙虾、烤***猪……金先生这个美食家更是如数家珍。
留学回国后，金先生聘请了一位会做西餐西点的厨师，每逢周末沙龙，先生都会给大家提供此厨师按他要求制作的咖啡和冰激凌。当时，清华还有“金岳霖饼干”，因为那时清华附近买不到点心，大家都是找金先生的厨师定做饼干，故有此美名。可见，金先生对于中西饮食都很有研究。
不过，金先生个人的兴趣主要是蔬菜和水果。他最喜欢吃的水果是“大李子”，其次，他喜欢芒果、荔枝、白皮白肉白子的三白西瓜，还有兰州甜瓜，他特别喜欢清香而甜的水果。金先生还特别喜欢吃炒胡萝卜丝和丝瓜汤，他说自己喜欢吃炒菜的甜。他在回忆录里说：“我的日常饮食，几十年来都是一荤一素。”这是非常营养科学的饮食搭配，因为长期只吃素食的话，容易造成营养偏差。梁漱溟先生虽然是大半生食素，但实际上他长期食用的鸡蛋、牛奶等都是荤食营养的替代品。总之，荤素相宜，才能营养均衡。
金岳霖先生篇2
关键词:思维三律;强化的排中律和强化的矛盾律;“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不矛盾律
一、重新把握“思维三律”的基础地位
“思维三律”(ThreelawsofThought)即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的研究,是金岳霖长期关注的课题,在他思想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金岳霖是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三律”问题研究得最系统、最深入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1]。在金岳霖看来,从“穷尽可能”角度来理解“思维三律”能更好地体现“思维三律”的基本性,同时对“思维三律”的阐述又反过来促使我们对“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岳霖先生对“思维三律”的阐述是对“穷尽可能”逻辑真理观的一种深化。然而许多现代逻辑学者认为“三律”只不过是现代逻辑演算系统中的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例如,罗素不重视“三律”的研究论文。在罗素看来,命题演算中逻辑定理都具有重言式的形式结构,而“三律”“也是这一演算中的定理,也是有重言式的形式结构的,它们和别的定理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把这三条定理特别挑选出来作为基本的思维规律”[2]。艾耶尔认为“三律”是“任意选择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律’”[3]。
但是在元逻辑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构造和研究逻辑演算系统,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内定理和元定理以及内定理和元规则区别开来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意义上,“思维三律”是用元语言表述的元公理或元规则,“它们是一个逻辑演算系统所赖以奠基和出发的基础,是构造或检验一个逻辑演算系统的根本指导原则”[4]。因此,否认“三律”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反对者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层次,“把一个逻辑演算系统所赖以奠基和出发的元规则等同于该系统所肯定和接受的一个内定理”[4]。金岳霖关于“三律”的见解,与他关于“逻辑系统的工具”和“逻辑系统的实质”的区分是相关联的。而这两者的区分与上述语言层次的区分也是关联的。金岳霖正是在现代逻辑这个大背景下来阐述“三律”的。
金岳霖指出,对于“三律”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逻辑系统的实质,一种是逻辑系统的工具。习于传统逻辑的人以‘思想律’为无上的‘根本’思想,而从事于符号逻辑的人又以为‘思想律’与其他思想两相比较孰为‘根本’的问题,完全为系统问题。这两说似乎都有道理。前一说法似乎是界说方面的说法,后一说法似乎是工具方面的说法”[5]。金岳霖所说“逻辑系统的工具”的立场,就是把“三律”视为某一特殊系统之内的构成要素,“是一系统所利用以为那一系统演进与推论的工具”[5]。因此,“三律”作为逻辑定理,在不同的逻辑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地位,而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完全由该系统本身决定,而“逻辑系统的实质”的立场,则是从系统的逻辑本质,或者说从一系统之成为逻辑系统方面来考察“三律”。金岳霖认为,从这个立场考虑,“即使面对现代逻辑系统,‘三律’非但不失其‘基本性’,反而能更清楚地显示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只有从前者分析,才可考虑“三律”是否系统内的定理;而从后者分析,“三律”乃是最基本的逻辑法则。作为逻辑基本法则的“三律”,应该是构造任何逻辑系统的元理论法则。
由此,从逻辑系统的实质或者说从其界说方面着眼,“三律”是逻辑的基本法则,它们不仅是经典逻辑系统的基本法则,而且也是表示“必然”的任何其他逻辑系统的基本法则。金岳霖认为,对于不同的逻辑系统,“界说方面的‘同一’、‘排中’与‘矛盾’均为各系统之原则,不过表示的形式不同而已”[5]。因而,“三律”也最直接地体现出“逻辑的功用”:“它是思想的剪刀,一方面它排除与它的标准相反的思维,另一方面因为它供给能取与否的标准,它又是其他任何系统的工具。”[5]因此,“就规律说,它们的确是最基本的规律,它们是规律的规律”[6]。
金岳霖所说的同一、排中、矛盾是逻辑系统之所以为逻辑系统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原则,就是说,作为系统,它不能违背同一、排中和矛盾原则,一系统也只有遵循了这三个原则,它才可能成其为一个系统。因此只有从“逻辑”而不是从“逻辑系统”着眼,才可说清“三律”之异于其他逻辑命题的基本性,反过来又可以用“三律”最直接地说明“逻辑”的本性。金岳霖对“三律”的分析源于他的逻辑观。金岳霖认为逻辑学是研究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必然关系的,这里的必然是“穷尽可能的必然”,也即逻辑的必然。金岳霖认为在表达“必然”命题这一点上,“三律”与其他逻辑命题没有什么差别:“任何逻辑命题都是别的逻辑命题的必要条件无论我们否认三思想律也好,或三段论原则也好,结果一样,它总是取消思议。从这一点着想,任何逻辑命题都是思想律。”[6]但是,与其他逻辑命题相比,“三律”无疑是“最简单而又最显而易见的必然命题”[5],它们最直接地体现出“穷尽可能的必然”的本性。因此,对“思维三律”的阐述是对“穷尽可能”逻辑真理的一种深化。那么这种本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金岳霖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说明。
首先,关于同一律,金岳霖认为同一律是“可能的可能,意义的条件”,是思议的最基本的条件。但这不是说承认同一律,话就有意义,而是说如果不承认同一律,话就没有或不会有意义。而意义又有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分别,“一句话可以没有系统外的意义,不能没有系统内的意义。无论系统外的意义也好,系统内的意义也好,只要我们所说的话有意义,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同一律”[7]。
从命题角度讲,如果说逻辑命题都表示“穷尽可能的必然”,那么“就有可能的可能问题。可能的可能或者有别的条件,但无论可能分为多少,每一个可能总要是那一个可能才行。如果一个可能可以不是那一个可能,至少说话无意义,而可能就不成其为可能。意义的条件不少,但至少有一条件为大家所承认的,此即普通所称为同一律中的‘同一’思想”[5]。其次,排中律是一最简单而又最显而易见的必然命题。金岳霖说:“逻辑系统所要保留的都是,或都要是必然命题,而必然命题都表示‘排中’原则。既然如此,每一必然命题的证明都间接的是‘排中’原则的证明。所以整个逻辑系统的演进可以视为‘排中’原则的证明。”[5]排中律的证明和“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是相互作用的,对排中律的证明是对“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的一种深化。
金岳霖所说的排中原则实质上是排外原则。他说:“排中原则的可能就是彼此穷尽的可能。如把可能分为两类,则此两可能以外没有第三可能;排中原则所排的是第三可能。如把可能分为三类,则三可能之外没有第四可能,排中原则所排的是第四可能。如把可能分为n类,则n类可能之外没有n+1可能,排中原则所排的是n+1可能。所以说‘排中’实即‘排外’。这个原则不过表示可能之拒绝遗漏而已。必然的命题从正面说是承认所有可能的命题,从反面说是拒绝遗漏的命题。”[5]
金岳霖并不把排中律等同于二值原则,在他看来,二值原则不过是对命题的值引用二分法的结果,即使对命题的值引用多分法,排中原则的“实质”依旧。排中律最直接体现逻辑所要“保留必然”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金岳霖所说的排中原则称作排n+1值律,排n+1值律是强化的排中律的一种在有穷领域的展开形式,排n+1值律与强化的排中律实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把形如“本语句或是真的或是不真的”称为强化的排中律[8]。“强化的排中律对于任何合理的多值逻辑系统均是成立的。”多值逻辑的确立“否定的只是二值排中律即二值法则的普适性,而二值法则只是强化的排中律在二值逻辑世界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强化的排中律因其适用范围更广而比二值排中律为‘弱’。”“强化的排中律在排中律的所有表述中居于最深的层次,其他表述都是它在各种规定和限制条件下(相对于其适用范围)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排中律最基本的或曰‘本真’的形式。”[8]强化的排中律居于比二值法则更为基本的层次,它容许将“假”与“不真”的其他种类区别开来,因而能够适用于多值化思维,面向多值逻辑时,仍可保持其普适性。因此,在有穷领域内,当排n+1值律运用于多值逻辑时,也可保持普适性。因此,作为逻辑思维基本法则的应该是排中律的强化形式而不是其二值形式。强化的排中律是属于元语言层次的逻辑系统的指导原则,它具有普适性这一点是肯定的。
因此金岳霖的“排中律”是“一种思议上的剪刀,它一剪两断,它是思议上最根本的推论”[6],它穷尽了一切可能,揭示了“逻辑的必然”。
从对排中原则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金岳霖的排中思想适用范围非常宽广。对于多值逻辑的欢迎和接纳,是金岳霖关于“三律”特别是排中律思想的当然推论[1]。针对“排中原则相对于多值逻辑失效”的说法,金岳霖指出,决不能把排中律与二值原则及其在二值逻辑系统中的表现形式混为一谈。二值原则相对于多值系统的失效理所当然,但金岳霖意义上的排中律决不会失效。只是在多值逻辑系统中要采取与二值逻辑系统不同的表现形式。
学界通常认为“直觉主义逻辑是拒斥排中律的”,奎因也认为,最广为人知的对排中律的反对还不是出于量子力学方面的考虑,而是数学家L.布劳威尔在直觉主义名称下所进行的[9]。而事实又是什么样的?直觉主义逻辑从构造性立场出发,认为“真”是“构造真”,“假”是“构造假”,因此在有穷领域内,“任一陈述是构造真的或是构造假的”显然是不成立的,经典二值排中律失效。但强化的排中律却不会失效。因为我们说“任一陈述或是构造真的或是非构造真的”时,我们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因此“强化的排中律”对直觉主义逻辑也具有普适性。
最后,关于矛盾律,金岳霖认为“严格地说它是两命题能否同时成立的问题”[7]。矛盾律最直接体现“逻辑之所舍”。“保留必然”的另一方面必定是要“淘汰矛盾”,因为“逻辑方面的可能不仅彼此穷尽,而且彼此不相容”。金岳霖对矛盾的认识同样也不限于真假二分。“如把可能分为两类,则此两可能不能同时承认之。如把可能分为三类,则此三可能不能同时承认之。矛盾原则可以说是表示可能之拒绝兼容。”[5]若承认可能之兼容而产生矛盾,则“思议根本不可能”,因而金岳霖又把矛盾律视为“最基本的排除原则”[5],是逻辑“取舍”的唯一的标准。
金岳霖认为“思议的限制,就是矛盾,是矛盾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是矛盾的意念,当然也是不能以之为接受方式的意念”[6]。因此,矛盾原则是“排除原则”,它排除思议中的矛盾。矛盾不排除,思议根本就不可能。虽然它并不能保证思议过程中不出现矛盾,但它排除、“淘汰”思议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从而使思维具有一致性。和排中原则一样,矛盾原则也有其强化形式。强化的矛盾律比经典的二值矛盾律更为根本。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矛盾律是“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有效的”,它是思维和存在的普遍原则。然而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出现了否定矛盾律的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又译“亚相容逻辑”、“弗协调逻辑”),次协调逻辑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认为“矛盾律不是普遍有效的”,这显然触及了经典逻辑的支柱。但如果从发展科学理论的角度考虑,将逻辑矛盾圈禁起来,不承认逻辑矛盾是真的,在这点上也不会与金岳霖的观点相左。因此,一个次协调理论系统是否违反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实际上取决于其在元理论上是否承认强化的排中律和矛盾律,也就是是否承认有“真矛盾”存在。金岳霖的这个观点在理解非经典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关系上,在理解各种非经典逻辑的“非经典性”上,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必然为逻辑之所取,矛盾为逻辑之所舍。逻辑系统之所取为逻辑上之所不能不取,逻辑系统之所舍为逻辑上之所不能不舍,而取舍标准不在逻辑范围之内,但有矛盾的命题无论在什么系统范围之内都是要被淘汰的命题。由此可知,金岳霖的逻辑只是预设了无矛盾,因此,我们说金岳霖的逻辑观是非常宽泛的。二、在逻辑真理研究中的比较优势金岳霖关于“穷尽可能”必然的阐述与他的逻辑观是分不开的。金岳霖认为逻辑与逻辑系统是不同的,逻辑系统可以有很多,但“逻辑”只有一个。不同的逻辑系统都部分地表达了“逻辑”,但不能完全达到逻辑。“逻辑”超越于任何逻辑系统,但不能脱离所有逻辑系统[10]。因此金岳霖所说的“逻辑”,就是“穷尽可能”,是唯一的“逻辑”实质,而不是各种逻辑系统。他认为逻辑系统是“没有特殊的原子,它的独有情形不在原子而在它的系统所要保留的‘东西’(此处用“东西”二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更便当的名词)”[5]。他指出了逻辑系统的特点:保留必然,淘汰矛盾。淘汰矛盾是从反面来保留必然,因此按照金岳霖对逻辑系统的解释,逻辑系统的特点就是表现必然。将逻辑与逻辑系统明确分开来能够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
金岳霖的这一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狭隘的一元论。学界关于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讨论,其实是关于逻辑系统之间的竞争性问题的讨论。一元论只承认有一个正确的逻辑系统,而多元论认为正确的逻辑系统不止一个,而是有好多个。而金岳霖的“一元”决不是学界通常所说的一元,金岳霖的“一元”是独特的一元,这个“一元”指的是逻辑真理的实质上的“一元”。金岳霖在这点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逻辑真理的实质只有一个———“穷尽可能”,但逻辑系统可以有很多。因此,金岳霖是在一个“逻辑”的基础上,承认逻辑系统的多样化,这与通常所说的“多元论”并不矛盾。
金岳霖对逻辑与逻辑系统的区分和现代逻辑发展中的系统内与系统外的区分本质上是相通的。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的学科,有效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系统内的有效性,又称相对于系统的有效性;一种是系统外的有效性,又称直观有效性。系统内的有效性还可分为语法有效和语义有效而我们在进行日常的非形式论证时,显然也能分清什么样的论证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论证是错误的,这里所依据的显然不是上述的形式标准,而是某种直观的非形式的标准,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非形式论证不可能前提真而结论假,那么它就可被看做是有效的。这种直观的有效性标准就是所谓系统外的有效性。因此系统内的有效性是指在一个形式系统中的有效,它涉及系统;系统外的有效性是非形式的,它的论证得自它的前提,即它不可能前提真并且结论是假的,系统外的有效性是不涉及系统的[11]。逻辑“一元论”(通常意义上的)者认为,一个逻辑系统是正确的,如果在该系统内有效的形式论证相应于在系统外意义上有效的非形式论证,并且系统内逻辑真的公式与系统外意义上逻辑真的语句也存在对应关系:只有系统外有效,系统内才会有效。我们构造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把握系统外的有效性。这种观点在金岳霖的思想里体现为:逻辑属于系统外有效,而逻辑系统则属于系统内有效,因为在没有逻辑系统之前,逻辑就一直在起作用。因此,金岳霖的观点能适用各种逻辑系统。金岳霖承认有一个“自在”的逻辑,他所讲的“逻辑”与“逻辑系统”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符合反映论的观点。
相比较而言,奎因认为标准逻辑系统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标准逻辑系统“是同一个逻辑的不同表述,是同一个逻辑配置以不同的计算机或证明程序”[9]。但这仅限于“标准逻辑”即经典逻辑系统。关于模态逻辑系统,奎因认为:“必然地”、“可能地”这些词会使语句成为非真值函项及量化构造的成分,为了容纳它们,可以接受一种必然性的构造,它通过在一语句前置连接词“必然地”而得出一语句。而“可能地”则可直接看做表示三个逐次一元构造的连接词的连接:“并非必然地并非。”然而模态词的用法是不清楚的。如果用两个相等的真陈述中的一个去替换另一个,就可能会出问题。例如,他说语句“汤姆认为***利写《伟大的艺术》”可能为真,而当以“西塞罗”去替换“***利”后,它可能会变成假的,尽管“西塞罗”=“***利”。于是,对模态逻辑的解释便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反对模态逻辑,而这与奎因所处时代逻辑发展是有关的。因为在模态逻辑中,语形学是先发展起来的,语义学很晚以后才被提出来。因此在奎因时期,许多东西得不到解释。但是,在同样的背景下,金岳霖却并不反对模态逻辑作为一种新的模态逻辑的资格,由此在现代模态逻辑兴起并且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可看出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和逻辑观的优势地位。
除必然性外,以往关于逻辑真理观的探讨中,“先验性”和“分析性”概念也起着重要作用。维特根斯坦将先验和分析都归于逻辑,主张逻辑之外都是偶然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命题是先天命题。“逻辑之为先天的,就在于非逻辑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一切演绎都是先天造成的”。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命题是先天真的,但却认为“先天的真的***像是没有的”。同时维特根斯坦又说:“逻辑是先验的。”而金岳霖区分了“先天”和“先验”两个概念,他的这一思想是非常独特而弥足珍贵的。
金岳霖认为“逻辑命题是先天的命题”,是可以“思议”的无矛盾的逻辑命题,是穷尽一切可能的必然命题和原则。“先天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样的世界总是真的。”[12]逻辑命题从积极方面说,既不能假又不能不真;从消极方面说,逻辑命题没有肯定任何事实为事实,也没有供给我们任何事实方面的信息。“逻辑命题对于这世界是如何的世界,完全是消极的。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表示。”“对于事实毫无表示,逻辑命题才能无往而不真。”“它完全消极,它才能是先天的命题。”[6]虽然它们对一件一件的事实毫无表示,但却是任何可以思议的世界所不能违背的,也是不能不遵守的命题和原则。逻辑命题无往而不真。
金岳霖提出“逻辑既是可能的必然的关联,当然也就是任何事实的最高(或最低)限度”,提出“逻辑***于共相的关联”的目的,就是要说明,逻辑是与事实无关的,逻辑对事实无所肯定,所以无论事实如何,逻辑总是必然的,逻辑是先天的必然的。
“先验原则(先验命题),在经验老在继续这一条件之下总是真的。可是,假如时间停留,经验打住,先验命题也许是假的。”[12]“先验命题”里的“先验”并不是我们对于它的知识是先验就有的,而只是说“只要有可以经验的世界,我们就得承认有这样的、本然的、轮转现实的、新陈代谢的世界”。先验属于接受方式,强调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对于以往为真,对于将来,只要有经验,总有相应于它的经验,所以不会不真;这一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先验的知识,即令将来的世界不是现在这样的世界,只要有经验,这一部分知识总是正确。”[12]显然,金岳霖关于先天与先验的区分,对于他未使用维特根斯坦关于“基本事实”的形而上学预设,起了重要作用。维特根斯坦把所有命题都分析成基本命题,然后运用基本命题真值函项的思想,说明维特根斯坦已经懂得用“穷尽可能”来定义“逻辑必然”,并且知道这种定义并不会导致恶性循环。金岳霖吸取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从“穷尽可能”的角度,给出了逻辑真理的全新刻画。“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只预设了不矛盾法则,这样的预设是最少的,这也是他较之其他哲学家的优越之处。即使在金岳霖致力于自我批判的后期思想中,他也没有放弃其对演绎逻辑真理的认识,仍然认为用“穷尽可能”来界说逻辑“必然”最能体现逻辑真理的性质。这也是对其逻辑真理观优势与威力的一种独特说明。
参考文献:
[1]张建***.论金岳霖先生关于“思维三律”的思想[A].矛盾与悖论新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金岳霖.罗素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金岳霖.逻辑[A].金岳霖文集(第1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6]金岳霖.知识论[A].金岳霖文集(第3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7]金岳霖.思想律与自相矛盾[A].金岳霖文集(第1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8]张建***.强化的排中律与多值逻辑[A].矛盾与悖论新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奎因.逻辑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1.
[10]金岳霖.不相融的逻辑系统[A].金岳霖文集(第1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金岳霖先生篇3
此情只应天上有
金岳霖先生的爱情是最浪漫，也是最纯洁的。他终生未娶，因为他深深爱恋林徽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因此，他们之间因为能够心灵沟通，从而成为彼此的知己。
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情很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尔不在一地，他也总是跑到梁家居住。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林徽因走了！”然后便号啕大哭。在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与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不已。
【运用点拨】
对于名人素材，在运用时不能不加选择、不加修饰地堆砌，而且名人素材不一定非要运用到议论文中充当论据。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方法，也可以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素材。高考《考试大纲》对作文有一个要求，就是“感情真挚”。历史文化人物和我们距离较远，因此，在运用历史文化人物素材时，要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有“我”的存在。如果没有“我”的存在，那就不可能有真挚的感情，也就不可能运用此类素材写出好文章。
要有“我”的存在就要用“我心”去感受历史人物。这就要求我们在表现人物的精神和思想时，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用“我”的心去感知“他”的心， “他”的精神和思想。
【运用示例】
“我的话，只对她说。”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多年以后的今天拿出来，依然那么有分量，砸得人心随之一颤。那个生命中，无法替代的那个女人啊，就这样，用一生的时间，跟着你，爱着你，感受你，以心抚摸你，却总是伤了自己。
有人说，成熟的心境在于，可以一边哭泣，一边微笑。金岳霖，那留在世人面前的微笑背后，有谁读懂了他的泪？浅爱深深，静默于心。淡淡地，看似无味，却心甘情愿地交付了一生。
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使自己的一生都活在哲学的范畴，理性，而从不逾越。他爱林徽因，可以当着梁思成的面，爱得自然，爱得坦然，爱得无私无邪，亦无怨无悔。多么神奇的大智慧！
这样的爱，就像午后的阳光，慵懒，倦怠，却异常的清醒，热辣。从午后，拉至深夜，就好像一个轮回般的久远绵长，日复一日。
俗话说，用进废退。可这个沉默理性的大男人，竟以沉默，让自己的爱意常好常新，永不退转。爱一个人，能让自己的心常安常在，该是怎样的大爱，有着怎样的缄默情怀。
【素材呈现二】
一通哭笑不得的紧急电话
金岳霖很有绅士气度，但他又常常表现得很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有一天，金岳霖给他的朋友医科博士杨步伟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说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金岳霖的家人生了急病，便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了金岳霖家，他才知道不是人的事而是鸡的事。原来，金岳霖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岳霖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于鸡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
【适用话题】心态、人生态度、率性而为……
【运用点拨】穿插素材，印证观点。
【运用示例】
让别人折磨自己，是弱者;自己折磨自己，是傻子;真正的智者，是永远不会囿于困境之中的。就像金岳霖，作为品格高尚的绅士，却从来不拘泥于绅士的形式，为了一只三天不下蛋的母鸡，而给医科博士打紧急电话，足以证明他以自己的率性享受着最快乐的生命。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一个能够驾驭生活的智者。
【素材呈现三】
重写《知识论》
《知识论》是金岳霖的呕心沥血之作，命运多舛。金岳霖曾回忆：“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抗战期间，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写成。那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次轰炸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落在山上了。等到我记起回去，已不见了踪影。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世间帝王坐失江山的不乏其人，学者坐失手稿的却罕见，这件事当年就传为笑谈。
金岳霖先生篇4
为了让记叙文好看，倒叙和插叙是两种十分好用的叙述方法。它们可是很多作家都非常喜欢使用的。汪曾祺和笛安，一位是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当代著名作家和戏剧家，一位是知名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他们在很多作品中，都选择了倒叙和插叙。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相隔60多年的作家是如何让作文变得像山峰一样好看的吧。
插叙，是在叙述中心事件的过程中，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回忆或故事的叙述方法。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师从很多厉害的人物，比如沈从文，还比如金岳霖。他的《金岳霖先生》开头写道：“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开门见山地把文章描写的对象指了出来。按理说，这篇文章是写金岳霖的，但是在写金岳霖先生的外貌特征时，他使用了插叙，描写了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先生的穿戴。不光是金岳霖的穿戴“有趣”，比如“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同样很有意思：“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这样写不仅和文童开头“许多很有趣的教授”相呼应，而且在朱自清和闻一多的映衬下，金岳霖奇怪的穿戴也不显得突兀了。这些大文学家，在生活中是这么的质朴和生活化，每个都很可爱。
笛安《你是我的眼》
这篇文章写的是笛安的姥姥，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姥姥。文章一开始描写的是姥姥的现况，姥姥现在听得出“我”的声音，听到“我”叫她“姥姥”会很开心，但是她却叫不出“我”的名字。文中，作者使用插叙，回忆了很多关于姥姥的往事。曾经那么能干、那么敏捷、做事的时候在意所有细节的姥姥，现在却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其中，笛安用很大一段插叙了姥姥年轻时候的事情。姥姥是怎么遇到外公的，怎么在动荡的年代中和外公一起经历了诸多的磨难，那时的姥姥是多么的坚强。这段插叙中描写的姥姥和现在的姥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那些深爱她的人，比如外公，比如“我”，都不觉得她是痴呆，她只是丢失了一些记忆而已。
这些文章中的插叙，丰富了文章的内容，让情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容量都变大了不少。如果没有这些插叙，文章将会变得很平淡。
由此可见，插叙的作用真多：对主要情节起到补充作用；使作文脉络更清晰，读起来更紧凑和完整；推动情节发展，突出人物的性格，真的很好用呢！
倒叙，即根据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作文前面，然后再从事情的开头叙述整件事情的经过。
汪曾祺《云致秋行状》
“云致秋是个乐天派，凡事看得开，生死荣辱都不太往心里去，要不他活不到他那个岁数。”
这篇仍然是写人，写一个叫云致秋的人。开头一上来，短短一句话，就已经把他的一生给交代了。这篇小说采取的就是倒叙的方法。开头和接下去的几段把云致秋的性情、健康状况和职业用简笔勾勒了出来，接着开始回忆他的生平事略。别看这开头一句话短短的，已经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悬念呢！他到底碰到了哪些事，需要“凡事看得开”？他又到底活到了多少岁？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
笛安《圆寂》
“袁季算得上是资深乞丐，已经入行二十多年了。人们对于乞丐，往往有一句充满蔑视的评价：‘自己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好。伸着手跟人讨，要脸不要脸？’但是这句话对于袁季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还真的是没有手。没有脚，连胳膊和腿都没有。”
事实证明，倒叙并不只可以用在作文开头，在作文的中间，同样可以把最重要的情节提前告诉读者。比如这篇描写乞丐袁季的文章，先写了袁季现在的情况，再一步步地回忆他的童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第一次乞讨的时候，一点一点地还原了袁季这二十多年所度过的时光。作者为了让文章脉络更清晰，十分注意交代清楚时间和地点。鱼丸们以后也可以试着用倒叙让自己的作文更引人入胜，不再单调。不过要注意不要为了倒叙而倒叙。可以试着想一下，如果采用倒叙，会不会更好，答案是肯定的话再动手！
金岳霖先生篇5
关键词:中国;现代哲学;共殊关系;理论主题
在中国现代哲学转型与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基本的且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要求密切关联的理论课题呢?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理论无法替代且能够不断地从方法学的层面,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支持的主要课题呢?在笔者看来,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种理论课题是对事物共殊关系的探讨与辨析。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这种哲学活动主要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活动中形成的关于事物共殊关系的理论系统,不仅在不同层面上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意义,也为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与发展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关切视域。
三部哲学论著与同一个哲学论题
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在同一时间段内曾出现三部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资源、不同的理论系统探讨同一个哲学对象的哲学著作: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1939年冯友兰出版的《新理学》、1940年金岳霖出版的《论道》。在同一时间段内,围绕共同的哲学问题,即探讨事物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却形成三种不同的认识成果,这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对于这段历史,任何一位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皆不陌生,对三部哲学著作的内容,也都非常熟悉。但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人们或注意对文化思潮的研究,着力探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歧异与争锋,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理解为不同社会思潮相互交错、排拒与发展的历史;或注重对专人专著的研究,关于、冯友兰、金岳霖哲学研究的专门成果十分丰富;或注重于专门问题的研究,专探有关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知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等。但是,人们很少从中国现代哲学基本的或主要理论课题的角
度,将、冯友兰、金岳霖的三部哲学著作联系起来进行理论考察,并通过这样的考察,来
了解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发展前景,辨析构成中国现代哲学的传统资源、西学因素与现实要求。这种状况是应当改变的。因为,1937年发表《矛盾论》,1939年冯友兰正式出版《新理学》,1940年金岳霖出版《论道》,这些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趋向与时代要求,表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规定与确立了中国现代哲学需要解决的基本或主要的理论课题。
从《矛盾论》、《新理学》、《论道》问世的历史背景看,当年、冯友兰、金岳霖以不同的方式辨析事物的共殊关系,实际上是以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主要理论课题的领悟与自觉为思想前提和认识基础的。冯友兰晚年论及《新理学》时曾说《新理学》的自然观的主要内容是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并认为自己探讨的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但自己的探讨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对于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冯友兰为什么要“接着讲”?这除了冯友兰认定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冯友兰意识到在步入现代历史以后的中国继续探讨这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在《新理学·自序》中,冯友兰曾以哲学家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于这种时代要求的理解:“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故虽知其中必仍有需修正之处,亦决及早印行,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①
金岳霖对待社会现实生活的态度有别于冯友兰,更不同于。金先生是一位比冯友兰更
典型的学院派哲学家,作为一个专业方向重在知识论与逻辑学的学者,金先生为什么对形而上学产生兴趣?这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因为金先生自己认为“有好些书有那何为而作底问题”②。金先生论及《论道》的写作缘由,没有像冯友兰那样直接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是首先说到自己对于哲学的兴趣:“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底principlesofMathematics,一部是休谟底Treatise。罗素底那本书我那时虽然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③在今天看来,金先生当年对于哲学的兴趣,其实也可以纳入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出于改变国家民族积贫积弱的现实,发奋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这种时代背景来加以解释。
金先生写作《论道》的另一原因是民族情节与文化使命感,他曾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得道为最终的目标。⋯⋯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的立场上,我不能***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④这里所谓情感上“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思想上“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可理解为金先生在心灵深处仍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纳入“行道、修道、得道”的范围。他要基于哲学的立场,以自己的方***释作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行道、修道、得道”不可能游移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之外;中国人“行道、修道、得道”的目标只能是振兴中华、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只不过金岳霖先生论及《论道》写作的缘由时没有如此直白的表达,他仅以哲学家的语言论释了自己对复兴民族文化的关切与期盼。
写作《矛盾论》,目的更是在于指导中国***实践。冯友兰晚年认为《矛盾论》中论
析的真正的哲学问题之一是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并认为《矛盾论》实即毛泽
①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参见金岳霖《论道·绪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③④金岳霖:《论道》,第3-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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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哲学表述:“《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1936年12月,后者发表于1937年8月。就发表时间说,前者早于后者8个月,但不能说《矛盾论》中那两个要点只是在这八个月中才发现的;只能说在1936年前后的几年之间,就已形成这一套思想。他先用***事学的形式发表出来,那就是
《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又用哲学的形式把它发表出来,那就是《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表里。”①冯友兰关于因***实践的需要而意识到现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课题,并形成自己哲学思想的见解是合乎实际的。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对事物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探讨与辨析,确实典型地体现了哲学自身的实践性品格。
冯友兰认定在1936年前后的几年之间形成了事物共殊关系的理论,揭示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线索:即人们意识并领悟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主题,并围绕这一理论主题形成系统的哲学理论,只能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因为,这种理论课题的确立是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为前提。这种答案,要而言之,是中国要强盛、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使自己的民族文化由古典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实现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尽管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具体道路的理解不同,但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都必须思考所谓中、西、古、今的矛盾,解决东西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时需求之间的矛盾。人们探讨事物的共殊关系,即是从哲学层面探讨如何解决中、西、古、今的矛盾,探讨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因为,当现代化乃国家民族强盛的必由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之后,如何实现现代化即成为急需解决的实践课题与理论课题,而这种实践课题与理论课题的确立,正是、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建构自己哲学系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根据。
同一个哲学论题的三种诠释路向
《矛盾论》、《论道》、《新理学》形成于同一个历史时期,且都以事物的共殊关系作为诠释对象,但诠释方法各具特色。具体考察三者对事物共殊关系的辨析及其方式,对了解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趋向是十分有益的。
冯友兰晚年论及自己的哲学活动,认为:“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见理,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就理论理。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般,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时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②他曾留学美国,熟知西方的哲学方法。但是,他辨析事物的共殊关系,建构“新理学”,仍然始于对经验的释义,而非对概念的分析。冯友兰辨析事物的共殊,首先仍是肯定“事物存在”,进而分析事物的存在,推导事物何以存在,从而引申出共殊观念,辨析事物的共殊关系。
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辨析事物的共殊,主要是通过“理”与“气”、“实际”与“真际”等范畴进行的。“理”与“气”是通过对经验的释义建立起来的。在冯友兰看来,事物存在是经验中的事实。对于经验的释义,即是解释经验中的事物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存在或那样的存在,或说现实事物何以“各如其是”。冯友兰首先肯定凡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进而由“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肯定“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他将这种推导的结论表述为“有物有则”,亦即有物有“理”。“理”是使某种事物成为某种事物的根据或必要条件,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说事物的共相。
在《新理学》中,“气”这一范畴是通过对“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的肯定与推导建立起来的。因为,在冯友兰看来,“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以能存在者”。这种使“存在底事物”
“所以能存在”的东西是作为现实事物存在基础的“质料”。他将这样的“质料”称为“气”。
①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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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气”同为事物存在的基本条件。“理”为事物存在的“依照”,“气”为事物存在的“依据”;“依照”决定事物“是什么”,“依据”决定事物成为“实际底的‘是什么’者”。从对于事物存在的作用看,“理”、“气”不存在先后问题,但从共殊的作用看,“理”、“气”则不能等同。因为“气”本身仍是存在,是存在则须具备存在之性,具备存在之性即需依照存在之理。这种观念使冯友兰实际上肯定“理”在“气”先,强调共相高于殊相。
“实际”与“真际”也是冯友兰表述殊相与共相的重要范畴。“实际”乃作为形而下者的“器世界”,“真际”则是作为形而上者的“理世界”。“器世界”可说是殊相的集合,“理世界”则是共相的集合。冯友兰在辨析“实际”与“真际”关系时的基本观念是“有实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实”。这实际上是认定共相可以离开殊相而有;实有必为真有,“实际”只是“真际”中本有的各种事物之理的具体显现。这样的理解使冯友兰断言“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从一个更高层面上肯定共相***于殊相,高于殊相。
冯友兰辨析事物的共殊,表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时代为中国现代哲学规定的理论课题。但他的理解偏离了事物共殊关系的实际。对于自己的理论失误,冯友兰晚年曾认为其认识根源在于不了解共相的具体“如果了解了具体的共相那个道理,‘理在事中’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个关于认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就存在说,本来没有谁先谁后、谁上谁下的问题。其所以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把关于认识的问题与关于存在的问题混淆了”①。这种自省是深刻的。混淆认识问题与存在问题,确实是导致冯友兰的结论出现片面的重要原因。
但是,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关于事物共殊关系的结论,与其在《新事论》和《新原人》中对事物共殊关系的理解不同。《新事论》探讨社会文化问题,讲文化的类型,论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已经注意到事物共殊之间的联结。《新原人》中讲“大全”,“大全”即宇宙或“群有”,也可以说是殊相的总名。“如果把‘有’了解为‘群有’,‘有’就是‘群有’,‘群有’是殊相,‘有’这个共相就寓于这一群殊相之中。⋯⋯不过照这样的了解,
‘有’这个共相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共相,而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了。”②《新理学》所讲之“理”是
抽象的共相,《新原人》所讲“大全”已涉及具体的共相。尽管冯友兰当时没有清楚的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实际上已经存在。由这样的差别,我们似可看到冯友兰思想的变化。金岳霖辨析事物的共殊,开始于对命题的分析。“道”与“式”、“能”是金岳霖辨析事物
共殊关系的基本范畴。金岳霖肯定共相的实在,与他对“可能”与“能”的分析关联。《论道》通过对“共相是个体化的可能,殊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底各个体”这一命题具体论释作为共相的“可能”的实在。在金岳霖哲学中,“可能”虽与共相有关,但“可能”并非定是共相。金岳霖对“有能”、“有可能”有专门的辨析,论及“有可能”时,曾说“这里所谓可能是可以有而不必有‘能’的‘架子’或‘样式’,一部分是所谓空的概念,另一部分是普通所谓实的共相”③。所以,“共相虽是可能,可能可不一定是共相。可能虽可以有能,而不必有能”④。金岳霖对“可能”的这种分析,认定“空的概念”与“实的共相”都属于“可能”,同时也肯定有无具体的表现乃“空的概念”与“实的共相”的区别,这种肯定实际上即是要肯定共相的实在与具体。他所谓“共相是个体化的可能,殊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底各个体”的命题正是以这样的“可能”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他具体诠释这一命题,则进一步肯定了共相的实在与具体:“照本文的说法,共相当然是实在的。相对于任何同一时间,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现实的,一是未现实的。未现实的可能没有具体的、个体的表现,它根本不是共相;因为所谓‘共’就是一部分个体之所共有,未现实的可能,既未现实,不能具体化,不能个体化,本身既未与个体相对待,所
以也无所谓‘共’。”⑤在金岳霖看来,所谓共相的具体与实在,即在于其为现实的“可能”。金
①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36、250页。
③④⑤金岳霖:《论道》,第21、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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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霖也不否认共相有别于殊相:“共相当然实在,不过它没有个体那样的存在而已。一方面它是超时空与它本身底个体的,另一方面它既实在,所以它是不能脱离时空与它本身底个体的。”①这种理解使得金岳霖既肯定共相的普遍,认为“共相超它本身范围之内的任何个体”,同时也强调共相的实在,认为“它又不能***于本身范围之内的所有的个体”。冯友兰曾经高度评价金岳霖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作出的结论,认为他肯定殊相与共相的联系与区别,强调共相的具体与实在,既正确地论释了共相的实在与具体,又深刻地指出了共相的内在与超越;总结了中外哲学史上关于事物共殊关系的论争,克服了论争中的思想片面性。金岳霖以分析的方法深刻地论释了事物的共相与殊相的联系与区别,围绕时代为中国现代哲学规定的理论课题,建构起了一种最具理论特色的哲学系统。这种哲学系统在中外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
论析事物共殊的思想方法,既不同于冯友兰,也不同于金岳霖。他基于唯物辩证法的观念,在肯定事物即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基础上辨析矛盾的普遍与特殊,深刻地论析了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②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认为矛盾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即是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肯定“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同时也认为共性不同于个性,强调共性的普遍性、绝对性,个性的暂时性与相对性。这种“无个性即无共性”的论断,也可以说是既肯定共相的具体,又肯定共相的实在,揭示了事物共殊关系的联结与实质。肯定共相的具体,本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大理论传统。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曾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能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这里所谓“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即是强调具体的共相。吸纳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资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论释矛盾的普遍与特殊,正确地解析共殊之间的联结,也为解决时代赋予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冯友兰、金岳霖这类职业哲学家身份不同,是***家。冯、金二人依凭哲学家思想的敏锐,领略时代对哲学的呼唤而辨析事物的共殊,作为***家则直接感受到实践的需要而探讨事物的共殊关系。他在领导中国***的实践中,之所以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正是由于他从哲学的层面认识到了“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事物共殊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从思想方法的层面帮助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因此,就的《矛盾论》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而言,冯友兰的《新理学》和金岳霖的《论道》,都无法与其同日而语。新晨
三种解释路向留给人们的思考
的《矛盾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同一时间段探讨事物的共殊关系,并各以自己的思想方法建立了理论系统,解释了事物共殊之间的区别与联结,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理论深度的认识成果。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留给我
们的启示,不论是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哲学创作的角度,都值得深入思考与总结。
①金岳霖:《论道》,第74页。
②《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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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冯友兰、金岳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探讨事物的共殊关系,并能形成各具思想特色的认识成果,这表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既存在不同的理论追求、思想方式,也存在共同的理论课题与发展方向。
从、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活动来看,时代的要求以及对于时代要求的自觉,使他们的理论活动旨趣都指向事物的共殊关系。不同的***治立场、学术背景及人生态度,又使他们的思想方式、理论目标以及对于事物共殊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作为现代中国***的领导人物,在哲学资源方面,除了有选择地利用某些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外,理论上自觉地吸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肯定共相的具体,正确揭示了事物共相与殊相的联系与区别。结合自己的***实践,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以中国哲学的语言对事物的共殊关系作出了简略又不失深刻的理论阐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系统。冯友兰论释事物的共殊关系,理论方面存在片面。但他不仅传介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也进行了系统的清理与辨析,这对于改变中国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极为有益的。金岳霖的《论道》则不仅在事物共殊关系的理解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认识层次,并且为人们系统地借鉴和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提供了范例。
金岳霖先生篇6
关键词：“语***”视野；语文教学；***文并茂
语言和***像，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是两种最基本的表意符号。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通过语言媒介传递的思想，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思维模式，在它之外，还存在以形状（***像符号）为概念（范畴）的“视觉思维”，即视知觉的理解力。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这两者，即语言式思维和视觉思维之间的关系，而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平行、互补的共生关系。而且研究视觉文化的学者认识到，“视觉化并不能替代语言性的话语，但却可以使之更容易理解、更便捷，也更为有效”。
因此，在对语言文字的解读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借助***像的力量提升理解，增加效率？
鄙人将梳理自己多年的一线教学实践，谈谈语***关系视野下的语文教学优化。
一、以***导入，别开生面
教授丰子恺先生的《云霓》时，鄙人即是就地取材，直接取用丰子恺先生的墨宝《云霓》漫画（未出现在教材上）作为整堂课的导入，得到了资深评委的绝高评价：耳目一新，贴切之极！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寥寥几笔，清新疏朗却又意蕴深厚，为课堂的开端注入一股清新和神韵，既别开生面，又耐人寻味。而领略了丰先生的高超漫画，自然会为阅读丰先生的散文大增裨益，且《云霓》之画恰恰是丰先生为散文《云霓》所作，可谓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而教授《金岳霖先生》时，则与大多数同仁一样选用了教材上那副漫画《金岳霖先生（丁聪作）》。但与绝大多数同仁不同的是，鄙人还继续选用了金岳霖先生的真实照片，首先是先生上了年纪的一张，接着是他年轻时的一张，学生的兴致逐步高涨。待出示第三幅时，整个课堂都被一片啧啧之声所笼罩，之后再加上一段高端大气的介绍词，金先生就彻底地征服了全班学生，由表及里、由外而内全方位激起了学生的崇拜之心。寥寥几分钟，就让人物深入生心，***片、照片功不可没。而之所以有此设想，是因为当今中学生对我国杰出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几乎完全陌生，而在一切帷幕还未真正开启之时，***片、照片之类则比规矩呆板的介绍文字来得鲜活许多，可以更好地抓住学生的双眼，进而注入学生的心田。
二、以***入课，切中肯綮
当然，“以***导入”绝不是为了独树一帜、吸引眼球，乃至哗众取宠，也不仅仅为了“别开生面”，激发学生兴趣，而应该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漫画《云霓》轻而易举地集中了所有学生的目光，也轻而易举地组织了课堂，进而抛出一个问题：请仔细观察漫画，猜猜踩水车上的两个人会聊些什么想些什么？邀请三五学生自由谈谈，顺势带入散文《云霓》中相应的描述段落，进而挖掘丰先生对人民大众的担忧和对时局的忧虑，领悟先生那深沉的悲悯情怀。
漫画《金岳霖先生》则是另一番风采，直观抢眼的***片吸引了学生的眼球后，顺势带出一个问题：你觉得金先生是一位怎样的人？而这是一个围绕全文和全课堂的核心问题，它的问出是如此自然，全无雕琢之痕迹，有赖于***片之功。而且，面对***片学生更是踊跃而发自内心地回答“有点怪”“严厉”“不容易接近”等。接着展示的是金先生上了年纪时的照片，请学生比对有何不同，此时学生的兴趣已完全被激起，于是更加热烈，其中十分真诚的回答是“好像没有那么严厉”“很慈祥”等。再者出示的是金先生年轻时的照片，此时课堂一片啧啧，全班同学为金先生的英气和书卷气深深折服。最后的生平介绍词更是锦上添花，金先生高深的才学和无人企及的成就让同学们点赞不已。至此，金先生的伟岸形象已深入人心，课堂此后进行的有关金先生在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有趣”的讨论与交流，即为水到渠成，也为鄙人带领学生再次深入解读金先生的性格形象――“真性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并茂，相得益彰
“***文并茂，相得益彰”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在授课过程中解读文本时的“***文并茂”；二是板书的***片般美化，让语文教学更优化。
（一）解读文本时
在教授《江南的冬景》时，鄙人有幸目睹了某艺术学校学生的手稿，真是拍手称绝，一幅幅铅笔画不着一丝色彩，却把江南冬景的淡雅、疏朗和悠闲展露得淋漓尽致，让人倾心不已。而且在这些习作的感召下，鄙人的学生也描绘出了一幅幅虽非美作，却也是极富意境的铅笔画，让人心喜！
（二）板书美化时
在指导实习生教授《前方》时，随着文本解读的逐步深入，遂将最关键的板书囊括在一辆简笔画的“车”里，这样一来，就与文本上的照片《前方》相契合，又有着板书简洁而自成一体的美感，而且能将文本的解读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展现在直观明了的***像上，还能由整个板书“车”不言而喻地体现“在路上”的深刻命题。
在教授《金岳霖先生》一课时，随着文本解读的逐步深入，似是随意、实则有预设地在黑板上散落着写下金岳霖先生的形象特征、性格特征等，待解读达到第二层的深度――金先生的“真性情”时，将四散的板书勾画出花瓣形状，将中间的“有趣”“真性情”画出花心，至此一朵花冠就呈现而出，再顺势画出茎叶，引导学生指出本文在人物描写方面的突出特点――细节描写、以小见大，分别将它们嵌入两片叶子。最后，带着同学们解读文本的最后两段，在花朵旁垂直写下“一花一世界”，将教材板块的“一花一世界”融合得严丝合缝，又深得其中奥妙。此节公开课在板书上所做的功夫，得到了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一师称此精致的设计堪为典范，而且能与课文解读相融合，与教材板块相契合，真可谓***文并茂，相得益彰！
因此，鄙人于实践中兜兜转转，既失亦得得出：但凡与教材相关的***片之类，均得细细思量，量文而取。若运用恰到好处，自是锦上添花，与教材文字相融相生，自是有一片天地！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语***关系视野下，语文教学将会获得高效提升，遵循语言和***像互补的关系，并且互补地运用，将会为语文教学带来新境界。
金岳霖先生篇7
记叙文教学中细节描写是重点内容之一，总结教材中成功的细节描写的特点，师法教材中成功的细节描写是进行细节描写教学的比较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细节描写 独特性 简练性 蕴含性
记叙文写作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而教会学生如何选择细节进行描写则又是记叙文写作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所以就应该了解经典文学作品细节描写的特点，并且向记叙文细节描写写作教学迁移。
在叙事类文学作品中，得当的细节描写既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又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更加有助于深化或升华文章的主题。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当一切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经过加工，这时，再前进一步，唯有细节，组成作品的价值。”①作家李准曾经说过：“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②由此可见，细节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在记叙文写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细节描写是成功的？这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成功的细节描写应该具备以下的特点。
一、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对艺术形象加以独特处理，在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应该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应该是某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标志。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人物的语言细节、动作细节、外貌细节和心理细节都可以成为人物形象的标志性，典型性的特征。比如，“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 ”这两句对人物外貌中的眼和眉的细节描写就是非常独特的。当读者读到这两句话时，意识中马上反应出这个艺术形象就应该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而不是其他的人物形象。同样，当读者看到“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两句话时，意识中反应出的应该是林黛玉的形象，而不会是其他的人物形象。再比如当读者看到“活像个画***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句话时，意识中反应出的应该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形象。这些独特的个性化的细节描写与艺术形象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一对应的紧密联系，同时这样的联系也深深地扎根在读者的意识中，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简练性。简练性即简洁凝练。细节描写固然可以非常的细腻逼真，就像工笔画一样，但是细节描写也可以像写意画一样，简洁凝练而传神。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在《论文偶记》中写道：“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当然，细节描写语言的简练性要建立在能够传人物神韵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细节描写的语言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集中性，指向并集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不能为了简练而简练。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金岳霖先生》，为了表现金岳霖先生的“怪”，就围绕这个特点选择了几个典型的细节，并且用简练的语言进行勾勒。作者首先描写的是金岳霖先生的帽子，“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就这一句话，至于这顶帽子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等一概不述；其次是描写金岳霖先生的一个神态，“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最后描写金岳霖先生的衣着，“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文中再也没有其他的对金先生的外貌方面的描述性文字，或许是汪曾祺先生认为其他的信息无关紧要，那就不要。就这样，作者只是从三个角度写意式地刻画了金岳霖先生之“怪”，语言简洁凝练但是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集中性，而没有像工笔画那样进行非常细腻的描写，但是这些文字足以传达出金岳霖的性格特点。
三、蕴含性。成功的细节描写具有较强的表现性，往往蕴藏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不过这种思想感情常常是隐性而非显性的，显得相对委婉含蓄曲折，似乎有曲径通幽的意味，所以读者需要深入到文本中，经过一番认真地思考，细细地咀嚼之后才能真正地体会到细节描写的文字背后隐藏的丰富复杂的真情实感。
鲁迅先生的《祝福》中有这样一句话“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这句话是对乞丐祥林嫂的集中描写中的一句。这句话的表层意思非常明晰，而且完全可以换一种表达即“内中一个破的空碗”，单从表意的角度看这两句的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作者让“空的”这个短语单独成句，很明显有自己的用意，有意引导读者联系背景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有意在强调“空的”背后的隐性含义。联系文本中提到的背景，“我”回到鲁镇时，正直鲁镇家家户户准备祝福之时，无论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但此时应该是家家户户食物最丰富的时候。按照正常的社会伦理，此时，即使是一个陌生的乞丐来到鲁镇行乞，当地的人们也应该或多或少地抱以同情之心和食物等方面的帮助，但是，面对相对比较熟悉的命途多舛的祥林嫂，鲁镇的人们此时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所以这个“空的”不仅仅是与祥林嫂的乞丐身份非常吻合，而且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鲁镇人际关系的冷漠与残酷，人们缺乏基本的悲天悯人的意识，甚至可以说人们的精神与灵魂都是空的，无异于行尸走肉。借用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一句话：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这样由点到面地深化了文章的主题，所以这个细节描写传达出的意蕴是相当丰富的。
当然，教材中成功的细节描写不胜枚举，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只有在仔细研究分析之后总结出一些共性的认识，才能有效地向记叙文的写作教学进行迁移，才能真正做到用好教材。
金岳霖先生篇8
关键词：课堂；拓展材料；优化；策略
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为了化解课文难点、加强比较、拓展学生的视野，教师往往需要引入一些课文以外的材料。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引入课堂拓展材料时，在目的和内容、方式和时机等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拓展材料引入的优化策略。
一、明向：从“随心”到“所欲”
随心，就是在课外材料引入时教师只是凭自己喜好为之，甚至是手头有什么就引入什么，比较盲目，主要表现为引入阅读材料仅仅是一种形式，运用缺乏针对性，简单地一读而过。甚至一些教师引入的材料与课文情感内涵完全无关，造成课堂的“失明”。
所欲，就是明白自己引入相关拓展材料为了什么，想要达成什么目的。教师在引导学生深入研习文本的过程中，课外拓展材料的引入需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教师需要对大量的课外拓展材料进行筛选、加工和优化，并结合课堂所需，做到课堂拓展既有知识的丰富性，又能够紧密结合教材文本，突出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如笔者在执教《我心归去》一文时，在引导学生理解文中作者对故乡的内涵的哲学思考时，结合本单元“月是故乡明”的主题，引入韩少功写的《世界》中的一段文字让学生揣摩：
人可以另外选择居住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你没法选择你的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你没法重新选择童年或者少年，一只口哨，一个铁环……如果你曾经有过最动情的心事，最快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荒唐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经过揣摩，学生就提出了疑问：材料中“人可以另外选择居住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而书本上说“故乡和出生地不是一回事”。“生命之源”不就是故乡、出生地或者居住地吗？好像和书本上说的有矛盾啊。
问题一提出，马上引发了大家对故乡文化内涵的思考：
生1：故乡有我们美好的回忆，一个土墙、泥路、蜜蜂，还有很多伙伴们，出生地未必有这些美好的回忆。
生2：故乡有我们的劳动、生活体验的痕迹，就如作者说的犁头等，出生地和居住地也未必有这些。
生3：故乡有大家的辛苦付出，无私奉献，美丽乡村建设。
师：出生地、居住地并不意味着故乡，故乡意味著我们的付出，在对故乡的文化意义思考中，作者展现了对故乡的一种怀念之心，感恩之心、奉献之心、期望之心……
通过课外材料的引入、比较，笔者在课堂上有效地引导学生对作者笔下故乡的文化内涵进行思考和把握，使学生真正明白故乡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对一群人的意义，突破了文章难点。因此，课堂拓展材料的引入需要教师认真选择，为课文的学习导航。
二、聚焦：从“失衡”到“精准”
在语文拓展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引入的材料加工不够，有时候显得过多，看似引入的内容“丰富”，实则显现出杂乱无章，而且还挤占了课堂的时间，导致整堂课上课内文本的阅读和思考缺少时间，打乱了课内文本的阅读，忽视了阅读的主体内容――课内文本，导致课堂“失衡”。
如有教师在执教《金岳霖先生》一文时，整节课教师大篇幅地介绍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之间纠葛的爱情故事，占用了一节课的时间。尽管学生对此很感兴趣，但课内文本却没有涉及，课堂“失衡”，让学生仅仅听了一个“故事”。
精准，就是要明确引入目的，并聚焦于某个点，选择精练且可以准确地印证、发掘或深入探究的材料。如笔者在执教《金岳霖先生》一文时，课前引导学生通过***书馆或网络去查阅资料，如西南联大相关知识、金岳霖先生相关事迹以及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等等，学生很感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对金岳霖先生的认识仅停留在“有趣、怪异”的层面上，因而进一步引导学生聚焦于文中的细节“金岳霖先生上课的时候扪虱而谈”，引发学生讨论和思考。
生1：我觉得这个老师有点不可思议，很随意。
生2：先生很纯真，一点也不做作，上课从身上抓出个跳蚤也不回避，还抓在手里把玩。
生3：我觉得金岳霖先生很善良，他抓了跳蚤并没有捏死它。
此时笔者引入魏晋风度相关材料：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魏晋时期的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人格思想行为极为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
通过对材料中魏晋风度的解读，并结合材料研读文本细节，引导学生纵深挖掘内涵，学生们很容易明白金岳霖先生的行为不仅仅是有趣、怪异，而且是一种自信、风流、潇洒的人格范式，让学生真正感受金岳霖先生的教育魅力、真善美的人格魅力以及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因此，语文课堂教学拓展材料引入需要结合具体文本中可挖掘的点进行聚焦，做到内容精简、适宜，教师需要能够精准地对课文中的某个点进行深入研习和探究，让学生能够真正地深入文本，理解领会作者寄寓在文中的真情实感，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三、触发：从“程式”到“机变”
在拓展材料的引入方式和时机上，有的教师往往有程式化倾向，课堂开始即展示作者与写作背景的自不必说，就是运用现代新技术，往往也作程序化的设计，鼠标点击成了预设的简单操作。而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只是被动的观看者。
如有教师在执教《寡人之于国也》一课时，按固定的程式给学生引入课外材料，介绍了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人民的生活环境，即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伐，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继而翻译文本并学习文中治国措施。学生往往对文言文有种生疏感，而课外材料引入的程式化进一步导致学生失去对文章的学习兴趣。
机变，即要求教师根据引入的具体内容和目的，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灵活多变，触发学生有兴趣地参与文本的探究。如笔者执教《寡人之于国也》一课，曾引导学生围绕“梁惠王是不是一个好君主”这一问题展开课堂讨论。
生1：梁惠王是一个好的君主，因为在第1段中，面对国内的灾荒，他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如“河内凶，移其民与河东，河东凶亦然”，可见他是关心爱护百姓的。
生2：梁惠王不是好国君，因为尽管他做了这些事情，但我认为老百姓并不希望被迁徙，而是希望能够留在自己的家乡，安土重迁嘛。
生3：我也认为他不是一个好国君，因为文章中写道：“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说明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说说的，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老百姓依旧处于深重的苦难当中。
生1辩驳：这么大个国家，作为一个皇帝也是有心无力的，他是一个好国君，或许不是一个称职的国君。
……
师：请大家看这则材料：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孟子被“招t”应邀来到魏国，梁惠王曾对他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 ”《史记・魏世家》
从学生们在研习文本的讨论看，他们似乎有难以解决的矛盾，笔者适时引入课外材料让学生进行阅读思考，讨论梁惠王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国君。从拓展材料中学生很容易看出，梁惠王喜欢打仗，而且人力、物力均损失惨重，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因此战争才是国力空虚的根本，可见梁惠王治国爱民是有心却无行动，而且在他的治理下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
简短的拓展材料，在学生讨论学习出现难点的时候找准时机引入，能有效助推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继而推动课堂向纵深发展。因此，课外拓展材料的引入不是死板的，而是需要根据课堂的动态演变而变化的，有的拓展材料可以课前引入，有时可以在文本难点解读时引入，抑或是结尾引入，这需要视教学的进度、学生需求和文本的特点而定。
金岳霖先生篇9
思维的真实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和客观现实相一致,思维的正确性是指思维的过程(概念间的联系和判断间的联系)是符合逻辑规律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问题包括三个子问题:“其一,推理前提的真实性与正确性问题,即真假对错问题。其二,推理形式的正确性是否以逻辑规律的真实性为基础,即正确性与真实性是否统一的问题。其三,形式逻辑管不管推理前提的真实性问题。”[1]现对比一下金岳霖、王方名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
1.金先生以如果,那么为切入点的解决方案。金岳霖先生讲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以推论和推理的关系为出发点,认为这个问题与推论和推理的关系密切相关。蕴涵在日常语言中的形式是如果,那么,推论用日常语言刻划为所以。金先生坚决反对把如果,所以混在一起使用。他举例说:“如果你明天病了,所以明天就不来招呼你。”[1]所以和如果连用是错误的,那么应该和如果连用。他认为蕴涵和推论是要严格区分的,不能“肯定如果两个字之后和那么之后的那一句或那些句话的真实性。”;例如如果我昨***了,那么我昨天停止呼吸了,这句话千真万确。虽然我昨日没有死,如果之后和那么之后的话虽然都是假的,而如果――那么这整句话是符合逻辑的。其所以如此,因为如果之下说的死这样一件客观事实,能够必然的得出那么之后说的停止呼吸那样一件客观事实。但是,我们却不能接着说,我昨天死了,所以我昨日停止呼吸了。因为我昨天没有死,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它虽然是如果――那么这一判断的前件,却不是前提。所以,我昨天停止呼吸了这句话是后件,却不是结论。前件不是前提,后件就不是结论。我们不能通过肯定所以来把后件作为结论来肯定,蕴涵只要求前后件关系的真实性。所以就不同了,它不仅要求前后件关系的真实性,而且要求肯定前件的真实性。金先生从“所以”开始论述问题。提出蕴涵和推论的不同,那么和所以的区别。如果――那么这样的判断不肯定如果之后的前件是真的,也不肯定那么之后的后件是真的,它所肯定的是前件后件的关系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提出一部分正确性和真实性分家的说法是混淆蕴涵和推理的结果,是混淆那么和所以的结果。
2.王方名先生与金先生的争鸣及其论证的独特视角。王方名先生不同意金先生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企***用推论和蕴涵的区别来否定别人所举的形式正确,前提和结论虚假的实例,从而论证整个思维的真实性和思维的结构的正确性的统一是有问题的。他认为金先生在方***上是以偏概全,推论和蕴涵只是人类思维的局部现象,要想用一个局部现象论证人类思维领域的情况,即令金先生论证推理和蕴涵本身完全正确,也完全不能得出人类思维的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统一的结论的。王方明质疑金先生是因为他忽视了金先生立论的基础。金先生认为“形式逻辑包括归纳,如果我们从归纳这一方面来考虑真实性和正确性问题,我们会更容易看出他们的统一性。”[2]金先生巧妙的讲出了二者存在的差别,在归纳命题中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思维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统一的结论。金先生讲二者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统一,因此可以认为二人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他对金先生论证推理和蕴涵的区别,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金先生是把推理和判断两种并不相同的思维形式相提并论了,直言三段论是推理,蕴涵命题是判断,他对金先生论文中所刻划的(甲),(乙)两个三段论式进行了他的分析。他认为金先生写出的(甲),“如果MAP(1)而且SAM(2),那么SAP(3)。”[3](1)、(2)两个判断只是假言判断的前件的并列构成,整个只是假言判断的前件,(3)是假言判断的后件。这是一个蕴涵命题,也就是一个假言判断,根本不是推理,因为它没有前提和结论,它只有假言判断的前后件。他认为金先生的表达式(乙),MAP(1),SAM(2)所以SAP(3)。这是一个直言三段论,它有大小前提和结论。这样,王方名批评金先生对推理和判断采取游移不定的看法,对周谷诚等人所举的虚假三段论式的批评站不住脚。认为这些例子在普通逻辑学领域是无可非议的,蕴涵关系加进来也丝毫不能抹煞他们那些例子,因为蕴涵的实质在普通逻辑学领域不过是假言判断。如果,那么是实质蕴涵的主连接词,“实质蕴涵最早是由古希腊买加拉派学者斐洛提出的,认为条件命题存在着四种可能的组合――前件真后件真;前件假后件假;前件假后件真;前件真后件假。”[4]莫绍揆在《数理逻辑初步》中说实质蕴涵在简便方面胜过任何其他的蕴涵理论,已是建立在这个简单的实质蕴涵基础之上的,现代逻辑把许多推理用实质蕴涵的形式加以刻画。因此,王方名提出实质蕴涵是假言判断的说法是有争议的。他也提到:“据说有数理逻辑学家要把直言三段论都变成蕴涵关系,我不懂数理逻辑,不便发言。”[3]
在思维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上,他主张用思维的结构这一命题进行解读。他认为概念、判断、推理的有机结合形成思维的结构,发生了结构的问题,才发生思维的正确性的问题。在思维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问题上他的独特见解在于,从线性的历史角度看,遍及一切思维领域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在人类思维史上,思维形式发生得早,而思维结构形成得晚,在没有发生思维结构之前,是谈不到思维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统一的。”[3]而且,思维的推论的形式结构比思维形式应用的范围要宽泛。因此,在两者不同时适用的范围内,就不存在思维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统一问题。
思维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统一性问题就问题本身并不具备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性,但在学术受***治控制极其严重的年代,从一个退后的起点出发,能够再驶上正确之路,两位先生的讨论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特别是金岳霖先生以对如果,那么和如果,所以的区分来说明这一问题,从对主连接词的具有思维形式的分析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就以对旧问题的说明来阐发具有领先意义的现代逻辑问题,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王方名先生在论述中表现了更令人称道的理论勇气,而金岳霖先生则在委婉曲折中提出个人观点,他们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时代所能允许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沙青、张小燕、张燕京.《分析性理性与辨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证的历史反思》.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P99,P88,P2
2 金岳霖.《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逻辑问题讨论续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P1
金岳霖先生篇10
一、做原生态的语文教师，取得学生认同
新课程注重语文教学生活化，为此必须转变传统的师生关系，构建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协作的新型师生关系。教育家陶行知说：“教师的责任并不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要使学生愿意学，必须建立师生间的信任关系。生活中，对学生说真诚的话，做真诚的事，课堂上会很容易建立师生间的互信关系。
谈及庄子的无为思想时，笔者对学生说：“我非常羡慕庄子的境界，但说句老实话，目前我还是无法达到老庄的境界，因为我还要想着评职称。”笔者的真实引起学生的会心微笑。在教学刘亮程《今生今世的证据》时，笔者引导学生回忆往事，并谈到自己幼时的生活片段。讲到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母爱”时，笔者又针对“母亲”的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学生写周记，笔者跟着一起写，并与学生分享写作成果。语文课成了师生思维碰撞的阵地，学生的创造力也因此提高。
实践证明，师生关系直接影响教育教学效果。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在收获学生信任和尊重的同时，语文课也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浓墨重彩话背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笔者设法选择契机，设置生活情境，作为语文课堂的内容，使语文生活化。在阅读教学中，从作者及其写作背景入手，最便于引导学生走进生活。
在学习《金岳霖先生》一文时，笔者将徐志摩、林徽因以及金岳霖的相关资料作了详尽介绍。学生被生活中的金岳霖深深震撼，带着好奇和崇拜，学生很快读完了全文，并进一步了解金岳霖先生的为人风范，并轻松掌握了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课后，不少学生找来相关书籍，开始对徐志摩、林徽因进行深入研究，实现了语文学习的拓展。
在介绍司马迁时，笔者生动讲解大汉天子、将***卫青、小将霍去病以及李陵事件。学生满含兴趣、充满期待地走近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枯燥乏味的古文学习也因此活泼起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文字背后的故事，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三、挖掘文本的生活元素，让学生感受生活的多彩
挖掘文本中的生活元素，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开拓学生视野，满足学生获取知识的愿望，使课堂教学丰富有趣。
教学刘亮程《今生今世的证据》时，读到“我真的看见过……大风……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我真的沿那条黑寂的村巷仓皇奔逃？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条好腿一下一下地捣着地。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时，笔者让学生回忆类似生活经历，有人谈到自己下水摸鱼的情景，有人谈到等待自己回家亲人的身影，谈到儿时的烦恼。
当学生把已有生活经验和文本相结合的时候，会点燃思维的火花，在文本与生活的对比中，理解课文内容。
四、寻找课外生活亮点，引导学生用笔去感悟生命
陶行知先生说：“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教育源于生活，适应生活的需要，因而教学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的教学会让学生失去自主学习的动机。
在***训前后，笔者让学生写下周记《***训畅想》、《***训剪影三则》；在妇女节来临之际，让学生写作文《感谢您，妈妈》；在清明节后，布置作文《清明上河***》。因为亲身经历，学生文思敏捷，写出不少佳作。一位学生在《***训剪影三则》中形容舍友的呼噜声时写道：“万恶的家伙，他居然打呼噜。听，那绵长厚实的呼吸声，连续中戛然而止，紧接着，一声刺耳的像小猪哼哼一样的声音响起，不要急，这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像滚石落山一样的振荡声接连不断地响起，声音由长到短，从低沉变高亢，正如瓢泼大雨，陡然间变成了恐怖的泥石流……受不了啊！耳朵塞纸巾，枕头包住耳朵，躲到被子里，盖在大衣下都没用，那声音就像长了腿一样往我耳朵里跑。唉，一夜未睡啊！”文笔生动活泼。李镇西说：“作文只有‘真’，才会‘善’和‘美’！” 要写出好作文，作文教学必须引导学生贴近生活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